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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脱节；对政治利益的考虑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分家甚至背道而驰；在安全上依赖日美同盟却又不能不同时构筑周边安全机制；在政治上对中、韩等亚洲各国不买帐，而经济上却需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合作；有选择地推进双边外交却缺乏地区外交战略，……这就是当今日本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和战略贫困的表现。
秋天还没有到，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就早已开始了。教科书、李登辉访日、大葱鲜蘑菇摩擦、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不久前上台的小泉新首相将执行何种外交政策？能否立足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制定理性的政策？还是为了全力应付即将举行的选举，首先考虑维持“人气儿”，以避免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到失败？现在看来后者的分量要重得多。小泉曾批评自民党政治家们“把派系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但他本人却无论如何达不到能否定“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境界。
察言观色 迎合选民
为了维护自民党的统治，为了争取自民党的选举利益，小泉在内外政策上、特别是对外政策上不能不采取“察言观色”的作法，根据舆论的反应频频改换调子。当然，这里所说的“舆论”是指“国内舆论”，因为政治家的“票田”是有国界的。经济上再怎样“国际化”，政治家的“票田”却更加“国内化”，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更加“国内化”，因此对国外舆论、特别是对亚洲各国的舆论、恐怕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比如，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政权对中国、韩国等的反应，可以权且听一听，或者也可以作些“解释”，但在事关自民党的选举利益的问题上，就会毫不含糊，我行我素。因为当今的日本已经不是“55年体制”下的日本，那时只要亚洲各国有所反应，就会在国内“炸锅”，引起极大争论，甚至具有改写“票田”的影响。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亚洲各国的反应即便不买帐也算不了什么，或许不买帐的作法更有利于巩固和争取特定的票田。
但是，这里暂且不说日本在道义上应该怎样对待历史问题。即便从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上的利益看，日本也不能不重视对亚、对华关系，避免在历史问题上走得太远而严重损害同亚洲各国的关系。最近日本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就认识到：应当“采取借助东亚国家的发展力量，作为重振本国经济的策略。”过去，日本在经济上采取的是“一国繁荣主义”，现在这个主义是走不通了；如今已经“失去了十一年”的日本经济如继续采取“一国恢复主义”，而不积极利用亚洲经济、社会的活力来促进其经济恢复，恐怕是难以真正实现其复苏目标的。对于日本决策者来说，无论是财政手段还是金融手段，都已接近“极限”，“内向型”经济结构改革也难以行得通。只有在追求“亚洲繁荣主义”的大棋盘上，如同陷入“死棋”一般的日本经济才能走活，才有出路。
是否跟着布什亦步亦趋
美国新总统布什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全面调整，从坚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到否定有关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作出了一系列同时代倒行逆施的举动，与此同时，布什在对华政策上也趋于强硬。
在此背景下，小泉政权在外交上将如何动作，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会不会跟着布什起哄，也采取对中国不买帐的强硬态度，不能不令人关注。
或许，日本领导人本意还是想同美国和中国两边都搞好关系，但为了忠于那个“至高无上”的日美同盟，在对亚、对华战略上很可能对美国亦步亦趋，完全失去自主性，或因受美国制约而举棋不定。
但是，日本政府如果在对华政策上跟着布什起哄，也要看看自己的条件。究竟日本跟美国还是有所不同：没有美国那样强大的综合国力，又离中国这么近，同处亚洲地区，万一亚洲有个三长两短，美国可坐在太平洋彼岸隔岸观火，日本却免不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脱节；对政治利益的考虑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分家甚至背道而驰；在安全上依赖日美同盟却又不能不同时构筑周边安全机制；在政治上对中、韩等亚洲各国不买帐，而经济上却需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合作；有选择地推进双边外交却缺乏地区外交战略，……这就是当今日本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和战略贫困的表现。
这里有三个根本问题值得提出来：
其一，日本是按照美国政府智囊对日政策报告所要求的那样，做“亚洲的英国”，进一步将自己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之中，还是如同日本国内某些有识之士所主张的那样，做“亚洲的德国”？前者意味着日本将加强同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同步”，置对亚、对华政策于不顾；后者则意味着日本对亚洲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二，是继续停留在冷战思维上，还是真正结束冷战，抛弃冷战思维。今年4月，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一麻生在竞选中声称：“亚洲还有3个共产主义国家，冷战在亚洲并没有结束”。人们记得，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确实利用冷战格局获得了好处，成为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所谓“冷战在亚洲并没有结束”的形势判断，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家对冷战格局的留恋，想继续做冷战格局受益者的愿望，但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其三，是否明确坚持“日中不再战”。战后以来日中友好运动的宗旨就是“日中不再战”，其基本主张就是要正确对待历史，维护和平宪法（特别是宪法第九条），反对政府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等。
最近，小泉在为自己要参拜靖国神社进行辩解时说：“不能简单地把参拜靖国神社同战争联系起来。”然而，每当日本的“战败纪念日”，只要到靖国神社看一下那些战争亡灵的祭奠者们佩戴军刀、杀气腾腾的模样，给人留下的印象分明就是一篇“日中再战”的宣言。
显然，如果日本的首相也同那些佩戴军刀、杀气腾腾的战争亡灵祭奠者正式地站到一起，那不管如何解释，至少给人的印象就是要将日本领到“日中再战”的十字路口。
日本的一些政治家总是希望别人理解：如果不纪念在那场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不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今后还如何号召年轻人为国效劳、甚至捐躯？有的参加总裁竞选的政治家甚至要求外国人“理解日本也应当有自己的光荣的历史，光荣的战争”。然而，他们有没有想过日本的“光荣的战争”带给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韩国人民的是什么，中、韩等国人民怎能忘记当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他们的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能忘记细菌战、毒气弹（至今日本的毒气弹还留在中国一些省份的土地上）、“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等等的悲惨历史。看来两国的人们对那场战争的立场、感情的差距实在太大，难以弥合。
一般来说，加害者更希望抚平历史的创伤和仇恨，更希望让历史成为过去。然而在中日关系的场合却恰恰相反，反而是加害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挑破历史的伤疤，激发民族间的仇恨。他们的思想实在太旧，不看当今时代的变迁，军事技术的革新，他们似乎还不明白“日中再战”只会给日本带来毁灭。
双边外交与地区外交
小泉政权从前任那里接过的一项重要的“外交遗产”就是一系列的、处于不同进展程度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本—新加坡、日本—墨西哥、日本—韩国、日本—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等等，但是，在地区外交或亚洲外交方面日本至今无所作为。
积极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外交。2000年12月，日新两国首脑就推动日新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目前两国已进入政府间交涉，并就协定内容达成协议，有关国会批准等手续预计可在2001年内全部完成，以便使协定在2002年1月得以生效。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实际采用的名称是“新时代日本新加坡经济连携协定”，因为它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相互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合作、技术共同开发等丰富内容。从协定的项目数看，有关关税、非关税壁垒的项目仅占20%多，其余60-70%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没有的新内容，诸如经济技术合作、制度政策协调等。
在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即将实现的同时，日本经济界对实现日墨自由贸易协定的呼声很高，这是因为墨西哥与欧盟之间正在就墨—欧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交涉，该协定预计将在2003年生效，届时欧盟的商品将可经由墨西哥“无关税”地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从而使日本商品在巨大北美市场的价格竞争力遇到挑战。为了使日本的企业能在北美市场同欧洲企业平等竞争，日本的企业界急切希望实现日墨自由贸易协定。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尽管韩国政府比较积极，但来自韩国产业界的阻力较大，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的好处不大，特别是汽车、电机、电子、机械等产业在近期可能蒙受重大冲击，因而要求日方加强对韩国的经济、技术援助。至于日方的问题主要是农林水产业的竞争力较弱，如与韩国实现自由贸易，日本的农林水产业将会蒙受打击。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日韩两国领导达成共识，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有可能较快实现，未必迟于日墨协定。因为当前韩国的经济规模只及日本的十分之一，尽管自由贸易协定可能给韩国产业带来冲击，但从整体上说，韩国经济亟需加强同日本的合作。此外，也须看到对推动日韩协定持积极态度的金大中总统的任期还有一年半，在这一年半当中，日韩间需要加紧努力。
除去同新加坡、墨西哥、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日本—智利两国也在对日智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开展研究，日本—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在酝酿。后者意味着日本有人主张不仅是在军事、安全方面加强日美同盟，而且在经济方面也要加强日美同盟，问题是在当前“美强日弱”的经济形势下，搞日美自由贸易区对日本能带来多大好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除此之外，日本还加强了同印度的软件外交，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从远东直达日本列岛的输气管工程的蓝图已经形成。
地区外交仍无所作为。与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外交”相比，日本在地区经济合作外交方面的行动却十分迟缓，可以说当前日本并未认真考虑如同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问题。有人估计今后日本必须是在一种强大压力之下才肯走东亚联合之路，这个强大压力可能就是中国大陆与“四小龙”当中的香港、台湾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届时韩国也加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不得不考虑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问题。
当然日本国内积极倡导地区合作的学者大有人在，日本政府最近发表的《通商白皮书》也主张“利用中国等东亚各国的经济活力来促进日本经济的复苏”，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地区外交战略’很差”，远远不能适应日本经济迅速“入亚”或“返亚”的形势。现在，日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已从过去的百分之三十几降到百分之二十几，今后可能降到百分之十几，而日本同亚洲各国的贸易的比重却在不断提高，以致“很多过去驻美国的企业人员现在被调到亚洲、调到中国来。”
面对这种形势，日本却总是推不出一个像样的地区外交战略的蓝图，一个重要原因诚如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一位官员所说，“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历史问题这个‘负的遗产’，使日本对亚洲外交缺乏自信”。“二战后日本在亚洲外交方面作了多次努力，总也未能取得成功，所以日本对地区外交、即亚洲外交缺乏信心”。
对华关系是推进地区外交的关键。日本地区外交战略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总是摇摆不定，而避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谈不上全面的“地区外交”。
尽管日本有关方面声称“日本搞日新、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排斥中国的意思”，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日本同新加坡、韩国搞自由贸易协定外交，同俄罗斯搞能源外交，同印度搞软件外交……给人一种“唯独把中国甩在一边”的印象。
不能否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自由贸易协定，其难度显然比日新、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大得多。在日本看来，如果同中国搞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的纺织、农林水产等产业必将蒙受巨大打击，对这一大块“选举地盘”政治家是不敢得罪的。最近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大葱、鲜蘑等三种农产品实行所谓“紧急进口限制”，也与政治因素或“选举因素”有关。
除此之外，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有的经济界人士甚至认为，“如果要搞日中自由贸易协定，也期待出现‘由中方主动提出，然后日方作出响应’的模式，要由日方主动提出，从政治上讲比较难”。“采取日本‘接受对方建议’的方式，在国内比较容易做说服工作，有利于扩大赞成一方的力量”。
鉴于以上原因，人们认为日中之间在近期实现自由贸易协定“不现实”，“要花费更长的时间”，特别是“日中自由贸易协定至少也要等中国加入WTO之后才有可能考虑”。
有的日本学者还提出这样的看法：“关于自由贸易区，问题是中国太大，如果整个中国要同某些外国、例如日、韩搞自由贸易区，恐怕很难。因此，中国是否可能采取‘新特区’做法，即研究建立中国某个城市、某个省同某一两个外国的自由贸易区，比如，‘日本—新加坡—上海自由贸易区’，‘日本—韩国—大连自由贸易区’等等。当然，这绝不是简单的问题，至少宜作为一个课题来开展研究。”
对东亚经济合作表现出积极态度的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日本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外交，绝非意味着日本对多边地区合作不重视。日本的意图是从日新、日韩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向东亚地区合作扩展。比如10+3财政部长在泰国已经达成的有关货币合作的协议。目前日本正在考虑有关推进地区合作的任务包括如何吸取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形成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各种‘装置’，建立共通的一揽子货币等。此外，在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外务省，一些官员对中国学者提出的‘3+1’（中日韩加上香港）、‘3+2’（再加上台湾）自由贸易区构想很感兴趣，正在积极进行研究。”
其实，货币问题、能源问题、物流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如何寻求解决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摩擦的办法或机制等，均是能引起东亚各国共鸣的重要合作课题。然而，今年在日本却出现了一些同东亚合作背道而驰的作法和主张，除去“大葱摩擦”之外，在日本还有人主张采取日元贬值的办法来促使景气复苏，而这种“近邻贫困化”（以邻为壑）政策必将使亚洲各国受害。此外，小泉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在严重损害中日两国开展合作的气氛。
总之，在地区外交或亚洲外交方面小泉政权将如何行动，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