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异源同流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8691（2000）03—059—14
一
自19世纪末开始有关白族族源问题的讨论，至今已有100多年。 白族在云南历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汉的滇国，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南中大姓，西爨400年的称霸，南诏大理国的崛起等， 都和白族先民有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响下，随着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建立，《云南日报》开展了一次白族族源问题的争论，有土著说、傣族说、氐羌族说、濮族说、多种族的融合说等。与此同时，向达在《历史研究》、陈碧笙在《厦门大学学报》分别发表文章，中央民族学院就白族历史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中共大理县委组织了多次座谈会，云南大学有的学生也以白族历史为题写成毕业论文。1957年下半年～1976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这种讨论沉寂了20年之久。1978年末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从事民族史研究包括白族族源问题研究的学人，又开始活跃起来，以不同方式展开讨论，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的看法。现在看来，除去一些西方学者如法国人拉古伯里和英国人派克伪造的南诏傣（泰）族说曾一度为泰国史学界所承袭外，其余诸说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免蔽于一隅。在国外，包括一向持傣族说的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在1998年去世前多次和我交谈，也改而承认白族是藏缅语族的一支。目前几位一直研究云南民族史的学者，多主张白族源于先秦至汉晋时期分布于滇川边境之僰人，但他们是土著或外来以及迁徙等问题上还持有不同看法。
首先，老一辈的云南民族史学家方国瑜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白族起源问题时发表《略论白族的形成》（注：《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75年5月。）一文中， 提出“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由僰道（今四川宜宾）迁来是很可能的。据《吕氏春秋·恃群览》所载僰人原住在青衣江入岷江（古离水）地带，属于氐羌系统，后迁到岷江入金沙江处。《华阳国志》载：“秦始皇经营僰道，僰人被迫迁居到滇东北地区。”他又说：“白蛮由僰道迁来，虽没有最明确的史料，但一些笼统的记载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元史地理志关于马龙州、益州、仁德（寻甸）府的记载，都说有僰刺蛮居住，后被爨部占据，僰人迁去；……《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从第三世纪滇东区域经过激烈的战争，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区域的“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郡”。有许多人逃到滇西去了。这些人中主要当为僰人和汉人。这与“白子国”和白蛮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当同是一事，《南诏野史》说“白子国”大酋张氏由滇东迁来。方国瑜又说：在9世纪以前， 洱海区域有“昆明族”、“哀牢夷”、“白蛮”等不同的族系，这些分散的部落的社会发展不一样，彼此之间的斗争厉害，部落一直在兼并着，这就产生了较大的部落如“六诏”等。由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抗唐战争的影响，各部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由统一而联合为一体，最后发展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白族，这时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方氏又承认白族是多种民族的融合体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大理白族先民从四川青衣江入岷江处经僰道（今四川宜宾）迁到大理， 却忽视了距今4000年的洱海东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和距今3100年的洱海北（今剑川县）海门口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则是值得商榷的。
林超民承袭方国瑜白族源于僰人的论点，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僰人的族属与迁徙》（注：《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 ）一文中，认为僰人是氐羌的一支，先秦时期由湟水流域南迁到岷江以西的青衣（今四川雅安地区），汉初僰人已循岷江向南到达犍为（今四川宜宾地区），以僰道为中心建立“僰侯国”。大约从战国开始秦国向巴蜀拓展，僰人被迫继续南迁，在流动中未形成大的部落邑聚，故未载入《史记·西南夷列传》。东汉时僰人到达滇东成为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地区）的主要居民。从东汉末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僰人向滇池和洱海地区迁徙，当时出现的“下方夷”当是“从朱提迁出而无下落的僰人”。西晋以后，“朱提与云南两郡间经济文化的消长退进，正是具有先进经济文化的僰人六朝时从朱提郡迁到云南郡的结果。”“僰人到达洱海地区后，以白崖（今弥渡红崖）为中心组织部落，称为‘白子国’”。林超民对方国瑜的说法作了阐述和发展，他们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和两汉书提出僰人从青衣南迁到滇东和滇池地区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们不说滇池地区原有“滇僰”人居住，认为西汉时期滇池地区的居民不是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滇僰”，而是后来《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的“叟人”，又将叟归属于今彝族的先民。他们也没有确切材料说明僰人从滇池迁到洱海地区。其次，1963年在祥云县云南驿发现距今2350年的木槨铜棺墓，证明洱海地区早有比汉代僰道县的僰人还高的农耕文化，不能认为洱海地区的农耕文化是从四川迁来的僰人传入的。再次，林超民提出“僰非西爨白蛮”，也缺乏足够的依据。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劳浸、靡莫数犯使者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于是以为益州郡。”而《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司马迁所说的劳浸、靡莫，系指西汉时的滇人或滇僰人，当时滇池还没有叟人。东汉末到西晋时，原来居住在陕甘和四川的叟人被封建王朝征派到云南作战，大量涌入滇池地区，原来的僰人由于被王莽镇压而被削弱，融入叟人之中而从史籍上消失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把《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靡莫之属”即滇僰人称为叟人，是忽视了起义失败的僰人隐去族称而改从征服者的叟人族称这一事实，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叟人也不是彝族先民（详后）。爨为姓氏，三国时是世居滇池地区的“方士大姓”爨习之后，后来将统治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称为“爨人”。因此，不能说西汉时期同时世居滇池区的“滇僰”（《史记·货殖列传》）和“蛮僰”、“僰虏”（《汉书·王莽传》）与“方士大姓”爨氏不是一个民族。
第二，差不多与方国瑜同时，王叔武于1957年发表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关于白族族源问题》（注：《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 ）一文，认为僰人是羌族的别支氐人，也主张僰人南迁并和方国瑜一样赞同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条中“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的说法。王叔武认为白人从公元前250年以前建立的今四川宜宾地区的“僰侯国”迁来。 僰国的北部与蜀为邻，其东境当至今南溪，西境抵今四川雷波县东的马湖；他并引宋吴淑《事类赋》注石部引《郡国志》说为证：“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中略）故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焉。”马湖南境则达今云南昭通地区，《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顷，僰名千顷池。”当时僰人已吸收了一些汉文化，《说文解字》“羊部羌字条”以为其他蛮夷皆从虫、从犬、从羊，而僰字从人，因为“颇为顺理之性”云云。
秦汉之际统治者大量虏掠和贩运“僰僮”为奴，迫使僰人沿“五尺道”南迁到滇池地区。《汉书·王莽传下》：“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把蛮僰与北方的胡虏相提并论，知僰人已成为王莽时之大敌，人数当不少。接下载王莽《赦书》说：“（上略）泊南僰虏若豆、孟迁等，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王莽征僰人起义，把益州郡的胜休县（今澄江、江川至建水县一带）改为“胜僰县”以取个吉利。
方国瑜和王叔武的南迁说不同之点在于：方国瑜和林超民认为西爨白蛮不是僰人。方国瑜在《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一文中说：“‘乌蛮’、‘白蛮’是普通用语，不是专门名称，不能用为族别名称”，“‘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爨以叟人为主”，“西爨白蛮与白蛮不是同一族系。”林超民在前文中引《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建中元年八月，东僰乌蛮守来朝贡。”唐代文献没有关于僰的记录。《册府元龟》卷九十二载：“二月，日本国，七月，东爨乌蛮守愈等，十月勃海并遣使朝贡。”知“僰”字当作“爨”，守下当有“愈等”二字。不能以此条证明“僰”为“爨”。但王叔武认为《旧唐书》把“东爨”称为“东僰”，恰恰证明“僰”与“爨”是同种异称。《南齐书·州郡志下》称爨为“爨氐”，知爨氏为氐人，与僰人同种。林超民又引《元史兵志》有“爨僰军”，“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僰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知元制也有各部族混合编成。……故爨为彝族，僰即摆夷，今傣族。但王叔武则认为“僰为白蛮则是，爨则实非乌蛮”。考《经世大典》军制及《元史》兵制所载元代兵制，以种族名军者其数有十。均以一族为一军，无两族混合一军者。“爨僰”之名，当亦不出其例。再证以唐史，爨、僰互称，及爨氏为僰人，为白蛮，益觉元代称白蛮为“爨僰”为有据。王叔武在1985年发表的《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一文中，也说白族是自秦汉以来，以滇僰、叟、爨、白蛮、民家为主体发展形成的。他在《白族简史》（注：《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章——“白族的来源”中， 坚持白族是由“秦汉时期的滇僰”、“汉晋时期的叟人”、“汉唐间的大姓爨氏与西爨白蛮”形成的，重申其异名同实说。作者承认白族在发展过程中也融合其他民族特别是较多的汉族，但其主体滇僰、叟、爨则是不变的。
王叔武通过新莽时滇中僰人起义事件，对汉晋时期滇池地区早已形成僰人聚居区，有精辟的论述和很好的说明，但他也和方国瑜一样，在洱海地区如何形成僰人聚居区的问题上缺乏说服力。方国瑜认为，僰人是3世纪滇东战乱时迁到滇西的。 王叔武则说：“南诏时，将西爨白蛮及其他地区的白蛮，用武力虏掠和迁徙至洱海区域的广大地区，白蛮始大量居住洱海区域，形成了今天白族的大块聚居区。”而在其前的唐贞观年间，洱海地区早已形成冠汉姓的白族大聚居区，不是阁罗凤迁西爨白蛮时才形成“大块聚居区”的（详后），王叔武认为：“叟在南中的分布，根据记载仅有建宁郡和晋宁郡，这是秦汉时期‘滇僰’的中心区，亦即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的所在地。”他并举《华阳国志》所说的“元封二年，叟反”，即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劳浸、靡莫数犯使者吏卒”为一事，认定“劳浸靡莫”即“叟”族，“斯叟与邛僰有着渊源关系。南中的叟是滇王国亦即‘滇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他们都是白族的先民。”但王叔武对西汉时期的“劳浸、靡莫”或“滇僰”为什么到东汉以后改变族称称为“叟”，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我在主编1977年出版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的绪论中，完全改从王叔武的观点，也认为“僰人原来就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东汉末到三国时，滇东和滇中的主要居民为叟人，而在这段时间内，历史上也没有关于民族大迁徙的记载。”“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10年以后，在参加《白族简史》的编写中，我分工撰写第二、三章，在第二章第五节“白族族名的演变——僰人的消失与叟人的出现”中说：“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益州郡设立以来，西汉王朝派到云南的士卒，多从西北和巴、 蜀叟人集居地区征募而来。如元封二年至六年（前109～前105），郭昌等两次出兵西南夷，用兵数万人，都从巴、蜀和西北征来。”（注：《汉书·武帝纪》。）始元元年（前86），“益州……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注：《汉书·昭帝纪》。）出兵人数最大的几次是新莽天凤元年至六年（14～19 ）的6年当中，派冯茂发巴、蜀、犍为士卒击益州，3 年后又派廉丹与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吏民10万人，转输者20万人，镇压僰人起义。（注：《汉书·西南夷传》，《王莽传》。）叟人的分布，北接天水、略阳，南至巴蜀。如上所述，在西北称为“氐叟”、“青叟”，在四川汉嘉、越巂两郡称为“斯叟”或“徙”的叟人，汉化程度深，长于骑射，是西汉以来封建王朝征募至西南地区作战的主要对象。……他们和僰人融合而使僰人发生了分化和改组，进行新的合成。叟人最后以战胜者“取代僰人之名”。“僰”和“叟”不是一个族，但“僰”和“叟”都是氐人，又称“氐僰”（注：《后汉书·杜笃传》。）和“氐叟”（注：《华阳国志·汉中志》。）的渊源关系，也是两个族体容易融合的原因。
第三，尤中在1980年所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中，提出僰人即古代云南坝区的农耕民族。他在1985年出版的《西南民族史》（注：《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1994年出版的《云南民族史》（注：《云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中，继续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僰人是白族的先民，与方国瑜、王叔武等一致，所不同的是方国瑜和王叔武承袭元李京的僰人是从僰道迁到云南之说，尤中则认为：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云南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基本稳定；就元江以北的滇东、滇中以及滇西的部分地区而言，主要分布的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居住于坝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僰族”。他说秦汉时期僰人分布范围不限于川南、滇东北、滇中地区，还包括今滇西的楚雄州和大理州与滇南的玉溪地区及红河州北部，几乎遍及元江东北部的整个云南内地坝区。他提出秦汉时今大理州有僰人的说法可以解决自古以来僰人就是今大理白族的主要族源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从古文献中找不出秦汉时滇西地区有僰人或“靡莫之属”分布的史料，仅以秦汉甚至新石器时期整个云南只有僰人才有发达的农业为依据是不全面的。早在1939～1941年，吴金鼎等人在洱海西岸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诏时的遗址二三十处，并对佛顶、马龙、龙泉、白云四个遗址进行了发掘，表明佛顶两个遗址（甲址和乙址）和马龙遗址的早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注：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973～1974年在洱海东岸宾川县宾居镇白羊村发掘出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磨光的长条形石斧，梯形石奔，较多的新月形弧及穿孔石刀，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的粮食粉末和稻谷痕迹，遗址居民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注：参见《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74～2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957年3 月在剑川海门口挖掘河道工程中发现了一个青铜器初期的古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多年（前1150士9），相当于商代末期，遗址中发现人工栽培作物，有带芒的梗稻， 可能还有麦、梁等作物，从遗址出土石器农业生产工具达150件之多， 还有斧、锛等松土工具和刀、镰等收割工具，证明农业是海门口居民主要的生产经济部门。（注：参见《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81～2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资料证明白羊村和海门口的居民是僰人。在南诏时期之前，云南地区的墓葬如滨王墓，楚雄万家坝东周墓多为棺葬，基本上没有进行火葬的民族。（注：张增祺：《古代的僰人与僰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尤中不承认古代云南民族的迁徙的提法，尤其是氐羌系统民族的迁徙。他指出同属氐羌系统的僰人和昆明等族杂居，或在同一区域内按海拔高度、地理条件分布是正确的。但居住在僰道的僰人秦汉时大量南迁，到西汉时与原居住在滇池的僰人聚合，以后逐渐分流到滇南和滇西各地。元代以后僰人的分布几乎遍及云南大部地区的坝区。西汉时滇西遍布“瓣發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后来有一部分迁到滇东，《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在滇东黔西之间）。”东汉三国时一度经济文化发达的滇东北地区，经过两晋时期的战乱，逐渐衰落，汉族屯民和僰人纷纷迁至滇中和滇西，而滇西的“昆明”人自东汉以后经过越巂郡逐渐迁到滇东。南朝萧齐刘俊为蜀郡太守，奏称“南广郡界蒙山（昭通乌蒙山）下”，有“掘铜坑”，“并居宅处犹存”。由于滇东战乱，引起晋民（汉户）和僰人西迁“入永昌”。立于刘宋大明二年的《爨龙颜碑》将爨地分为“东西二境”，到唐代把东西二境的居民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隋开皇五年（618）， 为了经略西爨地区作准备而修石门路（今大关县豆沙关），置恭州、协州（今昭通地区）、昆州（今昆明地区）。《隋书·史万岁传》说：“先是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时为开皇十七年（579）二月。 当时滇西已成为西爨的后方，而东爨地区自东晋咸和八年（333 ）李雄陷宁州到蒙古宪宗五年（1255）900多年，为东爨乌蛮盘踞，长时期未受外力统治， 始终没有外力进去，故史万岁不走经过东爨地区的石门路，而是从越巂渡泸至西洱河地区，然后折至滇池。史万岁击西爨到洱海地区时，六诏势力尚未兴起，所经过的各地坝区都分布着众多的西爨白蛮。由此可见，东汉末至六朝时期，滇东和滇西地区是经过延长数百年的民族迁徙的。
尤中否定南诏王阁罗凤迁徙西爨20万户至滇西地区，但举不出有力的证据。
第四，张旭于1990年出版的《大理白族史探索》（注：《大理白族史探索》，张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 一反方国瑜、王叔武、尤中等人的论点，认为“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否认僰人从僰道迁到滇西。他在《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一文中说：“历史上僰人的活动时间，主要是秦和东西汉。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新旧《唐书》、樊绰《蛮书》和《宋史·大理传》都未提到僰人。把白人和僰人混为一谈始于元初李京，他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比李京早20年到云南的郭松年，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中说：“白人者，汉之遗裔也。”大理有“故国之遗风”。张旭认为两人的说法虽不相同，但含义是一致的。他认为“不能从白人有姓氏和白语里有甚多汉语，得出僰人转为白人的结论”，但他也举不出更多理由证明白人非僰人。此外，李绍明、杨永新、赵寅松等人都有讨论白族族源的文章，不再例举。
二
以上诸家关于白族族源的见解，大多偏于一隅（一源）。方国瑜、王叔武等虽承认白族中有其他多种民族的融合，但他们的主要论点仍认为古代白话的主体是分布于川东的僰人迁到滇西地区。对各家的不足之处，已在上面随文作了评述。如果把诸家所持白族族源的不同论点总结起来，就可看出白族异源而同流。1992年，我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同流异流和异源同流》一文（注：参见《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6～55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认为今天云南的16个土著少数民族中，只有分布于山区的彝族和主要分布于坝区的白族的先民，在汉晋文献中找到他们的历史名称，如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的“乌蛮”与“白蛮”等等，境内其他各族有的分布于内地边缘区，有的分布于国境边沿一线，还有9个民族是东汉以后才进入云南的。 云南白族主要从事农业，彝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或半农半牧，因而在两族的形成上体现出不同特点。彝族先民西汉时称为“昆明”，唐宋时称为“乌蛮”，由汉至唐近1千年中，昆明人从云南西部与四川西南部的广大地区， 先后迁到滇东川南及黔西一带，其前锋已达到今黔东南的都匀，在这一广袤地区，史籍上都出现过“昆明”这一族称。彝族形成特点基本上是同源异流。严峻的山川阻隔和“无常处”的游牧生活，使同源的乌蛮散处各方，时间久了，分别形成不同的方言以至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共同体。魏晋到隋唐时期，“昆明”乌蛮中分化出“摩些夷”——“磨些蛮”（今纳西族）、和蛮（今哈尼族）、栗粟（今傈僳族）、“寻传”（今阿昌族）、“锅锉”蛮（清代称倮黑即今拉祜族）等族，宋元时期（乌蛮）又分化出“路蛮”，明清时分化为位于坝区的“阿昌”和位于山区的“山头”（今景颇族）。明清时期，乌蛮“罗罗”中又分化出“攸乐”（今基诺族）。
与彝族相反，居住于坝区的白族先民，由于交通便利，民族之间容易接近和吸收外来文化，以致融合或融合于其他民族。其形成的特点是“异源”同流。张旭认同白族土著说，1990年发表《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注：《大理白族史探索》，张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一文， 主张“白族的先民早在距今四千年或更早的时间， 以洱海为中心的，在今天大理地区的湖泊、河流旁边定居下来，他们以种植水稻和渔、猎、畜牧为生活来源”。他虽承认白族在形成中也融合了其他民族，但否定“白族是由宜宾地区搬来或从西北迁徙南下”或说是“汉之遗裔”的说法。他主张白族古代就分布于洱海周围地区是正确的，但他否认僰人东下西迁到洱海地区和白人中有“汉之后裔”则值得商榷。现将白族多源的形成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说明如下：
（一）最早活动于洱海周围的“洱滨人”，他们不是滇僰人，而是“西洱河蛮”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编写和通纂《白族简史》（注：《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分工撰写第二、三章。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对洱海坝区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的发现作了分析，得出洱海文化是“云南文化的源头”。洱海新石器文化晚于中原地区，这是因为公元前7万年至8千年，云南发生了一场“大理冰期”活动，所以距今4千年前， 云南只有旧石器遗址。我在《白族简史》第二章“洱海和滇池地区的原始社会”中指出：以稻作栽培为标志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发生于公元前2 千年的洱海周围地区，由于大理冰期覆盖了海拔较高的滇西和全部云南腹心地区，因此，距今约4千年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 仍然是云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存。（注：李晓岑著，《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遗址居民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发现房基11座，都是平地起建的竹、木结构建筑，墙基四周开沟，有柱洞，与现在的白族民居建筑相同，出土大量陶、石、骨、牙、蚌器。种植稻谷，饲养狗、猪、牛、羊等家畜。在清理34座墓葬中，有瓮棺10座（幼童9座），仰身直肢葬7座，仰身屈肢尊6座。有无头葬10座。 由洱海往东方发展的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与白羊村基本相同，墙壁用竹木编的篱笆外敷草拌泥，今天民间住房仍普遍施用，陶器中有一件鸡形陶壶，堪称原始艺术品。还有兽骨、兽牙和玉石等琢磨成的饰品。居民种植水稻，从事渔猎、采集和捕捞，具有南方文化色彩，同时出土的尖底瓶，瓮棺等，却又受到了北方仰韶文化的影响。晚于白羊村、大墩子的滇池新石器文化，石寨山的贝丘遗址的绝对年代不超过3500年，遗址中堆集的螺蛳壳尾部有取食螺蛳肉而被敲通的小孔。出土南方文化特征的有肩有段石器，但也发现黄河流域的带耳陶器和器上的锥刺纹，这大概是后来的氐羌人征服当地濮越土著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只提到滇池以西随畜迁徙的“昆明”人，没有记载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的农耕民族。日本学者林谦一郎（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在1995年的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把上述洱海周围的农耕民族称为“古代洱海人”。由于他们分布北到剑川、东到宾川、南到弥渡、祥云，似称为“洱滨人”较为恰当。
学术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追溯到民族的起源。1957年3 月在洱海北剑川县海门口发现一个铜石并用的青铜器初期的文化遗址，距今约3100年，相当于商代，标志着云南原始社会的解体。遗址中出土斧、锛、凿、刀、锥、簇、环、垫、纺纶等，不少器物通体磨光。新月形石刀的刀刃开于背面，与苍洱地区马龙遗址出土者相同。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15件，有10件是青铜器。出土器物形式具有白羊村新石器文化的特征。1963年，在祥云县云南驿大波那出土一座木槨铜棺墓，随葬品很丰富，有锄、锛等农具和纺织工具，有矛剑等兵器，有斧、杯、尊等生活用具，有铜鼓、葫芦笙等乐器；还有房屋模型、六畜模型。随葬品中有筷子，还有豆、匕，显然是边疆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遗址年代距今2350年，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通过对白羊村到海门口、大波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房屋，建筑和器形构造等鉴定，其居民无疑是今白族的先民，洱海文化向东发展形成大波那文化和楚雄的万家坝文化，再往东发展形成西汉时期光辉灿烂的石寨山青铜文化。
我在1988年出版的《白族简史》中，即指出洱海周围的白族先民是云南新石器文化和青铜器文化的创造者，以他们为主体不断融合后来南迁的僰人、叟人和汉人，到唐宋时期形成为民族。王叔武同志在同书第一章“白族的来源”中仍坚持以僰人为主融合其他民族的观点，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让读者自行判断。
（二）两汉时期的僰人西迁。僰人是构成白族的一个重要分支。僰、《卜辞》作
，商代有“方”，《金文·
》作
，秦始皇经营云南修筑从僰道（今四川宜宾）通往滇东北的道路，沿途有僰人居住。《说文》说：“僰、犍为（宜宾）蛮夷。”古“僰”与“白”二字通用，《卜辞》有“尞白人”（注：《铁云藏龟》第43页一片及第53页一片，引自罗振玉《俑庐日札》。），《华阳国志·蜀志》：“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僰”，是“尞白人”即“僚僰人”。张旭否定僰人转为白人，其实“白人”早见于甲骨文，二字在古代互相通用。“方”即僰国，《路史·国名记》称“僰侯国”为商代候伯，在今四川宜宾和滇东北一带。《华阳国志·巴志》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抵汉中，南极黔、涪，周时僰人已到达滇东北地区了。春秋时期，今云南姚安一带有丹、犁两个小国，战国时属滇国，后并于秦。大波那和万家坝古墓地近姚州，墓主生存时间与丹、犁两个小国存在时间相近，当为“洱滨人”或“靡非”（靡莫）（注：《史记·西南夷列传·张守节正义》。）建立的国家。《史记·张守节正义》认为“靡非”即“靡莫”之属的“靡莫”，古无轻唇音，“莫”为“非”的重唇音。“靡非”在姚州，属滇国。“靡莫”快读为“僰”，即僰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犯使者士卒，天子发巴卒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不诛……，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段文字与《华阳国志》所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号曰益州”。事迹全同，常璩把劳浸、靡莫称为叟人，可见僰人已融入后来的叟人之中，西晋人已把靡莫——僰人和叟人，都为一体了。
古代僰人分布于青衣江南沿岷江下游到达四川和云南东部以及滇中地区，其在川东者称为“邛僰”，在滇中者称为“滇僰”或“蛮僰”。白族的故乡洱海地区历史上未出现僰人名称。僰人如何迁徙到滇西，方国瑜和林超民未提出确切的论据。王叔武虽从滇中僰人起义反抗王莽说明滇池地区分布着大量僰人，进一步强调洱海有僰人，是南诏迁徙僰人之后西爨于滇西的结果，但是，早在阁罗凤迁徙西爨之前，洱海地区已有经济文化较高的白族先民居住。《唐会要》卷九十八说：“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将军梁建方蛮，降其诸屯七十二所，户十万九千三百。遣使往西洱河，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笙为名家”；亦见《通典·南蛮上·松外诸蛮》条。这些居民当是新石器和青铜器时期“洱滨人”的后裔，不排除其间有一部分汉人。因此，不能认为僰——西爨是白族的唯一族源。当然，僰人是白族先民的一支，关键是要搞清他们为什么西迁，如何西迁以及西迁的具体时间等问题。按僰人之名及其分布地区，在先秦诸子文献上始见于公元前3 世纪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中《恃君览》篇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窄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全文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氐羌、呼唐二族，住于离水之西，方国瑜说离水即岷江，以中有“离碓”而称离水。氐羌、呼唐分布于岷江以西；二是僰人、野人则分布于“篇笮之川”，“编笮”为藤桥，“编笮之乡”或即大渡河南的定笮县（今四川盐源、盐边一带）；三是以龙为图腾的突人之乡，其地不详。这些僰人的共同特点是“多无君”，即还处于原始状态，似未包括已进入阶级社会的秦代川东僰人集居的“僰侯国”和西汉时主体居民为僰人的“滇国”。后者是僰人的两个主要聚居区。僰人原在僰道县之西，与羌人交错居住，东汉时僰人北上到达湟中，《文选》卷四四说“湟中羌僰，霆奋席卷”。由此往南至西南夷道，《史记·平准书》说“散币于邛僰以集之”。可见川东至滇中的道路上多僰人。《史记·司马相如传》又说：“南夷之君，西僰之长”，“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为中国并也”等等。邛、笮均在今西昌地区，往东为僰道，其南有“僰侯国”，这里的僰人已进入阶级社会了。僰人从青衣江迁到川东僰道县。《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本有僰人”说明当时，僰道县已没有僰人了。虽然“汉民多”，但仍称“僰道”，隋裴矩在《西域图记叙》说：“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南中地区古代民族迁徙往往有此种情况。从僰道往南是通滇僰的通道，“僰侯国”为秦占领，僰道县的僰人被斥徙陆续南迁至“滇僰”地区。公元前130 年（元光五年）汉武帝把犍为郡治一度移至南广县（今镇雄县），其西为朱提都（今昭通）。该地有僰人“千顷池”，说明僰人早已迁至滇东地区，到了新莽时期，滇池地区的僰人起义，“引发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的局面，天凤三年（16），王莽派大兵进攻益州郡，大肆镇压，并将位于滇中地区的胜休县改为“胜僰县”（今通海一带）。由此可见，滇中的主体居民为僰人，以别于“邛僰”而称为“滇僰”。《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南贾滇僰、滇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唐颜师古《注》：“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这里的“滇僰之地”是僰人居住的滇池区。但有人将“滇僰”一词断作“滇、僰”，释为滇国和僰道。王叔武说，僰道（僰侯道）不在“诸此国”，其释义于此自属难题。即使如此，也丝毫不改变僰僮的出生是滇国的事实。僰人失败后，有一部人迁往滇西。《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149），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永胜）、楪榆（大理）、 弄栋（姚安）……诸种反叛，……十九年（43）遣武威将军刘尚等……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僰人栋蚕、若豆、孟迁等起兵失败后退往滇西地区，联合大理、姚安一带人民再度起义，说明洱海地区之“洱滨人”即使不是僰人，也早与由僰道南迁之僰人有了联系，也可能在栋蚕等起义之前，僰人受汉王朝压迫，不断迁往滇西地区了。
僰人被王莽视为大逆不道的“叛民”，把其首领与北狄胡虏与内地农民起义领袖同等看待，指定为不在赦免之列的人物，《汉书·王莽传》说：“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僰人在王莽的残酷镇压之下，为了生存下来，被迫隐瞒“僰”这个族称。在《汉书》上记载当时称呼“僰虏”、“蛮僰”等带“僰”字的称呼，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都被称为“郡夷”了，这是张旭所说“南北朝到唐宋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一个原因。
（三）蜀人——叟人。滇池地区与巴蜀很早就有商业往来，汉代滇人制造的盾牌曾运输内地，称为“滇盾”。由巴蜀输入滇国的有铁器、丝织品、铜镜、弩机等。滇王墓葬中还发现五铢钱和半两钱。蜀人与“叟”人有密切之关系，“叟”人的活动始于东汉而盛于西晋。《后汉书·刘焉传》说：“兴平元年（194）， 征西将军马腾与（刘）范谋诛李催，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李贤《注》云：“汉世谓蜀为叟。”叟族当是蜀族的一部分或与蜀族有密切的关系，蜀可称叟，而叟不可称蜀，故晋宋史籍中于叟人、蜀人分别记之。（注：转引自王叔武、陈寅恪《魏晋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参见《白族简史》第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自秦灭蜀后历汉魏晋战乱，蜀族四散，其流入中原者称“蜀人”，其融合于西南夷者则称“叟”。按“叟”的称谓起源已很早，叟人原在西北，后迁于蜀。《逸周书·王会解》有“渠搜”，古西戎国名，当即叟人。叟人有姓氏，是东汉、蜀汉、西晋承当赋税和兵役的编民。斯叟与邛僰有渊源关系。南中的叟是滇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他们是白族先民。《华阳国志·汉中志》云：“武都郡（驻今甘肃成县西北）西接天水（驻今甘肃甘谷县东），北接始平（驻今陕西兴平县），土地险阻，有氐叟，多羌戎之名。”又说：“梓潼多氐叟”，“与武都略同”。《后汉书·邛都夷传》说：“越巂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一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还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时为元初三年（109），南中地区有叟族的活动，应不晚于公元1世纪末叶。
叟人原在西北，自公元前109年益州郡设立以来， 西汉王朝派到云南的士卒，多从西北和巴蜀叟人集居的地区征募而来，如元封二年至六年（前109～前105），郭昌等两次出兵西南夷，用兵数万人，都从西北和巴蜀征来。（注：《史记·西南夷列传》。）始元元年（前86），“益州……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蜀郡奔命击益州。”（注：《晋书·王逊传》。）出兵人数最大的几次是新莽天凤元年至六年（14～19）的6年当中，派冯茂发巴蜀、犍为士卒击益州。3年后又派廉丹与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吏民10万人，转输者合20万人，镇压僰人起义。叟人的分布北接天水、略阳、南至巴蜀。在西北称为“氐叟”、“青叟”，在四川汉嘉、越巂两郡称为“斯叟”或“徙”的叟人，汉化成度深，善于骑射，是西汉至三国封建王朝征发至云南作战的主要对象。三国时征用叟兵尤为盛行。估计从西汉以来派到滇池地区的叟兵，不下数十万人。他们和滇池地区的僰人融合而使僰人发生了分化改组，进行新的合成，最后“叟”取代了“僰”之名，以致叟人之称始于东汉而盛于西晋。这是“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很少听到僰人声音”的另一原因所在。1936年，在昭通县洒鱼河掘出“汉受邑长”古印一颗，是东汉时滇东有叟人定居的证明。三国西晋时，滇东滇中地区成为叟人的世界，称为“叟夷”，其首领则称“叟帅”、“叟大帅”。这个时期叟人的分布地区和先前的僰人分布地区相一致，说明僰人融合于人数较多的征服者叟人之中了。“僰”与“叟”都是氐人，《后汉书·杜笃传》称为“氐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叟是氐人，晋以后史书称“氐叟”。
巴人。巴人与蜀人有密切关系，史籍中往往巴蜀并称。巴人住于蜀人之东。自汉武帝到新莽时征派到云南的士兵多为巴蜀人，进入滇池地区的士卒当有不少巴人。西晋时李特在益州建立成汉政权（303～347），叟人之名始大著。李特是“
貝”人，祖籍巴西岩渠（今渠县），祖父虎迁居略阳，与氐叟相处已三世，称为“巴氐”，是巴人，中亦杂有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人始祖“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氐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为祠焉。”李特祖父名虎，又称“巴氐”，在文化上与巴人关系当很密切。巴国已进入阶级社会，其文化亦较高。《蛮书》卷十云：“巴氏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白族先民以虎为图腾，有崇拜虎的习俗，他们之间在文化上或有某些联系，在僰人世居的滇池石寨山青铜文化也反映这一特征。出土青铜器中半圆或椭圆銎铜斧、虎形双耳器、牛虎铜案。有一祭柱作双蛇蟠柱，顶立一虎，都与虎崇拜有关。僰人——叟人不仅与巴文化，而且与楚文化有密切关系。《爨龙颜碑》说：“霸王郢楚，子文德于春秋”，称其先祖为楚人。楚国令尹子文就是吃虎乳长大的，故乳名“斗
”於（音鸟）“菟”，“斗”为姓，“”为乳，“於菟”为虎，虎即是令尹子文之乳名。石寨山出土滇王之印为蛇钮，《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楚辞·天问》有“灵蛇吞象，厥大何如？”郭濮《注》“灵蛇”即巴蛇，《淮南子·本经训》作“修蛇”，有“断修蛇于洞庭”之语，《南诏德化石碑》把今滇池地区称为“洞庭之野”，这一系列关于虎以及蛇的传说，涉及滇、叟、巴在文化上的联系。《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都是蜀人、僰人、叟人、巴人活动的地区。
（四）楚人，秦人、汉人向南向西迁徙。僰人、秦人都是春秋和战国时期汉人的前身。约当公元前286年， 楚国农民起义领袖庄蹻率领一支数千人的农民起义军，从滇东南进入滇池地区，这是首批到达云南的内地人民。“蹻”字的字义在古文献中是草鞋，说明庄蹻的身份是穿草鞋的农民。《史记·西南夷列传》把庄蹻称为“楚庄土苗裔”和楚国“将军”，而在《游侠列传》中则把庄蹻说成反对统治阶级的“大盗”，与庄蹻同时的先秦诸子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说庄蹻是“盗”。 司马迁怨汉蹻楚，为了“存亡国，继绝世”而在《西南夷列传》赞中把滇国说成是小楚国，把“变眼从俗”的滇王庄蹻假讬成楚王“苗裔”和楚国“将军”。差不多与庄蹻同时，公元前285 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秦派蜀郡太守张若从滇西北经营云南，“取笮及其江南地”，笮即上述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的华坪、永胜、宁蒗等县，其“江南地”当然就是指这些地区的金沙江对岸的丽江、鹤庆、宾川、大姚、姚安一带而言。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到达金沙江，到达滇西北地区了。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3世纪， 汉族先民秦人已到达洱海地区，《通典》卷187、《唐会要》卷98记载的“松外诸蛮”， “自云先世本汉人”。由此推论，距今2300年到达金沙江南岸洱海地区的汉族先民，早已和距今3100年进入青铜文化初期海门口的“洱滨人”融合，后者认同了汉文化。《通典》卷187所载“松外诸蛮”的城郭村邑、弓失矛鋋、阴阳历数和农业种植与中原地区相同，其语言接近汉语，他们当是郭松年指出的“汉之后裔”。这同时又牵涉到楚的族属源流问题，《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楚。”证明《说文解字》和《水经注·江水》所说的“有顺理之水生”和“江道”的僰人，也很可能是被流放到西方的汉族先民的“遗裔”，此问题涉及面广，当另文详论之。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又派遣常额继续修“五尺道”，由川东到云南的曲靖附近，并在云南“置吏”。楚人和秦人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汉族先民。到了西汉元封二年（109）， 汉武帝乘战胜南越和征服南夷的余威，征发巴蜀地区的士兵，击灭滇东北方的劳浸、靡莫，大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注：《史记·西南夷列传》。）汉王朝“募徙死罪（破产而犯罪的劳动人民）及奸豪（商人）到滇地区从事垦殖，驻戌士卒也从事垦荒屯田，大批汉人移入云南”。到了西汉末年，文奇为犍为属国（由宜宾到昭通地区）都尉时，“穿龙池灌溉稻田，为民兴利”，“新莽时，征发二十万士卒征云南”，后来文奇为益州郡太守，在滇池地区“造起陡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亩”。从先秦到汉代进入云南的楚人、秦人和汉人有一部分迁徙到洱海地区，《新唐书·南蛮传》说：“自夜郎、滇池以西，皆曰庄蹻之裔。”《通典》卷187云：“自夜郎滇池以西，皆曰庄蹻之余种也。 ”我们应当从民族融合来理解这些记载的意义。
两晋南北朝是云南境内民族大迁徙和融合时期。滇东夷化的汉族“大姓”和汉化的“叟帅”联合四川的成汉政权，反对晋王朝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遭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使东汉时经济文化一度颇称发达的滇东北变为废墟（注：《晋书·王逊传》。），这时居住在那里的大部汉族屯民和叟人迁到滇中和滇西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谓晋民“或入永昌”，就是指的此事。在姚安县曾发现公元前278 年的晋墓墓砖，可以为证。
从三国到两晋时期，在南中大姓的斗争消长中，“方士大姓爨翫之后的爨氏独得发展壮大。西爨统治地区隋代已达于洱海地区。隋史万岁割出爨翫，入自蜻蛉川（大姚），经弄栋（姚安），次大小勃弄（祥云、弥渡）……度西二（洱）河，入渠滥川（凤仪坝）。”汉、唐以来，爨氏世为封建王朝的地方政府长官。爨翫、爨琛先后为宁州、交州刺史，爨谷、爨亮（量）、爨琛、爨宝子为交州梁水、兴古、建宁郡太守；爨龙颜的祖与父均曾为建宁、晋宁二郡太守，爨龙颜及其祖官至宁州刺史、其父为八郡监军。爨龙颜卒于宋元嘉二十三年（446）。自梁太清二年（548）宁州刺史徐文盛应湘东王萧绎之召，率领南中军队数万人赴荆州后，王朝就没有再派刺史到来，南中为爨瓒、爨震、爨翫父子相继窃据于陈（北周）隋。爨翫反，隋文帝将其诱到京师诛杀，诸子设为奴。唐兴，李渊“以翫子宏达为昆州刺史，持其父尸归葬”。其后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时，实权落入南宁州司马两爨大鬼主爨崇道之手，他杀了归王和西爨大首领昆州刺史爨日进及日用弟兄。南诏王阁罗凤乘其内讧吞并了西爨和东爨，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注：《蛮书》卷四，《新唐书·两爨蛮传》。）爨氏为氐人，晋宁县滇王墓和西爨王墓同在一川，其统治者当是滇王之后，共居民当为滇僰人。爨氏兴于汉魏，盛于晋宋，擅命于齐梁，窃据于隋唐，最后亡于南诏，历时4百多年。 传世文物有《爨宝子碑》（小爨碑）、《爨龙颜碑》（大爨碑），文章典雅，得汉晋正传；书法遒劲，被誉为“神品”，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西爨虽覆灭，但其人民却被迁徙到洱海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代的军民屯田。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平定云南。洪武十九年（1386）沐英向明王朝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耕，以备储庤（音寺）。”（注：《太祖实录》卷一七九。）这个建议得到朱元璋的批准。屯田分军屯、民屯和商屯。军屯由王朝把全国人民一部分抑配为“军户”，世世充当军役。“正军”一人除带“余丁”（军余）1人外， 有妻室的必须解妻送军完聚，无妻可以佥配妻子，妻小随营居住，驻屯于全国各地，不得迁徙。军屯约16万户，50余万人。民屯从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抽一丁往屯云南。商屯是招商输粮而与之盐。商人召募内地农民到边疆开荒屯种，用剥削得来的地租就地换取官盐贩卖。军民商屯几乎遍布全省，屯种土地面积约150～200万亩之间，占全省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强。自战国末年到唐宋元时期，迁来云南的汉族人民，其人口数未超过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因而大都融合于世居平坝地区的白族先民之中，称为“白蛮”。到明代以屯田形式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屯田，先后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任何一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以致住于平坝认同汉文化的白族先民，不断融合于汉族人民之中。元李京《云南志略》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昆明）、威楚（楚雄）、大理、永昌（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承认白人（白族）为僰人之后，指出当时（元代）昆明到楚雄、大理、保山一线的平坝地区皆白人。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致使世居昆明至保山一线的白族大多数融合于汉族之中，成为汉人，只有大理地区占人口多数的白族还保留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未被同化。居于内地山区的彝族和边疆的傣、哈尼、拉祜、景颇等族，大都聚居，接受汉族文化较少，仍基本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总结其发展规律是：明代以前汉族白族化，明代以后白族汉族化，这是云南坝区民族组成一大变化。
白族是一个亲仁善邻的开放性民族。从古代白羊村新石器文化到海门口、大波那青铜器文化时期，活跃于洱海周围的白族先民，通过同化或融合附近各族，形成一个以洱海为中心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姑名之为先秦时期的“洱滨人”。西汉末年，世居四川东部和滇池区的邛僰和滇僰，在新莽政权镇压下部分西迁。汉晋时期，宦游、戍边、经商的人不断落籍云南；晋宋之际，不少内地汉人避乱到达洱海地区；唐、宋时期，南诏政权掳掠大批内地汉族人民，宋代又有不少四川起义军和农民迁来云南，在《新唐书·南诏传》中和《桂海虞衡志》中，称为“汉裳蛮”或“汉蛮”；明代大量移民屯田。历代先后移入云南的汉族不下百万，大都融合于白族之中，明以后白族又大部同化于汉族。今白族语言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保存了不少古代汉语语音，如现在白语读“江河”为“工可”之类。此外，哀牢之后的南诏王族，云龙县的阿昌族和洱海地区少数彝族，也先后融合于白族之中。由此可见，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就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人，同时吸取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他的形成有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趋向，不能因为曾有他族的一部分人加入其中，而认为他是各族的混合体。白族大量吸收汉文化，又将汉文化输送给境内其他各族人民以至周边国家的人民，在云南历史和文化发展上起过独特的作用；前述从西汉到宋代的大理国的历代统治民族及其首领，都和白族先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