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路谱写九十年代上海改革开放新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篇章论文,上海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新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上海的改革开放，是上海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市委、市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特别是遵照邓小平“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7页。）的教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到上海改革开放的实际中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思路。新思路带来新举措，新举措取得新成就，新的发展思路使上海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和改革领先的新阶段。
一、建设面向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前瞻性发展思路。
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动力，把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推向“前锋”的位置，把上海九十年代的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是继八十年代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之后，在我国对内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腹地全面推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上海能不能在九十年代和21世纪肩负起中国改革开放“龙头”的历史责任，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上海这座城市本身的功能能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
上海尽管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这种优势距离“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要求，距离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无论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上看，还是从城市格局和基础设施以及市场发育上看，都不相适应。因此，上海要真正肩负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历史使命，体现中国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度，必须在发展战略上按照面向世界和面向21世纪的要求，实现城市功能、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三大战略转移。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上海在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跳出了原来“上项目”、“铺摊子”“打补钉”重复建设的老路，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制订了新的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新战略：将城市功能从单一的生产功能转变为综合服务功能；将产业结构排序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并据此明确了“三个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形成面向未来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前瞻性发展思路。
城市空间布局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基础设施落后是一直是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海投入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只有70多亿，“行路难”“住房难”“发展难”成为上海的写照，城市空间布局严重恶化，这不仅成为上海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同上海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的要求极不相称。
上海九十年代制订的城市规划，按照建设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对上海630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到2010年的建设作出了具体规划，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上海城市轮廊。按照“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市形态布局框架，确定约5平方公里中央商务区为城市核心层， 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和管理等高层次第三产业；第二层为约30平方公里的中心商业区，成为汇集全国名、特、 优商品的主要商业区； 第三层为约1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以第三产业和居住为主， 并保留一部分城市型工业；第四层约1000平方公里的辅城，以工业和科技开发为主，形成汽车、电子信息设备、电站设备、家用电器、钢铁、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等制造产业基地， 并建设若干配套设施完善的住宅小区； 第五层约5000平方公里的郊区，形成以十大种植业基地和十大养殖业基地为主的城市特色农业，并形成若干个工业园区和旅游度假区。
从1992年到1997年，上海根据这一规划，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产业结构布局上加快了“退二进三”（即第二产业从市中心退出，第三产业进入市中心）的调整，经过5年的建设， 上海的城市空间布局趋向合理，“繁荣看市区，发展看郊区”，基本形成了以外滩金融一条街和浦东小陆家嘴为中心的中央商务区，以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徐家汇商城和豫园商城为主的中心商业区，以市郊一大批工业园区为主工业制造基地，以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延安路隧道、环城高架、地铁一号线等一大批新基础设施组成的新城市空间布局。随着以“三港两路”（即上海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标志的新一轮建设逐步完成，一个面向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轮廊初步体现。
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标志，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整个工作重点，走在全国的前列，是上海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从1949年到1978年，形成了一条以工业为主的“二、三、一”发展道路，第三产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占18.6%，远远落后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第三产业占60%以上的要求，而且规模过小、技术基础陈旧、内部结构不合理。这一切严重地制约了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阻碍了上海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因此，上海从八十年代末领先全国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九十年代后，上海更进一步依照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上海的产业结构排序从“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淘汰了纺织、有色冶炼等一批初级加工产业，并确定了大力发展金融保险、商业贸易、交通通讯、房地产、信息咨询和旅游业等六大行业，把市场体系的建设作为发展的重点，形成了以国家级市场为龙头、区域性市场为骨干、地方性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呈现了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的交汇，使上海从原来的原料产品聚集扩散地，变为资金信息扩散地。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6页。）的指示，上海把金融建设的发展放到了“先行”的位置， 加快以金融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建设。以浦东开发为契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副，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参与的三管齐下的方针作为突破口，建立开放、高效、以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形成了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地方银行、合作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七个层次的金融体系，到1997年全市外资金融机构达到213家。 证券、外汇、期货、航运、资金拆借、产权、房地产、人才、技术等4 个国家级市场、17个区域性市场和580个地方性市场，五年来累计共成交金额达6 万亿元，对上海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产业以年平均12%以上的速度递增， 到1997年已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5.5%，其中金融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已近31%，初步呈现了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
二、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发展思路。
邓小平曾经说过：“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4页。）“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7页。 ）上海要在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肩负起中国改革开放“龙头”的历史使命，建成面向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成为联结世界、辐射全国的枢纽，必须全面推进对内对外的开放，这是上海九十年代肩负历史使命的要求，也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离开了全面对内对外开放，上海就不可能成为“龙头”，就不可能建成面向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上海在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中，首先从观念上更新，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愿意“请进来”，不习惯“打出去”的自我封闭、自我循环、以老大自居的心态。把上海的改革开放放到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放到二十一世纪发展的大局中去规划和思考，拆除围墙，打开对内对外二扇大门，内引外联，确定了“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发展方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打出“长江牌、中华牌、世界牌”，形成了全面推进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全局性发展思路。
九十年代的上海进一步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促进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对外开放并向纵深发展。九十年代的上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土，到1997年上海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项目达13.9万多项，协议金额累计达470多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180多亿美元，年增幅56.3%，比全国同期高16%；利用外资区域遍及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外资的领域从工业领域扩展到商业、基础设施、金融、房地产、旧区改造、农业等各领域；利用外资项目的金额不断提高，1997年在外资直接投资的项目中，外资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有188项，其中， 通用汽车公司投资的轿车和泛亚汽车技术项目金额达15.7亿美元，成为我国利用外资最大的项目，名列世界前500 位的国际跨国公司中已有四分之一在上海落户，40余家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了具有投资和管理功能的中国总部，“三资”企业目前已达1.5万多家，在全市销售产值、 利税和出口中占三分之二，外贸出口商品总额1997年达到147.24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14.4%。与此同时，上海在九十年代还走出国门，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近500家企业，把上海引向了世界。 上海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密切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外相联的格局对上海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九十年代上海也进一步向全国敞开了大门，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思路，走出区域经济协作的新路，制订了一系列鼓励上海企业到外省市投资和吸引外省市企业到上海发展的政策。上海到外省市投资项目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到1997年，上海通过输出资金、技术、管理在全国各地投资的企业达3500多家，总投资近500亿元，上海的“二毛”、“白猫”、轮胎橡胶、梅林集团、 锦江集团等一大批企业通过控股、兼并等方式把自己企业的优势扩展到了外地。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汽车工业，更是高举“中华牌”，在全国十几省市形成了290多家零部件产品厂家组成的生产共同体， “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从原来的仅占2.7%上升到91%。与此同时， 外地在上海的企业不断增加，九十年代共有1.5万家外省市企业到上海投资， 协议资金达300多亿元，仅浦东一地，全国各地和中央部委的投资就达4500 多个，注册资金200多亿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上市的股票， 外省市的企业达一半左右，一些外省市企业如一汽红旗、海尔集团、海南置地等通过投资、收购、兼并在上海设立了生产基地和销售窗口，一些全国著名的企业如春兰集团、衫衫集团正在把企业总部迁来上海，以求得更大的发展。
九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投资的一片热土，成为国际国内资金、商品、技术、人才、信息的集散和交汇枢纽。
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金的多样性发展思路。
上海要在九十年代向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迈进，资源和资金是一个制约因素，如何解决资源和资金问题是上海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海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改变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向政府要资源、资金）的思维方法，提出了向市场要资源、要资金的新思路，变制约因素为动力因素，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渠道的筹措和利用资源和资金，为上海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形成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金的多样性发展思路。上海在九十年代共投入1469亿多元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金的基础上实现的。
上海在九十年代对外经济交往中，着力体现“大经贸”的思路，成立了外经工作协调小组，运用世界市场和资源促进上海经济发展，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成一个整体，“经营主体多元化，业务开拓综合化，外贸市场全球化”。在经营主体上，打破外贸企业独家垄断的局面；在市场开拓上，上海在巩固日本、欧洲、北美和香港四大市场的同时，重点发展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其中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加了100%；在商品结构上， 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升级换代，向机电类龙头商品和高科技产品延伸，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附加值和档次；在外贸结构上，将原来的单纯的货物贸易逐步转向商品经营型和资产经营型并重，构筑外贸、外技、外服、外经、外资“五外”综合发展、联动发展、相互发展的格局。培育了上海东方国际（集团）、电气集团、宝钢集团、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一大批外贸大集团，上海广电集团等在南非建立的生产厂家已成为当地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基地，上海宝钢集团还在海外建设建立了庞大的原料供应网络。上海目前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已达40%以上。
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上，上海还把人力资源的引进放在了突出的地位，把引进国际国内人才资源作为构筑上海人才高地的一项大的举措。上海在九十年代在全国首创了上海市长国际会议，定期邀请世界各地专家来上海，为上海的发展出谋划策。上海市政府专门制订政策条例，为全国各地各类专业人才到上海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各种便利，市政府还专门组团到海外，宣传上海改革开放的成就，吸引留学海外的专业人才到上海工作，据统计，九十年代，上海共有1.6 万多名留学海外的专业人才学成归来，全市已有500多家由已获得博士、 硕士学位的海外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总投资达1亿美元，涉及计算机软件、医药、 电子产品、新材料、环保产品等高技术领域，一大批专业人才投身上海改革开放，为上海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金上，上海更是走在了前列，九十年代上海大规模的基础工业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和资金投入量，远远超过上海历史上任何时期，需要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上海的政府财力，仅浦东的开发，就需要2000亿元人民币。因此，上海在九十年代的的改革中，转变思路，把眼光放到了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放到了对上海自身资源的利用上。通过盘活存量和调入增量，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资金的运用，使上海在九十年代发展的资金运作处于一种良性循环。
在向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方面，上海从九十年代起加快了引进外资的步伐，到1997年为止共协议引进外资470亿美元， 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十二年的33.57亿美元， 大量外资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此外，上海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外筹资，几年来，上海通过向世界银行贷款、外国政府专项贷款121 亿美元加快改造上海城市的基础设施，九十年代上海几乎每一项重大工程都有国际资本的参与：上海改造苏洲河的合流污水工程是通过向世界银行借款1亿多美元开始建设的； 地铁一号线工程的建设是向德国政府贷款2亿多美元开始建设， 通过地铁运营后的收入逐步偿还；上海九十年代建设的两座大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是通过向亚洲银行贷款得以建设完成的。上海还有36家国有企业通过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吸引海外资金， 上海成立的香港上海实业集团公司，通过在香港证券市场的上市，筹集到大批海外资金为上海经济发展服务。此外，外资还为上海的城市旧区改造和商业改造提供了资金，大批棚户危房通过引进外资，改造成为都市花园。据统计，在上海九十年代的建设资金中有1／6来源于外资，浦东更高达70%以上。
同时，上海还在盘活存量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上海自身资源上做足文章。上海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具有无可替代的资源优势，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动力，是上海九十年代发展的重要思路。
上海的土地是最可宝贵的资源，但在长期计划经济下，这一最可宝贵的资源没有被利用。上海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批租土地尝试，到九十年代后，进一步加快了土地批租的步伐，发挥上海土地级差效应。到1996年，上海共出让各类内外销地块9573万平方米，收取租金94.6亿美元和90.9亿元人民币，土地批租置换出一大块资金，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一大批国有企业，但长期以来，上海国有企业的发展全部依赖政府，处于“国家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状况，而上海的居民手中的大量储蓄却没有投资的地方。上海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企业股份制的改造，到九十年代进一步加快了企业改制的步伐，着眼于存量盘活，通过企业改制上市，筹集社会资金用于企业的发展，到1997年上海共有100多家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 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300亿元，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生产建设资金。
此外，上海在九十年代的建设中，建设完成了一大批能够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项目，如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延安路隧道、高架道路等，上海在发挥这些项目的效益时，着眼于存量盘活，借鉴国际通行BOT方法，推出了出让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权的举措， 已经建成的道路、桥梁等一经出让，迅速回收投资，把未来的经济收益变为现实的资金，转而成为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在资金的利用上打出了一个时间差。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金的充分利用，使上海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每年融入资金1000亿元，96、97年每年投入2000亿元，从而有了充分的抗经济波动能力，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协调性发展思路。
邓小平一贯主张要按唯物辩证法办事，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上海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统一起来，克服一窝风、单打一，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思维方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形成了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从而避免了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大的波动，保证各项改革能够顺利地进行。促进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全面进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4页。）九十年代上海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 始终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九十年代是上海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但上海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精神文明的建设，而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上海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满意答卷的要求，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委在制订上海发展规划时，始终坚持两手抓，两都要硬的方针，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重要的一环，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上海现代化城市的“神韵”，把良好的社会风气作为上海发展的必要条件。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委就明确提出：上海不搞跑马场赌博、不搞陪酒女郎、不搞赌场、不搞选美，把重点投入到扎扎实实的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建设上来，以物质文明带动精神文明的建设，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的建设。九十年代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提高市民素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制订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上海到2010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相继建设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图书馆新馆、上海博物馆新馆、上海烈士陵园、上海体育场、上海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占全市90%以上的群众广泛参与，通过“九十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讨论”、“七不规范”教育、凝聚力工程、“百万市民看上海”、创建文明小区、“爱岗敬业”、学徐虎等活动，确立“文明礼貌、勤奋高效、胸怀大志、开拓创新”的当代上海人素质形象，树立健康向上良好的社会风气，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也是九十年代中国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城市，如何在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加强现代化城市的科学管理，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和模式，是上海这一特大型城市的基本要求。九十年代上海在全国率先从城市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改革，打破原来的一级政府一管到底的政府管理体制，实施了多级政府多级管理的模式，调动区县、乡镇、街道的积极性，上海市委和市府先后提出和实施在市区实施“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以及在郊区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工作思路，将一部分工作权限和市属企业下放到区县、乡镇和街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产生前所未有的效应，一方面区县所属经济迅速发展，区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平均速度约8%，区县外贸出口总值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市平均速度， 区县外资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在市财政预算中，区县财政支出已从八十年代的10%上升到60%。另一方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也加快了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力度，调动了区县政府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九十年代上海的每一项重大建设，尤其是重大市政基础建设，如环城高架、地铁建设、道路拓宽等，从资金筹措到动拆迁，70%～80%已由区县承担，并加强了城市的科学管理和社区的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上海在九十年代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出现了一百万人的下岗和转岗，上海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把无情下岗同有情操作结合起来，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起来思考，以人员的下岗和转岗为代价来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新的产业结构来解决人员的下岗和转岗，以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完成。除通过设置九大再就业中心、发展生产、扩大经营、转移安置、转岗培训、增加岗位、挂职流动、劳务输出等方法解决下岗、待岗职工外，从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率先在全国开始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保”、“三线”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已初步形成了失业、养老和医疗三大保险制度，1997年，参加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职工覆盖面达到98%，使职工的待业金、养老金和医疗金实现了社会统筹，并实施了三条保障线制度，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职工最低工资收入线”和“失业以及下岗待工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线”，切实保障了广大市民的基本生活，市、区两级政府还建立了安民帮困基金，实施民政救济，发放城镇低收入家庭帮困粮油供应卡，使各种不同的对象都有相对应的渠道落实社会保障和救助，五年中，共有近90万职工通过各种渠道重新上岗。
五，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实践中，确立勇于开拓的创造性发展思路。
江泽民同志有一句至理名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上海在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始终把创新作为上海发展的灵魂，牢记邓小平“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7页。）“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2页。）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敢为人先，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实践，勇于开拓，不争论，不刮风，重实践，勤总结，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改革，在实践中发展，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效益，赢得了空间。
市场体系建设是上海九十年代发展的重点。上海抓住金融这个“龙头”，根据邓小平关于要坚决地试的精神，勇于实践，在市场体系建设上留下了一长串的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是全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交通银行是全国第一家改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全国第一也是唯一的外汇交易中心，申银万国是全国第一家发行B股的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上海美国通用金融公司（GE金融）是首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商独资财务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是全国第一家开办人寿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上海浦东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上海还在如何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国有资产方面作出了探索，在证券市场创造了几个全国第一：国有股权权证转让的“飞乐模式”；国有股协议转让给个人的“陆家嘴模式”、“申能模式”；直接通过二级市场向个人转让国有股的“嘉丰模式”；协议收购不流通国有股的“棱光模式”， 九十年代上海通过各种方式， 在证券市场共运作资产366亿元，赢得发展的空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传统工业生产基地，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如何使上海的工业适应“一个龙头，三个中心”要求和“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排序，是九十年代上海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上海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把创造性发展思路运用于上海传统工业的改造，对“人多、债多、负担重”的国有企业，立足整体搞活、深化改革，领先一步从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着手，进行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造：在企业制度上，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提出了“五个机制”和“五个加强”：即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职工能进能出的就业机制、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覆盖全社会的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产品开发、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市场开拓、加强内部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到目前为止，上海现代企业的试点企业已扩大到250家，涉及独立核算企业2000 多家，占全市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的80%，职工人数占全市从业人数的30.8%。在产业和技术创新上，上海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和以市场换先进技术、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先进管理的发展思路，确定了汽车、通讯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家用电器、钢铁、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等六大产业作为上海发展的支柱产业。之后，又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增加了生物工程、集成电路和计算机以及新材料作为上海的支柱产业，通过产业集中和技术嫁接，使上海的传统工业向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弱的变强，强的更强，一跃跨过几个发展阶段，缩短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的六大支柱产业在全市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52.3%，生物工程等新三项支柱产业在全市工业的比重也从原来的3 %上长到14%，二者相加，三分天下有其二，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市工业的比重已经由1990年的2～3%上升到1997年的15.1%，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力。上海的传统工业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重新焕发了青春，不仅没有萎缩，而且进一步得到发展，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基地改造传统工业的新路。
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一直是上海的“老大难”问题。到1990年底，上海尚有1500多万平方米二级旧式里弄以下的住房（其中包括365 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还有“80万只马桶，80万煤球炉”，而按照原来的建设速度，需要用100 年的时间才可能得到解决。九十年代，上海住宅建设从思路上来了一个根本转变，把住宅建设由政府一家变为各方动员，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上海市的地租级差效应，通过土地置换筹措资金，用于旧城区的改造，在全国第一个开始利用外资参与旧城改造。上海还成立了市安居发展中心和平价房发展中心，采取倾斜政策促进安居房、平价房的建设，并且在全国率先开始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住房有偿分配。到1997年全市五年共筹措1600亿元用于住宅建设，共拆除各类旧房1500多万平方米，竣工民用住宅600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由1992年的6.9平方米上升到1997年的9平方米，住宅成套率由37.8%上升到60%以上，城市居民家庭基本实现煤气化，原定要用10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可望在本世纪内就全部完成。
九十年代上海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光辉实践，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成果，是上海发展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时期。九十年代成为上海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城市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时期，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14 %的速度递增， 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360亿元，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跃突破三千美元，城市功能从单一生产性城市初步发展成为综合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城市面貌连续两轮“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的工作，交出了一份“两个文明”建设的满意答卷，把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上海带入了21世纪。新的21世纪即将到来，上海人民一定能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更为出色的实践和更伟大的成就，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