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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种复杂性尤其表现在国际安全领域：近年来，危机频发，逆流涌动，冷战结束后一度发展顺利的和平与裁军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出现逆转性变化，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消极因素有所增加，国际安全环境趋于恶化。
如何认识这些发生了的事件，如何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一些本质性、趋势性的东西？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科学，我想我们也许需要为我们的认识寻找一个坐标，通过一些适当的角度，拉几条线，来帮助我们进行思考和认识。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目前正处在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阶段，正处于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处在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处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战争方式的背景之下，同时也处在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竭力主导世界事务的状况之下，处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经济起飞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上升的情况之下。我想，从上述几个方面、几个角度来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作一个分析应当是有价值的。
一 多极化的角度
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多极化进程的必然性，强调它是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但有些忽略了美国作为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对多极化的态度和反应。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发展——例如科索沃战争、大幅增加军费、发展导弹防御、加强军事联盟等等，其背景实质上就是美国作出一系列战略上的调整，以竭力维护其一超地位、领导地位，为美国在21世纪占领战略制高点，迟滞多极化的发展进程。美国1998年12月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就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是为了保持军事技术的优势、武器的优势，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而追求绝对安全则是为了拥有绝对霸权，以保证美国可以继续为所欲为地进行国际干预而不怕遭致危及美国本土的报复。美国为什么要搞导弹防御？是因为美国现在主要靠导弹打别人，于是最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导弹打美国或其盟国。
从近年来爆发的一些事件来看，我个人觉得，美国极力维护单极霸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多极世界的矛盾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中美关系是多极化进程中的一对主要矛盾。
尽管多极化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但它并不会“静悄悄”地发生，因为美国就不可能听任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必然会主动地来阻碍这个进程。回顾历史，日本和德国都曾经是美国的敌人，后来确也“静悄悄”地发展起来了，但那是做了“奴才”（说“小伙计”好听点）换来的。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尽管红旗已倒，江山易色，经济也部分地失去了主权，一切都顺了美国人的愿望，可美国依然没有放过它。因此，不能有幻想，不能太天真，要充分估计到美国的侵略性和进攻性，不要奢望我们的发展能够在风平浪静的国际环境中进行。
过去的时间中，我们还看到了多极化进程中的另外一个方面：一些地区性的大国，为防止它在多极化的进程中被边际化的可能，于是不惜以极端手段来改变现状，适应多极化带来的挑战，例如印度的核试验。
概括起来，多极化进程必然是一个各种力量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多种力量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大国的兴衰、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必然给原有的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新的变化、新的问题。同时，历史上新旧格局的过渡都是以制定新的规则与制度、确立大国关系为特征的，围绕制度与规则的制定也会产生矛盾。这些新旧矛盾有时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造成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二 全球化的角度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为西方短期投机资本到处进行金融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国际经济活动十分广泛而复杂的形势下，经济安全问题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当世界日益走向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候，金融资本、金融权利就具有了全球支配力，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控也相应减弱，于是，一旦市场规则被无情地、无道德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也就自然具有了侵略性，资本力量有时大于国家力量。
关于全球化，我们不妨听一听一个印度人或许有些极端的认识，这是印度人民运动全国联盟的负责人托马斯·考切里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接受国际环境与发展索非奖时的演说内容：（注：《全球化：殖民主义的继续》， 载《中国与世界》， 1999 年 6 月号， http: //
www.chinabulletin.com。）
“今天，我们是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这听起来很动听，但是，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全球化是从殖民主义开始的。从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以剑和十字架对其他地区和民族实行暴力征服和奴役，掠夺资源，积累财富。在20世纪，世界目睹了各民族奋起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但是，跨国公司的经济剥削仍然继续。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富人和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通常是站在跨国公司一边。今天，占人类20%少数的北方国家人口，占有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2.7%、世界贸易的81.2%、商业借贷的94.6%、国内投资的80.5%、国内储蓄的80.6%以及94.0%的研究发展经费。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理解全球化。富有者肯定会越来越富。占人类20%的北方人口，处在有利位置，他们能够进一步掠夺占人类80%的南方人口手中的仅有的世界财富的10～20%，以美国为中心的七大工业国，手中积累着权力、财富和武器。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边缘化。北方的跨国公司企图取代战后联合国的作用。他们口中讲着‘民主’、‘人权’，但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南方国家的人民。市场经济决定着一切，其他一切都不值分文，金钱的价值在南方国家人民的生命之上。全球化对富人有利，并且是有权者手中的工具，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最阴险之处，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必然趋势和惟一可能。”
同时，全球化并非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政治、文化机构，同样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加紧进行政治扩张和文化入侵。
三 资本主义本质的角度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野蛮、血腥的。但是，二战以后，科技进步给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之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西方资本主义一时间已被许多人视为文明社会的同义词。资本主义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如贪婪、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等，得以伪装和掩盖。
有人说，科索沃战争表现了资本主义的“重新野蛮化”。（注：见《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1日文《警惕资本主义重新野蛮化趋势》，文中提到法国《世界报》外交专刊发表的署名阿兰—格雷斯的文章提出的一个观点——从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到资本主义重新野蛮化的趋势。）北约的“零死亡”是建立在南联盟大量平民的伤亡之上的，对一方的人道主义，对另一方则意味着残忍。
同时，通过科索沃战争我们也在思考，战争的根源是什么？过去说，战争的根源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论断是否仍有现实意义？有经济学家认为，科索沃战争的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注：谢百三：《为美元而战—空袭南联盟背后的经济动因》，载《北京晨报》 1999年5月13日。）战争进行的同时，华尔街的股票一涨再涨，道—琼斯指数冲破万点，达到历史新高。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国际资本的狂欢节”。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是在玩弄战争经济学，以达到支持美元、美股，扭转世界经济格局，刺激石油、军火、钢铁等传统工业的目的。
同样，在美国开发导弹防御、制造“中国威胁论”、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到美国的军工—科技复合体垄断资本家们的经济利益追求——他们故意制造危机、混淆视听、制造冷战气氛是为了推销武器，为了拿到国防部的订单。对于这些美国人来说，战争和军备竞赛是他们赢利的手段，相反，一个和平的世界才是没有“钱”图的。
在美国，经济界不同行业、甚至不同的州对中国的态度都有所不同，为什么？我看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别的，就是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利益取向。例如，美国的纺织业一贯反华，而波音公司、IBM 和摩托罗拉公司则组成了每年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不请自到的院外活动集团。
两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熟资本主义对不成熟资本主义的一场掠夺。前不久的西雅图会议被抗议的声浪所淹没，而人们真正抗议的是资本主义本身。英国《金融时报》有文章指出，西雅图会议的“抗议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强烈抵制正获得动力与力量。抗议活动只是一种警示性信号，它表明民众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担忧已经达到非常令人不安的程度”。（注：陈铁源：《西雅图：真正抗议的是资本主义》，载《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日。）
四 科技进步的角度
科技进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这样深刻。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依托高技术武器系统，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在解决区域性、全球性冲突以及在解决各种麻烦和问题时使用军事手段（包括军事威慑和实际投入战争）。
依靠高技术武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国际干预的成本和代价大大降低。美国利用当代最新科技成果大力推进军事革命，依靠以信息系统、先进武器平台和新型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等为主体的新一代兵器，美军可以做到不出动地面部队，凭借导弹的狂轰滥炸就“屈人之兵”。因此，美军的伤亡可以降到最低，乃至“零死亡”。例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几乎就是几十架战斗机的“纯技术”行动，是新形势下“大刀与机关枪的战斗”。“星球大战”何以死灰复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使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可以解决了。导弹问题为何如此突出，导弹防御为何受到如此关注？因为导弹是目前最有威力、最难防范、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
科技进步使未来战争形态的发展发生了变化。依靠高技术武器可以进行不接触、不见面的战争，出现了电子战、信息战等新的战争形式。不久前，英国声称研制成功可以改变未来战争的卫星制导导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人们看到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战，百亿、千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在计算机键盘的敲击中数秒钟内在世界范围内调拨。这样的可以使一个国家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国破家亡的金融战正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才成为可能。
美国搞TMD和NMD的根本目的是为保持和加强美国的军事和科技领先地位，提高综合国力，为美国在下世纪占领军事技术的制高点。正如当年的“星球大战”（SDI）计划一样，作为导弹防御计划的SDI并没有成功，但SDI作为一个庞大的涉及多领域的科研攻关项目， 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成为美国新军事革命的一个重要源泉。美国近年来实现的一些重要的科技进步项目也得益于或直接来自于SDI计划。因此，我们不能把TMD包括SDI和NMD看做是单纯的导弹防御计划，它们实质上是美国以导弹防御为名义而进行的庞大的综合性高科技攻关项目，是美国着眼于21世纪、为巩固其霸权地位而进行的重要战略部署。
了解了科技进步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21世纪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理解“落后就要挨打”。
五 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内政治又一向对美国外交具有极大的、特殊的影响。因此，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形势是必要的。特别是，1999～2000年是美国政治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大选时期；有一个特殊的总统——克林顿。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党上台，党内的干将们就可以通过政治任命而弹冠相庆。因此，4 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轴，为了上台，两党都到了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对华盛顿的许多传统权贵而言，让克林顿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红脸膛小子登堂入室，已经让他们咬牙切齿，更何况他还如此肆无忌惮。由于性丑闻案，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几十年没有过的一个弱势总统，府院分离、两党之争如此激烈也是罕见的。因此，1999～2000年是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外交政策影响非常大、非常特殊的两年。美国一切内、外政策的调整和国内的舆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点。
美国国内政治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顾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的历史，每当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之时，也常常是中美关系容易出现波折之时。其原因就在于美在野党往往利用中国问题来攻击执政党的外交政策。美国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存在不少概念化的误解，这一现状使得中国问题容易成为攻击的“靶子”。迫于压力并为了国内政治、舆论的平衡，执政党往往此时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倒退。布什政府在1992年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 战斗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克林顿政府1995年同意给予李登辉访美签证和1996年向台湾海峡派遣航空母舰等事例也有着同样的背景。
两党之争殃及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参议院1999年10月13日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不能因此而认为美国核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暴露的正是美国的两党之争已发展到无原则、无节制的地步。
六 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的角度
我们有时研究国际关系、分析国际形势是分析排除了中国因素、中国影响的国际形势。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只研究别国的举动对我国有什么影响，不研究我们的举动产生了什么反应，而那些变化和调整是因我国而产生的。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带来的牵动和引发的反应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就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因素，考虑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及其引发的反应。
近年来发生的几起事件也说明，中国在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中有着十分重要和不可回避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体现在核问题上。中国的崛起势必牵动地区多极化进程和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围绕中国的崛起也必然有欢迎和不欢迎的不同态度，存在着对中国崛起后的走向的猜疑和担心，一些国家还会采取行动与我竞争，对我制约。在多极化的进程中，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中国威胁论”将长期存在，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猜忌和防范将成为干扰和制约我国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消极因素。
在上述六个方面中，由于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要趋势，因此，从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国际形势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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