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小字初探
李盖提 著 聂鸿音 译编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8；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女真学界希望通过明代编写的《女真译语》和13世纪女真文碑铭解读女真小字在16世纪和12世纪的读法。《女真译语》刊布者造成了部分错误，明代抄手亦造成部分讹字和曲解。准确识别女真字读音的首要条件是解决汉语历史音韵问题，舍此不能恰当估价拉丁转写的对音汉字；与此同时学界必须彻底深入研究与女真语亲属关系最近的语言，即满通古斯语族南语支的那乃语、撒马尔语、乌利奇语和鄂罗克语等。女真字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字记录无形态变化的词和词根，第二组字仅记录后缀和音节，学界只了解第一组字在明代的读音，而第二组字的读音可从明代上溯至金代。
关键词 ：女真语；女真字；表意字；音节字
一
19世纪末，威廉·葛鲁贝在日内瓦的东方学家大会上公布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发现，即明代四夷馆使用的一个“华夷译语”抄本，其中包括汉语—女真语对照的“杂字”和20篇汉语—女真语对照的“来文”。[1]334按照四夷馆惯例，“杂字”以女真字书写，每个词条下用女真字书写的词都辅以汉字注音及汉文语义。葛鲁贝很快发表了关于“杂字”和“来文”的重要论著。[2]这一发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他们均希望能找到识读女真小字的钥匙，以此就有可能解开契丹文字和西夏文字之谜。对语言学家来说，公布“杂字”这个词汇表显得意义尤为重大。此前学界已推测女真语极有可能属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在此“杂字”的基础上可以证明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然而，由发现“杂字”所激起的公众热情很快就成了泡影，“杂字”包含的女真小字看起来远非全部。同一抄本里的“来文”中就存有大量未见于“杂字”的女真字，因此研究者对这些字颇感难以解释甚至一无所知。学界很快注意到，利用这个明代的“杂字”并不能解读众多的文字资料，如，不能解读那时被认为是金代女真语最重要文献的“宴台碑铭”。另外，还有预想不到的失望，可以肯定地说，女真小字对解读契丹字和西夏字的贡献几乎为零。然而，语言学家倒没那么沮丧，尽管“杂字”与他们的期望不尽相合。我们在讨论期间固守的话题是所谓“总论”，即要看看女真语是否像葛鲁贝所想的那样接近满语，或者回到阿尔雷的理论，[3]3判断满语与女真语是否仅具亲缘关系而非完全对等。[4]445在这一领域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是夏德，他认为，有必要将女真语和当代通古斯语的研究相结合。[5]377无论如何，“杂字”不能给满通古斯语专家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不过，那时人们很难期望更好的结果，因为葛鲁贝仅仅满足于转写了女真语词的汉字注音，而不懂汉学的语言学家即使从满语里找到了elcin“使者”和dulimbai gurun“中国”这两个词，也仍不理解女真的’ó
使者”和tú-lì-l
h ku
h-l
n-nì“中国”表示什么语义。在这种情况下，将女真语认为一种“变味儿很大”古代满语方言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
永和十一年，王右军誓墓去会稽郡，归隐浙江剡东，确切的地点于剡东何处？为使后人研究书圣的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和发展、人生轨迹的变化，当时社会状况、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有必要进行探讨。
“杂字”提供的少量资料(部分那乃语词)被葛鲁贝收入了其编撰的辞书，[6]但是，后来几乎没人尝试用系统的方法从这份女真文献中汲取素材。继葛鲁贝首创之后，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惨淡时期。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兴趣消退了，除去其他原因之外，可以解释为人们很大程度上低估明代《女真译语》的价值。然而，对这份珍稀文献所下不公正的结论与发现这份文献唤起的热情一样盲目。
从女真小字的视角来看，明代《女真译语》不能取代金代编写的女真字典。没有任何一部金代字典保存到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女真字字母”这样一个书题。尽管明代的“杂字”没有收入全部“小字”，它仍值得我们关注，据之可能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新的阐述。多亏“杂字”，学界才掌握女真语在词汇和语音方面的基本特征，乃至特有的语法结构。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看，在满通古斯语言和阿尔泰语言研究方面，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杂字”。另外，契丹铭文的发现以及最近的解读尝试也与女真小字的分析有关。根据石泰安研究，王国维在同一篇论文里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对解读契丹文字极其重要：完颜希尹因契丹字制度创制女真字。葛鲁贝的著作使分析女真文字成为可能，是解读契丹文字的第一步。[7]48根据当前从契丹铭文中得到的知识，这两种文字体系中不存在大量同形字，为了促进契丹文的解读，了解女真小字系统的构字原则也很重要，因为女真字的创制参照了契丹字。
二
说到女真小字的解读和分析则必须参考葛鲁贝的研究。目前的任务本来不是某种形式的校订，可是校订工作仍然是必需的。石泰安先生公正地描述了葛鲁贝那本开创性的著作，其在这方面的见解应该得到毫无保留的支持。学界或许可以补充说，葛鲁贝对“杂字”的研究半途而废，他没有在文本提供的资料基础上解读女真字，甚至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的想法。看到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我们打算贬低格鲁贝的筚路蓝缕之功。不言而喻，60年前这部著作所需要的研究是开创了一个初始阶段。
然而，即使《女真译语》里没有女真字，葛鲁贝的“女真语—德语词汇表里”也应该有。在涉及《蒙古译语》《高昌译语》《女真译语》等只有汉字注音的“杂字”时，我们也不能仅满足于注音汉字的字母转写，而必须恢复蒙古、回鹘和女真语词原本的语音面貌。
在构拟女真语词原始读音时必须首先利用给出的女真字，因为女真字提供的信息比汉字注音多。女真人精心地创制了他们的文字，目的是得到一个更为丰富的系统，以便更好地记录女真语。而依靠汉字只能建构不太完备的一套语音。考虑到这些情况，现在需处理葛鲁贝索引中一些令人感到困扰的资料。在索引I里怎么会有一大串与好几个汉字对应的女真字，有时还会有四五个？另外，索引II证明有时会有多至14个女真字对应于同一个对音汉字，这种现象又该做何解释？葛鲁贝那两个索引里的异常情况仅是表面，因为女真字在原则上只有一音一义，而单一音值的标音汉字则事实上可以用于相近的甚至差别很大的女真词音。
首先一个任务是排除词汇表里可能出现的讹字。很明显，为了使女真小字的解读得以进行，也为了解决文字所记的语言问题，必须使用可靠的资料，因此应考察是葛鲁贝的失误还是明代书手的失误使得《女真译语》收入了一些讹字。多亏葛鲁贝为注音汉字附上了女真字，尽管这些都还有待校订。
最严重的错误无疑是明代的作者和抄手所犯。在不理解女真语的情况下，这些讹字并不总能通过明确的手段剔除，结果使我们入歧途。四夷馆的“杂字”和“来文”中讹写和讹译较多，四夷馆臣及所用“杂字”的编者对各种语言的认识较为浅薄，而这些“杂字”和四夷馆发出的“来文”一样，其语言水平不及该馆发出同样内容的汉文文件。[8]237葛鲁贝表明“来文”的作者几乎不会女真语，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汉语逐词硬译，无视最基本的女真语法规则。在此情况下，看到女真语的语序跟着汉语亦步亦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2]Ⅶ-Ⅷ“杂字”里也有类似矛盾，尤以明代抄本严重，如，与汉语复合词对应的女真语词几乎总是直译，这些女真词仅仅翻译了汉语复合词里的单字而没有表达出实际含义。与汉语“名声”对应的女真语词，其意义不是像葛鲁贝说的Ruf、Ansehen“名望、声誉”[2]94，而是name“名字”和voice“声音”，女真文写作ger-bu + dilga-an(读作dilgan)，相当于满语的gebu“名”+ jilgan“声”。由于葛鲁贝没有考虑书中屡次出现的类似错误，所以，必须对来自汉语的全部意译词进行仔细校核。
葛鲁贝的错误同样严重，其中一处包含几处小错，更确切地说是引出了一连串错误。女真语翻译汉语词用的字比汉语本身要多，而微小的疏忽能导致辨识女真字和汉字的失误，如女真字
。根据索引I的表述，这个字应该有两个汉语对音，这两个对音是：第一，“木鲁”mou-lou
，“阿木鲁该”a-mou-lou-kai；第二，“失儿”che-eul，见
“扎失儿吉”tcha-che-eul-ki。然而，如果尽力据汉字对音去寻找那个字的实际音值，就会发现这其实完全不是一字两读的问题。第一个词肯定读amurgai，第二个词肯定读jaširgi，所以，女真字的音值是个简单的r。进一步说，汉语译者在音译外语r的时候或用lou“鲁”或用eul“儿”。由引发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现象，恰恰是作为第一次疏忽的结果，在解释amurgai和jaširgi这两个词开头的那两个字时也出现了一连串错误。
在对粒子速度的频率响应函数进行分析时，如果单独分析幅频特性会损失相频特性的信息，只分析相频特性同样也会损失幅频特性的信息。鉴于粒子速度响应函数Hvr(r2,r1，ωi)的实部和虚部均包含了幅频特性及相频特性信息，因此，将其分别作为分析对象。实部和虚部可以分别写为
三
仔细通读和校订这部书之后，可根据女真字在女真语里的用法建立其读音。解读的首要条件是“杂字”里的汉字注音。无论是以汉字的现代读音为起点，还是像施莱格尔那样，试图以汉语某些南方话为基础来为这些汉字赋予所谓“旧”读音，两种方法都不可取(2) 参看施莱格尔(G.Schlegel)1896年在《通报》(T ’oung Pao )卷九第611- 615页上的说明。。一方面《女真译语》的时间晚至明代，其对音汉字反映的是明代汉语，即早期官话，确切说就是官话的某个方言。这个方言与1389年《华夷译语》里的汉语方言大有不同；另一方面即使不完全等于至少也非常近似于四夷馆《高昌译语》里的汉语方言。依照词汇表本身的对音汉字，可以构拟出《女真译语》里给人印象最深的语音特征。
路修好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现在，每天晚上都有不少大爷大妈在村道上散步。”陈永强说，“村里的道路平坦又宽敞，还有路灯，我们农民也能和城里人一样，吃完晚饭散步锻炼身体了。”
有必要从这个汉语方言的典型特征里了解这样的事实，即辅音声母ts‘-、ts-、s-后面如果有介音i，就表现为tš‘-、tš-、š-的形式，这样的声母演化意味着介音i在同一时间消失了。同样的语音特征也反映在满语的古汉语借词里，尤其是反映在明代汉语借词里：满语mujan < 汉语“木匠”，满语coo、co <cao < 汉语“锹”，满语dašose < 汉语“大小子”等。这等于说在“千忒昧”ts’ien-tö-mei“考选”、“木先”mou-sien“锅”、“朱先”tchou-sien“女直”里今读ts’ien和sien的字在那时的方言里读作tš’en和šen。考虑到满语语词与上述女真语语词的对应，这个假定就可以通过满语的cende-、mušeku和jušen这几个形式得到证实(3) 《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卷二，附注三十八，1952年。。
外来词的汉语音译问题，就不能局限于构拟汉字在某时某地的本来读音。汉语还没有演化出一套丰富的用字模式，不能使每个外来的音节都有与其读音相同的对等汉字。汉语译者不得不满足于利用读音有些相近的汉字来模拟汉语里没有的外语音节。明代《女真译语》频繁地使用了这种“替代”手段。如果考虑到明代汉语的音节模式少于前代，比如说少于唐代，那么最自然的想法莫过于此。
检索方式：①中国：临床用药须知；②美国：Drugs@FDA和dailymed网站（网址详见1.3.1）；③日本：日本说明书网站和IF文件（网址详见1.3.2）；④欧洲说明书通过各国官网查询（网址详见1.3.3）。对比各国说明书信息，可知中国、美国、日本适应症和用法用量较相似，英国主要用于缓解睡眠障碍。各国说明书对比详见下表5。
综合上述，合肥夜间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品开发完成的是旅游景点经营时间轴上的延伸，对景点做了亮化处理和景观美化，政府或商业组织不定期地开展夜间出游活动，如夏季的广场纳凉晚会、元宵节公园赏花灯等。
“一能吉”yi-neng-ki“日”：inengi；inenggi，那乃语ini、ińi、ińe；
（2）新型业务供给不足。市场细分进一步加剧，客户需求不断细化、深化，房地产估价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专研新的发展空间，诸如银行批量评估服务、大型企业集团的资产管理服务等新型业务需求逐步产生。然而，新型业务对服务效率、专业高度、技术精度等方面都有着较高要求，对正处于资源整合初期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而言，不是简单地增加估价师数量就能够解决的，一定程度上存在供给不足局面。
根据上述解释，接下来的是汉语对音的
字，这个字不该简单地联系到a，而应是“阿木”a-mou，女真语读作amu。葛鲁贝的索引II里必须把它从根据汉字对音构拟为a的字表中删除。amurgai一词的第一个字又见“杂字”第868号，这个异体字作为单字见于索引I，葛鲁贝给的读音也是a。这明显是又一个错误。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同时处理同一个字两见的情况，从根本上说，第二个异体字不过是来自明代抄手的笔误，只要把它从正体字表中删除即可。另外，还需考虑jaširgi一词第一个字造成的混乱。这个字位于索引I的第144号，葛鲁贝根据对音汉字附上的读音是tcha。如我们适才所见，这同样是认错了字，因为其汉字对音是“扎失”tcha-che，女真语的读法肯定是jaši。这类情况下还有与单字错误相似的“复合错误”。如，与第144号略有不同的一个字，即索引I的第143号
，该字只在
这个词里出现了一次，用汉字对音“扎失安”来读必是tcha-che-ngan。于是葛鲁贝把第一个字联系到汉字对音的“扎失”tcha-che，不过正确的是把第143号和第144号视为同一个字，均为明代抄手笔误导致的异体。因此，必须也把这个所谓的女真字从索引里删除。通过最终的分析，索引I里一个女真字有多种读音的情况可以减少许多(1) 上述例子并非全部，对汉语复合词的误译及对单字的误译也包含在对复合名词实际语义的误译之中，如“杂字”第869号(页四十五)表示“皇后”的语义，由于译者不明白汉语“皇”的语义，就照读了汉字。如 “后”作为俗字可以用作“後”，由于“杂字”已经把这个女真字作为amurgai“後”一词的第二个字标注，所以译者将其机械地引入文中，造成了将“皇后”表达为xuan amurgai“皇的后面”的荒唐译法。 。错误有时来自作者，有时来自明代的抄手，这些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容易看出来，将其剔除并不困难，只有某些特别复杂的情况例外。
一方面，为了避免《女真译语》里的类似情况，必须仔细地研究12—16世纪期间女真人使用的语言，目前学界还无法确定哪种语言或方言为女真语不容置疑的后裔；另一方面，也有几种语言和方言可以通过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与女真语联系起来。仔细对照葛鲁贝“女真语—德语词汇表”里的每一则词语和满语的关系，可假定女真语和满语具有亲缘关系。葛鲁贝的理论主要建立在这些相近词语的基础上，他提出女真语应该等同于满语，确切地说是某个古老阶段的满语。可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词汇表和同时代的词典，就能看出葛鲁贝提出二者相等的说法较为随意，因为有大量女真语词在满语里无法对应。葛鲁贝漏掉了一些明显对应的词语，但我们必须剔除误判的一些近音词。
如果注意到《女真译语》里包含的零星语法特征，满语和女真语之间的分歧就更值得考虑了。以名词和动词为例，满语里缺少与女真语那些词尾和后缀完全对等的成分，但在那乃语(赫哲语)和奥尔查语(鄂伦春语)满语等亲属语言里却能找到。在其演化的较早阶段，满语有可能具有这些古老特征，只不过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出人所周知的创新恐怕不合情理。在我看来必须从一开始就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女真译语》的时代晚至15或16世纪，满语的演化进程从那时起即可看出端倪。
哥哥用青草当诱饵，和阿鱼混了几个月，阿鱼也不让他骑。这让哥哥对阿鱼心生记恨。哥哥往草料中加了辣椒面，呛得阿鱼甩着脑袋在原地打转，鼻涕眼泪直流。哥哥看着阿鱼的狼狈样，拍手哈哈大笑，没料想被爷爷几记耳光打得眼冒金星。爷爷恨恨地说：“不长记性的家伙，阿鱼也是一条生命！”
四
面对如此庞大的家服从业人群，四川省家服企业如何引导就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四川省家服企业又是如何脱颖而出，赢得市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四川省家服企业，看他们如何在改革中寻求创新发展。
在确定女真小字的音值时，有几个问题都有必要搞清楚的，即不能依据对音汉字，而要依据女真语的要求来确定女真小字的音质。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历史的，因为作为解读关键的《女真译语》成书于16世纪，而女真文字则早在13世纪上半叶就形成了。
关于女真文字的解读，必须从一项头等重要的考察着手。至少在12世纪的女真语里应该区分两类词，即有形态变化的词和没有形态变化的词。有形态变化的词里也包含一个不带词尾或后缀的不变成分，即词干形式。女真小字的创制者不得不同时完成两个任务。首先，他们既要为没有形态变化的词造字又要为词干造字。由于缺乏合适的专业术语，可称这些字为表意字；其次，他们还得为加在词干上的构词成分，如词尾、后缀、标记等造字，可称这些字为音节字。在汉文字体系的启发下应该认识到，没有音节字就不可能解决文字书写的问题，因为那需要数不胜数的表意字，例如一个动词的每一种形式都需要用专门的字来表示。
《女真译语》里的女真字既有表意字也有音节字，其表意字有时用来记录女真语的单音节词，有时用来记录多音节词，如：
“没”mou“水”：mü；满语muke，那乃语m
、mu；
“一忒厄”yi-t’ö“黎民”：ilde；那乃语elda；
针对骨科等重点科室，多方位、深层次地加强与三甲医院之间的合作，通过聘请知名专家坐诊、讲学、选派技术骨干进修等手段，提升中心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利用知名专家的人气和知名度，提高中心的诊疗人次，间接提高诊疗设备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与大医院错位发展，针对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主动与之对接，加强中心服务能力的宣传，减轻患者的就诊压力。
随时随意地选字用于替代的功用不容否认，在这类情况下，不必为用字原则的含混不清感到奇怪。大量用于替代的汉字从翻译角度看来是模棱两可的。在复原汉字读音的时候，这些含糊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混乱，而消除混乱的常见方式就是彻底理解所译的语言。如果处理的是一种未知的语言，复原读音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汉字都暗示着许多在理论上可能的读音，这些读音令人无法据汉字确定外语词的形式。这也是解释汉文文献中的匈奴和柔然词语的主要难点，至于恢复当时的汉字读音，则不再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宁住”ning-tchou“六十
ü；满语ninju，那乃语ńu
guyngu；
“安班”ngan-pan“大”：amba；满语amban；
“端的”touan-ti“听”：doldi；满语donji-，那乃语
“扎法”tcha-fa“擒
满语jafa-，那乃语
“兀脉”wou-mei“不许”：üme；满语ume。
要解读表意字只能依靠汉字注音和亲属语言的证据，女真字本身不能提供任何信息。表意字的读音不含任何构词成分，包括后加-n，如满语mori-n“马”、amba-n“大臣”等，因此，需小心对待明代的汉字注音，因为汉字注音里经常会造出个没有任何理由认可的后加-n。
基于“杂字”有时极难判断某个表意字是否属于音节字，因为那些字即使组成了词也只用来记录音节。目前,解决这一问题较为困难，但可解释为“杂字”特有的不规范写法，或许是金代以来并非不习惯的用字现象。表意字在记录多音节词时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如在ninju“六十”里出现的那个字又被发现用来拼写
ü-xe“珠”。尽管“杂字”提供的女真语法系统资料很少，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一大部分名词和动词的后缀。(8) 因为《女真译语》的编者不熟悉女真语，所以他从古代资料中找回了那些带后缀的形式放到了书里。如“歹”，他指出ngo-hei-po这个形式按照明代的读音应为exe-be。“杂字”的编者将宾格词尾用作女真语法规则，写出了“厄黑博捏儿麻”ngo-hei-po-nie-eul-ma，读作exe-be nalma，意为“歹人”(页十，第337号)。 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满语单一的形式与女真语的多个形式对应，如满语-be对应女真语的-ba、-be、-bo；满语-de对应女真语的-do、-du；满语的-me对应女真语的-mai、 -mei等等。音节字的功能不限于标记构词成分，而是有一整串字用记录拆分成多个音节的女真语词。为了达到音节拼写的目的，甚至使用标记词尾和后缀的字，而这里的用法与最初的语法标记无关。
用音节拼写女真语词的方法古来就有，在金代文献中也可见到，即不用表意字来记录女真语所有不带形态变化的词，也不用表意字来记录所有的词干，而这中间的分歧最终没能弥合。以下是从“杂字”里选出的不用表意字而用音节字拼词的例子：
谈到女真语词的部分汉语注音，没必要讨论用la、lo对译女真的ra、ro等常见的情况，也没必要讨论汉语译音丢掉女真语的辅音韵尾这类大量出现的事实。虽然用全然不同音节来翻译的情况非常罕见，但仍有相对复杂的替代现象没有被精确地揭示出来。明代汉语中缺少韵尾-ong(4) 《女真译语》的方言里甚至缺少韵尾-ng。 ，译者就外语里带韵尾-ong的音节替换成了带韵尾-ang的汉字，但从不替换成-ung。由此可以解释第一个音节带o的女真语词“桑戈鲁”sang-kouo-lou“哭”在满语里是songgo-“哭”(5) 《女真译语》页二十四，第460号。 的原因。《女真译语》没有合适的汉字来对应女真语的韵母-om，一般会用韵母-an来替代，如“贪孙昧”t’an-souen-mei“收、拾”，满语tomso-(6) 汉字注音“安朔”ngan-cho“十一”必须要还原成omšo。科特维奇(W.Kotwiez)基于对汉字音的误解，在波兰《东方学年鉴》(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1930年卷七第186-187页上错误地认为那形式是amšo。。
“革替勒”ko-t’i-lo“冻”gek-ti-le；满语gecen“冻
那乃语
冻”；
“弗和罗”fou-houo-lo“短”fo-xo-lo；满语foholon“短”；
“琐脱和”so-t’o-houo“醉”sok-to-xo；满语sokto-“醉”，那乃语sokto-；
“朱先”tchou-sien“女直
ü-šen；满语jušen“诸申”；
“木先”mou-sien“锅”mü-šen；满语mucen“锅”。
解读音节字时除有对音汉字和亲属语言的验证外，无需参考近音字的比较结论，可见解读音节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比解读表意字大得多。音节字拼写的词可以得到正确的解读，即使是不见于亲属语言的词也无妨，此时由对音汉字替代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就不致引发任何混乱。有一组以汉语的反切规则来拼写女真语部分词尾的音节字应该受到特别关注，如：
“安班”ngan-pan“大”amba-an，读作amban；满语amban“大”；
从文化情境来看，目前有关中国文化情境下康复性景观的研究还很少。Huang和Xu（2018）分析了养生旅游目的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游客，发现符号景观对于游客获得健康体验有决定性的作用。Wang、Cui和Xu（2018）基于关系的视角，运用康复性景观理论揭示了游客在新疆吐鲁番沙漠环境中通过对具身体验的文化解读获得治愈的体验。
细致考察汉文史书中有关清朝建立前的记载看来是有用的。这些文献使学界准确了解那时的“女真”分为不同部落，其中讲满洲语言的部落夺取了政权。(7) 参看韩百诗(L.Hambis)在1953年的《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第549-550页上的论述。汉文史书表明女真主要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个部落。16世纪，建州女真位于辽东以东、鸭绿江以北，海西女真位于奉天以北，野人女真位于东北更远的地方。[9]594清朝来自建州女真，明代《女真译语》的“来文”里也提到了这三个部落。在1584年，满洲包括下列四个部落：第一，满洲(有五小部：苏浒、浑河、完颜、董鄂、诸申)；第二，长白山(有两小部：讷殷、鸭绿)；第三，东海(有三小部：渥集、瓦尔喀、库尔喀)；第四，扈伦(有四小部：叶赫、哈达、辉发、乌拉)。[10]173 [11]金代女真语与明代女真语相同，不是一种同一的语言，而是分成了各有其典型特征的方言。如果信任汉文史书里的间接证据，金代女真语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就囊括了满通古斯语言南支的所有现代方言，例如，满语、那乃语、撒马尔语、奥尔查语、鄂罗克语和奥罗奇语。无论如何，南语支有三个主要语组，即那乃语组(撒马尔语、奥尔查语和鄂罗克语)、官话语组和奥罗奇语组，其间的明显区别必然能上溯到一个相当早的时期，而且在金代女真语里不可能见到很久以后分化出现代方言的那个原始南语支语音。可以肯定的是，从女真语亲缘关系的角度看，可以考虑的只有满语和那乃语组，确切说是它们中间已消亡的某一方言。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很具体了——有待于查看关于这个语言的记载有三种：《金史·国语解》、金代的碑铭、明代的《女真译语》。前两种的语言一样吗？第三种的语言资料与第一种相关还是与第二种相关，或者与两者都相关？这对于解释汉字注音和解读女真小字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
“伏湾”fou-wan“时”fo-on，读作fon；满语fon“时候”，奥尔查语pon“时”；
“阿里因”a-li-yin“山”ali-in，读作alin；满语alin“山”；
“杂字”不能为金代采用的表意字音值提供任何参考。反映女真字读法的对音汉字是基于明代译者的知识和用法，这显然并不总能代替金代的读音。如，依照对音汉字的证据，“人”读作nie-eul-ma，即
alma，勘同满语的niyalma“人”。现在亲属语言里没有满语的niyalma，同样的词在那乃语是nai，在奥尔查语是ńē。在《金史·国语解》里，这个词反映的是那乃语的变体而不是满语的变体，所以，不能排除金代的这个女真字有读作nai的可能性。[12]241《金史·国语解》“珠”在金代的词根不是ü而是
ü。根据其他汉文典籍，“六十”读作ü[13]467-468，值得注意的是“珠”和“六十”即使在金代也是同音词。
五
以上关于表意字和音节字音值的叙述均基于《女真译语》的汉字对音，但女真字在16世纪的音值与其在12世纪的音值是否相等？显然未必相等。过了4个世纪，语言中会出现某些语音差别，另外编写《女真译语》与创制女真文字时依照的是否依据同一个方言亦不可知。
“安春温”ngan-tch’ouen-wen “金
读作alcun；满语aisin“金
那乃语aysin“金”<满语aisin“金”。
一整串女真语词引发了另一个思考，阿尔泰语的声母p-在满语和部分那乃语的某些南部方言表现为f-，在那乃语和奥尔查语表现为p-(排除其他亲属语言里的x-和零声母)，可是明代“杂字”的对音汉字清楚地反映出了声母f-，而《金史·国语解》则规律性地表现了声母p-。
女真字的金代读音值得仔细收集，但利用女真字的读音机械地判定其源自金代未免过于草率。目前学界只能通过金代女真字与明代女真字的关系来了解表意字的读音。然而，音节字被用来拼写与其他亲属语言同源的词并且出现足够的例词时，金代女真字的读音才可以得以构拟，目前对音汉字提供有价值的女真语音信息均来源于明代。
如上所述，根据“杂字”的汉字注音，mou-sien“锅”应读作mü-šen，而这个读音显然是明代读音。根据亲属语言以及第二个音节字的其他资料，“锅”在金代的古读为mü
此外参看满语mucen“锅”< *mü
也是明代流行的读音，其金代古读肯定为
ü
这也是近代蒙古语的形式
ü
复数ü
汉语“女真”亦基于这个形式。从历史语音学的角度可知，无论在词首，还是在词尾，满通古斯语族的南语支语言经常用到。除满语外，这个辅音在本文涉及的大多数语言里得以保留，在满语的相应之处我们看到的总是γ和 g。“杂字”里的汉字注音无疑反映了满语的原貌。另一方面，女真人为了拼写最初带的词，使用了除这里之外再不见于他处的特殊字，如：
(1)沙沟纵坡比降大，两侧山体坡度陡，属于泥石流易发范围，沟道内崩坡积物源丰富，前期降雨量大、短时强降雨是泥石流的诱发因素。
“安哈”ngan-ha“口”，明代am-ga，参看满语angga，金代am-nga，参看那乃语ama；
“哈剌”ha-la“手”，明代ga-la，参看满语gala，金代nga-la，参看那乃语ala；
“革捏”ko-nie-“去”，明代ge-ne，参看满语gene-。金代nge-ne-，参看鄂罗克语gönö-；
“革勒”ko-lo“惧”。明代 ge-le-，参看满语gele，金代nge-le，参看那乃语l-。
《女真译语》显而易见并非全无矛盾。“杂字”的编者试图把12世纪的文字应用于自己的语言甚至方言，可是并非处处都合适。表意字不能给编者造出任何难题，因此只能根自己的习惯改变用法。仅在涉及音节字的情况下，这一原则面临着某些困难。编者在拼写中试图严格遵守史料表现的传统，尽管他极力地维护这一传统，其口音却导致他在许多音节字上不止一次地陷入与古音的矛盾。
2010年，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复的水功能区划基础上，长江委按照水利部要求，组织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技术单位，进一步复核了水功能区划的基本信息，并对部分不合理的区划进行调整，其成果纳入了2011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2]。
这些矛盾给解读造成了诸多不便。对于表意字，我们实际上只知道明代才有的读音，而对于大量音节字，我们甚至能构拟出金代的读音。从文字的视角看，明代编者所用音节字的音值只是次要的。这两种发音必须仔细区别，把它们混在一起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误解。为了补救这一难堪，有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即在来自明代的音标后面加个星号，金代的音标则没有星号，这样就有了ü
ü
ül、mü*等。除目前堪布的文献资料外可见到更多12和13世纪的女真碑铭，则可确定每个音节字的金代读音，当然还应该做出更快也更有效的研究作为最终的结论。
在葛鲁贝的索引I里，同一个编号的女真字有多个读音。对词汇表的考察使我们确信索引里所有的异常情况都来自某种误解，其实一个女真字只有一个读音。在基于汉字对音的索引II里，有时同一个音会对应很多女真字。这个矛盾亦可得到解释，第一，有时是单纯的错误；第二，由对音汉字的“替代”引发的含混，必须看到不同读音的实质；第三，一定数量的单音节表意字尚未被识别；第四，部分情况可以用发生在明代的同音异义词来解释。同一个词在12世纪有不同的语音面貌，恢复适用于金代的读音就可以消除索引II里的同音重复现象。
教师对翻转课堂的了解情况：熟悉了解占25.9%，基本了解的比例为39.6%，不太了解的比例为34.5%；教师对微课的了解情况：熟悉了解37.9%，基本了解46.6%，不太了解15.5%； 教师对慕课的了解情况：熟悉了解17.2%，基本了解31%，不太了解51.7%。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解读女真文字的一些问题，其中部分问题极其重要。笔者计划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发表一份当前已知的女真小字表，其中附有小字的真实读音及其所在全部词语的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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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Jurchen Small Characters
Written by Louis Ligeti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NIE Hong -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Institut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Jurchen academics hope to interpret the Jurchen script in the 16th and 12th centuries through the Jurchen Translation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13th century Jurchen inscriptions. The publication of Jurchen Translation caused some errors, and the copying of the Ming Dynasty also caused some swear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The first condition for accurately judg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Jurchen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operly evaluate the translite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Latin; at the same tim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ust thoroughly study the language which are closest to the relationship of Jurchen, that is Nana, Samal, Ulic, and Eroka in the south branch of the Tungusic language. The Jurchen charact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records the words and roots without morphological changes. The second group records only the suffixes and syllabl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ly know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first group of word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econd group. It can be trac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Jin Dynasty.
Key words :Jurchen language; Jurchen character; Ideographic word; Syllable word
收稿日期： 2018-12-27
译者简介 ：聂鸿音(1954-)，男，北京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
本文译自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1902-1987)于1953年发表的论文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 déchifferement des petits caracteres joutchen，载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卷三第3号第211—228页。原著正文为法文，摘要为俄文，译者在翻译时对格式做了适当调整，同时补入了《女真译语》里的对音汉字。
中图分类号 ：H21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9)01-0027-08
标签：女真语论文; 女真字论文; 表意字论文; 音节字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