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清代西北经济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清代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5)02-0100-07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平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郑传斌（《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入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锡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务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伊犁—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于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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