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坐标”定位民族“复兴”
陈留俊
（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其战略目标及实践路径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政客的重视。关注“复兴”一词的内涵及其与“振兴”“崛起”等词的差异，从中发现此概念的特殊意旨必然和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有关，因而希望努力追寻历史印迹，找到民族复兴需要对接的历史“坐标”，让“复兴”的外延指向更加明确清晰。三百年前也许是最近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参照“坐标”，当时中、法、俄三国鼎足而立，各自都达到了至今很难超越的历史高度，总结当时成功的经验以及后来衰落的教训，是对标历史的核心目的。从历史的兴衰轨迹中定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走向，既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也是对现实的最好交待。
关键词： 历史坐标；民族复兴；三百年前；振兴防衰
近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宏伟目标。“民族复兴”的概念，与其悠久、辉煌、曲折的历史有关，“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2]在历史坐标中找准定位，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是“复兴”的前提。
一、“复兴”的理解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口号是“振兴中华”；12岁的周恩来呐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习近平2013 年时阐发“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3]的理念。而今将民族“复兴”作为中国梦的核心要义之一，已有很多的分析和思考① 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历史逻辑、基本经验、未来前景》，《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7 期；王帆：《中国复兴：独特的大国之路》，《外交评论》2017 年第2 期；熊玠：《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华民：《从世界经济发展看中国的伟大复兴》，《复旦学报》2009 年第1 期。皮埃尔·德福安《对中国复兴的思考》，《当代世界》2014 年第11 期；John 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April 2006;Zhang Xiaoming and Barry Buzan,“Correspondence Debating China’s Peaceful R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2010,pp.447-460;Thomas Fingar,“China’s Rise:Contingency,Constraints and Concerns”.Survival,Vol.54,No.1,2012,pp.195-204;ZbigniewBrzezinski,“Living with China”.National Interest,Vol.251,No.59,2000,pp.140-147. ，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向探讨复兴的标准和路径，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警示和可能的困难，对国家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4]，对这样一个极具历史厚重感的国家来说，“复兴”显然要比“崛起”“振兴”具有更多值得探究的涵义，亟需清晰界定。
“复兴”中的“兴”盛之意自不待言，它是指国家成长强大的进路，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概括，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复”则有恢复、还原之意，即将国家兴盛的目标指向过去的某个或多个具体的时空架构，以历史的截面衡量未来兴盛的标准。“只有对照现在，才能理解过去；而只有对照过去，我们方可全面理解现在。促进人类理解过去的社会，增强人类对现在社会的掌控，这是历史的双重功能。”[5]69如此，理解“复兴”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一，“复”指向兴盛的参照标准是过去，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进程的尊重和呼唤，是民族自豪感的当代显现，也是借历史展现对民族复兴能力的自信；其二，“复”是又一次不仅是第二次的意思，当下复兴到以前的哪一次，都缺少量化指标和具体指向，这需要对一个或多个历史截面的精准概括和定位，才能清晰展现复兴的时代意义；其三，“复”含起伏反复之意，即过去的道路并非一直向前或向上，而是曲折坎坷，起落变幻，“复兴”还意在警示发展道路上的下行可能；其四，“复兴”中的历史情怀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成分，“在路径依赖的过程中，正反馈意味着历史是被‘牢记’的”[6]，不加辨别的路径依赖对复兴之路的影响正反两面都有可能。
“历史认知是通过回溯、复原过去进行的，是最具间接性和相对性的人类认知形式之一。”[7]将“复兴”的历史意旨加以澄清和明确对统一全体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式都很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观照把握时代的脉搏，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8]
二、“复兴”指向的历史坐标
实证主义者认为先要确定事实，然后从事实中得出结论。[5]5既然“复兴”需要某个历史节点或区间来加以参照，那么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并找到关键坐标是理解当前复兴战略的前提。十九大报告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复兴的历史坐标应该在中国近代历史以前，而在这之前的几千年内，中国曾经数度强大以至于独领风骚于世界，可选的坐标点很多；新中国领导人又多次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历史坐标又不应该是过于遥远的霸权时代。那么，现在追求的“复兴”应该是一个强盛而和平的崛起概念，它拒绝称霸，也不屈从霸权；它无惧于任何强权，也绝不成为任何强权；它是世界人民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主体；它致力于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口服一次乳酶生50～100片帮助消化，肌注庆大霉素20～40单位预防感染，复合维生素B 5～10毫升调节消化功能，一日2次，连用3天，没有死亡，全部治愈。
在此基础上，可以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来探寻“复兴”的历史坐标。从硬实力看，需要占据世界前列的地位，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一直符合这一要求，其综合实力领先世界，最高时可达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军事力量在鸦片战争前也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软实力看，需要世界认可的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1793 年马戛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访华是一个标志，“这是欧洲为改变当时中西方交往方式所做的一次最著名、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的努力，目标是取得通商贸易和外交的利益。”[9]但这次东西方“两个世界撞击”式的正式访问最终一无所获。[10]野心勃勃却也毕恭毕敬的英国使团对中国的繁文缛节、因循守旧及封闭落后留下了深刻印象，认真比较马戛尔尼带来的谈判文本和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的文本，除了割地赔款项目外的关于贸易通商的条款几乎没有差别，可见乾隆晚期的繁荣已是强弩之末，很难称得上强盛了。
尽管“历史的边界在消失”[11]，中国复兴的历史坐标再往前看，还是能轻易发现软、硬实力俱佳的时刻，那大约是三百年前，“西方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了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了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12]在这个历史转向的关口，中华民族还处于兴盛的巅峰时期，有经得起考验的绝对实力和当仁不让的文化影响力。当时的世界历史还只是聚焦在欧亚大陆上，美国还没有诞生，非洲仍然荒蛮，这片大陆上却有三大王朝鼎足而立，并都有自己的杰出领袖，他们是法国的路易十四（1715 年卒）、沙俄的彼得一世（1725 年卒）和清王朝的康熙大帝（1722 年卒）。三大君主差不多同时执掌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三个帝国直至个人离世，在位时间都长达半个多世纪，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了不朽功勋，开创了近百年的兴盛时代。三者之间也互有一些交集，尽管不是很频密，但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共处态势，既相互欣赏又相互忌惮。
证明 对于∀R+,由于是L2(Γ,η)上有界线性算子,因此及 s也是L2(Γ;η)上有界线性算子。根据定义2.2和命题2.3,对于∀L2(Γ;η),我们有:
“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历史事件被纳入某个叙事性的话语结构，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与其他事件、并且与某个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了一起。”[35]三百年前的君主体制下，国家战略和决策都习惯性地被当权者所掌握，君主及其家族和一些重要阁员，往往都能影响民族兴衰。历史进程往往与当时国家、社会的制度化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所谓“权力斗争的结果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而制度变迁的方向决定国家的兴衰。”[36]如路易十四之后，法国陷入财政危机，召开三级会议是应对危机的临时动议，却推动了法国政治的制度化进程，表面上影响了波旁王朝的寿命，却在根本上保证了法国在欧洲的长盛地位。乾隆禅位得不到制度化保障，间接加速了国家发展的颓势；华盛顿对权力的决绝既为自己赢得了平静的晚年生活，也为国家权力交接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更为美国两百多年的兴盛做好了铺垫。
三百年前的三强并列于世，互争长短又相得益彰，致力于复兴的中华民族可以确认那是一个今天可以借鉴的最近的历史“坐标”，当时中华帝国的文治与武功均无可置疑地取得了世界前列的地位，那是一个强大却未曾肆意扩张的时代，那是一个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熠熠生辉的时代，那是一个人民殷实国家有为的时代。当然，选择康熙时代而不是更早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时代作为当下复兴的坐标，还在于这是一个世界体系正在形成的时期，中国在早期的世界竞争中起点不晚，而后来却未能跟上发展的步伐；更早时期的中华民族固然强大，与世界的联系和正面碰撞却相对较少，参照略显牵强。
康熙在东方的成功更多的则是依靠游牧民族的强悍基因、中华帝国的地大物博和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恰到好处的灵活运用，恰逢欧洲列强鞭长莫及、力有未逮之际，成就了康熙时期的盛世繁华。康熙在新疆、西藏、岭南、东北、台湾等国家的各个方向努力拓展自己的疆界，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功；更可贵的是，满洲贵族能虚心学习汉族文化中积极向上的内容，也不拒绝来自于西方的先进科技，这种文化上的包容精神使清朝可以长时期保持强大和健康。
法国的兴盛使得西欧成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众多拥趸就包括沙皇彼得一世，他是君主中最好的学习者和追赶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俄罗斯是政治和文化认同最为复杂的欧洲国家，尽管它的民族、语言、国家和宗教均起源于欧洲，但又是最不被欧洲认可的成员。”[15]俄罗斯拥有足够的疆域和人力资源，只是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以奴隶制为主的农业经济阶段，面对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近在咫尺的俄罗斯危机四伏，极具忧患意识的彼得继位不久就开始了其面向西欧、开放改革的振兴之路。彼得为农奴制祖国带回了造船业、机器制造业、航海业和海军建设理念等，其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黑海、中亚、西伯利亚方向都作了力所能及的进攻性尝试，每次都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时才停下脚步，进一步奠定了俄罗斯后世不断向外扩张的民族秉性。其中1689 年与清王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彼得一世与康熙大帝的一次正面较量，两位雄主分别将国界划在了自己实力可及的最远地方。
三、在历史坐标中振“兴”防“衰”
“国家兴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16]如果说三百年前的康熙时代是中华民族复兴所要参照的历史坐标，康熙末期开始的下滑路线则是今天尤其要注意的衰落点，正如法国“自1716 年约翰·劳（John Law）借助奥尔良公爵把纸币概念在法国付诸实践后，经济危机即成为常态”[17]，清王朝在康熙之后同样危机重重。所谓“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兴盛时代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在当时也许无足轻重甚或赞誉有加，但其中却蕴含着衰落的因子，以致终成不可逆转之势。
二要尽量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实际需求。排座位要了解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既要考虑个子高或个子矮的、高度近视的、身体有缺陷等问题，又要灵活应变，满足学生的个性化要求。
（一）海禁
三百年前的三大帝国绝不仅仅是一两个领域的强盛，而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均衡发展。路易十四在修建凡尔赛宫的时候还修建了今日还在正常运转的地下排水系统，这是国家经济实力、工艺水平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完美结合；后来由于“法国对于商业自由化一直存在较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27]从而影响了法国的发展。彼得大帝上台时选择去欧洲考察发展的机遇，既是出于对农奴国家军事工业能力的担心，又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他所发展出来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是俄罗斯后来与西欧列强争霸的重要根基。康熙亲政后秉持“家给人足，而后世济”的思想，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治理政策，在位期间蠲免钱粮545 次，计银1.5 亿两，这种执政理念体现了非常高超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清王朝强大繁荣的重要保障。可是后来统治阶层的贪腐和文化专制政策慢慢扼杀了政治和文化大国的成色，只在一两个领域保留了强大的本色，已不足以维持一个大国的真正兴盛了。
（二）四库全书
1793 年完成的《四库全书》，耗时20 年，约8亿字，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概括性、总成性的地位。作为乾隆皇帝一生重要功绩之一的《四库全书》，是清王朝财力、物力、人力鼎盛的标志之一。但《四库全书》把儒家学术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儒家经典是四部之首，强调忠孝节义等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文化，排斥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的思想文献，连戏曲和通俗小说等也不例外。“文化不是永恒的，它是一种社会借以适应其环境的系统，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从长的过程来看，文化终究要变。”[20]《四库全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拒绝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欧洲正在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反封建思潮伴随一系列思想巨著如《国家论》《政府论》《国富论》《社会契约论》等风靡各国，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推动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从属于亚洲”[21]的欧洲地区变为主宰全球的地区。《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当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遭遇思想大解放的时候，中国最有才华和朝气的年轻人却被束缚在官方框定的阅读材料里，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在最需要爆发的时候被扼杀了，在历史的大潮中自然很快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三）“十全老人”禅位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并没有在皇帝位置上终老，为了不超过其祖康熙的在位时间，选择在1796 年禅位给继任者颙琰，即嘉庆帝。这在当时称得上佳话，也是王朝统治中少有的值得称道的权力更替。就如同一年，美国首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也选择了退休一样，两人同样在3 年后去世，并为各自国家留下了不可估量的政治影响。只是两个继任者的命运迥异，两个国家也因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在生命的最后3 年里，80 多岁高龄的乾隆还在遥控指挥着嘉庆，将自己的昏聩和短视留给了儿子也留给了国家，将原本已经走向衰败的国家进一步推向封闭与落后；而60 多岁的华盛顿选择专心打理自家的庄园，在权力中心陷入动荡时也拒绝复出，不以自己的威望和私念拖累国家的长远发展，坚决维护自己定下的规矩和制度，为美国及美国宪法的力量作出了强有力的注脚。“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19]6两个实体中的两个人所展现出来的理性、气度和视野的差别促成了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一个是东方老大帝国暮气沉沉，在自私和短视中自以为是，一个是西方新兴国家朝气蓬勃，在无私和远视中不以人非；一个将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发扬至油尽灯枯，一个为后世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开创历史先河；一个将盛极而衰演绎成经典，一个将崛起振兴展现到极致。
“历史的当代意义形成可以与这种‘其他的时间’相关联，”[22]国家命运的兴衰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会展现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上。当一个国家还在蒸蒸日上时尤其要警惕一些衰败的因子，上述因子即是如此，也许并无立竿见影的祸患，甚至还会被赞赏奉承，但爱国、理性的思维能看到其中的负面影响，发现盛极而衰的源头。
四、对标历史探寻当代“复兴”之路
马克思认为，“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23]三百年前的历史如果可以作为当下民族“复兴”的参照坐标，这样的历史轨迹对改革开放40 年后的中国尤有参考价值。今天发生的一切必将成为后人眼中的历史，借鉴历史将使我们自己书写的历史少一些遗憾，多一些睿智，这是对后人负责任的交待。
（一）以历史眼光谋划民族“复兴”
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俾斯麦说“替孙子考虑问题的才是政治家！”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现实中用历史眼光观察考虑问题，既要借助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要对未来做足够长远的规划，任何短视行为都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的。历史眼光没有绝对标准，但可以在比较中分出长短优劣，如能比自己的竞争对手考虑得更长远一点，总是可以在更长远的时空内有更多胜出的机会。
一体化控制装置在中小型灌排泵站中的应用………………………………… 史湘琨，宋成法，李端明(12.40)
1.5.3 土壤微生物数量测定土壤3大微生物数量测定采用平板稀释计数法，细菌数量测定采用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真菌数量测定采用马丁-孟加拉红培养基，放线菌数量测定采用改良高氏一号培养基，微生物数量计算参照文献[21]的方法。
（二）以全面发展引领民族“复兴”
海禁又称“洋禁”，所谓“尺板不得出海”的海禁政策在康熙时期是延续了明朝的传统，谨防明朝遗孤和郑成功势力反攻大陆，康熙平定台湾（1683 年）后，曾推行全方位的开海政策，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开放之势一度非同凡响。只是好景不长，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南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全面开海的政策开始收缩，康熙于1716 年正式实行禁海，到1757年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先决条件”[18]，海禁政策则是国家经济政策走向保守的标志，真正受到打击的是本国的对外贸易及渔业发展，海盗和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持久的消极影响。海禁还成为东南亚国家发展的重要契机，西方国家对瓷器、茶叶等物品的需求转而流向东南亚国家，并成为后来南洋经济发展的滥觞；而琉球等藩属国因为海禁的关系，利用独占与中国贸易的契机而获取大量利益，在政治上却又利用海岛的地缘优势对清政府离心离德，并事实上形成了极坏的示范作用。“18 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 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19]7此时中国的海禁政策则主动脱离了这场巨变，使得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无法跟上西方国家的步伐，成为国家衰落的根源之一。
“在一个跨国威胁不断出现的时代，无论一个国家的自身实力达到什么程度，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无所不能。”[28]任何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都不是真正的复兴，还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俄罗斯军事实力缺乏经济支撑，复兴尚远；欧盟大国在政治、经济纷争中已沦为世界二流；印度的工业体系尚不健全，且受累于人口危机；日本在安全上受制于人，还在致力于成为“正常国家”。目前世界上能做到全面发展的只有少数国家，“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的转型期”[29]的美国是一个，中国是另一个。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转型之初具有发展潜力的‘落后的优势’，现在经济发展了，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30]“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和“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就是因应新的发展瓶颈的重大举措，希望在复兴过程中避免成为“跛脚鸭”。“中国要在亚太大变局中发挥引领和塑造作用，力量是基础，战略选择是关键。”[31]59该战略的基点就是国家的全面发展，走错了或走漏了任何一步，都有可能使复兴大业夭折。
（三）以人民为中心定义民族“复兴”
路易十四去世以后，“整个贵族阶级严守过去的法令，虽然他们只有25 万人左右，但是却享受免税权，独霸官僚、司法、教会和军队等各界的职位。”[32]国家兴盛红利被少数人群所垄断，阻碍了法国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属于少数民族的清王朝始终不愿与汉人分享根本利益，也终将难以赢得大多数汉人的支持，当八国联军进城时许多市民做看客不做战士就不奇怪了。在西方，18 世纪以前的人均年收入提高0.05%，1400 年翻一番；18 世纪以后的一百年里是1%，每70 年翻一番；此后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35 年人均收入翻一番。[20]7 而在18 世纪的中国，即人民收入增速开始加快的时候，却未能及时提升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国家自然会在兴盛时代中衰落下来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33]这种家户经营传统使与印度、俄国同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孕育出不同于村社制的“家户制”[34]，造就了独立、自由的生存经营主体，今天的复兴工作必须将发展扩大到这些生存主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实现属于人民的复兴。
上述康乾盛世后期的短视之举为中华民族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因为他们看到的历史主要是封建王朝的更替，而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历史眼光的局限性让他们错失了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的历史机遇。但是，“21 世纪初，美国开始衰落，英国决定退欧，欧亚大陆边缘国家又开始向中心国家汇聚。……中国在这个世界大变局中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24]放眼当今世界的各个大国，中国具有历史眼光的长远规划让人振奋，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既宏伟又坚实，这都是中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次积极应对，是对人类发展历程的一次精准把握和极具历史眼光的复兴规划，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相反，“中国制造2025”给世界带来的困扰大部分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偏见[25]，一些所谓成熟的民主国家大多无法拿出超越选举周期的长期战略规划，政权轮替的考量超过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欧洲正在分崩离析，因为它忘记、压抑或否定了自身历史。”[26]这种狭隘的政治理念在民粹主义裹挟下还推动了美国“修墙”“加税”“退群”“废约”等一系列短视举措。当然，任何执政党的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当下中国也有一些眼界促狭之处，如在教育、法治等领域还亟待改善，只是目前横向比较，中国已在新时代的国家博弈中占得先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1]。以人民为中心的复兴理念不能仅仅是以人民为复兴对象，还要让人民成为复兴的主体，使人尽其才、人尽其责。人尽其才是要努力将每个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上，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岗位的契合度是人发挥作用、裨益社会的重要衡量指标，任何乱入或闲置都是失败的征兆，家庭、团体、国家都是如此。如今的西方社会在选举政治的操弄下，可以敏锐地感知社会体察民情，但也常受民粹主义左右，挑拣出迎合民众短期利益，口齿伶俐、长袖善舞之徒管理国家，很多专业人士被忽视或打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组阁时任用大量的军方和金融界人士，并在其后高频率地裁退、更换他们，在维持了人才流动性的同时，却将人才的作用降低了。今天的中国则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才方略，在党管人才的战略下强调推举与选拔的结合，从某种程度上保证大部分人才可以脱颖而出并长期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然后用严格的监管机制约束权力的使用，保证人尽其才的时候还能人尽其责，使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国家发展的事业中来，这种模式正在成为民族复兴的保障。
（四）以制度化建设保障民族“复兴”
路易十四的法国是查理大帝之后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实体，“太阳王”在位期间发动了法荷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于17 世纪末建立了法国的欧陆霸主地位，[13]是时英国专注于殖民扩张，德国尚未统一，西班牙衰落，荷兰有贸易少工业，受惠于“三十年战争”及黎塞留的路易十四可以从容地追求其“天然疆界”的理想，不断侵占周边国家西班牙、荷兰、普鲁士以及众多天主教邦国的地界，将法国的边界推到比利牛斯山及莱茵河，造就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法国。路易十四还致力于国内社会建设和文化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推动建设的巴黎城区下水系统时隔近四百年还在使用，成为建筑史的佳话；法语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语言，全欧洲的王室、宫廷、政府都以法语作为通用语言，即便伏尔泰这样对君主专制充满鄙夷的启蒙思想家，也对路易十四时代充满了溢美之词。[14]
世界各国只有深刻认识到，各国在网络空间中是共同面对风险、休戚相关的关系，才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一个让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畅享的网络空间，共御网络威胁。一个好的网络环境对任何国家都是有利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世界构建一个安全、和平、稳定、开放的网络体系开辟了新思路。
理性地看中国目前的复兴历程，不管前面还有多少问题和困难，决不能依赖个人或英雄的力量，而需要将应对的途径和方式都加以制度化，才能高效而根本地解决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1]2017 年末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吸引了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和政党参与，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制度化成果的浓厚兴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作品在海内外的发行是对中国制度化建设的阶段性小结，是为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也是世界政治“思想市场”的需要，对主导的西方政治思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其中党政体制、人民主体思想、实践精神等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当今西方发达社会面临经济停滞、社会分化、政治低效和民粹主义等危机时，中国的制度化建设为世界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在中国的实例还非常成功。当然，制度化建设需警惕“国内机制与官僚机构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或‘余辉效应’限制了后续的战略选择。”[37]过去的成功极易成为进一步前行的阻碍，制度化建设需要在不断扬弃中保持先进性，“注意力量优势的合理运用和平衡相关的利益诉求，提升制度建构和规则制定的能力，真正显示出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风范。”[31]59
（五）以持续改革应对民族“复兴”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8]改革是应对现代化进程的不二法则，三百年前三大君主的生平阅历、民族特性决定了他们改革的视野，并进而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清王朝是从草原边疆走向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改革的方向是大陆，努力将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融入到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被接受、能同化即是改革的胜利。彼得大帝立足于广阔的东欧平原，继承了硕大的政治版图，改革的方向是大海，考虑到国土防御和争霸欧洲的需要，沙俄在武器制造、造船业和海军建设领域的改革直指黑海和波罗的海两个出海口。那时的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全无对手，只有西班牙、荷兰、英格兰的海上贸易和到新大陆的远洋能力是路易十四心生觊觎的对象，东印度群岛的发现及其源源不断的资源、财富既可以缓解国内财政紧张的压力，也可以极大地满足路易十四追求霸权的需要，所以波旁王朝改革的方向是大洋，目标是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远大的视野促成了法国国力的持续强盛。三百年前的三大君主固然鼎足而立，但立国之基和改革视野有大陆、大海和大洋之别，其后的国运也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差异。
研究得出数据通过SPSS18.0软件统计处理,以数(n)或率(%)表示计数资料,以χ2检验,P<0.05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如今各大国关于改革的方向和视野同样存在差异，从大陆、大海、大洋，到全球、太空，各不相同，但只有放眼未来，致力改革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下有此能力和雄心无外乎中美两国，谁能在改革中成功并获得领先地位，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百年的格局。对中国而言，“中华文明一直局限在这里，缓慢地发展了两三千年之久，使其农耕文化和灌溉方法臻于完美，直到今天仍然保有其民族的特征。”[39]民族特性的利弊都很明显，有利的是中华民族内生的包容性，对改革持有最大程度的宽容和弹性；不利则在于“社会系统对具体行为的反馈往往存在‘延时性’[40]”，改革不够及时高效。
这群军中白衣天使，医治的不仅是战士们的伤口，更有战士们的心灵。因有了她们的存在，在炮火飞溅的战场，每个硬汉心中也赫然绽放着一朵朵红玫瑰。
改革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同样值得学习，如“后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发生，既有经济转型战略的改革措施选择失当的原因，也有民主化与市场化相互干扰、制约的原因。”[41]还要注意改革的窗口期问题，经济发展很好和很差时都不适宜改革，“因为改革否定了过去，改革消除部分流弊却使人更加容易察觉到尚有其他流弊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42]唯有坚持将改革作为政策的核心理念，以稳定为前提，蹄疾步稳，坚定信念，把握契机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稳步推进民族复兴的前提。
列宁说共产党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43]。振兴是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只是标准不尽相同，方法千差万别，自我认知与客观障碍时移世易，使得各国看起来差异很大；复兴则与辉煌的历史相关联，既要有悠久的历史，且需要足够辉煌，提出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定的历史坐标来参照。“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4]当中国提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时，普京要“还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对过去大国地位的眷恋；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对当下国际地位相对下滑的纠正。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个别国家的荣耀，但需要明白其中的参照坐标、价值指向与辉煌历史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既不误导国民，也不迷失方向。
“忘记历史，甚至把历史搞错，是一个民族形成中的关键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的进展通常对民族性构成威胁的原因。”[45]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历史中寻找复兴的参照坐标是一个有意义的做法，借此既可发现参照对象“兴”在何处，更可了解他们如何转“衰”，借鉴其兴盛的做法，谨防其衰落的细节，回顾历史，参照当下，而不是耽于简单的口号或盲目的激情。如今的中国距离“复兴”的目标只有咫尺之遥，但也是最需警惕的高风险时刻，更是考验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历史机遇期，对标历史就有一定的必要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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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s and Locat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CHEN Liu-jun
（Party School of Guangling District,CPC Committee of Yangzhou City,Yangzhou,Jiangsu 225002）
Abstrac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ideal of all Chinese people,and its goal and path attract attention from many statesmen and scholars.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erm“rejuvenation”and its differences from“revitalization”and“rise”,and finds its inevit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us it hopes to find 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s for the rejuvenation and clarify its precise extensions.The most recent coordinate can be located back t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when there were three kingdoms,China,France and Russia,each of which reached a height difficult to surpass until nowadays.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ir success and decline is the core purpose of this paper.And locating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coordinates is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the best explanation of reality.
Key words: historical coordinates,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revitalization in case of failure
中图分类号： D031；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225（2019）09-0011-08
收稿日期： 2019-05-10
作者简介： 陈留俊，男，安徽滁州人，外交学硕士，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佟群英）
标签：历史坐标论文; 民族复兴论文; 三百年前论文; 振兴防衰论文; 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