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沦为第四世界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根源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些事实。1990年，跨地区贸易在非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达到了45.6%，同比，欧洲只有12.8%，北美洲13.2%，拉丁美洲也只有23.7%，亚洲为15.2%。纵观20世纪，这一比例数据变化不大。1928年的全球平均数是14.9%，1990年这一数字微增到16.1%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现象：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相比，非洲明显更深地统一进了世界体系之中。当然，如果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全球发展水平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从这一角度看，非洲无疑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最贫穷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数的21%，更只相当于发达核心国家的6%。因此，虽然非洲跨地区贸易相对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高，但这一高比例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数字却小得可怜。同时，非洲的出口额(包括进口额)也只占了世界贸易的一个微小部分。这也正是非洲被认为是世界体系中的边缘的原因，具体说，也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无足轻重。
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被边缘化，目前使用的标准往往是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数额大小，这一推论前提是极其错误的。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要使生产和生产力最大化的体制，而是一种为资本利润最大化选择最佳生产量和生产条件的体制。事实上，所谓的边缘化(marginalized)国家就是被以野蛮的方式残酷剥削的国家，因此，它们是贫困化的国家，而不是位于体系边缘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分析应在另外的基础上完成。在发达地区——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西欧、中欧(欧盟国家、瑞士和挪威)，跨地区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一事实不仅与这些国家很高的发展水平有关，而且还与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一些特性有关，这些特性值得着重指明，那就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历史上建立了一种自我中心的经济体系。在这儿，我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长久以来一直被传统经济学家所忽视。自我中心的意思是“面向内”，而不是“自给自足”(即“封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已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的资本积累过程一直具有，而且，我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同时具有内向和开放的特性，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会呈现出侵略性的开放性(也就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因此，这又意味着，全球系统将具有一种不平衡的结构特性：其中心是内向、自我中心，同时又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与全球体系融合在一起(因为它们塑造了这个全球结构)；另一方面，这一体系的边缘国家仅是外向的(即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它们与全球体系的结合方式也是消极的(它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体系，因而在塑造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它们所具有的作用微乎其微)。
从上述的概念分析中，我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非洲都同样地参与到这个世界体系中来，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参与方式。所谓边缘化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它遮蔽了真正的问题，即不同地区是如何参与到这个全球体系中来的，而不是各个不同地区参与到全球体系的程度有何不同。
另外，上述提到的数据表明，纵观20世纪，各个地区与全球体系结合的程度并没有如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话语所认为的那样，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起落变化确实存在，全球融合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但其增长幅度却很缓慢，在过去的10年中，甚至没有什么增加。
这也并非要排斥全球化已经历了一系列阶段这一事实，而且，由于体系中心的支配性的全球资本的要求，全球化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
基于以上的方法论，现在我们对非洲融入全球体系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和指出非洲融入世界体系不同阶段的特点。
非洲参与全球体系的不同阶段
非洲早在世界体系建立之初，也就是在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16、17和18世纪)阶段，就已经融入了全球体系之中。那时候的世界体系的最大边缘是美洲殖民地，在美洲已经建立了一种外向型的出口经济，而主导这种外向型出口经济模式的是欧洲大西洋商业资本家的利润。反过来，这种集中在食糖和棉花上的出口型经济又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因此，通过奴隶贸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被以一种毁坏性的方式结合进了全球体系中。应该说，非洲大陆后来的“落后积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咎于与全球体系的这种“融合”方式，因为奴隶贸易的直接后果是非洲人口的急剧下降。直到现在，非洲人口在全世界的比重才可能恢复到它在公元1500年左右的水平。
而在美洲，与世界体系的商业主义式的融合也摧毁了许多被竭泽而渔地开发的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那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地区、巴西东北部地区和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南部地区，都获得了很高的增长率。如果一个世界银行的专家在那时考察那些地区，肯定会大书特书这些地区的“发展奇迹”(一段时期，圣多明戈一地食糖的出口额就超过了英国的出口总额!)，并信心十足地断言说，正在建立自我中心式经济的新英格兰地区走的是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而今天的事实是，圣多明戈成了落后的海地，新英格兰地区则成了美国的一部分!
非洲与全球体系融合的第二波浪潮发生在殖民时期，即1880年到1960年。一旦一个大陆被征服了，接下来的问题肯定是如何“开发”它。在这一关节点，世界资本主义的处事逻辑——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都具有什么不同的自然资源?——以及非洲社会以往历史形成的思考方式共同发生作用。在这一语境下，我认为我们应该理解非洲存在的三种不同的殖民主义模式：(1)结合了小型农业的贸易型经济，在这种模式下，非洲的小农经济被结合进被垄断控制的世界热带农产品市场之中，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的收入降到最低，并对农业自然资源进行毁坏性的开发；(2)围绕南非的矿产资源，同时依赖强迫移民的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准确地说，这些移民来自“资源储备”不足、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3)掠夺性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一些专营公司通过对从其他地区转运过来的产品征税获取暴利，当地的社会条件不允许“贸易”，也没有矿产资源。刚果盆地就大体上属于第三种类型。
这种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方式给非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它延误了——足足一个世纪——非洲农业的任何革命。因为无需投资进行现代化(不需要农业机械，也不需要化肥)，也无需对劳动力支付任何真正的报酬(劳动力自身基本上还是在传统自给自足的框架下进行再生产)，甚至也无需保证自然财富再生产的能力(对农业用地和森林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就能从农民的劳动和自然提供的财富中榨取大量的剩余财富。同时，自然资源的这一开发模式也深深地与那时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模式结合在一起，使当地中产阶级形成的任何可能性丧失殆尽。相反，每当出现当地中产阶级形成的苗头时，殖民政权就会加紧压迫措施。
结果，今天所谓的欠发达国家大多数都位于非洲。今天构成“第四世界”的国家其大部分是那些与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结合过于紧密从而招致毁灭的国家。孟加拉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前身孟加拉邦曾是英属印度殖民地上的一颗明珠。
例如，布基纳法索曾是法属殖民地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大部分青壮劳动力的供应者。象征“象牙海岸奇迹。的经济增长率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它的奇迹同时破坏了它的劳动力来源地区。人口迁移使人口迁出地区的经济进一步贫困化，但同时人口迁出地区还得支付养育劳动力的费用，这些劳动力在年轻时一旦获得劳动能力，即被迁移输送出去，而当他们衰老并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就返回到原来的输出地。应该认识到，这些养育和瞻养费用与这些青壮移民劳动力“汇寄回家”的钱数比起来，数目要大得多，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进行统计的时候，往往忘了这笔费用的存在。本身很“贫穷”，同时又与全球系统的结合程度很低，这样的国家确实也有，但很少。也许以前人们可以将北也门和阿富汗归入这类国家，但它们目前也正在融入全球体系中。就像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除了“贫困的现代化”——城市边缘的棚户区，居住着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外，这些国家一无所得。
那些对独立非洲的批判：批判其腐败的政治中产阶级，批判其经济上的软弱无力，批判其农村社区结构的顽固不化，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非洲的这些特性都是在1880年至1960年，即非洲的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
当然，新殖民主义毫无疑问进一步巩固了这些特性。应该指出，非洲以这样的形式走向失败完全系于著名的洛美协定(Lome Agreements)的局限，洛美协定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欧盟联系在了一起。洛美协定下的一系列条约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劳动力分工关系，即将独立后的非洲仍然束缚在原材料的生产上。而与此同时，也就是在所谓的万隆时期(1955年至1975年)，世界其他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这使得非洲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性时刻整整失去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无庸讳言，非洲的统治阶级在导致非洲大陆的退化过程中，也应负部分的责任，特别是他们加入到新殖民主义的阵营中，利用自己人民的软弱，反对他们的觉醒。因而，非洲本地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全球策略之间达成的共识就是导致这一失败的最终原因。
非洲的“发展”
在重新获得政治独立后，非洲人民在1960年左右展开了各自的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主要目标与亚洲和拉丁美洲所追求的多少有些相似，尽管亚非拉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尽相同。这一共同性是很易理解的，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在1945年的时候，所有亚洲国家(日本除外)、非洲国家(南非除外)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尽管相互之间存在些微的差别)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一些矿产开采业除外)，从其人口构成上看，农业人口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政治上也绝大部分是专制政权——不是大地主寡头政权就是殖民政权。
尽管在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民族解放运动在总体上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目标，即政治的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以及经济的工业化。
目前存在一种理论倾向，即把这一时期认作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并据说这一阶段为国家原始积累产生了某种作用，从而为下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正在大踏步迈进的，以向世界市场全面开放，并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为标志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我并不趋附这种理论倾向。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并没有“自发”产生这种发展模式。它是当代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因此，我主张的解读方式是强调以下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其一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自发和直接的倾向，它总是受短期获得最大收益的目标驱动，这是这一社会管理模式的标志特性；其二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的长远的视野。后者与前者在根本上构成了冲突。当然，这一冲突并不总是以激烈的形式展开，因为资本主义可以调整自己，以适应后者，甚至从中获利，但它只是调整自己，并不能构成后者的动力。
非洲的所有民族解放运动都具有这种现代主义的视野，基于这一原因，我把它们定义为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其根本上说必然要产生一套以这一系统为基础和特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工资关系、商业管理、城市化、教育模式、国民概念。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与发达资本主义相伴随的价值观念，如政治民主，这些价值观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诱惑力，它们确实使最初的现代化发展的紧迫性进一步获得了合法性。
非洲地区的所有国家，无论是激进的还是较为温和的政体，其政权的选举方式都这样构成，即一个党、闹剧式的选举、权威的国家领导者—建国者。由于缺乏一个商人中产阶级阶层，国家包括其技术官僚就希望取而代之。但是，有时候，由于技术官僚猜忌中产阶级会将自己的眼前利益置于建设中的国家的长远利益之上，中产阶级的出现会被进一步延后。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左翼来说，这种猜忌又相当于是对中产阶级的排斥。因而左翼自然会相信自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采纳民族解放运动的标准，即“建设民族国家”的标准，那么其总体上的结果肯定是有争议的。其原因是，虽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支持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全球化对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来说，却只会对其社会产生瓦解作用。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忽视了这一矛盾，而一味沉溺在“弥补历史造成的落后局面”的资产阶级概念中，并试图通过被动地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这种赶超(而不是力图通过脱钩来进行调整)。
依据前资本主义前殖民主义社会具体特点的不同，殖民地国家发生的民族隔离的严重程度也各有不同。在非洲，由于殖民主义者实行人为的区域划线，并不尊重非洲人民过去的历史，加上资本主义边缘化政策造成的民族隔离使得种族主义的存留有了可能，尽管民族独立以后的统治阶级一再努力，力图消除种族主义的出现。一当危机来临，剩余价值的增长突然遭到破坏，而剩余价值正是独立后的新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的保证，于是统治阶级本身就会发生分裂。它们基于“发展”成就之上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它们在寻找新的合法性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民族政策上的倒退。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的几十年”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确实开始了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某种竞争力。但在非洲，“成功的发展”(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却仍然限定在旧的劳动分工框架内，也就是提供原材料。在这方面，产油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在一些“热带农作物”社会，如科特迪瓦、肯尼亚和马拉维，也能见到。它们是作为“光辉的成功典型”被宣传的。
事实上，它们是没有未来的，因为从它们开始繁荣的第一刻起，就属于过去。所以，即使在新的劳动分工的框架内，这些经验也大多是不成功的。这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真实情况。这些困境也并不一定是“错误政策”的产物，而确实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具体地说，这一发展类型早已在殖民时期就发展成熟，并在1960年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以加纳为例，所谓的“象牙海岸奇迹”不过就是“追赶”殖民地西非海岸已取得的成就。
一个世纪的终结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国家发展规划破产后发生的情况，各种文字材料已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其起始点是，为使资本获利，社会力量平衡被残酷地倒转，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各类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主导性资本由守转攻，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操控了整个非洲，在整个非洲大陆实施其所谓的结构调整项目。我在这里之所以将结构调整项目冠以“所谓”，是因为这些项目更多的是过渡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其惟一真正的目的是使非洲的经济围着其高额外债转，而这些高额外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全球体系危机进一步深化所导致的欠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经济停滞的结果。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除了东亚，全世界所有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20年都下降了将近一半，非洲也不例外。也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危机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东欧)的外债开始以危险的速度增长。其实，全球危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的，那就是日益增加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高额的利润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在生产体系的扩张中无法找到出口的日益增加的资本剩余。
为了避免资本的贬值，必须找到替代性的金融投资出路。美国的赤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即是这一世界体系的产物。现在，负担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一个已经贫穷不堪的非洲国家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既将其出口的一半或更多用来支付其外债的利息，同时又做到被要求它做的“提高效率”并与“国际接轨”呢?我们应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争赔款只占了这个工业化强国出口额的7%，但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比例太高了，德国要“适应”这一高比例非常困难。那么，这就奇怪了，德国无法适应失去其出口额的7%，而坦桑尼亚却可以舍弃其出口额的60%而安然无恙?
这些政策的毁坏性后果昭然若揭：经济衰退、社会灾难、政局进一步动荡，有时候，甚至整个社会也会陷于分崩离析之中(如卢旺达、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20世纪90年代，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以负数(-0.2%)增长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结果是，非洲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人们不失时机地把这一事实定义为“边缘化”。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更多地是与全球体系激烈而错误地结合的结果。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轻描淡写地把这只是称作通向一个美好未来过程中的“痛苦的转型”。
但美好的未来在哪里?社会已遭破坏，贫穷日益增长，教育和卫生状况在恶化，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条件，也不能帮助非洲的生产者一如期望的那样变得“更富竞争力”。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针对非洲的那种新殖民主义计划可能确实是非洲与全球体系结合的最糟的方式。它不仅不能产生正面的作用，反而会使非洲社会的能力进一步衰退，从而无法接受现时代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提出的挑战。
跨国公司的战略并不能帮助非洲摆脱过去形成的旧的国家劳动分工模式。从非洲的立场来看，新的替代方式应该把建立自我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与参与全球体系结合起来。这一总体性法则适用于今天的非洲，正如其在现代历史的全时段中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地区一样。
这可能需要在国家范围，同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进行重大的变革，对于前者来说，需要超越在“善治”和“政治多党制民主”标签下的总体方案。因而，在这些变革之后，一种另外的全球化模式才有望逐渐成形，并有可能纠正非洲与全球体系的严重错误的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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