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资本的可能性
——奈格里生命政治思想研究
赵 蒙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00）
摘 要： 奈格里在借鉴福柯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生命政治理论。他以当代劳动新变化为线索，逐渐探索新的革命主体，不仅深入揭示了资本的生命权力形成过程，而且论证了革命的可能性。他将主体反抗资本的过程称之为“出走”，在出走筹划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找寻革命形成的主观条件，他发现在生命政治劳动中逐渐生成一种不同于“人民”的革命主体：诸众。它的形成并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构建，而是由内部自觉组织起来。它们并不是一个无秩序的集合，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联合。通过凝聚力量持续地对“帝国”发起冲击。当然只有革命主体是不够的，必须有为主体提供基础、供给的客观条件，而通过探究他们发现生命政治生产能创造出“共同性”，而“共同性”为诸众源源不断的能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命政治理论在其重构革命主体、追求革命何以可能时所起到的支配性作用。
关键词： 生命政治；身体；共同性；诸众
奈格里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逐渐在消亡，资本主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它编织成一张网络将人们和资本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好似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最合理、纯天然的秩序一样。在这种状况下，生命政治悄然的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资本权力的一部分，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统治着我们的身体乃至生命，人的一切力量流转于贡献劳动力、促进社会生产以及再生产之中。奈格里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切，并认为当今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在这种情况中，如何激活革命政治话语？以及革命主体在哪里，怎样将它和客观世界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抗资本的统治？这就是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所要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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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视角的转变：从超验性向内在性的转变
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的提出与其对社会变化的探究是分不开的。奈格里吸收了福柯思想，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过渡。在规训社会中，社会控制通过各种规训机关（工厂、学校等）确保人们服从于它的统治，规训力量的统治手段就是预设正常行为，禁止反常行为。而在控制社会中，控制机制不再是用“暴力”约束人民的行为，而是更加隐蔽的通过对人民的身体乃至生命的控制以达到对人的掌控。因此，控制社会是规训社会的强化和普遍化，而现在我们正处于控制社会的管控之中。在控制社会中，权力已经彻底政治化，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权力已经延伸到社会的每个神经末梢，要想摆脱权力对人的奴役和压迫，推翻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首先就要唤醒身体、寻找主体性的反抗力量。在找寻主体和批判资本的过程中，奈格里实现了对资本批判的视角转变。
与此同时，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还应该充分依托自身的职能优势和教育培训体系，不断通过知识更新和农业新技术推广，积极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培训内容、实用的农业技术咨询服务以及相关的技能培训等。同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对教育和培训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不断健全教育培训功能和服务机制，使农民能够通过教育培训切实提升自身的综合科学素质，更好的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
在奈格里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中，蕴含着批判视角的转变，即从超验性向内在性的转变，从财产批判到身体批判的转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直坚持对资本进行批判，从对资本研究中发现剩余价值，讲述资本家如何通过剥削工人劳动来榨取剩余价值，从而达到对私有财产的批判。这是一种站在资本之外反思资本的批判方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非物质生产逐渐取代其他增殖方式，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非物质劳动语境中，劳动力逐渐摆脱了资本的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要素都被重新审视。因为在“以生产非物质产品为目标的活劳动，如认知劳动，总是会突破加诸于自身的限制，并发展出无法被磨灭的欲望和不断改善的生命形式。”〔1〕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物质性的商品，而且也生产生命形式，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经被生命权力所掌控。因此，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范畴之间的分隔已经解体，要想对资本进行外部的、超验性的批判从而瓦解资本的路径已经无法实现。在当代，必须从身体的视角，挖掘身体的力量才能挑战资本所编织的规训和管控。从内在性的维度出发，奈格里将身体作为反抗资本的前提。
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变化，提出了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形式吸纳中，工人脱离了原有的宗法和阶级政治的约束，与资本家形成雇佣关系，一切除了资本形态之外的社会关系都被纳入到资本之中为资本所用，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在这个阶段中，资本只改变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而随着机器更新、科技的发展，劳动过程本身发生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形式吸纳转向实质吸纳，这时工人对资本的关系从简单的雇佣关系逐渐变为从属关系。奈格里对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进行反驳，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时期。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逐渐完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是它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命的吸纳。因此在奈格里眼中，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转变,不再是物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而是从身体从属到生命从属的转变。奈格里在看到当代劳动的新变化后认为资本通过这种权力形式来掌控劳动进而实现全球统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还能实现？
奈格里首先研究劳动的新变化，发现当今资本主义与之前的时代产生了根本上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开始趋向于生命政治生产。做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劳动的构成和性质发生变化：第一、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过程中非物质生产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奈格里认为“产品的非物质维度，在现实世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它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层面。”〔3〕以往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和劳动通过物的生产创造出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情况被打破，当代资本主义主要进行的是对主体性的直接生产。第二、劳动朝着生命政治性质的转变，这个转变使得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因此，生命政治劳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劳动也就是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依靠交流、合作等特征对劳动者生活时间的占据，最重要是它虽然不生产商品，却生产非物质的观念以及社会关系。这其实就是对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对个人身体、意识的操控。
二、生命政治劳动构成革命主体“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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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建立起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唯物史观，并用这种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奈格里坚持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他也仍然坚持当代资本主义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当代社会的生活。因此他们的理论思路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发现人与资本的关系的新变化，进而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指出资本所形成的装置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和操控着我们。
正是看到身体和生命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奈格里一直强调生命政治具有事件的特征，它以事件的形式出现在历史当中，通过生命规范与形式的积累，以及主体化的力量，介入主体性领域，进而实现新的主体性的生产。并为此提出酷儿理论，酷儿意味着创生，意味着颠覆主导性的身份和规范，意味着身体的反叛。通过这种生命政治事件可以将生命的生产转变为反抗、创生以及自由的行动，从而开启另类主体性的生产。因此，奈格里强调 “我们不能将历史理解为生命权力在其中通过支配对现实进行规划的领域。相反，历史为生命政治对抗和反抗生命权力的过程所决定。”〔2〕虽然权力总是管理、控制着生命，但总是存在一股暗流，坚持将生命视为反抗力量，视为追求另类存在的生命的另一种力量。正是看到权力背后的反抗力量，奈格里虽然采纳了福柯“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概念，但对其做了不同的解读。奈格里认同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理解，也将其视为掌控生命的权力，但对于生命政治奈格里强调它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
总的来说，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劳动理论是对当今时代变化的一种回应，首先传统意义上产业工人的人数不断降低,具有更好知识修养的新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以往的工作场所仅仅是局限于工厂之中，人们的工作和休闲的界限十分明显。但是在当代工作场所已经打破了地点束缚，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融为一体，因此生命政治劳动正是在这种变化中获得了统治地位,劳动方式的变化也就会导致新的革命主体的变化。在考察了诸众的形成之后，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在生命政治的背景下探究诸众对抗资本的可能性。
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劳动成为革命主体组成的基础，在资本主义步入全球化的时代中，生命政治劳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它和资本交织在一起形成网络将人们围困在其中，人们无法知道生命政治生产的不仅仅是商品而是生命本身，要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我们必须找寻革命主体。在奈格里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理论目的就是考察生命政治劳动这种新的劳动形式，探索在其基础上孕育新的革命的可能性。奈格里将找寻的新革命主体称之为诸众，诸众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过程，“诸众”在《帝国》一书中被称为“民众”，该书主要讲述“帝国”的形式以及其发展和影响，对诸众的解析很有限，只是将它理解为是反抗帝国统治的潜在革命力量。在其后的 《诸众》中，奈格里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中，将生命政治劳动作为诸众形成的基础，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诸众作为革命主体对资本的反抗。而后在 《大同世界》奈格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现代财产共和国，认为当代劳动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再像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当代更倾向于非物质劳动生产，因此革命主体也和以往时代的有所区别，当代以生命政治生产为主的诸众是不同于人民的革命主体，并将其做为构建新世界的主体力量。
奈格里一直强调身体的力量，身体的反抗力量创造出诸众来对抗生命权力。而他创造出的新革命主体之所以能对抗帝国，就在于“生命政治生产”为革命主体的创生提供物质基础。在《帝国》中奈格里独特的提出了将资本看成是一种冲突性的关系，在资本的链条中，不仅包含着生命权力生产，而且也包含着反抗生命权力的另类主体的生产。他说；“今天产业资本主义的机制依然存在，但是生产模式已经转变了，它涉及劳动力剥削的条件、权力关系、劳动方式、联合行动等等。不过，这种转变也创造出新的反抗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模式的变化不仅仅鼓舞了新的权力机制，而且为对抗性斗争也开辟了新路。”〔5〕在生命政治中，蕴含着主体反抗的可能性，这正是基于身体的反抗力量。他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主体生产客体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劳动主体生产商品那样，而是为了生产主体本身。如果说生命权力是资本把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等同起来的技术和机制，那么生命政治则是革命主体的生产基础和中心。生命政治就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它可以冲破生命权力所编织的网。
奈格里并非第一个阐述非物质劳动的人，许多其他的自治主义者都对这个概念进行过探究，不过在《帝国》一书中，在批判以往自治主义者的基础上，奈格里在三个层面上界定了非物质劳动：“一、近年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二、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三、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 ”〔4〕“情感劳动”是“生命政治劳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其之所以最为重要，就在于其直接关涉着精神的、身体的劳动主体的再生产，强调人的主体方面。在奈格里学说中，生命政治劳动和非物质劳动是没有差别的，之所以后来用生命政治劳动取代非物质劳动是因为要强调劳动对革命主体的生成作用。
三、在生命政治的背景下反抗资本的可能性
“身体”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低于灵魂的卑劣存在。尼采开启了西方哲学哲学的“身体转向”。福柯则以尼采哲学为基础，将身体纳入到政治的视域之中，创立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理论。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概念指的是操控生命的权力，这种权力通过对人口的管控而运作。福柯认为在身体和权力这对关系体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是权力，而身体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随时会被权力改造和重塑。但奈格里不满足于身体屈从在权力的裙摆之下，他在权力生成的生命政治中，看到了身体的反抗。奈格里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其实是为了找到对抗资本主义和“财产共和国”的途径。对身体批判的重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身体是生命政治结构的构成性要素。奈格里认为身体对生命政治至关重要的是身体的生产性。第二、在生命政治领域中，身体在反抗。奈格里以原教旨主义为例子，原教旨主义通常指涉的是僵化、不宽容的信仰系统。它虽然十分关注身体，但它对身体的关注其实是让身体消失。在原教旨主义的压迫中却蕴含着身体的反抗力量，生命政治是可以阻止让身体的隐没，使身体彰显其力量。第三、身体性反抗生产主体性，但不是以孤立的或独立的方式，而是与其他身体的反抗处于复杂的互动之中。不同身体的斗争之间所存在的平行论并不是同质性的，没有一种领域或社会对抗能够处于首要地位。
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认为，当今的资本有机构成正在改变改变，劳动与生产过程逐渐分离，劳动日渐成为独立的主体。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不是以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演化为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以及资本日渐处于劳动过程之外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促使新的革命主体的生成。我们不能在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观点上理解生产，在生命政治生产中，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是生产，也被生产。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第一个特质是将经济的重心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将生产和再生产日益混同，并且生命政治产品倾向于逾越经济的量化计算，采取共同形式，采用共享的方式不能被圈定为私有财产。正是通过生命政治生产，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为革命主体—诸众的创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本构成的变化会造成的第二种结果是：资本对生命政治的控制和剥削逐渐加剧。由于生命政治生产超出资本的控制范围，因此资本主义采取了三个策略控制和削弱生命政治生产。第一、针对劳动的非物质趋势采取控制共同性的策略。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从对劳动力的剥削逐渐转化为对共同性形式的剥削。因为在“今天，价值来自社会主体化过程，来自于共同性和联合行动。资本主义需要主体性，没有主体，它的统治体系维持下去。目前，如果没有共同性，就没有资本主义。”〔6〕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对共同性生产的控制。理解“共同性”对于了解资本在当今社会的剥削形式以及政治主体的反抗方式都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弄清楚何谓共同性。共同性在奈格里思想中有两种内涵：第一个内涵关涉的是自然世界的共有物，像水、空气、土地等，它们是人类共有的应该被共享。第二种内涵是动态的，既包括劳动的产品，也包括生产资料。这种共同性涵盖我们所生产的精神财富例如：文化、社会关系等。奈格里主要强调的是共同性的第二种内涵，他认为第二种形式的共同性是揭示帝国中的新剥削新形式的关键。其次，在理解“共同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时候，奈格里举了水的例子，我们知道，水是共同资源，它属于自然，也是我们的公有之物。但是水如何被转化成我们所使用的形式这些都和工业有关，所以没有工业就没有共同性。“共同性”不等于“公有”，“公有”在奈格里看来就是对共同性的剥夺。它使共同性落入国家机器手中，看似是对集体共同性的保护，实则是对它的侵蚀。共同性是我们每天创造的、不断重新发现的东西。共同性总是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未来。并且“共同性”是由诸众生产出来的，每当诸众在生产和生活时，共同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创造出来了。但是资本却通过私有化分割公共领域，以及私有化历史上积累的知识、实践等形式分割共同性，从而达到控制生命政治的目的。第二，针对工作“女性化”趋势，资本设置了不稳定工作，迫使劳动力从事多种工作，造成劳动的时间贫乏，以期控制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自由。第三，针对世界范围的移民和劳动力混合趋势，资本设置地理、社会屏障来阻止劳动力的流动，从而控制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组合。
资本不是通过生命政治生产从现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并使后者成为新生产过程的基础。与此相反，资本总是想要控制生命政治生产并占有共同性，进而阻碍生产过程。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资本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共同财富私有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性和资本积累的私人性之间的被日渐扩大。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奈格里从生命政治劳动者的自主合作性的角度出发，将资本主义危机理解为主体性的危机。而要想从资本经济的主体性危机中解放出来，诸众必须从“财产共和国”中“出走”，去找寻促使共有物无障碍生产的基础。“出走”是一个没有确定目的开放过程。它指的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的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的过程。因此，出走是排除资本对生产掌控的手段，是对抗私有制的途径。
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当代之所以会产生关注，就在于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资本对主体的束缚和掌控，而且还告诉我们尽管资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霸权但我们仍然可以可以看到生命政治主体对它的反抗。因此研究其生命政治思想对了解资本主义变化新形势以及把握人类文明前景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面对这些事迹和荣誉，谢合清表现得很淡定。他说：“荣誉只是属于过去。我做了一辈子的供销人，一直在农资行业中摸爬滚打，尽管还有一年就退休了，但我还要为服务‘三农’尽心尽力。”心系供销，心系“三农”。不管谢合清身在哪里，为农服务的那颗心永远不会改变。
〔参 考 文 献〕
〔1〕奈格里，哈特.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5．
〔2〕奈格里，哈特.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0．
〔3〕奈格里，哈特.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9．
〔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0．
〔5〕奈格里.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是人的创造性〔EB/OL〕.http://news.163.com/．
〔6〕奈格里.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是人的创造性〔EB/OL〕.http://news.163.com/．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2234（2019）02— 0038— 04
收稿日期： 2019— 02— 14
作者简介： 赵蒙（1995—），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侯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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