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征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特征论文,区域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随着生育率的迅速转变和死亡率的明显降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与发达国家情形不同，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人口急剧老化，中国不得不在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迎接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因此，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应对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在客观上受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制约，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鉴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人口发展进程的地区差异，如何全面客观地分析各省、市、区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推进态势，已成为认识区域人口老龄化特点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并制定与之相应的老龄政策的重要依据。
一、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测度方法
所谓区域人口老龄化，指的是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使老年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通常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测定，前者偏重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度量，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于老龄化的速度。常用的静态指标主要有两种：一是区域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某一时点、某一地域范围内老龄人口的比重被视为该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及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一指标在分析人口老龄化过程的空间特征时为国内学者经常采用；二是区域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该指标描绘了老年人口在地理空间的集中程度，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为许多国外学者所采纳（Graff and Wiseman
1978，1990；Heaton
et
al.1984；Rogers 1990；Rogers and Watkins1987）。
静态指标虽然可以从年龄和地域两个方面刻划人口老龄化过程的空间差异，但是它们难以动态地反映出人口老龄化过程，所以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成为测度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常用动态指标。就动态角度而言，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失为一种度量老年人口随时间演化过程的有效方法。其不足之处在于既难以直观地反映老年人口与区域人口年龄变化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无法显示不同区域老年人口和全国老年人口在老龄化进程中的潜在关系等静态特征。
因此，尽管运用静态和动态指标可以较全面地就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但许多国外学者已开始尝试将它们结合起来，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以全面测定老龄化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面引入美国人口统计学家Andre Rogers和Jennifer A.Woodward等人的测度方法。
老龄化速度主要受人口转变速度的制约，而指数增长模式又常被用于模拟人口总体的变化过程，因此，假定老年人口演化遵从指数增长规律， 设p（t）（65+）为全国或某一区域在t年时65岁以上人口总量，那么n年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p（t+n）（65+）可表示如下：
p（t+n）（65+）＝e[nr（65+）]p（t）（65+）
（1）
其中，r（65+）表示65岁以上人口年均增长率，由上式可得：
r（65+）＝（1/n）×ln〔p（t+n）（65+）/p（t）（65+）〕 （2）
根据（1）（2）式可以将区域i老年人口比重%I（t）（65 +）及占全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SAi（t）（65+）动态化：
%I（t+n）（65+）＝e[nTAi（65+）]%I（t）（65+） （3）SAi（t+n）（65+）＝enTGi（t）（65+）SAi（t）（65）（4）
式中TAi（65+）和TGi（65+）即为Andre Rogers、Jennifer A.Woodward构建的测定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新指标，TAi（65+）被称为老龄年龄集中率（tempo of elderly age concentration），即老年人口比重按指数模式的年均增长率；而TGi（65 +）被称作老龄地理集中率（tempo of elderly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这两种指标之值可由（3）（4）式导出：
TAi（65+）＝（1／n）×ln[p[,i]（t+n）（65+）／p[,i] （t）（65+）]－（1／n）×ln[p[,i]（t+n）（0+）／p[,i]（t ）（0+）]＝r[,i]（65+）－r[,i]（0+）
（5）TGi（65+）＝（1／n）×ln[p[,i]（t+n）（65+）／p[,i] （t ）（65+）]－（1／n）×ln[p[*]（t+n）（65+）／p[*]（t）（0+）]＝r[,i]（65+）－r[*]（65+） （6）
其中，p[*]（t+n）（65+）表示n年后全国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p[*]t（0+）表示全国总人口数，r[*]（65+）为全国老年人口年度增长率。由（5）（6）两式可见，老龄年龄集中率TAi（65 +）反映的是区域i老年人口比例变动的快慢， 并揭示出老年人口与区域人口总体动态演进过程中的速度差异，TAi（65 +）因此而成为度量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慢的重要指标。TAi（65+）值越大， 表示老龄化进程的变动越快；当TAi（65+）＞0时，区域老龄化进程正加速推进； 若TAi（65+）＝0，说明区域老龄化进程保持不变；若TAi（65+）＜0， 说明该区域人口变化处于年轻化阶段，还未出现老龄化趋势。而老龄地理集中率TGi （65+） 则显示了区域i相对全国老龄化进程的快慢程度，TGi（65+）＞0（＜0，或＝0）表明区域i老龄化进度超前 （滞后或持平）于全国总体水平。所以，TGi（65 +）主要测度的是老年人口地域空间分布变化进程。本文主要用TAi（65+）和TGi（65+）两指标来测度我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慢，其中老年人口界定为65岁及以上的人口。
二、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一般趋势及空间特征
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各地区虽然在人口状况、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特点和社会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自80年代以来，老龄化已成为各省市区带普遍性的人口变化趋势，其影响已经开始波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只有上海市的人口类型属老龄型（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7.37%）；到199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除上海仍以12.22 %雄居首位外，超过7%的有川（含重庆，下同）、湘、桂、粤（含海南，下同）、闽、浙、苏、鲁、辽、津、京等，其余省区人口年龄结构均跨入成年型，而1982年时全国尚有4个省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低于4%。下面运用TAi（65+）和TGi（65+）等指标，就80年代及90年代各省市区老龄化进程的趋势及特征展开分析。
（一）80年代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趋势及特征
在各省市区人口普遍老龄化过程中，区域不同，人口老龄化的推进态势也不尽相同。80年代各区域的老龄年龄集中率见图1。由图1不难发现，老龄年龄集中率较高的地区从地理分布上看，主要有三大片：一片是京津吉辽地区；另外两片是包括苏、皖、沪、浙、闽、赣、湘等省市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涵盖甘、青、宁、陕、川等省区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它们形成了一个由西北内陆一直延伸东南沿海的巨大人口快速老化带。三大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区域，有两块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或近海地区；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对滞后、人口年龄构成较轻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也存在一个人口快速老化区。具体到每个省市区，老年人口比例年度增长率超过全国1.6 %水平的共有10个，尤以安徽最高，其TAi值达到3.5%；上海次之，津、辽、吉、苏、浙、闽、甘、川等省市也高于全国水平1.6%； 老龄年龄集中率稍低的京、青、赣、湘、陕、豫、内蒙古、鄂、鲁、粤等省市区也超过了1 %；晋、宁、桂、新、冀的老龄年龄集中率介于1%～0.3%之间；唯一例外的只有西藏和贵州，它们的年龄结构不仅没有老化，反而出现年轻化迹象，因而其老龄年龄集中率为负值。
注：本研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1998》等（下图同）。
老龄地理集中率见图2， 老龄化进程超前于全国水平的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型的地域集团。首先是由甘、青、宁、川、湘组成的老龄化进程超前区，位处中西部内陆；其次在东部地带也形成了包括苏、皖、豫、闽、赣等省份的由北到南的老龄化进程超前带；最后在东北部存在一个主要由京津辽等省市构成的老龄化进程超前区。如果对这些省市区按照老龄集中率高低进行排序，安徽最高达到1.967%， 上海次之为1.4%，江苏、福建、甘肃、北京、天津、四川、 辽宁及青海等的老龄化进程快于全国水平。此外尚有16个省区，因老龄化进程滞后于全国水平，老龄地理集中率为负值，这里面既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山东及广东等省份，也有诸如云南、广西、新疆、西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滞后程度最高的依次是贵州（－1.7%）、广东（－1.3%）、西藏（－1.2%）等省区。
（二）90年代区域人口老龄化推进态势
自90年代开始，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步入了全国高速推进的新阶段。1990～1997年间各省市区的老龄年龄集率（见图3）均大于零， 这说明所有区域都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而各省市区的老龄年龄集率均高于1982～1990年间的水平，反映出各区域较之80年代老龄化步伐也大大加快。从空间上看，老龄年龄集中率较高的三大区域形成了一条近乎环行的人口快速老化带，其一由青、川、滇、桂、湘组成，从西北绵延到南部；其二包括闽、沪、皖、苏、鲁等，在东部形成一条由南向北的沿海人口快速老化地带；其三是由京、津、吉、辽、内蒙古等构成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横亘于中国的北方。就具体的地区而言，老龄年龄集中率最高的是青海（40.2%），桂、闽、川、辽、京、津、吉、浙等也超过30%，湘、沪、津、苏、内蒙古、鲁、滇等人口老龄化转化速度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23.2%）。老龄年龄集中率较低的皖、粤、宁也超过了20%；黑、桂、甘、藏、豫、新、晋、赣、冀、 陕等介于12 %～20%之间，湖北最低为7.0%。
与区域老龄年龄集中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1990～1997年间老龄地理集率大于零的各省市区（见图4）形成一条近乎环行的区域， 它由西北的青海向南达广西、广东，后又经沿海地区北上，与北方的京、津、辽、吉、内蒙古一起构成了巨型的人口老龄化超前地带。根据老龄地理集中率，可大致将老龄化转化超前的省市区分为三组：一组由老年人口比例年增长率高于10%的青、京、桂、 闽组成， 其中青海省最高（19.7%）；第二组包括川、吉、浙、辽等老龄地理率超过5%； 第三组含沪、津、滇、宁、湘、苏、内蒙古、粤、皖等，它们的老龄地理集介于0%～5%。老龄化进程滞后区也可以分为两组，其一是低度滞后区，如贵、新、鲁、甘、藏、黑、赣、豫、晋等，老龄地理集中率在－10%～0%之间；其二是陕、冀、鄂等老龄化进程高度滞后区， 滞后度最高的湖北省的老龄地理集中率为－15.1%，与老龄化进程最为超前的青海省一起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极端。
三、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探讨
由于中国正处于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阶段，因此，分析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一般趋势及特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及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扬长避短，力促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良性运行。从对各省市区老龄化进程推进态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发展的，在空间上也不是同步推进，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特征；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区域格局也较为明显。因此，在制定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相关对策及政策措施时，既应区分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又要兼顾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共性特征，实行分类指导的政策。以下就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推进态势，探讨未来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策取向。
首先，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区域特征要求实现老龄化研究重心的区际转移。受人口规模及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制约，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的调整空间是极其有限的，所以，面对人口急剧老龄化，我们更多的只能是去接受而不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快速加深的现实。因此，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策主要应面向各省市区老年人口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可否认，东部沿海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大多较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但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仍存在川、湘、桂等人口类型已属老年型的省区，而在各个时段中西部地区人口快速老化带的存在说明，今后这些区域老龄化步伐将更为迅捷，它们将逐步成为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进者。因此，在制定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策时，应实现研究重心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战略转移，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省区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减轻老龄化对这些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老龄化对策核心的经济化。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源于区域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问题，这一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将会变得更为突出。比之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在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能力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人均收入方面，后者均远低于前者，因此，中西部地区将承受来自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能否得到缓解，关键在于其经济是否能获得快速稳定增长的能力。而中西部的经济环境正在改变，例如从资金利税看，由于80年代以来对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投资已引起该地区资金利税率大幅度下降，到1995年中西部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达到8.39%，高于东部的8.22%；此外，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产值率正在逐步接近东部沿海地区，所以说，发展中西部正逢其时。由此我们认为，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策应是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广义的人口对策，也就是说既要对养老保障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和养老资金上的扶持，更要注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力度，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最后，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对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进行创新。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的加速推进，使现有的保障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保障制度的创新已刻不容缓。人口老化使企业的社会负担迅速加重，全国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及退职人员之比已由1985年的7.5∶1变化至1995年的4.4∶1，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状况日趋恶化；在全国收支失衡之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收支不平衡情况更加突出，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而且还不排除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保障制度的创新包括养老观念的更新和保障体制的创新，而人口老龄化发生作用的滞后性特征更要求人们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我国在1965—1975年间出生的人口约2.5亿，可以预计直到2025 年他们仍将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批人的养老观念直接关系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未来，因此，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这些年轻人积极投身到养老保障体制的建设中来，加大养老投资力度，将不仅有助于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压力，而且可以为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中国老年保障体制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