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物流意识与个体差异研究--以南京第三方物流企业员工为例_绿色物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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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实体经济中,物流出色地扮演了众多产业的辅助者角色。然而,就在物流业为现代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负外部效应[1]。保持物流经济贡献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是各国政府与环境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一困境,绿色物流应运而生。企业是绿色物流的具体实施者,是最为关键的行为主体,绿色物流实施的状况和水平取决于企业的具体运作,尤其受企业员工对绿色物流的总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2][3]。因此,研究我国物流企业员工的绿色物流意识以及实施绿色物流的行为倾向,无疑,将会为政府制定引导企业绿色物流实践、规范企业绿色物流行为和提升企业绿色物流水平的政策提供参考。

二、相关文献回顾

1.环境意识相关研究

环境意识的概念源于英文“Environmental Awareness”,但是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更倾向于用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 Concern)等词汇。我国学者则倾向于使用“环境意识”,只有洪大用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使用“环境关心”这一术语[4]。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认为环境关心与环境意识的内涵是一致的,不存在差别。在环境意识的众多定义中,Ester和Meer在1982年所下的定义最为权威。他们指出环境意识(环境关心)是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程度以及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程度[5]。无论是一般环境问题的关心研究,还是具体环境话题的关心研究都已经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Dunlap等人利用新环境范式量表从单一维度来研究人们的环境意识[6][7];吕君、刘丽梅等运用自设量表从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评价和环境行为四个维度,分别对草原旅游社区居民、草原旅游管理部门和草原旅游者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研究[8][9]。此外,环境意识水平的影响因素也逐步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统计特征是影响人们环境意识水平的重要因素。Arcury 等运用含有12个测量项的量表对酸雨话题的环境意识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显示出更高程度的环境关心水平,且教育与家庭收入水平等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环境意识水平也起到正向影响[10]。Tadesse研究了家庭垃圾分类问题的环境意识,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教育水平对人们的环境关心程度产生积极效应[11]。

2.绿色物流相关研究

学者们对物流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供应链渠道关系、物流绩效评价等方面,只将较少的研究精力留给了绿色物流。绿色物流是指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同时使物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西方学者对绿色物流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是有关绿色物流理论的经验检验到20世纪90年代还是缺乏的。Murphy 等在这个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将绿色物流的重要性、绿色物流水平、绿色物流动机和障碍等纳入到他的研究领域[12]。此后,Carter和Jennings研究发现绿色物流的物流执行官乃至经理个人的物流社会责任价值观和信仰对物流社会责任的履行有显著影响。绿色物流对中国实业界与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灰大陆”。国内学者对绿色物流的有限研究多集中于定性的规范研究[13][14],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该领域的定量研究。王蓓、孙林岩建立了具有内部关联的多指标逆向物流运作决策评价模型,并运用网络分析法(ANP)验证其合理性和实用性[15];于成学从绿色物流影响因素、绿色环境行为与绿色绩效三个方面对企业绿色物流管理进行评价,并构建了企业绿色物流管理评价指标体系[16]。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学者们分别在环境意识和绿色物流领域方面作出了积极地探索和努力,但是还没有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环境意识在绿色物流领域里具体表现为绿色物流意识,所谓绿色物流意识就是指人们对物流环境问题的总的认识程度以及为改善物流环境状况所愿意做出的努力程度。本文借鉴前人在环境意识与绿色物流方面的研究成果,利用实地调研的数据,分析绿色物流意识的构成维度,测量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的绿色物流意识水平,检验人口统计特征对绿色物流意识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环境关心与绿色物流相关领域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借鉴Dunlap的NEP量表,洪大用的中国化了的NEP量表,于成学的企业绿色物流管理评价量表和刘丽梅等的草原旅游环境意识问卷,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绿色物流意识量表,该量表为包含14个测量项目的5级Likert量表(从1-非常不赞同,到5-非常赞同);第二部分为绿色物流认知现状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为被调查者个体特征。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笔者2009年4月对南京地区10多家企业员工的绿色物流意识调查,主要包括TNT天地华宇物流公司、宅急送、全程物流、申通物流等11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三方物流公司。调查对象之所以锁定为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员工,是因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专事物流,以物流服务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其员工的绿色物流意识水平在行业里面最具代表性,其对国家物流环保政策的制定更具现实意义。本次调查先通过典型访谈对问卷进行修改与完善,然后再针对性的发放问卷进行大规模调查,实际发出问卷250份,回收237份,其中有效问卷232份,回收率达94.8%。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2.研究过程

样本数据的处理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对有关绿色物流现状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便对当前的绿色物流发展现状作一概述;其次,用经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来确定潜在的绿色物流意识维度;最后,用回归分析来检验性别等人口统计特征对绿色物流意识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企业员工绿色物流认知现状统计描述

在本研究的被访者中有46.6%的人认为当前的绿色物流实施现状一般,37.9%的人认为绿色物流实施现状比较糟糕,6%的人认为绿色物流现状极其糟糕,9.5%的人认为绿色物流实现较好,可见,样本调查对象对绿色物流践行现状总体评价偏低。其中,男性对绿色物流实施现状的评价比女性更低,47%的男性认为绿色物流发展情况糟糕,高于女性35.5%的比例。被访者对人类改善物流环境的能力充满信心,16.4%的人认为科技进步人类能够完全消除物流的负面环境影响,52.2%的人认为技术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来改善物流环境问题,其中71.4%的女性对此作出积极评价,比男性高3%。在绿色物流知识来源渠道调查中,56.5%的人来自互联网,32.8%的人来自工作单位,30.2%的人通过报纸杂志获得,24.6%的人通过教育宣传活动获得信息来源,由此得知,网络、报纸杂志与工作单位是获取绿色物流相关知识与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绿色物流实施的主要驱动因素调查显示,45.5%的人认为绿色物流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制定物流相关的法律法规,28%的人则认为有利的经济、文化环境能够推动绿色化物流的发展;9.5%的人认为环境政策才是促使物流绿色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绿色物流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调查表明,42.7%的人认为绿色物流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法律、制度缺乏;38.4%的人认为是企业与消费者的绿色物流观念落后;还有5.6%的人认为是价值链上企业合作不足造成的;4.7%的人认为企业物流经验与技能不足是制约物流绿色化的主要因素。根据调查结果,不难发现被访者一致认为物流相关的法律制度因素对物流的绿色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2.绿色物流意识构成维度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根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大部分变量合并成少数几个因子。本研究中因子提取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使用方差极大化正交旋转。Bartlett 和KMO检验表明:Bartlett值为2 599.921 6,P值为0.000,KMO值为0.828。故因子分析结果是可以接受的。采用Kaiser法(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因子,结果显示,本问卷各个测量变量能够很好地被4个因子所解释,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6.1%,说明4个公因子对原有14个测量变量具有76.1%的解释能力。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作为检验标准,用来观察问卷各项目内部的一致性。经计算,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6,各个因子组内Cronbach's α系数的从0.625到0.970,表明问卷的项目设计比较理想。因子降维处理后提出的4个公因子,分别代表绿色物流意识的具体构成维度。其结果如表2所示。

因子1显示出最强的方差解释力,解释了总方差的40.996%,Cronbach's α系数为0.956,也达到很高水平,说明该因子内变量的一致性很高。该因子包含六个绿色物流意识测量项目(从绿色物流需求到绿色供应链)。这六个测量项目均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和赞同倾向,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绿色物流态度”因子是最为合适的。因子2在反应绿色物流素养层面变量上的载荷较大,被命名为“绿色物流知识”因子。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4.620%,说明绿色物流知识也是影响绿色物流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子3显示被调查者在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方面的具体行为,因此被命名为“绿色物流行为”因子,该因子的特征值为1.845,方差贡献率达13.182%,Cronbach's α系数最高达0.970。因子4为“绿色物流意愿”因子,该因子主要反映被调查者的物流环保参与意愿与接受绿色物流教育培训方面的意愿。绿色物流意愿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7.325%,Cronbach's α系数为0.625,作为整个量表信度指标其值偏低,但是,作为某一因子组内的量表信度检验,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3.绿色物流意识水平测评

绿色物流意识水平及绿色物流意识各维度的分值是后续回归分析的数据依托。本文首先运用回归法计算出

由表2可知,当前物流企业员工的绿色物流意识水平得分为3.1,表明当前企业绿色物流意识处于一般水平。绿色物流各维度因子得分显示,企业绿色物流知识因子得分最高为4.29,说明物流企业对绿色物流相关知识和信息了解得比较多;企业绿色物流行为因子分值最低为2.48,意味着企业在绿色物流行为方面的表现比较糟糕,这一结果验证并支持了前人的观点。

4.绿色物流意识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以绿色物流意识水平与绿色物流意识各维度为被解释变量,以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职位、物流行业从业时间、来源地、企业类型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人口统计特征对绿色物流意识的影响。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

(1)性别对员工绿色物流意识水平以及各维度的影响。尽管男性对绿色物流意识的影响为正,且在绿色物流态度、绿色物流知识方面的影响系数也均为正,但是统计检验不显著。由此说明,在我国男性与女性对物流环保这一主题的关心是一样的,不存在性别差异。

(2)年龄对企业员工物流环境意识的影响。年龄前面的系数为正,而年龄平方项前面的系数为负,则说明年龄与绿色物流意识水平是成到“U”关系,即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绿色物流意识水平不断增强,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后,人们的绿色物流意识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这个研究结果与Shen和Saijo的研究结论不一致[17]。

(3)社会阶层变量对员工绿色物流意识的影响。在教育、收入与职位这三类反映人们社会阶层的变量中,除了中层管理者在绿色物流行为方面有显著负效应外,收入与职位对绿色物流意识以及绿色物流意识各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但是教育对绿色物流意识以及绿色物流意识各维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在绿色物流意识水平,绿色物流态度与知识方面的正向效应,远远高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学历对绿色物流意识影响方面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初中学历的员工在绿色物流意识水平以及绿色物流意识各维度方面的水平均不如只有小学学历的员工。

(4)环境因素对物流企业员工绿色物流意识的影响。两类反映员工生活环境的变量前的系数表明,中部地区绿色物流知识因子产生正向影响,但是来自东部和西部的人在绿色物流行为方面的表现要优于来自中部地区员工;城市对绿色物流行为维度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在绿色物流意愿维度起到相反作用。用以表征工作环境的企业类型变量虽然对绿色物流意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但是在绿色物流知识方面有显著效应。国企前的影响系数为0.506,外企前的影响系数为0.603,说明国企与外企在绿色物流知识维度的实际水平要高于民营企业,但是外企绿色物流态度维度产生负效应,说明外企在绿色物流态度维度方面的表现要逊于民营企业。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南京第三方物流企业员工的绿色物流意识构成维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主要研究结论为:

(1)绿色物流意识构成的“多维度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绿色物流意识可以分为绿色物流态度、绿色物流知识、绿色物流行为与绿色物流意愿四个维度,支持了前人关于环境关心“多维论”的观点。在绿色物流环境意识的四个维度中,绿色物流态度对绿色物流环境意识的影响最大,显示企业的绿色物流意识处于态度导向阶段。

(2)绿色物流意识水平的“低层次性”。绿色物流意识测评结果显示,除了绿色物流知识维度得分较高外,绿色物流意识水平以及其他各维度得分均偏低,由此显示,环境意识在物流领域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对该领域内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还处于浅表层面,属于“浅绿”意识。

(3)学历水平对绿色物流意识的“显著影响性”。研究发现学历水平对绿色物流意识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员工,他们在绿色物流意识水平以及各维度方面都显著高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

当前,物流从业人员的绿色物流意识仍处于低水平的态度导向阶段,因此,转化绿色物流态度是提升绿色物流意识水平的首要工作。政府要通过大力度的物流环保宣传,营造舆论环境,促使物流从业人员的绿色物流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变;利用合理的环境政策,给予经济激励,改变员工的绿色物流态度;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提供制度保障,转化员工的绿色物流态度。此外,绿色物流意识与员工素质息息相关,所以,提升物流行业从业者的素质,也是提高绿色物流意识水平,实现物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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