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行百里者半九十”——吴敬琏教授专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百里论文,专访论文,教授论文,者半九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经济评论》记者：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讲
，您认为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应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改革的现
吴教授：我们已经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也因此
在经济建设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17年来的改革主要还
是在体制外，也就是说是在非国有经济部门。而国有部门的改革，比如
在国家财政、银行以及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则是滞后的。“行百里者
半九十”，剩下的这个“十里”是我们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计
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在国有部门，这个部门的改
革不到位，整个市场体制都很难建立。现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比如国有资产流失、通货膨胀、腐败等，都主要根源于国有部门的改
革还没有到位。1994年以来，国有部门的改革也跨出了步子，但成效还
不明显，银行体系、国有企业的改革不甚理想，财税改革虽有所突破，
但整个财税体制依然无法支撑现代社会中政府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因此
，就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
讲，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国改革所
处的阶段，充其量只是市场经济的前期，在西方叫重商主义时代。有人
说“九五”计划是我国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好
象有点过了，估计过高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商品是通过市场来
配置了，但商品市场的基本规则还没有建立，市场竞争十分混乱。至于
说要素市场就差得更远了。
记者：您认为现在开放要素市场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要素市场化
的顺序如何安排？
吴教授：我国要素市场的建设任重而道远。第一，就劳动力市场来
说，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个自发的市场，但行政管理色彩很浓，劳动力的
流动受到种种组织限制，基本上处于史前时期。第二，自然资源市场，
这个市场原来完全是国有的，现在一部分土地开始出租，但这个土地批
租是由行政权力严格控制的，批与不批，以什么价钱批，统统由行政决
定，就这个市场来说，目前虽然买卖关系存在，但其发育程度基本上还
在史前时期。第三，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很差。短期拆借市场今年才
有可能规范起来，至于资本市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直接融资
，一部分是间接融资。我国的直接融资刚刚起步，还十分不规范。而间
接融资由于是以银行作为其中介组织的，现在我国的银行还是政府的机
构，还不是企业，因而间接融资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在现货市场都没有
形成的情况下，期货市场的动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国金融改革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央银行成为
真正的中央银行，它能够独立地制定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保证货币
稳定。第二，形成金融市场上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它包括两个要点，
一是要把现有的四大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企业，真正的商业银行。二是
要建立更多的独立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合作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第
三，建立政策性银行，因为一些外部性较强，社会效益较大的项目是很
难在市场上融资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对那些社会效益大，自身效益小的
项目给予支持，以保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对于金融改革的上述三项内容，我们主要做了第一与
第三项工作，即建立了中央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但对于第二项即建立独
立的商业银行却几乎没有动作，只是搞了一个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而这
一比例管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即它无法解决它本身机制问题。金融市
场有机制问题，首先是一个价格问题，即利率问题。在负利率的情况下
，银行就无法企业化。负利率意味着需求无限大，存款筹资的成本很高
，贷出去就要亏本，这样，银行就无法成为企业。但这对于银行工作人
员来说，由于存在着市场利率与官定利率的差额，因而他们可以利用这
一差额来为自己谋取好处，前两年这一差额高达10—15％，所以，有些
人或单位一倒手就赚了，成千上万地赚。去年从11月份起通货膨胀率开
始下降了，如果今年它还保持继续下降的势头，那么银行利率就有希望
变为正数，而银行利率由负变正以后，就有希望实现利率市场化了。关
于利率市场化的顺序，应是先采取模拟市场利率，然后再把它变为浮动
利率，最后实现完全市场利率。
记者：您曾作过一个讲演，您谈到前一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不
规范、不彻底性，造成一些不利于今后进一步改革的陷阱。这里您能否
具体谈一下这些陷阱主要是指什么？它们能否把现有体制锁定在某种无
效率的状态之下？
吴教授：首先“双轨制是一个陷阱。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已经
开始出现了，但旧体制的力量还十分强大，所以才能有双重价格，才能
在计划调拨物资和市场买卖这两个轨道上来回倒。在“双轨制”下，体
制漏洞很多，渎职可能性大，不少人利用权钱交易取得个人的好处，从
而普遍蔓延了一种腐败的行为。第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现象更为
严重也是一个陷阱。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放权让利
，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一方面在总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始
终无法奏效，许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无法落实。另一方面，由于用
放权让利的办法，而没有按现代企业的要求建立约束机制，形成一种内
部人控制的状态。所以说，一方面国有企业没有得到充分的企业自主权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所得到的自主权却弱化了约束，使软预算约束问题
更为严重。有些厂长经理实际上已经把公众的的财产变成私人财产从而
成为资本家了。第三，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以及各社会集团之间，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成为我们继续改革的一个陷阱。造成我国
收入差距悬殊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的是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最根本
的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从而缺少公平竞争的机会。在
缺少竞争的地方就会滋生腐败、落后。现在不同了，现在有路子的人，
可搞来贷款的批条等，一转手就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了。我不赞成
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本身，相反，它正是市场经济不完善，市场
竞争不充分，行政权力干预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我也不赞成一种悲观
的说法，即“九五”、“十五”乃至以后这种收入的差距都还要继续拉
大。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地缩小这
一差距。另外，腐败也是我们继续改革的一个陷阱。
至于这些陷阱，这些困难和问题能否把现有体制锁定在某种无效率
的状态之下，这需要我们能否选择正确的方法来消除这些陷阱，解决这
些问题和困难。在一个以自然经济或者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
期，社会矛盾很多，陷阱很多，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把人家老牌市
场经济国家用了二、三百年才解决的矛盾，用几十年的时间解决掉，困
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战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
区就是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原始市场经济
或者叫重商主义时代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如韩国、、新加坡等。
如果我们搏采众长，精心地选择路径，我们就也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平
稳地完成这一过渡。相反，若我们的路径选择出现错误，它就会对后续
改革带来困难，造成某种“南辕北辙”的现象，甚至会使改革走入死胡
同，即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体制中。
目前，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根本性的选择。改革能否取得最
后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地把现有体制中偏离市场经济目标的部
分扭转过来，把改革滞后部门的改革迅速推上去。
记者：克鲁格曼教授曾经说过，东亚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属于驱动
性增长，而不是生产率显著提高的结果，即它所依靠的只是惊人的投入
，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因而“东亚无奇迹”。有人据此指出，中国近
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高投入的结果，所以“中国奇迹”的说法也难以成
立，您能否谈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看法？
吴教授：我先谈中国的增长速度问题，然后再谈对“中国奇迹”的
看法。要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问题，就必须弄清是增长率、增长数量，
还是质量。就增长数量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很高了，近几年的增长率达
到9.5％。粉碎“四人帮”之后， 国家统计局曾经重新估算过“文革”
前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结果为6％还多。 世界上能够在这么长
的时间内保持这个速度的国家是很少见的。当时世界银行曾经提出了这
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你们年增长速度达到6％以上的情况下， 国民经
济却到崩溃的边缘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有问题，它是原始
的、粗放的、即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益，所以速度虽高、但实惠很少
，带来的问题很多。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不是速度而是效益，不是要看增长率达到多少，而是要看是靠什么支
撑了这个增长率。党的十二大曾经专门强调了翻两番是要在经济效益不
断提高的前提下的翻两番。
克鲁格曼所讲的驱动性增长，非生产效率提高等与我们所讲的粗放
式经营、不计效益的速度在内容上是一样的。不论克鲁格曼关于“东亚
奇迹”的结论对不对，他讲的道理是很中肯的。他说，如果你想要依靠
投入的增加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这条路是不通的。十月革命胜
利后的苏联，也曾经有过十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因此而提出赶超
美国的口号、但后来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于，它的增长速度是靠大量的
资源投入取得的，巨大的成本抵消了它可能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一切
好处。并且，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这一增长速度本身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经济体制改革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
，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十几亿人摆脱了贫穷，获得了温饱，这对于一个曾经被称之为“东亚
病夫”的民族来讲，的确是了不起的进步。中国正在创造着奇迹。但是
，我们的经济改革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不
能够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起飞，因此，最好还是不用“中国奇迹”这一提
法。中国有希望通过改革去创造奇迹，但这一希望能否变成现实，还有
待我们的努力。
记者：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很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
开始复苏、增长；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赶的步伐，您认为这对我们的经
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有什么影响？
吴教授：我们首先要有紧迫感，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就这么拖下去，
那么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初期的市场经济国家，根本谈不上赶超。现在
世界已经经过好几次产业革命了，我们不可能还沿着传统的思路继续走
下去。比如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在靠大量的附加值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去出口，换回外汇，再换来我们所需要的产品，这在当今世界的格局
下是行不通的。固然我国沿海地区一亿多人是靠这个路子实现了小康，
但是，13亿人不可能都靠这个办法富起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搞资本
密集型，但至少应是技术密集加劳动密集的产品，附加值比较大，这样
就可以用较少的出口换回较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办法来逐步
提高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我们也必须有紧迫感。我不同意那
种改革可慢一点的意见，因为国内也存着一种赛跑的格局。一方面我们
的改革事业在深入、在前进，新的体制在发育、在成长；但另一方面，
双重体制并存下的消极现象、丑恶的东西也在滋生、在发展，如腐败、
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不断恶化，就不能仅看改
革是否在进步，而且还必须看改革进步得够不够快，能不能比那些消极
东西发展得更快，以形成更强大的力量，最后战胜、压倒那些丑恶、消
极的东西。否则，若改革进展缓慢，那么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被腐败，
被那些消极的社会现象所扼杀、所吞食。
经过1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全国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这是实现民
富国强的唯一出路，改革的步伐有加快的趋势。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入，可能会损害到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他们
对进一步改革的反对和阻挠。因此，下一步改革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摘自《学习导刊》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