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维度（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维度论文,之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12(2011)04-0001-10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积极汲取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经验教训并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价值认同为现实基础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没有理想性，如果失去理想性，核心价值观便失去了根本意义。同时，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不立足于现实性，如果不立足于现实性，不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接受并实践的广泛性，核心价值观便失去了现实基础，便不能在现实中生根、开花、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既要注意汲取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在建设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经验教训，又要充分反映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诉求。
(一)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重视汲取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其解体的历史教训，下大力气尽早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顺利之前，社会主义始终是以理想、先进的价值观感召人们，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中逐步取得影响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美好理想，以空想的形式在世界上存在并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尔于1516年写了《乌托邦》一书，欧文于1844年写了《新道德世界》一书。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以对理想的无限热情和无限向往，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尽管由于建立在空想基础之上而无法指出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吸引人们的一种理想图景和精神动力。
1848年，以《共产党宣言》诞生为标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也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激励并动员起资本主义世界无产者的满腔热情和强烈愿望，从而使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使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成为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核心价值的理想追求，化作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飘荡，成为欧洲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武器。1917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诞生。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社会主义也由理想变成了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变成了多国实践，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以欧美“文明国家”的革命“同时发生”为条件，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优秀的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不同，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首先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方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国家，即在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发生“变异”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坚持和不断发展，没有被放在应有的位置，而是被搁置在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被反对的位置。
在帝国主义时代，紧密结合俄国实际，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列宁、斯大林面临的历史任务。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春，列宁基本上是直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运用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1921年春以后，列宁从当时俄国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这一实际出发，探索并实施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列宁开始正视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开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革命为骨骼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对俄国的合作化问题、国家机构、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和重要建议，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大胆探索。继列宁之后，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并创建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在帝国主义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既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产生了严重失误。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着重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设，而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主要渗透在对苏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的具体论述之中，虽然涉及许多具体的价值要求，例如关于生产力、生产率、共同富裕、公有制、有计划、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贫穷、福利、社会发展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民主、新型国家、先锋队、党的领导、文化革命、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面训练的论述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却很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专门的阐述、提炼和概括，更很少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和建设、完善。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使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遭受严重扭曲，甚至偏离。他猛烈地批判和抨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并从各个领域对斯大林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模式进行一系列“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一方面未能摆脱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固守战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步暴露出来。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背后，逐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迷茫和困惑，开始和逐步加剧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任危机。
1982年，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在短短的15个月里，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展反腐败活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度为苏联的振兴带来希望，深受民众欢迎，被称为“安德罗波夫革命”和“安德罗波夫年”。1985年，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在位的近7年时间，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但不久就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他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把改革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恢复私有制；在政治上，鼓吹“全民国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议会民主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在文化上，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思维”“新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极端僵化走向去“中心化”、去“一元化”，开放报禁，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等等。随着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推行，以及政治领域多党制、议会民主、总统制和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确立，苏联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发生了“天鹅绒革命”，最终走向解体。
在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和支持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普遍仿效苏联，通过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党制和意识形态多元化，采取各种激进的改革措施，改变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使改革最终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发生了东欧剧变，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颜色革命”。
应该说，列宁和斯大林都曾看到了“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因主观或客观等各种原因，疏于或未能着力这一十分重要的工作。20世纪上中期的苏联理论家，甚至还制造了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科学论”的人为对立，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的，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人们只能从科学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而不能从价值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这种论调，首先从思想上主观地排除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考量和价值追求，排除了人的价值需求之律，排除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把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对立起来，从而造成了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更无所谓坚持和不断发展。这是一种纯粹实证化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这一方面使人们缺乏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信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产生茫然和困惑，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提供了可钻空间和可乘之机，使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成为可能，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后果。
这是我们值得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我们必须下大力气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并深入建设、坚持和不断发展。
(二)从“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总纲领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实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雄厚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之欲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高度重视先进文化建设和人的价值观建设，重视用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武装自己。毛泽东说，我们党应是“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响亮地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总纲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深刻、集中、高度地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针对性强，价值指向明确，深入鼓舞人心，迅速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动员令和投向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匕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引领、动员、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们党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旧中国的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和治国方略主要放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总目标……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也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提出，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热情，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但因为“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更的是一种传统现代化的概念，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主要落脚点是在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而没有延及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没有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和信念层面，没有深入、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构想，从而不可能起到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作用。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全社会也大力开展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形成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共产主义情操、英雄主义等等道德规范，但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和历史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仅仅建设物质现代化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文化内涵。随着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进一步深入认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目标。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深入认识，我们党又把“和谐”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现实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目标，并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极端重要性，高度重视并切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再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实目标的内涵。它说明我们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加全面，说明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成熟、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实践更加理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实目标，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社会生活的四大领域，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民生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统一的总体布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实目标，为提炼和升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现实价值基础和丰厚的价值资源。
(三)新中国成立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了“公正、民主、自由、平等、和谐、幸福、以人为本”等现实价值诉求，为提炼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淀了广泛的现实基础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融汇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的有机整体，既包含理想性追求，又立足现实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以最高价值为理想目标，闪烁理想性的价值光芒，又要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诉求为现实基础，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如果失去现实性，不具有可行性和普及性，其结果将是空中楼阁，或不结果的花朵。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例如，经济领域有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效率、公平、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等；政治领域有自由、民主、平等、权利、正义、法治、德治、廉正、安全、稳定、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等；文化领域有文明、先进、科学、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守法、尚荣、知耻、真善美等；社会领域有团结、互助、友爱、慈善、和谐、诚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进步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具有鲜明的价值色彩；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内涵；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建设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丰富的价值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实目标，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高度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如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形成了21种具有代表性观点，见下表：
从上述我国现实生活中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和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性观点来看，“公正、民主、自由、平等、和谐、幸福、以人为本”等价值诉求是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目前比较广泛认同和接受的价值理念，表达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和最强烈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理念，为提炼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累了丰富素材，奠定了现实基础，创造了前提条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高度展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精髓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是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发展的积淀。从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承性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发展到现代的表现形态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环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高度凝练和集中展现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用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和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里扎根，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一)“仁义礼智信”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前)的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它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提炼、概括其精髓，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一个人的成败、一个家庭的兴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无不与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孙中山先生讲：“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尤其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道德根基，形成了优秀的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贯穿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的各个方面。它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重视道德规范的践行，重视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既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成就事业的品德基础，又是中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精神支柱，她陶冶出一代代志士仁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其中，“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是核心范畴，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谓名教观念，即把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为“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是“三纲五常”。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向来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三纲五常”的出现，使他们如获至宝，称“三纲五常”是“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书·曹褒列传》)。于是，把它作为核心价值观，作为封建社会的根本道德观念和最高道德原则，著书立说，办学兴教，教育百姓；用它去设官分职，取士选官，奖励名节；把它写进封建家谱族规中，转化为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起别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作辩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不仅在理论上发挥了极大威力，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维护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规范了人际关系，极大地巩固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保障了中华民族独立强盛地发展了千余年。即使处在动乱不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变频繁，间有战乱，但君主政治秩序大体稳定”，原因之一就在于代表“儒家政治思想与政治原则”的“三纲五常”的相对稳定。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自成体系、高度概括、简洁明了，易记易懂易传，便于普及推广。它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三纲”明确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三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价值准则的五种永恒的道德，名教观念明确规定了道德践行的基本法则，即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它具有根源性和主导性：“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牵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推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其他许多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都是从它引申、推论而来的，在历史上对培育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塑造国民性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要把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充分展现其传承性、持久魅力和独特风貌，充分展现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当然，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既包含丰富的精华内容，又掺杂封建的思想糟粕，我们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基本的价值资源，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应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从总体上看，在“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中，“三纲”和名教观念属于封建糟粕，“仁义礼智信”包含丰富的精华元素。我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的高度，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精华元素，提炼、概括其精髓，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与人类文明发展相承接，在批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弘扬。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提供了有益借鉴。如韩国以“忠孝礼”为重点，大力推行儒家传统美德；新加坡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进行现代诠释，鲜明地提出为各民族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
(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也汲取了一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积极成果，但因没有与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相结合而归于失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汲取教益和受到启迪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一些开明思想家不仅从经济、技术方面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同时也从道德精神、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等方面寻找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一方面，晚清封建统治阶级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道德领域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开始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对封建纲常名教给予猛烈抨击，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逐渐酝酿、形成和发展。他们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旧道德的基础上阐发新的涵义。他们宣扬人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人生而平等，要打破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无所谓大人小人；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这是人们相爱相助的人性基础；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不平等现象、至善至仁、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主张“开民智”“新民德”，以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道德改造国民性。维新志士谭嗣同虽然把传统的“仁道”仍作为根本的道德规范，但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新内容。他把“仁”看做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宇宙的普遍规律，把“仁”看做“通”，认为上下通、中外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就是“相仁之道”；他把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看做是最“仁道”的行为，从而使“仁”具有平等、博爱的内涵，与“五常”之一的“仁”有很大区别。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先驱严复，极力推崇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把片面强调“仁义”而否定“功利”的道德观念看做是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天下“仁义”的浅薄之道，认为只有义利合一的道德观才是最合乎人类长久真实之利的最“仁义”、最道德的行为。梁启超则把封建旧道德与西方新道德作比较，对封建旧道德尤其是对束身寡过和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方法进行批判，认为封建旧道德偏重于私德而缺乏公德，只注重个人私事，而西方新道德则更注重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两者应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应该塑造新国民，建立新国家。
在中国近代重新诠释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潮流中，孙中山、章太炎是走在最前列、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对传统“仁德”观念进行了扬弃式继承和新解释，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加进了“仁德”观念之中，强调要发扬救世之仁、救国之仁。他们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出“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提出首先必须打倒孔圣人的权威。提倡民权主义，使人民享受平等和自由的幸福；提倡民族主义，反抗异族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国家争自由；提倡民生主义，要求经济平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国家资本，实行博爱，图民众之幸福。
孙中山深刻地看到了“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非常强调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认为，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民族。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地位，穷本极源，“除了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认为，传统美德不是封建制度所专有的，应该对此加以改进，作出新解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倡确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道德，认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有好人格便不能造成一个好国家；革命党人要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不求做大官、只想做大事等好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他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进行高度概括和改造，赋予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之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当时的核心价值观，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同时，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即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应该恢复起来”，他认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在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华民国核心价值观基础上，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地位，并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把“礼义廉耻”的解释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四维”和“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列为“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国民道德养成的两大主题。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了“中国固有道德”的积极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关系和维护封建主义专制统治的实质，缺乏科学的辨析和彻底批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简单化的，甚至最终还出现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沿袭和妥协。同时，尽管孙中山也力图把我国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局限和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械理解，尤其是没有与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潮流结合起来，因而不可能站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制高点，最终归于失败。
(三)“仁义礼智信”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功能，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此为基础，建构既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相传承，又与社会主义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
经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改良和革命洗礼，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成为反对孔教和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全面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潮流。五四时期，我国一些激进思想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人们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全面否定我国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倾向。这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冷静分析、辩证对待的。
在革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社会意识形态与道德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推翻旧道德的前提下建立新道德，这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在革命过后，对旧有文化遗产、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再作重新清理、调整和提升，也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需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思想，确立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方针，正确地解决了对待我国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对我国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批判的多、肯定的少，一概而论的多、具体分析的少，否定的多、继承的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把我国整个传统文化都看做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旧思想道德，曾一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全盘否定的氛围，因而对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其符合民族精神与时代要求的优秀元素得到发掘和弘扬。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德目，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一以贯之”地起着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作用，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可以被看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仁”可以表述为对人类的内在关怀、尊重与热爱，是万物共生的根基；“义”可以表述为超越自我、面向现实世界的正义，是人间正道的准则；“礼”是处理人伦关系与现实秩序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和谐的保障；“智”是认识世界和处理人际矛盾的理性原则，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信”是保证人类自由交往活动的道德责任和精神纽带，是立身兴国的根本。“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都带有很强的文化辐射性，可以对其他传统德目进行规定、限制和补充。其他传统美德诸如公、忠、勇等，多是单向性的，各自表达一种具体品质，规范一种单纯行为，能够为它们找到一种相反的具体品质，如公对应私，忠对应贰，勇对应怯。要正确判断这些单向性传统德目的内涵，常常需要得到“仁义礼智信”的支撑。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离开了“仁义礼智信”，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也很难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由此可见，“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核心价值观。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仁义礼智信”始终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之根本，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整个社会道德的教化与进步，提升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五个核心德目，对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其中，“仁”与“义”在“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中又占主导地位，在中华传统美德中更居于第一层面，尤其具有核心作用。“仁”是各种德性的源泉，“义”是所有规范的原则。“仁”与“义”的统一，意味着德性与规范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融合。“仁”构成中华文化的价值基点和道德本性，它所表现出来的“爱”——仁者爱人，驻留在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里，来源于历史文化和血缘情感的联系。这种“爱”，既不断激发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动，又承受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灾难与沉重。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义”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就是捍卫“仁”的最高价值判断和道德信念。
正是由于“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仁义”这一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中华民族才得以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民族性内容，从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出发，把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建构既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相传承、为中华儿女所普遍认同和遵循、高度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
（《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之三》见本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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