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10)06-0011-08
经济学方法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既具备经济学的特性，又具备哲学的特性。它深受近代哲学、科学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深深打上科学哲学的烙印，被称之为科学哲学。所以，经济学方法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渊源
俗话说，只要谈哲学，“言必称希腊”。这也成为经济学方法论哲学基础研究的信条。在古希腊，方法论业已产生并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哲学中在思想方法上对于后世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专门撰写了探讨方法论问题的专著《工具论》，开了方法论研究的先河。他强调概念的辨析和把握，并将不同的概念综合为一套进一步分析的可靠的理论工具，创建了逻辑演绎推理体系。与柏拉图着力于构建理想主义不同，亚里士多德注重对现实的分析，主张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出第一原理，即大前提，因此，他同时也是一个提倡并娴熟运用归纳方法的大师。熊彼特称赞亚氏的这套方法论，是“对后代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源头。
在古希腊，经济学尚未形成，经济学方法论更未见端倪，但从其哲学渊源来说，古希腊哲学思想从本体论层面对以后的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原子论：个体主义的源头
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本质主义的最重要成就，先后经过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几代人的思索而逐步系统化。作为本体论的原子论从客观世界中高度抽象地提炼出“原子”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世界的本原。这里已经暗含了一种基于个体本位、基层单元的思维方式，强调从个体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从元素到系统的解析型的思维路径。一般经济思想史公认的古希腊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色诺芬在其《经济论》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指的是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理财学，已渗透着原子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思想。而后来的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就是以原子式的个体主义为基础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原子论是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哲学渊源。
(二)目的论：理性主义的发端
目的论内生于本质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核心。目的论的解释范式是一种思辨式的，从客观世界的表象之外去寻找一个原因和“第一推动”。亚里士多德以物理学中的经典场景为例，对于铁球从斜面上方向下滚动这一事实作出“四因说”的解释，最早提出了目的论的思想。而目的论的解释范式后来成为理性经济人行为选择的经济学解释范式的基石。
柏拉图最早提出“理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提出“主动理性”和“被动理性”的概念。当经济学与哲学分离出来之后，理性可分为经济理性和哲学理性。经济理性就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其概念构建的方法论具有明显的三大特征：理性主义态度、个体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目的。而哲学理性可以从多方面来诠释。从意识论意义上说，理性就是指受人的目的所支配的主观心理活动；从认识论意义上说，理性就是以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为目的的思维形式；从实践论意义上说，理性就是一种有目的性、规范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行为的自控能力以及由自身利益设定的实践目的。显然，无论从哪个视角来看，哲学理性的核心思想就是目的论。从目的论意义上来考察，经济理性与哲学理性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经济理性渗透了哲学理性目的论的内涵。在目的论的驱使下，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这种注重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方法论是理性主义目的论的充分发挥。因此，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的经济学方法论在目的论那里可以找到理性主义基础的哲学源流。
二、近代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从17世纪起，欧洲进入理性化时期，理性主义方兴未艾地兴起。理性主义大师纷纷出现，他们都认为，真理来自理性思维，并指出理性思维必须合乎逻辑，因而都重视方法论，希望能找到普遍的、永恒的规律，但在理性的根源上形成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两种方法论流派。前者认为，一切理性知识都来源于经验；而后者认为，理性的根本原则是天赋的、先验的。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他们都在理性主义旗帜下对古典经济学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以后的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那么，此时初步形成的经济学方法论在认识论层面上直接受到近代哲学的影响。
无论是英国古典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都是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下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1)经济学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的科学。(2)经济学应是建立在几个假定之上的演绎推理体系。
(一)经验主义的影响
经验主义认为，科学认识的基础源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实验中得到的事实和数据，科学始于观察，注重归纳，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既有事实。经验主义哲学推崇经验分析，主张归纳法，对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产生巨大的影响。
具有深厚的工程技术背景的威廉·配第深受培根、霍布斯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出运用归纳法，力图以事实、感觉和经验为根据，大量使用数据表达自己的思想。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深受牛顿、培根、休谟以及他的导师——功利主义创始人哈奇森的经验主义影响，创建了第一个经济学研究范式。他吸收和效仿自然哲学的实证方法，把实证科学的抽象法变为经济理性的抽象法，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可以采用牛顿力学方法的学科，使“最不可计算的现象，都从某种原则中演绎出来，并在一个链上统一起来”。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倡双重法，即归纳法和演绎法。他提倡的归纳法得到了马尔萨斯等的继承和发展。
从经验主义方法论演变轨迹来看：从培根对经验归纳法的制定，到霍布斯在其中掺进唯理主义因素，再到洛克进一步揭示两种因素在经验主义内部的矛盾，最后演变到贝克莱和休谟对经验归纳法本身的否定，以归纳法为主线发展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呈现为一个产生、发展和衰败的过程，从而为唯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留下了空间。
(二)唯理主义的影响
唯理主义认为，经验本身并不可靠，真理的存在必定依赖于某些不证自明的抽象的概念、预设、原理，由此出发进行推理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正确可信的。唯理主义推崇理性抽象分析，主张逻辑演绎法，长期占据近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主导地位。
笛卡儿是近代西方理性演绎法的奠基者，他认为理性通过演绎而获得知识。大卫·李嘉图摒弃斯密的归纳法，大力提倡理性逻辑演绎法，主张从纯粹抽象原则出发来演绎具体的客观存在。继李嘉图之后，西尼尔第一次论述了经济学体系的方法——理性逻辑演绎法。约翰·穆勒是19世纪影响最大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完成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大综合，把实证原则引到经济分析中。他在《逻辑体系》一书中指出，理性逻辑演绎法是政治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方法，常用来建造富有哲理的模型；同时他认为，演绎法的精髓是推理，归纳法是演绎法的辅助方法。在1836年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他第一个明确提出“理性经济人”概念，从而设定了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重要假设和研究。
19世纪后期掀起的“边际革命”再一次将理性演绎法推向极端。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到边际学派三大主力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正式登上经济学舞台的20年间，建立在演绎法基础之上的理论经济学，一直被唯理主义所支配，并通过“边际革命”完成了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换。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这是经济学历史上第二次大综合的标志。他的方法论尽管有折衷主义的成分，也提倡运用归纳方法；但是，更为鲜明的特色则是理论建构的唯理主义逻辑性，主张运用以演绎推理为主的方法。
自李嘉图以来，唯理主义对于经济学特别是边际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在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演变至今的数量经济学，也容纳了相当程度的唯理主义成分。总体来说，近代哲学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现代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至20世纪初，经济学开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但同时，它也开始体验到一门学科“成长的烦恼”，现代科学哲学为困境中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理论反思的有力武器。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的层面，近代哲学从认识论层面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产生影响，而科学哲学直接从方法论层面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产生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科学哲学存在着一条重要的发展轨迹就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引入是经济学方法论成为独立学科的催化剂，没有科学哲学，就不可能有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建设。难怪国外将经济学方法论称为科学哲学。
(一)逻辑实证主义是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逻辑实证主义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对话，这些人在马赫主义实证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倡一种新的科学哲学体系，实际上意欲建立一个指导所有科学的哲学体系，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后来，随着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相继出版，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形式逻辑的框架和实验科学的基础，这正是现代科学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就是，经济学中的经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其在尽可能情况下强调数量和计量表示的思想观点。第一，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公理化方面，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1947年，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分析基础》遵循了这一要求，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为一致的数学形式，被看作是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代终结的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化。阿罗、德布鲁等人引进集合论和拓扑学方法，建立了阿罗—德布鲁模型，实现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公理化。第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由于经济学无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检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因此，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关键，使经济学成为可检验的理论，从而大大增加其科学的性质。然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可证实性最终将其送入了同古典归纳主义一样的休谟困境——回答这个问题，从“是”中能否推出“应该”？如果依赖于纯粹的经验观察，则势必意味着知识的真理性与必然性建立在或然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可观察的事例总是有限的。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哈奇森早在1938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中，公开主张将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明确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进入经济学以后，使许多经济学家考虑方法论问题，认为当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基础相联系时，它主要侧重于推理和证伪过程，主要涉及的是：理论是可证实的或可证伪的，还是不可证实的或不可证伪的，以及理论选择和理论结构的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中的假定和预测的关系问题。同时，经济学界开始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即侧重于对经济学中研究的一般途径的研究。主张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以问题作为出发点的，逐渐形成了处理问题的目标及其设计方法。
波普尔证伪主义引起了经济学科学性的讨论，它又提出了不同于实证主义哲学所主张的科学划界的标准。首先，波普尔批评了证实性原则混淆了“分界”问题与“意义”问题。他指出，形而上学虽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而是非科学的，但却未必无意义。其次，波普尔认为，证实性原则会自然衍生出一种“免疫战略”，自动阻止任何对于理论预设的质疑。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对于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零交易费用等绝对性预设的批判，非但没有动摇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唯理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的压倒性优势。再次，在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证实性问题上的“死穴”之后，波普尔提出了“否定后件”的著名命题。在经典的三段论逻辑推理中，给了我们几个启示：第一，肯定假设前提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推理，肯定后件在逻辑上没有意义，否定后件则在逻辑上总是正确的；第二，证实思维永远无法让我们确认一个命题的正确性，证伪思维则能够对我们检验命题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第三，这种证伪以不断试错的过程进展下去，经过一定时段的演化，能够使我们得到逼近于事实真相的理论；第四，理论的预测性功能有赖于其解释性功能的完善程度，依赖于其抵抗证伪的能力；第五，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划界标准即经验证伪原则——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最后，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为科学知识规划了一条探索之路。第一步，科学家根据一个具体的现实情境，提出大胆猜测——这种猜测可能暗含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步，用相关的经验资料对比理论猜测的结果，对猜测进行严格检验。第三步，如果理论在检验阶段表现较差(与证据不一致)，则被证伪，应予放弃；如果理论在检验阶段表现较好(与证据一致)，则可视为得到证认并被暂时接受。
纵观20世纪经济学发展史，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极富理论严密性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充满了敬畏和向往，并试图运用其指导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检验。萨缪尔森于1947年在其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中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他将证伪的意义放在推理的前提上；弗里德曼则在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表达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其预言接受事实检验和证伪的能力，把证伪的意义放在推理的结论上。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但一旦全盘接受则经济学的生存空间会大为缩水，因此，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这里只是打了一针“强心剂”，还谈不上占据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位置。
(三)库恩的历史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重大影响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和逻辑是：第一，范式。这是历史主义的中心范畴。它指的是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人们对研究领域事实的内容、结构的一个基本判断，以及由这一基本判断所决定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工作模式等。范式本身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科学成就，对科学理论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科学共同体。它指的是团结在科学范式周围，面对共同的问题，采用共同的思想方法、判断准则和研究手段等的科学研究者群体。第三，常规科学。它指的是在一定的范式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科学活动，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任务不是创新，而在于遵循既有范式开展具体深入的解释行为。第四，科学革命。这是针对常规科学状态而言的，指的是从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向另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的转变。在常规科学稳步发展过程中，当既有范式达到一个临界状态而面临“信任危机”时，人们会转而抛弃它去谋求建立和采纳新的范式，这种状态便是科学革命。
库恩的历史主义提出后，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的发展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人们根据这一理论考察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共同体对于维持该时期范式的稳态所做的努力，以及经济学历史沿革中方法论意义上的转折与突变的原因、意义和影响，也就是经济学中的范式革命(包括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学界在纪念边际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斯蒂格勒、布劳格等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较多篇就运用了范式革命的分析路径。
(四)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无论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库恩的历史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已被综合了二者之长的科学研究纲领带来的方法论冲击波所吞没，而该方法论的创始人——拉卡托斯——也由此成为经济学界的宠儿。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由最基本的理论所构成的“硬核”。它对纲领具有规定性，自身则具有不可反驳性，对任何经验事实的攻击具有免疫性。第二，保卫硬核的方论规则——“反面启发法”。它为研究者规定了什么问题不应被追寻和什么工具不适合使用。第三，改善和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正面启发法”。它为研究者规定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适合使用的最好工具。第四，由诸多辅助性假设、实际理论、经验约定等所构成的“保护带”。纲领的主要活动就发生在保护带内。
在上述逻辑基础上，拉卡托斯提出了他的科学进步观。他认为，如果保护带中的每个变化都是经验内容的增长，这意味着它预测到了新颖事实，则称之为理论上的进步。如果超余的经验内容确实获得证认，则称之为经验上的进步。科学理论遵循这样的科学研究纲领循环模式：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科学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这就充分肯定了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实现了演化与革命、理论与历史、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其兼具理论的保护性和科学的探索性而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一些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家据此用硬核、保护带等逻辑结构重新整理了经济学思想和历史的沿革。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使经济学家认识到：科学的理论只有从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角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评价。
四、经济学方法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基础
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博弈论重写经济学开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博弈论是迄今为止经济学研究的最佳分析工具。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之际，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可被理解为理性经济人之间相互作用并进行决策的问题。正如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所说，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们玩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在此背景下，由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不断扩展；但博弈论也带来了理性主义的困境。用现象学创立者胡塞尔的俗语说，这种困境叫做“主体间性”。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成了当今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必须重新理解“理性”的含义。
20世纪中期以来，系统观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大大激活了非理性主义的“基因”，形成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冲击。这种非理性主义在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系统观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下，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变革——“系统范式”革命的发生，使非理性主义进一步影响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的“理性”重建提供了契机。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基础
非理性是与理性相对应的概念，也可分为经济非理性和哲学非理性。经济非理性就是对经济理性的偏离，用西蒙的话来说就是“最大化偏离”。它有三层涵义：其一，从理论研究的范式来说，是对传统经济理性研究范式进行批判式思考的概念式工具；其二，从经济学说来讲，是指与主流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相背离的种种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其三，就经济行为特征而言，是指与理性行为相偏离的诸如“本能”、“冲动”、“习俗”、“惯例”、“制度”、“心理偏好”等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而哲学非理性是与哲学理性相对应的，有两层涵义：一是与人的心理结构有关的包括欲望、动机、习惯、本能、情感、意志和信仰等在内的心理现象；二是指属于人的认知结构的包括直觉、灵感和顿悟等在内的思维形式。其中，哲学非理性的第一层涵义与经济非理性的第三层涵义相一致，并在认识经济现象和开展经济实践活动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非理性主义就是与理性主义相偏离的思维形式、研究范式、学说观点和分析方法，以及种种影响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因素。长期以来，经济学方法论一直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之下发展，但理性主义远离现实的局限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于是，非理性主义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于方法论方面进行了种种偏离理性主义的尝试。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今热烈探讨的后现代哲学谋求对传统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的解构和消解。后现代学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映射到经济学中，这种哲学上的后现代转向也对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第一，由本质论转向关系论。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甚至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现代科学哲学，都是统摄于原子论式的本质主义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发展至极端便可能陷入解释的循环论证之中。后现代论者们对现代性进行讨伐的重点目标就是本质主义。他们认为，离开具体的情境去分析抽象、孤立的本质属性毫无意义。后现代论者强调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制约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经济学那样把重点放在对个人行为动机的解析上。
第二，由单边论转向博弈论。博弈论思想的引入打开了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一片新天地。从历史主义的范式分析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分析来看，博弈论的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诸如囚徒困境这样的经典案例所揭示的正是一种理性的悖论，个体理性的张扬最终损害了整体效用，这与新古典的均衡状态所描述的帕累托最优是完全相悖的。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第三，由方法论转向修辞学。后现代主义从修辞学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其一，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见解与经济政策建言不一致，一方面是以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假说—演绎模型为指导的实证导向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又是以严密推理和说服为特征的政策游说过程。其二，经济学家在表述观点时多用文学手段，尤擅使用比喻手法。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就有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有时会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流畅的笔法表达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并进行推理论证。进入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随笔则成为一种风尚，以故事、寓言、类比、例证等手法进行普及式观念表达的著述大量出现。其三，经济学方法论的内部评价高于外部评价。经济学方法论可分大、小写两种，“大写的方法论”是规范性的、试图建立普适性的公理体系和推演平台，并指导经济实践；而“小写的方法论”是有关经济学家们进行学科训练方式的讨论。经济学论证应该从经济学内部通过论证得到评价，而不应该用超然于学科之外的独立的“大写的方法论”来进行指责。实际上，这正与后现代哲学的新实用主义拒斥一切普适性的“真理”、“规范”、“价值”、“标准”相呼应。
第四，由静态论转向过程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极为重视过程，哈耶克就曾指出，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共同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偏离均衡是常态，保持均衡是非常态。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均衡的极端重视是一种误导。经济规律仅仅是一种趋势律，它可能指出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向，指向某个均衡点，但长期看，系统必定是不断演化的、自组织的、自平衡的，经济系统在演化过程中能够不断优化自身结构。
由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经济学方法论形成两大主要流派，即理性工具主义学派与非理性主义学派的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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