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育中的增长与代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代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是人类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的必然产物。而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又造成一种机制，使人类社会的经济获得迅速增长。近代欧洲发展的历史表明，它能象呼唤魔鬼一样，把沉睡在地平线下的生产力呼唤出来。这种增长，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带来了种种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带来此前历史中人们无法想象的物质享受。然而，也正是这种增长，在许多国家的各种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人类为这一增长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这种增长与代价的历史，发达国家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着，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以另一种方式经历着。社会主义中国在市场经济发育中，很难说能够完全避免这种经历，而问题在于，人们有信心，相信能够找到更好的发展哲学，形成既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又符合中华民族自身价值理想的新的发展观念，选择能够尽可能少付代价而获得最优发展状态的发展战略。
增长和代价的关联性考察
这里所说的增长，具有确定的含义。它是近代社会以来，与生产的工业化进程、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相联系的物质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人们在把握这一概念时，更多地使用统计学手段，常常是指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以上指标的人平均数的增长。
这里所说的代价，是与增长相联系的代价。这是一个从历史发展视角上把握的宏观概念，既包括进程状态中为获得增长而支付的各种成本，其中有自然的、人文的，或物质的、精神的；也包括结果状态中的为获得增长而造成其它价值目标的缺失。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增长和代价是无可回避的伴生现象。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当代经济发展中增长与代价的联系，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课题。我们先从对增长的价值思考开始。
一、增长的价值确认
增长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确认，本是一个凭借常识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生活实际运行中的许多问题，却常常不是常识所能解释和解决的。尤其是进入政治的政策领域，更是常常出现一些按常识无法理解的现象。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历史运动的某些特殊情况，如战争、革命的发生，社会的其它宏观价值目标超过了增长的价值目标，增长服从于这些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政策理性常常作出这样的安排：增长依然被强调，但取向上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宏观目标；同时还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当时宏观价值目标在未来的取向上包含造就新的增长所必要的条件。第二种情况是，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政策哲学中，其价值体系本身就存在对增长目标的卑视或排斥，从而导致社会政策对增长目标不正常的偏离，并通过其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使整个社会出现对增长目标的不正常的排斥。
上述两种情况中，第一种是正常的，在社会历史运动的某些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的自觉性就表现在随着这种特殊历史阶段的过去，迅速在社会宏观政策中确立增长目标的价值地位。第二种情况是一种极为消极的社会政治现象，越是在集权意识浓厚的国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越是严重。
20世纪下半期的世界，或者是说经历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重新确认增长的价值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从50年代起，发达工业国家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间虽有波动，但总的走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其中有不少变成或正在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新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世界性的工业革命，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景象。与之相联系的，是市场经济运动在全世界日益推向高潮，增长在世界各种角落里寻找着适合于自身的市场经济框架。中国在70年代末提出经济工作为中心，正是适应这一世界性潮流，使整个社会形成对增长价值的共识。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多马描述这一对增长的世界性关注时指出，“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美〕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当增长成为“生存的条件”时，对增长的价值的确认就是必然的了。
毫无疑义，增长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于中国人民进入现代化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已是全国上下的共识。然而在增长的世界性潮流中，各国的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道德问题、犯罪问题、文化分裂问题等等，也爆发性地呈现出来。于是，与增长相联系的代价问题就提到了人类的面前。
二、增长的历史也是代价的历史
恩格斯在谈到文明的发展时指出，“数千年的文明制度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9页）恩格斯所描述的文明发展与代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涵盖了经济增长与代价的关系。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来看，增长的历史本身也就是代价的历史。比如美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以对中部美洲以及亚洲一些领土、资源掠夺为代价的。美国社会力图激发人们努力奋斗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去，因此这个社会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它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平等为代价。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在农村成长起来。这种发展主要通过如下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圈地运动的不断扩大；二是呢绒业手工工场的迅速掀起；三是残酷的海外掠夺。英国的圈地运动是采取剥夺农民、变封建地产为资本主义的地产来进行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它不仅把大批农民赶出家园，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批雇佣劳动力和原料，而且在农村中破坏了封建关系。质言之，圈地运动以牺牲农民为代价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前提。德国的库钦斯基指出：在英国，“只有肆无忌惮地牺牲农民，这样的工业化过程才有可能。”（〔德〕库钦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0页）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前提，而这却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来换取物的世界的增值来实现的。
而在当代发达国家追求增长的进程中，不得不被迫抽出大量的力量来应付代价问题。罗马俱乐部的学术主旨就是向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进攻，他们所使用的“世界性难题”、“人类困境”、“人类代价”等等概念，即是对与增长相联系的代价的表述。不管其最终学术取向如何，他们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代价问题是人类共见的真实存在。而欠发达国家在追求增长的进程中，所面临的代价问题，比发达国家则更为严峻。它们不仅在不同的形式上重新遇到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遇到的代价问题，而且遇到工业化国家所未曾遇到的以及有许多从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代价问题。有些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已经几乎难以保证维持继续增长的势头，因而实际面临着增长进程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危险。
三、我国追求增长进程中的代价
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追求经济增长的。这一制度可以使增长的进程避免其它一些国家因缺少这一制度基础而出现的许多代价问题。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适应世界性潮流，必须适应物质生产能力处于一定水平时只能选择的经济组合与运行方式，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选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给我国经济造就了增长，同时也必然带来种种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具有共生性的问题。在现阶段，我们所遇到的种种代价问题中，有些不是必然发生的，也就是说不是凡选择市场经济方式就必然发生的，比如官商问题、权钱交易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等等。而有些代价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选择市场经济方式追求增长，就不可避免要出现的。这些代价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社会成员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贫富差距。凡是实现市场经济制度，都必然遇到这样的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因而引起商品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引起社会成员中出现贫富的差距。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不同，往往只有生产条件好的社会商品生产者，才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生产条件差的商品生产者则没有力量去改进技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一般都比较多。这样，在市场上，前者就处于有利地位，后者就处于不利地位，以致不可避免地造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贫富悬殊现象。对这种贫富悬殊现象，既应看到它植根于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又要看到它刺激人们去积极主动地改进技术。市场经济的功能之一，是通过竞争把有限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地方去，这必将使好的单位越来越好，差的单位越来越差，最后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开。因此，在价值规律、资源配置的竞争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贫富差距现象。
其二，一定范围的道德滑坡。一是对商品的崇拜和对金钱的崇拜。凡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绝对离不开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在现代绝对离不开“一般商品”即货币。于是，对商品的追求转而对货币的追求，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日益增长”，即“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一跃而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1—172页）随着货币的权力、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和增大，它可以帮助所有者买他需要而用其他方式又得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所有者实现某种愿望。这就是说，“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正因为货币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具有占有许多对象的特性，它就必然成为人们致富欲望的主要对象。这种欲望的发展必然产生拜金主义。二是利己主义的引发。凡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都必须通过单个的、微观的利益机制来调动各方面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上进心。这种单个的、微观的利益机制会刺激人们对于个人利益追求，从而助长利己主义。
其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市场经济促进了工业化进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竞争机制使人们在对财富的追求中采取了短期行为、局部行为：为了获得高利润，不惜环境遭污染；为了得到眼下利益，无情掠夺自然资源，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这个代价是十分惨重的。
其四，人本身的发展受到某些限制。这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关。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中，都无法避免对物的追求制约对人自身发展的追求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商品、货币作为“物”的力量，总是以其在市场经济运行所特有的力量制约人的发展。越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这种情况越是明显。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国家，由于各方面因素，仍然未能避免这一点。而从我国来说，虽然在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上会考虑人本身的发展，但不得不把首要的目标归结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并且由于个人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他要发展自身就必然借助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自身发展的目标暂时作出牺牲。这样，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首先是处在创造自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阶段，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人本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一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物质财富成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目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了人的目标，而人则成了生产的手段，人为了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忘了人自己；并且人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并不完全按照人的需要来同人发生关系，这就是一定意义上的“物对人的支配”。在物支配人的情况下，个人本身发展作出某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击的人们，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一种“市场性格”或“市场人格”。这种“市场性格”或“市场人格”会束缚人的精神的自由发展，甚至造成人们精神状态的畸型。
代价发生的规律性思考
从上面的描述与分析看，无论是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还是在中国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增长与代价的关联已是无可避免的事实。问题在于，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人们，或者更切近地说，追求现代性发展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对于这一事实采取怎样的态度，如何选择构成发展政策的哲学基础。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透过代价存在的现象事实，把握代价发生的内在规律，找到其根源和相关效应，从而形成对不同类型代价的各种具体态度，寻找到一条正确的和合价值目标的政策思路，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代价，并把不可避免的代价发生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内。
一、两类不同代价的发生
从一般意义上讲代价的发生，应该把它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途径联系起来作出比较，从而从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等角度出发，获得某种代价是必然的和非必然的，或谓不可避免的和可避免的看法。
这种具体分析是形成对代价的正确态度的基础。比如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成员中贫富差距的产生和加大的代价，其发生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察。第一是市场经济机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作用引起的结果。因为市场机制只承认交换物中的一般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不承认具体交换着的任何具体状况，是形式上的绝对平等制造着并掩盖着事实上的绝对不平等，是一只外在的“看不见的手”在摆布着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的个人命运，制造着贫者与富者的差距。只要实现市场经济原则，就必然出现这种差距。第二个基本原因是社会分配不公，这主要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的（也包括社会心理因素等等的作用，但决定性的是政策因素所引起的）。由于这一因素的作用，使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既不能按正常的市场经济原则实现分配关系上的平等，也不能按照正常的人道主义、公平的原则实现另一种分配关系上的平等，因而是不存在合理性的分配收入差距，是主观性的扭曲，是主观性的政策错误所导致的代价。这种代价应属非必然性的，是可以力争避免的。
通过这一分析，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认识代价的分类框架，即把代价分作为追求发展所必然付出的和非必须付出的，或谓必然的和非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可避免的两大类。这样分类，有助于我们分析代价的本质，认识各种代价的历史性质和社会意义，有助于我们分析代价对于发展目标的价值含义，认识各种代价的合理性程度；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代价的正确态度，构就关于代价的正确的政策基础。
按上述分类的两种代价中，我们先考察非必然性的、应属可以避免的而且应力争避免的代价。
二、应属可避免代价的发生
发生这一类代价的根源，不存在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机制之中，或者说不存在于客观经济进程的本质属性之中。这类代价，在同样追求经济增长的不同主体之中，有的可能发生，有的则可以避免。这里的关键是看追求现代经济增长的人采取怎样的方针、措施、途径。由于具体人的特定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认识能力、知识结构、心理特征等等因素作用，可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错误的判断，作出错误的选择和采取错误的行动，因而引发出各种代价问题。这类代价的发生，主要有这样两种情况：
其一，决策者政策选择错误所引起的代价。现代经济社会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相互关联性越来越紧密，而政府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单纯“守夜人”的特征已成为过去。在这种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对于经济生活的运行和发展目标的实现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因而宏观政策选择的失误，对于整个国家、整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代价常常是极为严重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一个典型实例就是依靠纯资源输出而迅速富裕起来的某些国家，当国内资源日益接近耗尽，或者开发成本越来越高，或者国际市场上代用产品大量开发，或者是某些突发性国际事件引起的危机等等情况发生时，国内经济增长立即严重受挫，甚至有可能一蹶不振。其实引发这类代价问题的挫折并非必然发生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在宏观决策中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一味躺在现在的资源上吃老本。而在这样的国家中，即使出现几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也常常不为高层决策层、以及社会公众所接纳。越是在集权特征明显的国家中，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失误所引发的代价就越是惨重。
其二，执行层自身行为选择错误所引起的代价。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主体都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认识框架、心理性格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些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观选择行为有可能发生与客观发展要求相背离的倾向，从而导致代价问题的发生。比如我国社会中现在仍然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人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代价问题，是市场经济必然具有的腐蚀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就是凡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都必然会发生这种现象，因为必然性是必然重复出现的现象。但是在新加坡的情况就大不然，腐败在这里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代价问题”。因为新加坡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注意建立和保护平等竞争的经济规则，强化廉政道德的教育和示范，并能通过司法行为和行政措施，有效打击贪污腐化现象。这表明，腐化是否会成为严重的代价，这是一个人为的问题，是通过主体努力可以避免的代价问题。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现象的发生，一是由于体制问题，这是一个宏观政策的选择问题，上文已作了分析；二是一部分政治和经济行为的当事人的自身行为选择的失范。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自身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并非必然地指向腐败。因为应该看到在他们的身边还有廉洁自好的大量人存在。这部分人的行为选择所以指向了腐败，是他们的主观因素造成的结果。即从道德方面考察，这部分人既失去了道德自尊，也丢弃了道德自律，甚至出现道德扭曲，产生对道德的蔑视，把各种道德行为看作“迂腐”、“可笑”。这种道德意识，使他们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严重背离了社会发展目标所规定的各自角色的本性，因而利用体制不健全、法制乏力、政策导向不当和控制不力等等机会，浑水摸鱼，牟取私利。由此而引起的腐败问题，在决定性的层面上应是主观因素人为造成的。当然此中也有许多客观性的原因，比如市场经济发育所造就的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有可能出现“道德断层”。但是仅是一种客观的可能，通过主观努力可以防止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即使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断层”，也并非全社会每个人的行为取向都指向腐败，这同样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是人通过自身的选择行为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腐败现象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并非不可避免。还有如分配不公、环境破坏、人口危机等等代价问题。也都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是由于主观因素人为造成的，不应视之为必然性的代价。
三、作为必然性代价的产生
和上述由于主观因素人为造成的、应属可避免性代价不同，作为必然性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也无法避免。换句话说，只要经济生活中的增长现象发生，相应的代价现象就必然发生。此两者间有一个客观必然性的联系，或谓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联系。这种必然性代价的发生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其一，从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来观察，两者间的相应代偿性必然造成代价问题。首先必然承认任何增长目标的实现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而手段的运用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成本支付，一种代价。目标设置越是宏大，相应支付的成本也就扩大；如果不可能采颧付较大成本的手段，相应实现的目标也就可能缩小。这种相互间的代偿关系，有时由于主观努力，可以获得改善，即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成果。但是任何对增长目标的追求都不可能回避代价问题。其次，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性是非绝对的，任何特定手段的采取，都只能是指向特定的目标；或者说任何特定目标的设置都要求特定的手段为自身服务。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特定手段的采取而支付的代价；二是特定目标的设置引起成本的膨胀或者手段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这种成本膨胀或手段内部结构失衡就是为特定目标而支付的代价。还有一种必须指出的，即手段本身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即对手段的凭借变成了一种抑赖，手段本身反过来“异化”为目的，使为追求目的的人反而受制于手段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货币这种交换手段的广泛采用，导致了“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出现，本想通过市场经济方式追求增长和人类的幸福，结果反使一些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这种代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从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制约增长的外在规律之间关系来观察，两者间的不统一必然引起代价问题。人们追求增长的目标，其基本的内涵当然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实现人们的愿望。否则，任何目标的设置便留在人们的理想和愿望之中，而必然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而一旦进入现实的实践的领域，都会遇到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制约。借用一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都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任何不承认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愿望都是徒劳的。于是，就发生了目标设置和客观规律之间的碰撞问题。首先便遇到目标设计和实施与客观规律相统一的问题，如果发生冲突，外在规律就会以其自身的特殊规定性阻碍目标的实现，使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损失，使目标的最终实现状态与原先的愿望发生偏差，甚至发生极大的距离，或者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这就是目的与规律之间冲突的必然代价。其次，即使目标设置本身和规律的规定性之间十分接近（或平常人们说的“符合”，但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即目标的设计和实现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愿望、需要的实现和外在规律的制约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当目的的设计的实现极度地因循了外界的制约性时，内在的愿望和需要的满足就已经发生了缺失，实际上代价早就已经发生了。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种代价迄今仍然是必然发生的。
其三，从经济增长的手段选择和选择主体的历史性质间关系来观察，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必然引起价值问题。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因为经济增长的方法、途径的选择都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经济增长手段的选择当然要求尽善尽美，但选择者本身却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使选择行为发生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项增长决策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具有效益的，但事隔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却发现是有失误的、错误的，或对长远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人们的认识总是只能达到相对真理，而不能达到绝对真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可能是最优的，但从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又可能是不完善的。由于这种历史局限性的作用，使经济增长中的手段选择行为不能不带着当时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烙印就意味着从长远看，或从后来的发展角度看所发生的代价问题。这种代价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有一个界限必须划清。即在上面，我们分析了由于主观因素即人为引起的代价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即非必然的，而这里讲的由于人的选择行为而引起的代价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此两者之间的界限在那里呢？应该承认，此两种代价问题的发生，都与人的主体行为有关，但是在主体中引发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却是不同的，因而所引发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引发必然性代价问题的主体因素，从本质方面说是个体因素决定的，是个体的观念、素养、道德、知识结构等因素决定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历史发展水平为它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所决定。因而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前者是不一定发生，即在一些人中可能发生，而在同时代的另一些人中则可能不发生；而后者则是必然发生的，只要是处于这一历史发展环境之中的人，都必然受制于这种历史水平的历史总特征的制约，尽管选择行为的具体形式可能不一样。也许会有别人或少数人的认识水平突破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决定性，出现“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情况，但这种“少数人手中的真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极难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因而由于整个主体的历史局限性而引发的代价问题，相对个体的人为因素而引发的代价问题来说，具有必然性的特征。当然，此两者在某个具体的个体身上，常常又相互缠绕在一起。
四、在规律面前的能动性
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代价问题，无论是必然性的，还是非必然性的，事实上都在发生着。作为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在同时代不同个体中，有的发生了，有的则避免了。而在迄今任何一个社会历史环境中，可避免性代价事实上也总是在必然性代价旁边发生，这本身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客观的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增长进程中代价问题的存在。讲这一点，承认代价的存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并不意味着在规律面前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首先，承认代价问题在经济增长现象中的存在，是为了使人们形成对代价的良好心理准备和科学态度，是要使人们认识现代的经济增长进程是充满了矛盾、困难和艰险的，要随时意识到防止过大代价的发生，和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代价；是要使人们意识到经济增长进程是要以一定的牺牲为代价的，因而作为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每一个具体人来说，要准备承受这种牺牲；是要使人们既不盲目地无视代价的存在，而凭主观空想来对待经济增长进程，也不沉落于代价之中而惶惶不可终日，甚至退缩到否定增长的历史进步价值的虚无主义幻影中去。有人认为，承认代价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听任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腐败现象、环境破坏、收入差距、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现象等等自流和泛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或者只是用理想主义的词句来贬斥现实的经济增长，而实际掩盖着对现实经济增长进程的抵触心理。
其次，承认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代价问题作为规律性现象的存在，并不否认人们在规律性现象面前的主观能动性，而恰恰相反，正是要激发人们在规律性现象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这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获得最优的目标设置和手段选择。这种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一是通过努力尽可能避免非必然性代价的发生，尽可能避免主观性政策的失误，尤其是重大失误，尽可能避免每个具体个人的自身行为因背离正常的角色规范所造成的各类社会问题。二是通过努力尽可能寻找到经济增长目标和所付代价之间的最优联系。从原则上说，当然要求通过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目标。但在现实实践中，这种“最优化”联系结构常常是难以企及的。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最优化”原则，而是通过努力使增长进程尽可能接近“最优化”状态。三是通过努力尽可能寻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手段，使特定选择的手段在实现目标的进程中发生最大的效益，使由于特定手段选择可能引起的目标缺失，或其他“异化”现象缩小到最小程度。这才是我们对代价应采取的合理态度。
树立新的发展观
当意识到经济增长和增长中的代价之间关联的客观性、必然性，人们就要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建立增长与代价之间尽可能优化的配置，力争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增长。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种寻找的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人们观察现代经济生活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总的立足点，尤其是关于现代化进程或者说关于发展的总的观念。这里，我们把这种关于发展的、观察现代经济生活并延及整个社会的演进的总的观点，称为发展观。为了尽可能地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
一、几种发展的基本规定性
从一般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常常被理解为发展。而在本世纪，尤其是本世纪的下半期，和平与发展日渐成为世界性主题的时候，人们对于发展的内涵规定日渐关注，因而根据各自不同的实践经验与价值追求给出了各不相同的内涵，并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发展理论，我们只要把关于发展的总观点按其基本的规定性分出类型，以便于理清脉胳，相互比较。概括起来说，发展观的基本类型有如下几种：
第一，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发展主要理解为经济增长，即财富的增长、生产的增长、产出的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常常把发展规定为某几个统计指标，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等等。在本世纪下半期的发展中国家中，越是经济状况落后，贫困问题成为全部社会问题中最突出问题的国家里，这种发展观越是容易被接受，并在社会中获得认同。
第二，经济发展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发展主要理解为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有远为丰富的内涵，远为合理的内部结构。它包括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内，但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其他多方面的变化。比如：其一，投入结构的变化，是否从传统手工方式转向现代机械操作方式，是否从粗放劳动转向熟练劳动，是否从传统方法转向现代技术等等投入要素的变化。其二产出的变化，即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产业比重上，第一、二、三产业发展及相互在增长上的比例关系是否具有现代特征。其三，总体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不仅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人均生活福利条件的改善，而且在分配方面体现出公平的原则。其四，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其五，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其六，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是否获得改善。经济发展的发展观突破了增长的发展观的狭隘性，使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总体发展和内部结构比例的协调成为发展的基本内涵，显然是发展观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三，经济和社会统一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和社会综合、追求协调的发展，当然包括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但同时还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统一。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意味着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变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时发生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法律等等方面的变革，发生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组织形式的现代性变迁。这种发展观突破了上述两种发展观，主要立足于经济生活的局限性，而把发展的规定性带进了广泛的社会领域，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在厄瓜多尔举行发展问题会议，其中中心问题就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这表明存在着一个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问题、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趋势。这对于以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课题的研究方式来说，是一次变革。发展问题专家弗郎索瓦·佩鲁认为，这一变化“不仅消灭了‘经济主义’，批评的矛头也直指那种狭隘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市场机制取代行为者的活动和决策”。（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以上的概括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不是一种抽象的悬设，而是具体的历史现象。从横向上看各种类型的发展观在当今世界各国都仍还有自己存在的空间，因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而错落分布。从纵向上看，各种类型的发展观有一个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递进过程，而这一递进的过程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渐次递进的发展观的内涵，不断从局部指向整体，发展越来越表现为整体的全面协调发展；二是渐次递进发展观的内涵，不断从物指向人，从客体指向主体，发展越来越体现出主体发展的特征、人的发展的特征，而物的发展越来越内化于人的发展之中。这两个特征给我们在考察发展中的代价问题时以极好的启示。
二、代价问题在发展中的解决
从现代发展目标的角度考察代价，常常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缺失。一是在局部发展和整体发展的关系中，局部目标的实现常常以整体目标的缺失为代价；二是在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中，物的目标常常以人的目标的缺失为代价。因为，一个追求整体协调发展的立足于关注人的发展的发展观，是解决代价问题的重要的观念基础。表现为这两个方面缺失的代价问题，应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发展观来探索解决的思路。
在局部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关系方面，人们应该通过建立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发展观来探索代价问题的解决。在实际生活中，当谈到发展的实际目标时，我们常常发现有人直接了当地回答为到某某时候人均收入将会达到某某数目的钱，并且十分认真地把这笔钱换算成美元来和国际水平相比，按不变价格计算来和往日水平相比。难道人们追求的发展就表现为到某某年代人均收入可以达到多少美元吗？这种观念本身就意味着增长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的缺失，这种缺失实际上也就是未来待付的代价。而这种其他目标的缺失可能引起发展进程中的诸如货币拜物教意识的蔓延、社会道德失范、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社会各部门发展状态失衡等等严重代价问题的发生。这些本是可以清楚意识到的代价问题，应在人们的政策思路中予以高度重视，应该创设整体性的发展观作为思考现阶段发展问题的基础。否则人们的发展就可能付出许多本可避免、或本可限制到更小程度的代价，乃至使发展严重受阻。比如，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常常偏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把改革主要看成是经济领域的事。纵然也承认需要进行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但只是被看作是经济改革的附属物。于是改革中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各种经济方案和新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常常诱发出各种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因而激起种种阻力和反作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使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这便是我们在改革中付出的代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整体性的发展观。
当然我们现阶段还比较穷，经济还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比较低。治穷的问题是中国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治穷确是当务之急。治穷的问题不解决，或者说经济增长的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都难以解决。因此，我们必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改革为重点。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发展观的内涵规定就应该是经济增长，我们的发展目标规定就是经济增长。人不是简单依附和受制于环境的动物，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我们必然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发展观应是整体性的，应该在最具现代进步和科学意义的发展的发展观基础上去考虑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整体性的发展观，不是均等性的笼统意识，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整体性中包含着层次性和合理的关系结构。根据中国的国情，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应是整体发展观的内部层次结构的要求，但绝不意味着排斥整体性的发展观。
在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建立趋向于人化的发展观来探索代价问题的解决。前文我们已经述及，我国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发育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物质财富成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目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了人们的目标，而人则成了生产的手段；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并不完全按照人的需要和人发生关系，而主要是按照市场运行法则和外在的经济关系同人发生关系，这就是一定意义上的“物对人的支配”。我们承认，这是市场经济发育和运作过程中必不可免的代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关于发展的基本概念中，就应该听任这种代价的发生和无休止膨胀。我们承认这种代价的出现，是为了从关注人的发展这个基本立足点出发，把代价缩小到最低限度，并从其他的社会生活方面为这一代价的支付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补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发展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人本主义者关注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工业化造成的人性异化的扬弃，以此来寻找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受此影响，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注意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以牺牲个人发展为代价这个重大问题，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实现个人发展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在沙滩上建筑楼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我们又在搞市场经济。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即可能造成“物支配人”的代价问题。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发展，尽量缩小并逐步消除这种代价问题，以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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