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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类哲学”引起了许多哲学同仁的兴趣，似乎哲学界又产生了新理论。但是通过仔细分析，我们看到，“类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没有本质联系。首先，“类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在形式上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加以抛弃的旧哲学。其次，“类本质”恰恰是马克思一再加以批判的外在历史推动力。再者，“类哲学”作为人类未来历史的“范导”则是与马克思对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性批判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下面我们就此从三方面作些说明。
一、“类哲学”的思维方式
“类哲学”认为，“从抽象人走向具体的人意味着哲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1〕， 而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超越了“物种”认识方法的实践思维方式。在抽象意义上，这是可以认同的。但是，一涉及实践思维方式的实际界定，我们则又不敢苟同了。因为“类哲学”告诉我们说，应该从西方哲学思维传统的历史演变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并由此确立“类”思维方式的理论根基。
“类哲学”说：“西方哲学素有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两大传统。理论思维是面向人的外在自然的思维，本质上是揭示物的存在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则是指关于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政治生活准则的思维，这种思维以人文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形成了面向人的生活的思维，本质上是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由本性的思维方式。”“近代理性哲学倡导科学与理性，……遏制了实践思维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物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的思维定向。”有幸是“现代哲学的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文化哲学等思潮在批判近代理性哲学中复兴了实践思维传统”。“类哲学”认为，马克思正是在这种复兴实践思维传统的理论氛围中实现了“对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思维传统的彻底否定”〔2〕。
所以，“类哲学”所理解的“类”思维方式的理论根基——实践思维方式是有其相对于理性与科学的特殊含义的。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二三年前就有人提：“消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消解哲学中的科学因素、确立人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现代哲学消解形而上学的两个最基本的内容。”〔3〕就此而言， “类哲学”提倡“必须使哲学重新获得超验视野，以恢复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4〕、 并主张“哲学理论就其直接性说是哲学家个人的思想”〔5〕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并不主张哲学的大一统，因为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然而就此说，“类哲学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创造性解读的结果”〔6〕，则是我们所反对的。
就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者。1844年前后的马克思还基本上是依据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逻辑进行思考的。马克思在这个理论段上先设定了一种人的本质存在状态，然后把它与现实加以比较并确定现实的异化性质，由此建构起人本主义历史观：本有状态→异化状态→本有状态的复归。然而，马克思后来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思维逻辑上。
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步站到现实的历史情境中来说话了。在写于1845年3 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一手稿中，马克思主张“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7〕。在这里， 马克思不再以费尔巴哈大写的人即类去衡量现实，并对现实中的非人性现状作出人本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标准“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社会中只存在处于现实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历史限定中的现实的人及其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主张从实践观点出发来看待人，并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
我们认为，被“类哲学”说得如此神秘的实践，思维方式无非意味着抛弃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现实历史情境出发来观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藉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9〕
由此出发，马克思在理论上不断前进，《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表明他与恩格斯发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之间辩证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历史规律。但马克思并不满意，因为在当时马克思看来：这种规律“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0〕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入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雇佣劳动关系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质，最终在理论上解剖了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
从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哲学思维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类哲学”理解为带上形而上学性质的实践思维方式既不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一句话，说“类哲学作为哲学维度的思考方式乃是马克思思想的应有之义”〔11〕是说不通的。
二、所谓“类本质”主体
当然，笼统地把“类哲学”指认为形而上学确实也是不太准确的。“类哲学”也提醒我们：“人、人性、人道、人的本性、类本质这些概括既可以表述关于人的抽象观点，也能够表达人的具体观点，关键是要看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12〕遵循这一思路对“类哲学”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类哲学”实际上还是属于被马克思抛弃的旧形而上学，它的基本理论弱点在于设置了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人”、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等外在于现实人类历史的形而上学主体——“类本质”。
诚然，“类哲学”也谈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对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类哲学”到底是在怎样的哲学方式中进行创造性思考的。
鉴于马克思曾严厉地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类哲学”一再表态，“类主体、类本位决不意味在个人之上还有一个什么超越的主体（作为实体或虚幻体）存在着。”〔13〕同时，“类哲学”也指责费尔巴哈抽象化的类观点，认为：“已往的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对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解，确实是抽象化的。”〔14〕让人不解的是，“类哲学”在抛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类本质之后又恢复了这一抽象。关于这一点，“类哲学”是意识不到的，因为“类哲学”现在已经不在费尔巴哈的简单描述中；在本质上，“类哲学”更接近曾用同样语调批判费尔巴哈而却受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花了全书近三分之二容量加以批判的麦克斯·施蒂纳的抽象历史观。
我们知道麦克斯·施蒂纳也指责费尔巴哈，说在他那儿“人”概念还只是一个更一般的抽象，基督教关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之间的二元论依然存在着。施蒂纳曾告诫说，“费尔巴哈以为，如果把神人化，他就找到了真理。不，假若说神给了我们痛苦，那么，‘人”就更加残酷地折磨我们。”〔15〕所以，施蒂纳主张我们不仅必须杀死神，而且必须杀死人神〔16〕。对此，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曾作过表扬：“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17〕
然而，似乎对费尔巴哈抽象“人”希望有所超越的施蒂纳在他所创造的新体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里，“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跳到了‘唯物主义’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1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严肃指出：“他（指施蒂纳——引者）把费尔巴哈的这些变为主词的宾词神圣地奉为统治着世界的现实的个人，他把这些有关各种关系的词句恭顺地看作是现实的关系，并给它们加上‘神圣的’这个宾词，又把这个宾词变为主词，变为‘圣物’，就是说，他所做的同他责备费尔巴哈所做的完全相同。”〔19〕问题在于，“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20〕。这就像“类哲学”现在希望以“类本质”这一主体重新解释现实一样。
在本质上，“类哲学”所一再想与黑格尔区别开来的“类本质”，几乎就是绝对精神：“类本质不是定型化的存在，也没有‘应当如何’的固定性质，它自身始终处在不断生成、发展和日益完善化的过程。”〔21〕“类本质”“只能在无限多样的个性中去体现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22〕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所说的从来没有超过这些。不管“类哲学”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看法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精神主体化思想是严厉地加以批判的。这无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在《资本论》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从“类哲学”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人的生成发展过程，也就是类本质的生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23〕这样一来，人类历史就成了类本质的自我展开与完善过程了。人类初期的“直接性的依赖关系应该是‘类本质’尚未充分展开的原始的形态”〔24〕。在群体本位走向瓦解并为个人本位所取代的第二形态“既是个人的一次解放，同时也是类的解放，即人的解放。”“个体独立性的实质，也就是个体的类化，个体的人化。”〔25〕而作为最后形态的“这种存在状态，‘人’已不再是超越个体之上、存在个人之外那种大我，也不再是互相分裂单子式的小我，而是分别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而又把他们统一为一体的类存在。”〔26〕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马克思对黑格尔学派历史主体抽象化思想的批判了。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由于没有真正找到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入口，而用绝对精神作为外在的历史推动力量从而构造历史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已在理论中确立了人类社会实践这一现实的理论入口之后，仍保留似绝对精神的“类”、“类本质”这一外在的历史主体，则肯定不是理论上有意义的一次突破。
三、所谓“类哲学”“范导”
“类哲学”告诉我们，“哲学研究世界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理解人，理解人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这是‘哲学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根本区别之点。”〔27〕据此说，“类哲学”只是注重理解人及其地位、价值和意义，是对“类哲学”的误解。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类哲学”从来就没有忘记“对人的未来生成提供真正的范导”〔28〕。“类哲学”告诉我们：“面对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大量棘手的社会和文化难题，人文学科究竟开出了多少有效的药方？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首要的当是从哲学那里援引精神资源。因此，类哲学所昭示的哲学与人学沟通，将为哲学赋予人文学科以逻辑预设，开辟学理上的可能性。”〔29〕
“类哲学”给自己提出多少任务，这与我们没有关系。然而“类哲学”一再说它所走的理论道路是与马克思一致的，却很可疑。因为事实是，走入现实历史情境（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在“类哲学”意义上给自己提出过任何现实的任务。我们反对“类哲学”从自己的思路出发，把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斗士——马克思，歪曲成为马克思自己称之为德国庸人的旧制度辩护士。
在马克思提出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穷苦群众的利益”〔30〕而呐喊之后，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表明马克思已经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并“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指哲学——引者）的物质武器”。然而这一切靠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必须进行批判，在批判现实中寻找理性〔32〕。而这首先又必须基于对现实的科学认识；这一认识过程始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1845年马克思在一般性上找到了实践这一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入口，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作了充分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基础的物质实践是一个总体，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人与人关系的基础的生产关系对某一特殊的社会形态来说具有特殊的批判性意义，虽然生产力是归根到底的基础。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生产关系作为某一社会历史阶段特质的定位〔3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离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而谈论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的做法称作“粗俗的唯物主义”〔3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达到的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正是基于对其特有生产关系特质——资本或雇佣劳动关系所作深入细致唯物主义分析之上的。而我们的“类哲学”则认为，相对应于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形态所表现的“从群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既是个人的一次解放，同时也是类的解放，即人的解放。”显然，在对现实的历史性分析中，“类哲学”所用的理论标准是相异于马克思的。
就此而论，“类哲学”所引的马克思关于人的生成发展三阶段或三形态理论是不足以作为“类本质”所经历的“群体、个体与类体”三阶段理论依据的。很清楚，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分析的历史三形态，是从人们之间社会联系的演变与个性发展史角度进行的，其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的立场从上下文看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类哲学”也提到“第二大形态”社会关系物化对人的统治造成“人的自我失落，属于人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异化状态，所以个体的本位形态也并非人的完善状态。”〔35〕但是，从“类哲学”的整个思想看，这仅仅是一种无奈的道义性谴责而已。
综上所述，“类哲学”虽然提出要把握活生生、现实的具体人，然而对马克思的学说却不是一视同仁的，起码是并未真正理解。实际上，“类哲学”是把马克思这个现实的、活生生的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斗士搁在一边，而打算从自己的思想原则出发来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作所谓的创造性解读，且由此建构其“类哲学”的。然而就我们看来，这是与马克思本人严谨的科学思想相去甚远的。
注释：
〔1〕〔12〕〔27〕《人文杂志》1996年第5期，第4、12、4页。
〔2〕〔4〕〔5〕〔6〕〔11〕〔28〕〔29〕《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第23、20、27、19、24、20、20页。
〔3〕《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
〔8〕〔10〕〔20〕《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 17、38页。
〔9〕〔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263页。
〔13〕〔14〕〔21〕〔22〕〔23〕〔24〕〔25〕〔26〕〔35〕《学术月刊》1996年第2期，第11、5、8、6、9、9、10、11、10页。
〔15〕〔16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伦敦1912年版）第227、202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4页。
〔30〕〔3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142、467、41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