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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是否还需要经典文学读本，这个问题问得似乎有些多余。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应试语文教学大大地挫伤了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对于文学阅读不但没有需求，甚至产生了厌恶。一位初中学生曾经对人说，她最恨的两个作家是老舍和朱自清，原因是教材中选了太多他们的文章。另一方面，文化活动在当今的社会中的很多人看来，只是一种休闲的消费方式，而多种多样的文化消费方式使人们的休闲时间嘈杂且丰富多彩，谁还有心思安安静静地读上一两本书呢？特别是网络大范围地对当下生活的入侵和占领，使得写作和文章的发表都不再是少数人才能完成的艰巨的工作，“我也能写”，“我所写的也有人看”，网络完成了对文学写作贵族化的颠覆。这样的写作的卡拉OK，在使文学的渲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令文学创作，这样一项精神的创造性的工作流于平庸的码字游戏。不知有多少人在阅读这些文字，但至少“写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的自信心的建立，仿佛也足以使我们对以往的人们的创作活动不屑一顾了。
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是否还需要经典文学读本的问题，就显得并不是空穴来风了。
如果经典是个筐
毫无疑问，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被某些“经典”的作品败坏过胃口，恰如金宏宇在《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文章中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用精品、精华之类的词儿而开始‘经典’起来。于是唱片经典、红色经典、学术经典、散文经典、小说经典等铺天盖地而来，俨然一个‘经典’时代的回归。‘经典’这个从前神圣的慎用的概念被普泛化平庸化了。”这大约也是令人们远离经典的原因之一吧。
那么“经典”到底是怎样的界定呢？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作家毕淑敏、程青、李大卫，《民族文学》副主编关正文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所谓的经典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冲刷，被历史选择而存留下来的，历久弥新地描述、传达出了人性、人类处境中基本不变的东西。毕淑敏形象地称其为“铁打的营盘”，而青年小说家李大卫则进一步地指出，非经典的作品所传达给读者的东西往往是时下的，瞬息万变的，对未来不具有任何意义。
青年小说家程青认为：“经典文学读本是在以往的岁月里积累下来的优秀读本，或者是因为自身有特点，或者是很好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氛围和文化氛围等等，总之肯定是众多书目里遴选和保留下来的，经历了一代甚至几代读者的反复阅读，也可以说是经过了反复的考验，以独树一帜或聊备一格而存世。”
由此，就不难理解，当被问到当下我们是否还需要经典文学读本的问题时，所有的被访者都以“毫无疑问”、“当然需要”来对答了。
取其上者得其中
谈到经典文学读本对当前的意义，北京晚报记者解玺璋以“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来概括。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晓岚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会为阅读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与指导，这是当下许多流行作品所难以做到的。
李大卫认为，从文学的诗学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写作能给我们多么大的想象域，而经典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在某一相度上达到了人类感知能力的极限。而从文学的修辞意义上说，经典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某一语种技术上的高峰。好的作品会告诉我们，母语有什么样的性能，能够表达些什么。即使对并非以文学写作为专业的人们来说，经典的文学作品对生活也是具有参照价值的。他认为，探寻生活的意义，使生命超越物理性的生存是人的本能之一，而文学所进行的便是为生命探寻意义的工作。经典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有意义的，是经过历史选择而亘古不变的真善和美。
关正文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语言基础，不读经典，可能会使人听不懂也说不明白母语。世界性的文学经典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语言基础，不读经典，则会堵塞交流的渠道。他同时指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人性、人情、人与人关系等基本道德规范的共同基础。情感的高下，是非的标准在大众中的传播，经常是通过文学经典来完成的，所以不懂文学经典会“不懂事”。
文学经典除去在精神层面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作用以及对于人类情感的滋养外，解玺璋、李大卫、关正文、程青也都指出文学经典对于人们知识的获取所起到的作用。他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经过历史选择的，可以视作是一种文化规定，它有助于从中得到必要的知识训练，对于后来人们的阅读与写作都有很好的规范与引导作用。
书山有路何为径
之所以篡改古人诗句实为有感而发。
在当下出版业高度发达，网络又深入生活的情形下，阅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困难了。
前些时，有些文章对某出版社提供给减负后的中小学学生们的一份书目提出怀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别说是中小学生，即使是有强烈阅读兴趣的成年人也难有时间、精力和耐力来系统而完整地读完书目上的著作，更何况，对于孩子们来说，理解力也确实是名著阅读的一大障碍。
由此，想到前些时看到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苏州人的文化消费》（《苏州杂志》2000年第3期）的文章中， 作者讲述了他在一个三年级小学生的房间内看到的情形：一个比一般书橱大出一倍的大书橱中，摆满了书籍，四大古典名著、辞海、百科全书、唐诗、童话、寓言……可当他问到书籍的小主人是否看过这些书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时间，也看不懂。
这样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要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去读文学经典作品，对他的理解力和承受能力无疑是过高的要求。
于是，文学选本的出现倒也是适应时下阅读要求的好方法。
前些时，由作家王蒙、刘心武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课外语文》，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有学生将其称为“精神上的‘百草园’”。
翻开出版说明，“经典性”列于选择标准之首。目录中，鲁迅、胡适、老舍、郭沫若、巴金、曹禺、徐志摩、冰心、叶圣陶、丰子恺……到当代的林斤澜、宗璞、林清玄、王蒙、阿城、毕淑敏、吴亮、三毛、席慕容……到外国作家中的普希金、雪莱、爱伦·坡、茨威格、布封、雨果、马尔克斯……一连串名字显示着选家开阔的视野和对丰富性的追求。正如作家王蒙所说，“不仅学生喜爱，甚至学生的家长，甚至家里的保姆，总之，有点儿文化、有点儿业余时间的人，一翻开看，觉得这书不错，就想读下去，我想这就是成功了。”
在谈到这套书时，解玺璋指出，在当下缺少适宜学生阅读的书籍，现有的语文教学存在视野不够宽阔的情形下，这套《课外语文》，打破原有的阅读材料中许多不合理的禁锢，对开阔中小学生的阅读视野有着很好的作用。
当下，我们是否需要经典文学读本，也许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令所有的人认同，我们的采访对象也并非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近来得到的几条讯息，似乎也在验证着我们的结论：
现代文学馆近来开设文学讲座，得到众多爱好者的欢迎；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开办文学讲习班，报名踊跃；
北京晚报记者沈文愉曾在文章中引用出版界人士的话说：目前赚钱的图书是文学图书，不赚钱的也是文学图书，……凡具有较深功力的文学精品及贴近生活的书就有读者、有卖点。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来自图书订货会的统计数字，证明文学经典丛书及文库、翻译类作品有稳定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