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要素极化式聚集的梯度推移粘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粘性论文,要素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提出了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均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把这种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理论引伸到区域发展研究，产生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论，认为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优劣。创新多发于高梯度地区并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完成的。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我国学者周起业认为，梯度推移是有序的，因为处在发展阶段的产品的生产必须从第一梯度地区转移到第二梯度上某些条件较具备的地区，而不能超越转到劳动费和原料费等更低廉的第三、第四梯度地区，这是由地区的接收能力差异决定的（周起业等，1989）。当创新产品进入到发展阶段以后，生产虽已开始定型，技术密集度有所下降，而且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一部分外部聚集经济可以转化为内部规模经济，零部件在公司范围内自给的程度可以得到提高，对外部协作的依赖也会相对减轻，但他们在布局上对技术、协作等多种生产发展的条件要求仍然相当严格。处在第二梯度上的城市，拥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较强的科技队伍，比较优越的信息、交通、金融与外部协作条件，完全可以把处在发展阶段的产品生产从创新发源地接受过来。这些城市所控制的市场范围虽然小，但当创新产品进入发展阶段后，价格将会下降，需求频率因而可以增大，这就使得他们要求占有的市场也会相应缩小，以致一个二级城市的市场区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最小销售限界。而处在第三、第四梯度上的地区暂时还不具备这种接受能力。因而，根据梯度推移理论，发达地区的产业可以通过梯度推移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而缩小两地的差距。但是，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发达地区依然发达，落后地区依然落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区域梯度推移的系统内，尤其是在一个像我国这样充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区域系统内，存在着诸多的延缓区域梯度推移进程的因素，从而形成区域梯度推移粘性。
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
西部地区（低梯度地区）与东部地区（高梯度地区）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而出现了经济上的差异，即东部地区总体经济水平高于西部地区，随着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具有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和GDP在全国的比重方面。
1.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为了便于比较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的两地经济变化状况，以1997～2001年的人均GDP数据为例，见图1。
附图
图1 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变化一览图
由图1可知，从1997年至2001年，无论在我国东部、西部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人均GDP都是在增加的，但是在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增幅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并且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从1997年到2001年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7.1％、7.3％、4.8％、8.5％和7.6％，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0％；而东部地区分别为8.1％、8.3％、7.5％、12.3％和12.9％，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7％。可见，东、西部地区在人均GDP方面不仅仅在总量上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在增长率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2000年和2001年这个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2.GDP占全国的比重
在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GDP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略有上升，即由1999年的18.71％上升至2001年的19.02％，这个幅度小于东部地区，在这个阶段，东部地区则由1999年的59.88％上升至2001年的63.27％。
表1 各地区分年份GDP占全国的比重 单位：百亿，％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地区
GDP
比重 GDP
比重 GDP
比重
GDP
比重
GDP
比重
东部地区 415.96 56.71 457.29 58.37 491.40 59.88 551.71 61.68 606.97 63.27
西部地区 136.46 18.33 146.47 18.70 153.54 18.71 166.55 18.62 182.47 19.02
中部地区 192.21 24.96 179.69 22.93 175.74 21.41 176.16 19.70 169.89 17.7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导致区域梯度推移粘性存在的因素
根据前文的比较，可以发现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梯度推移因素的存在，但是这种差距却有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区域梯度推移的系统内，尤其是在一个像我国这样充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区域系统内，存在着诸多的延缓区域梯度推移进程的因素，从而形成区域梯度推移粘性（魏敏等，2004）。而导致梯度推移粘性的深层次因素是生产要素的极化式聚集，具体表现为：劳动的极化式聚集、资本的极化式聚集和技术的极化式聚集。
1.劳动的极化式聚集
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的经济由于地理位置能先发展起来，这实际上是地区差异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中国缘于地理位置差异产生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是不可能根除的，因为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创造的财富多，那么这里就应该聚集大量的人口，内陆地区经济总量小，那么它的人口规模也要小，这样人均收入就可以实现平衡。这种平衡地区间收入差距意味着要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落后地区的劳动者为了获得发达地区的高收入，要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来，这将是中国未来的大趋势。
具体来说，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城乡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假设更为接近当代中国的实情，由于我国落后地区如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中传统乡村部门占据很大比重，而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则集聚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这种地区间部门结构的差异使得二元经济假设不仅适用于部门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地区分析。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中国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劳动丰裕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外流抑制了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外流从而形成了产业区域粘性，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多年发展却迟迟未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改革开放初始，国内外投资优先集聚在区位条件优越、市场环境良好、同海外联系较为密切的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并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客观上形成了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沿海与内陆的地区差距。这样，一方面是城乡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吸引形成拉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创造边际农业产出即其从农业中撤出的机会成本为零形成推力，拉力与推力共同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来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流动。由于流入沿海和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远超过当地的劳动力需求，因此在发达地区形成外来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劳动需求方雇主具有对工资决定的主动权，劳动供给方农民工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扩大资本利润率，雇主倾向于最低可能的工资，这种最低可能的工资将由农业中的平均收入的某个加成比例决定，这个加成比例必须足以弥补农民的流动成本、政府的行政收费以及发达地区更高的生活费用，使得农民外出打工至少比在家务农更有利可图。然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退出的机会成本为零，因此一旦工资达到最低可能的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争先外出打工，使得工资将由于供给过剩而长期固定在这一水平（Frank，1975）。可见，我国容易在高收入地区形成二元工资结构，即该地区本地居民的高工资和外来人员低工资并存的结构，但外来人员的低工资又比其在低收入地区的工资或收入高。二元工资结构一方面减少西部地区的必要的劳动力的供应，另一方面还会抑制东部地区企业的西移，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梯度推移粘性。
2.资本的极化式聚集
我国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实力与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一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薄弱，难以消化吸收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即便有东部资本流向西部，也只能获得较小的资金回报率，这样，不仅外资青睐于东部，东部资金主要用于东部，甚至中西部的部分资金也流向东部，中西部产业发展受到东部挤压，东部生产效率较高，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路网单薄，密度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19％、22％；许多乡村还没有通上电，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都影响着外部资金的流入。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调查显示，由于各地港口便利、劳动力技能等自然禀赋不同，西部的投资环境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尤其表现在金融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多、税收负担较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等方面。中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但其金融运行效率明显偏低。投资环境总体排名前四位（A＋）分别是杭州、上海、广州和深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重庆（A）进入前十位。
各地区由于区位条件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地区的资本转移的动力。在资本形成方面，不发达地区（低梯度地区）的企业和居民的积蓄因当地投资机会少、效益低而流往经济发达地区（高梯度地区）。同时，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和其他投资（FOI）一直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采取各项优惠措施，引导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究其原因就是我国不同梯度地区存在资本区位引力场，高梯度地区的资本区位引力要比低梯度地区的资本区位引力大。在各省（区、市）实际新增的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仍然占到85.26％，中部占10.68％，西部地区仅占4.06％。东部的FDI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占29.19％）和江苏省（占16.22％），福建、上海、山东、北京利用的FDI均比西部12个省区市的总和还多。这与西部地区的GDP占全国17.8％的份额极不相称。与此相关，80％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注册资本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明显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这一方面表明迄今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的劣势从而对外资的吸引力还较弱，同时也说明中西部地区资本要素市场化在较高层次上的差距。东部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交通条件，从而具有相对较优的区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正在向工业化后期阶段迈进，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已初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支柱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这些工业体系多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从而吸纳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根据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分析，在1991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出现投资负缺口，闲置的资金通过种种渠道流向外地，导致本地区经济肌体的“贫血症”逐渐加剧。可见，一方面，随着高梯度地区城市密集带越来越向新的高度发展，需要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取得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矿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必须通过投资、技术转让等方式，促使低梯度地区提高技术水平，增加生产，改善供应状况，从而实现梯度由高向低的推移；但另一方面，在资本区位引力场存在的情况下，由于西部地区没有很好的交通条件、投资环境，东部剩余资本的预期收益低于机会成本，西部根本就无法集聚、吸引东部的资本。因而这种场阻碍着资本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从而形成区域梯度推移粘性。
3.技术创新的极化式聚集
实践证明，技术创新来源于R&D投放力度，高度重视科技进步，通过科技创新能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罗波阳，2002）。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已日益成为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革命造就了大量的新兴产业，也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现代化的实现，都要靠技术进步。我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握住这一世界性潮流，把结构调整同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来提升经济结构。这就要求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广泛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技术，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机制，切实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国民经济朝着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由于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尤其是西部地区非常落后，提高科技研究开发能力需要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等领域新建一批工程研究中心及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但是西部地区由于现实竞争力低，经济实力与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制约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受到各项政策制度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西部地区潜在竞争力也显得落后（李新春、宋宇、蒋年云，2004）。相对而言，我国西部地区科技体制比较落后。
首先，生产要素与科技资源禀赋是影响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按照比较优势原理，科技资源禀赋丰厚意味着发展相关产业较低的人力与技术成本使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分工以高科技导向为主。就创业行为而言，生产要素与资源禀赋发生影响的一个维度是科技人员的数量。有资料显示，民营科技企业大多由科技人员创办，就此而言，科技人员的数量是决定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高科技创业中技术知识的专用性和资本性，使已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技术人员在机会的发现方面可能具有某种优势，它与高科技创业中潜在的可能把握创业机会的人员数量的多少直接相关。研究开发支出的高低是影响具有高科技倾向的创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因素，它与高科技创业的良性循环是其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是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地区经济封锁有所降低、科技人员与技术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由于科技开发支出的外溢效应具有局部化、地方化特征，资源禀赋的影响仍可能是决定地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我国西部地区在生产要素与科技资源禀赋方面处于劣势，这样，由于潜在竞争力的差异，意味着科技创新会在东部地区聚集，西部地区难以获得技术扩散所带来的好处，从而使得两地科技创新的差距继续存在。
其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尤其在转型经济中，地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市场发育状况是高科技企业家创业与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变量。这表现在作为市场机制主要组成部分的价格本身是显示投资者创业机会成本的一个重要信号。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收益是决定新企业是否进入一个地区的重要因素。技术市场的发展状况与高科技产业的地区分布有直接影响，保护市场交易基本秩序的法律与产权制度是决定企业家创业积极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主要与市场制度的发展结伴而生，通过市场机制这一途径影响创业机会与创业精神的发展，最明显的因素是以人均GDP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为代表的基本经济因素对高科技创业的影响。人均GDP的增长从多方面影响高科技创业，因为它是反映未来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信号，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创业收益预期和信心，人均GDP的增长意味着投资者个人创业资本来源的扩大，意味着对高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和消费者的成熟，有利于以创新为特征的高科技企业生存。但是人均GDP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又意味着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增加以及风险回避倾向的提高，有可能削弱创业动机，不过这在经济成长的早期阶段并不是主要的。因而人均GDP直接影响科技创新资本的流向，并且人均GDP与创新资本的流向成正向相关。根据前文分析，西部地区人均GDP比东部地区要低得多，而且增长速度也大不如东部地区，这种差别是长期的。所以，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西部地区仍然缺乏必要的技术创新资本，势必会造成东、西部地区梯度推移的粘性。
最后，决定创业活动的直接成本和收益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以税收和地价为代表的政府优惠政策，可能就主要在这一层次发挥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通过充当“匿名合伙人”角色，降低科技企业运营的直接成本，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和政策模仿导致政策趋同，可能使政策优惠的作用存在下降趋势。以地价政策为例，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降低地价以至于连成本都无法收回（Amin，1977）；再比如在税收优惠方面，甚至有个别地方突破了国家的底线。因此，除非政策因素中包含足够的放松管制与制度创新成分，否则由于基本制度层次方面的变化而影响创业活动的长远收益和成本，政策优惠的作用较为有限。联系实际，尽管西部地区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对科技研发进行投资，以提高其科技水平，但却难以奏效。西部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依然落后，这必然制约着东部高新产业的西部扩散，梯度推移粘性就不可避免了。
可见，由于我国各地区（尤其东、西部地区）区域竞争力的区位差异，在此基础上导致资本、劳动和技术创新的要素向东部地区的极化式聚集，使得西部地区在资本、劳动和技术创新上不足，从而最终形成了梯度推移粘性，这种粘性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
四、结论
第一，尽管区域梯度推移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我国这样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国家，由于劳动、资本和技术的向东部地区的极化式聚集而导致梯度推移粘性。
第二，我国近年来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实施了诸多优惠政策，尽管没能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但并非是所谓的“政策无用论”，而是我国区域梯度推移粘性所致。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地区各项制度的完善，最终能够克服我国梯度推移粘性，从而使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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