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一些杂志又开专栏，大谈特谈“人文精神”，颇有“热”人文精神之势。照我粗浅的理解，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时下呼唤人文精神，当然不是空谷来风，而是当今社会现实在这方面让人忧心忡忡。
今日之中国，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到处弥漫着拜金主义的气息。在这种“向钱看”的实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风气里，仁义道德之类的古人遗训，多被当作“迂腐”之言嗤之以鼻。以文史哲三大学科为核心的人文学术，也多被看作“无实用价值”而备受冷落。不少大学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文系里分出了旅游专业、新闻专业，哲学系里新设了行政管理班、公共关系班，历史系开始发秘书专业文凭，甚至办起了古董商店。人文学术研究的处境，同样危机重重。许多严肃的学术论著发表难、出版难自不必说，就是手稿变成了铅字，也很少有人去认真阅读，当然更谈不上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了。至于普通大众的人生追求，更是越来越趋向物欲享乐一面。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的提高，没有使他们的人格得到提升，反而降低了他们的人生境界。
面对这种人文精神严重失落的局面，我们确有必要大声呼唤：发扬人文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因为在一个以经济“进步”为主要目标的社会里，没有人文价值的弘扬，拜金主义就会成为人们的最高信条，整个社会就会迅速变成奸商的天下；不给人文精神以应有的地位，实利和物欲就会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华夏大地就会变成物欲横流的场所；丢弃先辈的人文传统，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就会在经济变革中被截断，以消遣享乐为主要内容的俗文化就会泛滥成灾。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来说，如果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那无疑是极大的损失，也是极大的悲剧。以上所说只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一个方面，即社会方面。那么，作为人文文化承传和创造的主体——人文知识分子，其情形又怎样呢？
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起码已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化瓦解。有的完全离开本行，下海经商；有的脚踏两只船，亦学亦商或名学实商；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占着知识分子的位子，却整日里为捞钱而奔波；还有的感叹于出版难甚至自己掏钱出书的现象，干脆卷纸封笔，乐得个逍遥自在——反正干与不干一个样，都能领到吃“大锅饭”的饭票。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其实不一定是坏事。中国要繁荣富强，缺少的不是摇唇鼓舌的文人，而是生财有道的赚钱能手。本来已嫌拥挤的人文领域，如果潜伏着误入其中的实业才子和商场俊杰，早该扬长避短，迷途知返，去做发展经济这篇更难做也更有意义的大文章。说不定有朝一日发了财，还能捐出个图书馆或设立个人文研究基金，为保存祖国文化，发展人文学术，作出彪炳史册的贡献。退而言之，即便发不了财，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也不错，多少可以减轻些国家行政经费的负担。至于那些著书难为稻粮谋的人，三天两头地客串到公司或商场去“练摊”，似乎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起码在挣些生活补助费的同时，还可补上如何谋生这重要一课。
然而，赚钱是好事，但赚到钱者或赚不到钱者，都不应从钱眼里看人。时下的情况是，有些能赚到钱的人往往自鸣得意，从钱眼里把无钱者看得过小；而有些挣不到钱的人则常常自惭形秽，从钱眼里把有钱者看得过大。作家张贤亮是少数离开文坛下海成功者，但他的一段名言却难以让人苟同：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搞科技，三流人才搞行政，文人则不是白痴就是绝顶天才。绝顶天才当然寥如晨星，大部分文人只能自认白痴。这可说是文人自轻自贱的典型“话语”，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从钱眼里看人。
很多执着于学问或艺术的人文精神创造者，与实业巨子和商场大腕比起来，自然免不了相对清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就低于后者。别说中国古代向来就有淡泊金钱、重视精神的传统，就是在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也并非低于实业界人士。我在英、法访学时，曾有意留心学者和作家的生存方式，发现他们都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知识分子”的名称，坚守自己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天职，不仅不愿向政界要人接受写作指示，而且也绝少去工商界领取创作指标。西方汉学家常常慨叹：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是可以让人随意雇用的“脑力劳动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我想，之所以有这一说法，原因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太容易被学术之外的东西所左右。
回顾建国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表现，虽然也出现过马寅初这样顶住政治高压讲真话的学者，但总体说来，多数学者文人在政治潮汐中都曾随波逐流。一段时间里，我们写了许多强调人文学术和文学艺术独立性的文章，清算了政治专制对人文学术文化的压抑。可今天，我们是否意识到，另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即金钱专制主义正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人文学术文化的发展？
我所说的“金钱专制主义”，是指由金钱而生发出来的一种强大的对社会的控制力量。这种专制主义决不比政治专制显得宽容和温柔。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支配各种舆论，在相当程度上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等，都按照它的意愿发出某种声音。它不仅可以掀起股票热、债券热，刮起涨价风或降价风，让千千万万人莫明其妙地到大街上瞎起哄；也可以以很强的诱惑力，让许多有头脑的学者文人放弃自己的思想或贱卖自己的人格，去向企业界或商业界的老板们低眉折腰。中国知识分子在早些年政治专制面前曾纷纷趴下，面对今天拜金主义潮流能不能稳稳地站住呢？
我觉得，首先反省一下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文精神，是我们呼唤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如果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没有冷静的远瞩，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深刻的理解，在商品经济大潮滚滚而来之际，自己先成了拜金主义的俘虏，又如何向别人大谈人文精神呢？千万别以为哪儿钱多哪儿才有时代特色，才有自我价值，才有学术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这样，马克思当年就得到伦敦金融街去开银行，鲁迅当年就得去上海十里洋场办公司了。人的精神财富决非功名利禄能够轻易换来，更不是富豪的支票，恰恰相反，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往往需要创作者甘于相对清贫和寂寞——因为在很多时候，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作者的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才能获得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态度去审视社会和人生，从而创作出优秀的精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