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_国有经济论文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_国有经济论文

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非国有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原来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非国有经济正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澄清某些模糊观念。要变单纯的个人行为为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的市场行为,在优化非国有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实行一系列新的财税政策,支持非国有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原来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非国有经济,以超常规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使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水平、财源产出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急需进行深入探讨。

一、发展非国有经济要澄清三个模糊观念

非国有经济,包括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及多种形式的混合经济,依据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一是使所有制形式更加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解决了原来单一的国有制容纳不了全部生产力的矛盾;二是在资金、就业、市场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提供了一条开发市场投资、就业的新路,缓解了政府和财政的压力;三是那些国有经济控制主导产业很少的地区,尤其需要和可以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以实现后来居上;四是为缩小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经济差距,避免城乡收入水平的悬殊扩大,也必需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到1994年止,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超过50%,非国有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66.3%(上年为60.3%);全国城镇集体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均取得了迅速发展,以2000多万户乡镇企业为例,除容纳农村1.2亿劳动力,积累集体资产1.4万亿元以上外,全国税收净增额的68%、农民人均净收入增量的60%、外贸出口收购总额的47%等,均由它提供;全国个体工商户2147万户,注册资金1275亿元,从业人员3694万人;全国私营企业42万户,注册资金1389亿元,从业人员635万人;外商投资企业20.7万户,注册资金3100亿美元,其中外方认缴出资额1953亿美元,从业人员233.6万人。这表明非国有经济在大范围获得如此巨大发展,来之不易,也决非偶然。

就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说,仍然阻力不小,其中最主要的是应澄清一些模糊观念:

1.经济唯成份论。误以为国有优于集体、集体优于个体,把发展非国有经济与发展国有经济对立起来,殊不知,采取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办法,并不能推动国有经济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也无助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际上,非国有经济有天然的自主经营特点和独立的经济利益,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并自负盈亏。在下力气搞活国有经济的同时,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才能使整个经济充满活力,形成共生、互补的局面。

2.私有化潜行论。误以为发展非国有经济,就是私有化潜行,甚至认为改革所有制结构,就是向私有化进军,理顺产权关系是打开私有化大门。这反映了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远远没有跳出原有单一所有制的旧框框。何况非国有经济中的城乡集体经济,本身就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混合经济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组成部分,处于长期发展、并存和补充地位。

3.公有制主体危险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所在。但在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发展速度大大地低于非国有工业,人们担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产生了危险,弄不好将导致社会性质的改变。其实,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据初步统计,1993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国家资本金占全部工业资本的70%左右,国有经济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矿业、电力、石油加工、公用事业等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额达70%以上。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是市场配置资源、搞活经济的需要,是调整结构、扩大改革开放的必然。但从总体上衡量,它并不妨碍、危及我国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实践表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达60%以上,“温州模式”以发展私营、个体经济为主;“苏南模式”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国有和个体两头小,但这仍然是坚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未改变社会性质,也未影响经济增长发展的质量,还大大地推进了各自的经济发展,使生产力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二、发展非国有经济要变自发行为为政府、市场行为

发展非国有经济,无论是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合营经济,或者是东部地带支持西部地带的优势互补,中西部区域市场的接轨,都需要改变以往自发、盲目发展的被动状况,变单纯的个人行为、自发行为成为在政府行为引导下的市场行为。原因是:

1.要使资源配置到效益最佳的部门和企业中去,变本地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若没有政府行为的引导,主要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任何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也难于有效地实现。

2.为建立新的生产力增长点,形成新的财源、税源增长极,单靠个人自发行为,很难建立起一大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非国有经济项目。必须运用政府的变量、市场的变量(如税收、价格、利率等)及有效信息,引导其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道路。

3.为防止片面追求产值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失误,政府行为是克服这类盲目性、无序化的有力保障。发展非国有经济尤其离不开政府的调控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应变能力。

4.非国有经济的改革,正在向企业集团化、股份合作制方向发展,出现了各种经济成份相互参股或联合的混合经济,需要政府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加以疏导、规范,否则也会使资产难于流动,或者是各自为战,哄起来快,垮起来容易。

强化政府行为以发展非国有经济,主要是使其在市场平等竞争中形成行业、群体优势。政府放开政策,并不是只放不管;政府政策倾斜,并不是面面俱到。政府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政策既要放开,又要干预管理。政府制订产业政策是针对市场调节失灵而进行的一种干预,产业政策倾斜应建立在地区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不能重点太多,政策倾斜要适度集中。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加上政府财力严重不足,劳动就业压力很大,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越是适宜大力发展非国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及乡镇企业。政府实行强有力的扶持和政策引导,不仅有利于集聚社会资金、增加就业,而且经济风险和社会负担比较小,是政府行为发挥主导作用的所在。现在不少地区放手发展股份制和个体私营企业,提出多轮驱动,多轨运行,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鼓励一厂多制等,都是一种创造和创新。

三、发展非国有经济要在优化结构上下功夫

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比较突出,因而优化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的任务十分繁重。

以非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为例,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是用股份制改革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把集体股份与其它股份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集体资产增值和农民增加收入;二是有些私营企业与公有企业合营(公私合营)、与外商合资(中外合营),有些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有民营,有些则是产权属于国家或集体,而经营方法与私营企业相同,称为民办或民营;三是混合型经济,如“三资”企业等经济形式的发展。这需要形成切合本地资源、资金、市场特点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使之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

非国有经济由小到大,规模经济、规模效益的问题开始突出来了。原来的“小打小闹”,“小而土、小而散、小而粗”已经不能立足于市场竞争。因而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都需要依托优势行业和拳头产品,打破乡、村界限,排除所有制分割,发挥集团优势,实现规模化经营。可以预期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改制、改组、改造相结合的条件下,非国有经济面对市场规模、行业规模、资源开发规模等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谁抓住规模化的优势,谁才能在市场平等竞争中取胜。

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带动相关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广泛开展与国内外的产业联合或合作,是非国有经济避免单打一,突破自我封闭、“小进即满”的重要的一着,也是改革其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可靠途径。发展多种产业的资金来源:一是靠乡镇企业自我积累;二是有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以资源换取资金;三是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取得部分资金,如农村拍卖“荒山、荒坡、荒地、荒滩”使用权,收回资金转入农村的合作基金,用于开发周转使用;四是从财政、银行取得支持性开发性贷款;五是外引内联,吸引一部分可能融聚的资金。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非国有经济在市场化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用高新技术开发资源、开发新产品、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原料、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保证非国有经济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不是在落后的基础上循环,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更新频率之快,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层出不穷,其对非国有经济的撞击程度远远地大于国有经济。因为非国有经济本身的技术装备差、资金实力不足、人才欠缺、技术水平低。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发展非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容纳了农村劳动力1.2亿以上,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今后每年还将吸收700-8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到2000年时,它将再转移4000-5000万人,无疑地对我国整体就业结构的调整,缓解就业的困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城镇人口就业的压力仍然很大。1994年城镇人口失业率为2.9%,每年需要安排400-500万人就业,只能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主要是私营、个体企业来提供出路。在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建立有序化、组织化的劳务输出与劳务输入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提高对国外劳务输出的比重,有利于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盲目性,增加社会财富的产出,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优化就业结构与优化非国有经济结构有其同步性。

我国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潜力很大,整个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赖于非国有经济的各类结构的合理化、优化来支撑。结构出效益、结构出速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围绕结构下功夫,是下一步战略制高点和主攻方向所在,必须把它作为一场攻坚战来对待。

四、发展非国有经济应有新的财税对策

非国有经济,在其发展中虽然有机制灵活、适应市场变化能力强、各种新老包袱少、效益高等优点,但也面临一系列难题:一是资金难。不少非国有经济缺乏积累投入的积极性,银行也只偏重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资金困难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二是摊派多。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成灾,成为非国有经济的沉重负担。三是公平差。对非国有经济的电力供应、燃料供给、征用土地、税收减免等,往往与国有企业不一视同仁,存在不少歧视性待遇,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影响非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四是核算乱。相当一部分非国有经济的经济核算有名无实,财务会计管理紊乱,虚假成本、虚假利润、虚假收入已不是个别现象,因而税收收入流失严重,收入分配畸形或变形。五是法治松。不少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企业自身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没有明确的监督条款等。由此,为支持非国有经济健康发展,应实行新的财税对策。

第一,应在基本上没有国民经济命脉或主导产业的地、县,放手发展集体、个体、私营经济。财税政策不仅应扶持、引导这种发展,而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其宜个体则个体,宜私营则私营,宜集体则集体,不拘一格地把它们推向市场,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在这类地、县取得进展后,再来形成规模经济、改善产业结构,这总比按兵不动,犹豫徘徊要实际得多。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这样上马的,而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县,更无须畏首畏尾,再次失去良机。

第二,大多数地区正全力发展第三产业。随着城乡服务、金融保险、建筑安装等行业以及投商引资、集市贸易、信息咨询等的迅速扩大,非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已成为主战场。这也是培植新财源、税源的可靠基地。财税政策通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第三产业创立适宜的发展条件,促进其强化内部管理,必须贯穿于整个过程。现在有些地区,不少乡办、村办、个体办、私营办的企业,为避免政策歧视,以挂靠集体、街道、学校等为名,实际上是搞假集体,这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这里,关键是加强政策管理,严格依法扶持,同时通过建立各种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去引导其健康发展。

第三,城乡集体企业,除了土地资源明确规定为最终所有权归村集体外,其余集体资产仍然处于“人人所有、无人所有”的模糊状态。这种产权不明晰,急需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办法是通过城乡集体企业扩股,吸收职工或农民入股,余下的留作集体股,形成多元的,集体资产与个人资产、企业新增资产联合构成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有条件的还可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团,通过它们促产增收,为国家多作贡献。财税政策的功能就是积极支持其合营、联营和进行股份制改造,制止外界对其财产关系的干预,提高集体经济的营运效率。

第四,切实加强财税政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扶持和保护。一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鼓励农民参与市场流通,进城设厂办店搞经营,条件成熟的还可组织农、工、商、运一体化,将土地有偿收入大部分用于发展农业。三是建立有效的农业投入保障新机制,如各地创造的以农补农、以工建农、以商补农,积极引导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形成国家、集体、农民三位一体,中央、地方、内资、外资四轴并行的农业投入新机制。这主要在于发挥乡镇企业的支柱作用,依靠它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四是充实粮食风险基金、副食品风险基金等,以促进粮食、棉花及副食品生产发展,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分散农业风险,平抑市场物价。有人主张向全社会征收粮食消费税,从第二、三产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农业发展基金,用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也不失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的建议。

第五,缓解非国有经济的资金困难,除了财税政策实行一视同仁,不搞不同所有制区别对待外,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按产业政策导向和效益最大化原则发放贷款,有条件地开办地区性的股份合作银行和民办银行,通过它们为私营、个体企业融通资金。此外,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也可在政策范围内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当然,按照法人为主、个人为辅原则,还可广泛地吸引社会投资。当前我国社会资金运行中,低效使用、农村流向城市的现象仍然较突出。因此,缓解资金困难,向内使劲,加强资金管理自身潜力很大,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完善非国有经济的各项基础管理建设,包括会计核算、财务制度、价格监控、税收征管、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内,都需要从管理体制上理顺,不能政出多门,也不允许放任自流,着重把服务和监督、放开和管理、责任和制度等结合起来,引导它们提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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