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国际分工重构与中国的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经济论文,重构论文,机遇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经济的提出、确认与在全球的扩散
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商业周刊》的记者迈克尔·曼德尔，作为当年的年终专稿，他在1996年12月30日的《商业周刊》上撰写了一篇名为“新经济的胜利：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回报”的文章，揭开了对新经济的讨论。迈克尔·曼德尔的文章在工商界和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1997年美国经济的发展证明他的乐观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主流经济学界不接受这种提法，特别是1997年底美国股市随亚洲金融危机而出现一定的调整，国际上对新经济的质疑声音更大。在此基础上，《商业周刊》的总编斯蒂芬·谢波德于1997年11月17日刊登了“新经济究竟是什么？”，既作为对怀疑论者的反击，也作为对新经济的全面总结，他指出新经济的出现，令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同时，由美国副总统戈尔领衔，美国商务部成立了电子商务工作小组，专门研究电子商务和数字化经济。1998年4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关于信息如何决定新经济的一份全面报告，它第一次全面阐释了新经济的信息内涵，从而在知识经济的意义上提供了新经济的理论基础。该报告将信息革命与代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力革命相提并论，分析了在互联网诞生以后，信息技术对90年代美国经济的贡献。
美国商务部公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的时候，正值东亚金融危机最严重之际，国际金融界和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在金融危机，特别是对冲基金的冲击，对这份报告并不太重视。1999年中，在东亚金融危机缓解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出版了第二份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Ⅱ》，进一步确认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并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美国经济作了具体计算，引起了全世界的浓厚兴趣。从1999年下半年起，各国股市普遍出现网络概念，许多国家也着手研究美国新经济在技术、金融、制度方面的构成。2000年6月，美国商务部推出了第三份报告《2000年数字经济》，认为在美国新的数字经济正在开始。至此，新经济的提法在全球得到更多的回应。
从1999年起，欧洲、日本、东亚其他地区都在仿效美国的做法。2000年3月，里斯本欧盟特别首脑会议提出“电子欧洲”的前景规划；2000年，与信息产业发展失之交臂的日本决定将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信息产业。2000年8月底，日本政府的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总部和信息技术战略会议举行联席会议，信息技术战略会议议长、索尼公司董事长井出伸之提出了今后日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基本方针，即5年内在这一领域能够赶上美国，进而成为超高速网络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井出伸之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将实施四项战略：集中力量增加对建设超高速网络的投资；取消阻碍进行电子商务的各种行政限制；建立使用互联网办理各种申报手续的“电子政府”；通过实现学校的信息化培育信息技术人才。日本首相森喜朗在会上强调日本要建立自己的信息技术战略，并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力争在2000年内拟定出这项国家战略。森喜朗还表示，在下届国会会议上，政府将提出信息技术基本法。同样，东亚其他地区都在不同层面模仿美国的做法，如普遍模仿纳斯达克，建立二板市场等。各国的模仿，也从侧面印证了美国新经济的成功。
也正因为如此，2000年7月，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的主题就是信息技术问题，会后发表了题为《关于全球信息社会的冲绳宪章》，呼吁消除国际信息差别。“IT宪章”强调，信息通信技术是创造21世纪最强劲的动力之一，该宪章就是呼吁所有的人消除国际信息、知识差距；在持续刺激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方面，信息技术具有极大的可能性；消除国内和国家间的信息差距，在各种课题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解决这个课题，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多样性的条件和需求。国际金融机构要制订和实施有关计划。信息技术具有世界规模的广泛性，有必要作出世界规模的对应。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要促进政策、法规和网络等环境的健全，提高相互接续性，增加点击，降低费用，培养人才，鼓励参加世界性电子商务网络等。实际上，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肯定了美国在新经济方面的整套做法，接纳了美国的做法作为国际标准。
二、美国新经济的微观构成
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国的经济实力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中。80年代日本经济挑战美国，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衰落论”。当时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日本将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经济秩序。但是，从里根执政开始，美国经济扭转了滞胀的局面。而到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10年中停滞不前，1992-199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而美国经济从1991年第三季度起进入上升周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创下了战后的纪律，特别是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4%，令美国的经济霸权得以复兴，创下了美国新经济的奇迹。笔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背后，实质是一场以信息技术为突破口的产业革命，它的构成如下：
1.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
从技术上看，美国新经济的起源自80年代的个人电脑蓬勃发展，个人电脑大发展与Internet的发展相结合，诞生了互联网这个全新的技术平台，并引发了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
1981年，IBM开放采购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中央处理器，引发了美国个人电脑的革命。而微软和英特尔则利用这次机会，建构了自己在个人电脑中的实质标准地位，形成了WINELISM，令美国企业在个人电脑产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386芯片、Windows 3.1推出以后，再经过486、奔腾和MMX技术，日本电脑企业基本失去原来的优势，只能看着美国个人电脑继续升级下去。这样，美国的个人电脑产业凭借不断升级的战略，和在全世界（主要是台湾、东南亚等地，而不是依靠传统的日本供应）采购形成的低价格，美国水平式分布的电脑公司反而大举进攻日本和欧洲市场，欧洲的个人电脑品牌基本无法幸存下来，日本国内富士通和NEC的垄断地位也大打折扣。到90年代，日本的电脑企业不但未能挑战美国同行，反而被美国利用全球化的硬件分工、加上自己的不断创新和实质的规则制订权，基本赶出了世界电脑市场。因此，IBM开放外购微软和英特尔的产品导致的水平式竞争，虽然葬送了自己原来在电脑行业的垄断地位，却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美国新兴电脑企业的活力，它们还最终利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打败了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进而利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反守为攻，奠定美国新经济的技术基础。
90年代初期，在个人电脑应用大众化并大量进入美国的家庭之后，Internet技术也逐步商业化。1993年以后Internet的用户大幅度增长，短短几年间美国的Internet用户上升到数以千万计，使电脑网络普及成为必然，从而使电脑网络成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与其他传统的信息传递工具相比，电脑网络传递的是数字信息，而其他的文字、图形、电磁波等信息，都可以转换成数字形式，经过电脑处理以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输。随着网景公司浏览器的发明，Internet技术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之后，雅虎、亚马逊等企业在纳斯达克市场成功融资，出现了电子商务浪潮，新技术开始影响企业管理，互联网开始全面提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互联网的大量应用是信息产业革命的标志。传统的信息有两类，一是书籍、报刊等实物媒体，二是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模拟式的电磁媒体。这两类信息载体的发展，曾经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提高。但它们的共同弱点是信息量小，而且难以交换，因此，这类信息产品并不构成革命性的影响。电脑处理信息的方法是数字技术，其最基本的单位是二进制。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葛洛庞帝，将19世纪称为原子时代，20世纪称为DNA时代，而将21世纪称为比特时代。用二进制的0和1来储存和传输一切信息，其中涉及到的数字转换、存取、处理、传输、控制、压缩、复原等一系列高技术，到90年代初已经基本具备，如提高信息存储能力的半导体技术、提高信息传输能力的光缆技术、提高信息传输灵活性的无线电技术、提高信息转换和控制能力的电脑和软件技术等。因此，数字化革命实际上是上述技术综合之后的总爆发。一方面它可以将所有相关的信息技术都融合在一起，形成3C结合：即Computer（电脑）、Communications（通信）、Content（内容），其核心技术包括半导体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等；另一方面数字化革命找到了Internet作为平台，建立在这个平台上的IP技术将电脑与通信有机结合起来，将所有的信息以数字的形式传输，实现"IP over everything"（可在任何通信网上建立IP网），下一步将向"everything over IP"（任何业务都可在IP网上实现）发展，令数字技术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地处理信息。因此，在Internet的基础上，电子商务、数字图书馆和电子政府等网络应用迅速融入社会，电脑网络成为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从而令数字技术成为信息技术的核心。所以，信息技术这次革命性的爆发也可以概括为“三化”：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数字化是技术手段，网络化是传输途径，信息化是要达到的目的或效果。
2.电子商务导致企业管理革命
互联网被应用到商业之后，首先出现的是BtoC的电子商务。当然，以亚马逊为代表的BtoC电子商务，有浓厚的泡沫色彩。但从1999年起，美国电子商务的重点，转移到企业间的BtoB电子商务。从BtoC到BtoB的演进，标志着电子商务已经深入改造传统行业。随着传统大企业竞相引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革命全面爆发，预计电子商务可以给传统企业节省3%-5%的成本。
美国德州大学研究中心统计，1999年美国的电子商务产业产值，包括企业和个人透过网络交易的数字，以及相关软硬件的产值，已达到3010亿美元，和美国传统大汽车工业产值3500亿美元，相差不远。根据有关分析（注：方兴东“互联网新浪潮：传统产业的互联网转型”http://www.sina.com.cn,2000年3月29日。），美国以下各类产业会先后步入电子商务的起飞阶段：金融和银行（1999年）、航空和国防（1999年）、公共事业（2000年）、汽车业（2000年）、造船业和仓储业（2001年）、石化行业（2001年）、医药行业（2002年）、造纸和办公产品行业（2004年）、消费品业（2004年）、重型工业（2003年）、食品农业（2003年）、建筑业（2004年）、工业设备（2004年）……各行业已经明确意识到，通过互联网可以解决传统供应链和信息链的低效并创造新的市场机遇、抢占竞争制高点。预计到2004年，美国基于互联网的企业间电子商务占到整个行业交易的比例如下：电脑硬件和软件业(35%)、航空航天／国防工业(35%)、电子工业(25%)、化学工业(20%)、汽车与零部件(18%)、医疗设备和运输业(17%)……
对于企业间电子商务的预测，有许多版本。Granter Group预测，2003年美国BtoB的全球交易额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对消费者的网上销售额只有不到4000亿美元；高盛公司认为，美国BtoB总收入将从1999年的1140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5000万亿美元；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则将2003年美国BtoB的预测数额提升到2.8万亿美元，占美国企业商务总量的1/4以上；Forrester公司的调查指出(http://www.forrester.com/ER/Press/Release/0,1769,243,FF.html)，受访企业有九成以上都计划透过互联网进行采购及销售，预计到2004年美国的BtoB规模将达2.7万亿美元。美国各行业会积极进入互联网，利用互联网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各企业会参与并形成“电子商务市场”(eMarketplace)，以便与更多的买家及合作厂商进行联系。在未来两年，电子商务市场将蓬勃发展，尤其对电脑、电子、运输、投资业等影响最大，预估这几类产业会有七成以上交易经由电子商务市场进行。
从历次产业革命的经验看，作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只有大量嫁接到传统产业上，才会发生革命性的影响，才会发生产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对新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并不在于它塑造了雅虎和亚马逊这样的企业，而在于它具有改造传统企业的强大功能。目前电子商务在美国似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不仅如此，由于人类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电子商务在金融、贸易、教育、以至政府服务等服务业方面所提高的效率，远远大于其对传统大工业企业的革命性影响。因此，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对应的是后工业的信息时代和服务业企业，它完全可以起到福特模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工业企业主导时代的作用。
目前，电子商务已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为了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电子商务标准，各国之间展开了竞争和协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拥有强大的市场和技术领先优势，并挟其强大的政治谈判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推销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攻势之下，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只能采取守势，既不敢同美国撕破脸面，又不能不坚持自己的利益。或许我们可以说，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兴未艾，但各国政府在制订电子商务标准方面的竞争，似乎才刚刚开始。
3.风险投资与纳斯达克：建构临驾全球的科技与金融创新机制
美国新经济的微观构成，不仅仅是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的革命，还包括一套全新的金融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的运作。风险投资起源于50年代，纳斯达克市场诞生于1971年，两者都在80年代与个人电脑革命相结合，既壮大了自己，又发展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而它们真正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是90年代后期对互联网相关技术和企业的投资与融资。90年代后期，世界掀起了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热潮，希望将信息革命中美国的金融创新复制过来。笔者认为，美国新经济中的科技与金融创新机制如下：
首先，科技产业需要风险投资和证券市场的支持。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科技产业具有高智力、高投入、高收益、高渗透性、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注：龚晓峰《风险投资与政府介入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高智力指的是这些产业都属于知识和智力密集产业，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突破性，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很高，需要一大批创造型、竞争型、冒险型、复合型的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家和企业家；高投入指一旦形成产品创意，马上需要组织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过程，由于缺乏先期经验，需要巨大的一次性投入；高收益指高新技术本身具有强烈的时效性，能够在第一时间使创新企业获得技术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而且创新产品可以主动挖掘人们的潜在需求，开拓新的市场，具有极大的成长性；高渗透性指高新技术具有强烈的扩散性，可以广泛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造成强大的冲击；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指创新本身就意味着要冒失败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等，使成功的机会不高；而且，科技发展越快，产品的周期就越短，许多产品可能还来不及收回投资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因此，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发展，在给创业者带来巨大机会的同时，也有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它的潜在收益在令创业者成为百万富翁的同时，却可能造福于整个社会。由于其巨大的风险，如果单靠产品和服务创意的发明者独自承担可能的损失（包括利用自己的积蓄和借款进行创业等），会大大打击发明者的积极性。于是，风险投资便扮演了分散创新企业家风险的角色。而风险投资自身的收益，则是通过分散投资，确保自己投资的成功率达到20%左右，以多项投资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并通过风险投资家的管理经验来减少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风险企业的部分股权让渡给风险投资，实际存在着一种将高新技术产品的风险和收益证券化的过程，实现了创新企业的第一次社会化。
但是，风险投资的数目毕竟有限，一旦产品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且有一定的成长空间，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来扩大生产和进行市场推广时，纳斯达克的地位便凸现出来了。纳斯达克可以初始上市(IPO)的形式，为大批刚刚诞生的企业获得急需的资金，既让风险投资退出，以便继续挖掘新的风险企业，又让这些风险投资培育起来的企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风险企业的部分股权上市，实际同样存在着将高科技企业的高风险和收益分散化和社会化过程，这可以看作是创新企业的第二次社会化。
因此，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实际是将创新企业的高风险社会化，由社会来承担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中的风险。当然，这种企业一旦创业成功，它们的成果的高渗透性和高扩散性也会在更大程度上造福全社会。所以，美国的这套金融创新是将高新技术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协调起来的制度。当然，这套金融制度能够发挥作用，还要取经于科技进步，只有科技进步累积到一定程度，企业家精神被充分调动，新兴企业创业成风，而且能够真正形成生产力时，上述金融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一旦它发挥出来，它又可以抚育更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现实。可以说，没有个人电脑为突破口的信息产业发展契机，美国的风险投资不会如此成功；在风险投资和信息产业发展起来后，纳斯达克可谓是水到渠成，成为高新科技企业的金融基础；反过来，没有纳斯达克和风险投资的扶持，美国的互联网、以至互联网的发展恐怕还要再等十年。实际上，是美国新经济令科技革命与金融创新相辅相成。
仅管如此，美国高科技发展的风险仍然存在，纳斯达克指数过高即是一个例子。同时，美国的高科技在全球扩散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个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问题。于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纳斯达克又进入了一股全球化过程，一方面通过全球化来收罗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企业和投资者的资金，建立一套临驾全球的高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在下一步的科技发展中占领先机；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则将高科技发展的风险转移到全球，一旦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出现问题，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要承担风险。或许，这是全球纳斯达克热中人们未能观察到的微妙之处。
因此，在技术和管理革命外，美国在金融方面还发展出与高新技术创业配合的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融资机制，在为高技术企业融资的同时将高技术的高风险社会化、甚至全球化。可以说，光有技术进步，没有金融体制的配合，无法形成革命性的力量。当然，没有技术进步，单纯有金融创新体制也是竹篮打水，或者走上泡沫经济的道路。因此，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创新构成了美国新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
三、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法制配套与全球化推动
1.从里根时代起的经济政策调整
当然，新经济的出现，还有赖于美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的配合。笔者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变化出现在里根时代。一方面，里根上台后大幅度减税。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前者从1981年10月1日起减少5%，1982年7月1日和1983年7月1日再各减10%，33个月之中共削减23%。收入中的利息、红利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1982年起从70%减为50%，资本收益税1981年6月起从28%减为20%。1995年，里根在第二任内又进一步降低税率，简化税则。把个人所得税纳税等级从当时的14级简化为3级，最高税率由50%降为35%，新法案使全部个人所得税减少7%，而收入最低的三个类别的平均税率减少18.3%。对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6%降低到33%。鼓励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长期资本收益的50%不算作应缴税的收入，并且在资本收益税方面，把最高税率从20%降低到17.5%，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育。
另一方面，里根政府撤销、放宽管理企业的法律。美国政府管理企业的法律包括生产安全、劳动保健、环境保护、就业平等、保护消费者等。里根成立了撤销和放宽规章条例的总统特别小组，任命副总统布什为主任。总统特别小组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审核了91种现行管理企业的法律，即时撤销或即将撤销、放宽的共有65种，包括空气清洁法、水污染控制法、矿工安全法、汽车交通安全法、反噪音法等等。这一系列做法，令美国企业得以大大松绑。同时，民间的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宏观经济方面，利用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压抑通货膨胀。从1979年底起，具有独立制订货币政策地位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改变了货币政策的手段，从传统的控制利率转向强调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以对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在里根的经济政策下，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已经摆脱滞胀，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布什时期出现短暂的衰退，很快就再次进入90年代的上升周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克林顿自己并没有多大建树。格林斯潘长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可以说对这一系列政策变化了如指掌，适时调整美国货币政策的手段和工具，巧妙地平衡着美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2.电信法律框架重构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新经济的另一个体制因素，是80年代起的电信体制改革。1984年，法院裁定AT&T垄断行为成立，并判决AT&T解体，对美国的通信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电信体制的改革，拉开了信息基础设施革命的序幕。否则，在一家独大的传统电信体制下，信息产业革命只能是个空想。
AT&T的垄断打破以后，美国的电信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接着，出现了重要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2年9月，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竞选时，以兴建信息高速公路推动经济增长作为自己施政纲领之一。克林顿将信息高速公路与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高速公路兴建潮相提并论，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而且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1993年2月，克林顿上台后，发表《用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指导方针》，把兴建信息高速公路作为自己的施政重点。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Agenda of Actions)，全面阐述了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大意义，政府在推动这项计划所起的作用和应该遵循的原则，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及实施这一计划给美国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利益。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明确宣布：“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是一个能给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由通信网络、电脑、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完备(Seamless)网络。开展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发动一场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交往方式。”……“NII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全民服务’的概念扩展到21世纪美国人民的信息需求。为了保持基本的公正性，国家不能将我们的人民划分成电信或信息的‘富人’和‘穷人’。政府有义务提出一个广义的、现代化的‘全民服务’概念，它强调给所有想要得到这种服务的美国人，无论收入如何、残疾与否、居在何处，提供一种方便而负担得起的手段来享用先进的电信和信息服务。”
克林顿责成副总统戈尔负责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在立法方面，戈尔提出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五项原则：鼓励民间投资；促进和保护竞争；确保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和畅通；防止出现信息社会的“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采取灵活和公正的政策，以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1993年后，美国出现了投资电信基础设施的热潮，电信、电视和其他行业的公司投入巨额资金，在美国各地铺设光缆，直通入每个家庭。作为戈尔的杰作，新电信法于1996年出台。该电信法，不仅仅在电信方面大幅度放松管制，还废除了电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娱乐、电脑软件和互联网络之间的限制。对此法案，美国商务部电信与信息管理委员会主席拉里·欧文强调，“竞争、私人投资、网络的平等性接入、管理的灵活性与普遍性服务”是实现NII的“核心原则”。“在美国，私营企业在建设、拥有和营运NII方面，占有领导地位，政府在加速NII的建设和引导它的发展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以使其能服务于某些公共利益的目标。政府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修改了美国国内电信法，这个新法案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促进全美信息市场的竞争。”此后，美国的电信、传播、媒体与互联网企业之间合纵联横，形成了大规模的兼并浪潮。2000年初，新兴的互联网供应商美国在线并购老牌的时代华纳，反映出美国国内基础电信行业的竞争与合作从AT&T解体后的电信企业合纵联横转移到了“三网合一”，与同时正在进行的欧盟如火如荼的电信跨国兼并案、与日本困难重重的NTT改组相比，美国电信体制的改革明显走到了前面。这种趋势，对美国信息产业下一步发展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1996年4月8日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指出，“数字革命加上电信法案，为美国21世纪的信息经济奠定了基础。”
3.全球化的背景与全球化对美国的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在90年代后期的这次复兴有强烈的全球化的背景。美国新经济中的技术、金融、市场等层面都有明显的全球化现象。一方面，美国以政治和军事实力为依托，保持强大的谈判能力，以美元和金融工具，操作全球金融，打入别的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要在电子商务、第三代移动通信等方面保持制订标准的权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美国新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例如，以美国吸收的外国投资来看（注：王东“外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光明日报》，2000年7月26日。），1997年流入美国的外国资金达2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额1600亿美元；1998年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超过28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约16.7%，其中直接投资增加到1930亿美元；1999年涌入美国外资超过35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25%；2000年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预计接近4000亿美元，2002年将超过4300亿美元。大量国际资金注入美国资本市场，其投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美国股市持续攀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导致美国股市市值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带动了股市的繁荣，另一方面股市的活跃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金。目前美国股市的市值已超过17万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13.6%，仅1999年一年流入美国股市的外资就接近800亿美元。二是大量购卖美政府和公司的债券、股票。目前，外国持有美国政府证券总值已超过1.1万亿美元，是1995年的两倍多。在美国的外资中80%以上是用于金融资产的投资，1999年美国外资金融资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约28%，同期外国资本在美国金融市场所占比重从1995年7.3%上升到12.6%。三是投资于新兴科技产业。过去，外国购卖美国资产的范围十分广泛，而近年来外国企业更重视购卖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资产。1999年，外国购卖美国这类企业资产投资约占当年外国对美国投资总额的13%。投资金额比1998年增长了25%左右，预计2000年增长幅度将超过30%。在外国投资中，欧盟和日本是美国最主要的投资者。目前，欧盟国家在美投资占入美外资总额的50%以上，其中1999年就超过18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27.3%；日本投资占23%左右，1999年接近8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约17%；其他西方国家约占12%；东亚和拉美地区1999年分别约占8%和5.4%。欧盟和日本资金大量涌向美国，反映出这两个地区明显缺乏投资机会。
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是在用全世界的钱，建设自己的新经济。这种事情，在技术、产品、市场、人才方面都有发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新经济下的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增长机制，复兴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正是因为全球化对美国的好处，美国政府才通过IMF和WTO等机制，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四、新经济下的国际分工重构及中国的机遇
当然，美国经济霸权的再次出现，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没有机会。历史经验表明，每次产业革命都会产生新的经济强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是英国替代农业社会的中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美德替代了英法。这次产业革命虽然有所差别，因为它直接从最大的美国经济蕴育而来，但美国毕竟无法独享信息产业革命的成果。不可否认，随着信息产业革命从美国向全球扩散，肯定会造成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构。传统的发达地区欧洲正面临挑战，而原来挑战美国的日本正在进行艰巨的结构调整工作。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周期短、传递极为迅速，可以从诞生地直接传递到最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会导致其他处在技术传递中间地位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例如，印度利用自己的英文和理工科教育，培养了大批软件人才，并积极向外输出软件技术和人才，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不过，因为种姓制度的原因，印度普及教育极为落后，能够真正享受好处的人不多）。
在某种意义上，东亚金融危机便是对信息技术发展应对不及的例子。东南亚地区持续发展30年以后，90年代日本失去了该地区技术来源的地位；同时，在国际分工中来自中国的竞争日益强烈，而东南亚地区的基础教育、政府管理、市场运作体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积极调整，最终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发生了一次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但是，国际竞争由于逆水行舟，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令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耽误了两年，而是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又上了一个台阶。原来，中国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沿海地区脱颖而出，现在已经进入与亚洲四小龙直接竞争的下层；同时，由于中国在劳动力和土地供应方面强大的比较优势，中国短期之内又不会失去在劳动密集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在与四小龙的竞争中，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出现问题，香港迷失了方向，正在被临近的深圳赶超，新加坡则需要调整与传统的经济复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而韩国面临着中国产品升级（如中国的家用电器已与韩国产品正面竞争）和日本产品升级停滞不前、甚至降级的双重压力，加上本国的企业改革不顺畅，民间中小企业活力不够，也有很大潜在危险性。
在这次国际分工重构中，四小龙中唯一比较主动的是台湾，90年代台湾经济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结构升级过程，在90年代初期大量转向生产个人电脑及其周边产品的基础上，台湾企业开始向半导体等电子产业的中上游升级。特别是台积电和联电的晶圆代工半导体发展模式的成功，为台湾企业的大型化、高技术化、和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示范。1998年以后，台湾内部资讯电子产业的升级已近完成，主力产品转移到半导体、笔记本电脑，并开始生产CPU、TFT-LCD等高附加值产品。台积电、联电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居于前列，而后起之秀的威盛则要进入英特尔垄断的CPU市场。但到今天，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一方面是随着台湾企业进入世界前列，美国大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越来越保守，并开始以反倾销等方法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台湾高技术大企业需要开拓美国之外的市场来分散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大陆的个人电脑市场出现庞大需求（大陆市场销售的个人电脑，采购的基本都是东莞一带台商控制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品）。1999年，在大陆的个人电脑销售已达到450万台左右的规模。按照信息产业部“十五规划”的预测，到2005年大陆个人电脑销量会达到1500万台，有望成为与美国相若的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大陆经济信息化程度的加强，蓬勃发展的电脑、电信需求从大陆本身衍生出的庞大半导体需求。由于半导体是一种高度技术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大陆自有半导体企业的市场满足率极低。两岸半导体企业的差距，以技术看可能有10年左右，但以市场需求看，恐怕只有两年不到。于是，从市场方面对台湾半导体企业形成了强大的诱因。为了促进半导体企业发展，大陆出台了极其优惠的鼓励集成电路投资政策，从税收、投融资、政府采购、人才等方面给予鼓励，从成本方面也对台湾企业形成了诱因。更关键的是，台湾企业这时的发展也面临瓶颈。这种瓶颈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出现问题，而是台湾的大型电子资讯企业、特别是半导体企业在壮大之后，对具有垄断地位的美国企业形成了直接压力，直接受到美光、英特尔等的压力，它们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中的美国市场因素的分量由正变负，而不得不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考虑日益重要的大陆市场等因素（如按照“十五规划”，到2005年主要信息产品的年需求约为局用程控交换机2000万线，移动交换机2500万部，移动通信手机2000万部，光缆600-800万公里；微型机1500万台（其中笔记本电脑占10%）、服务器20万套，显示器2000万台，打印机800万台，彩色显示管内部需求量2200万双，液晶显示器件内部市场需求额为100亿元）。在某种意义上，台湾经济未来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必须重新思考大陆的作用。
可以说，迄今为止，从这次信息产业革命中获得好处最大的应该是中国（台湾也是其中一部分）。近年来，从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到民间老百姓，都强烈鼓励一股高科技创新热潮，中国民间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中国政府在高科技发展、金融制度创新（如积极建立创业板市场）等方面的政策不断出台。而中国政府以巨大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已实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将积极迎接全球化。加入WTO以后，尽管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种种冲击，但在3-5年内，中国沿海地区肯定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加工基地；而深圳、东莞等地，则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信息产品制造基地。以中国良好的普及性基础教育和中国社会长期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比较优势会从原来的简单劳动密集转移到人力资源密集和智力密集（同时，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还可以长期保留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而言，由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中国内部的电子商务正方兴未艾，未来中国不仅会成为信息产品的主要出口地，而且会成为全球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订技术标准的游戏规则（如中国已参与DVD、高清晰度电视、第三代移动电话等方面的标准制订）。以中国独特的文字、文化背景，在信息技术普及到中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制订标准方面有更明显的优势，中国企业在开发本国信息市场时无形中多了一层优势。
看来，已经丧失了两次工业革命机会的中国，要在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中迎来自己的中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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