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极权主义论文,苏联论文,花招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门研究政治并且在我国教育系统已经广为传播的科学，即政治学，其本身乃是政治的奴仆，就像老爷跟前可怜巴巴的灰姑娘。没有比政治学更为偏颇，更看“上头的眼色”行事的社会科学了。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视其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而有所不同。只有当政治符合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当权者狭隘的党派利益的时候，才可能有政治上的一致。
随着俄罗斯“改革”日益暴露出它的力不从心和致命弱点，反共叫嚣弱下去了。在所谓“民主”报刊上，针对那些除了不择手段中饱私囊以外，别无理想的当权者们的公正批评多了起来。苏联时期的文化挺起了腰杆。对外政策上开始看到暂时还很脆弱的、独立自主方针的迹象。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前秘书科科申（А.Кокошин）在1998 年3月7日接受电视采访时认为，必须科学地对待和考虑国家利益。
但是我们是否时时和处处都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呢？让我们来看看政治学吧。
在许多政治学教科书里，“极权主义”一词俯拾皆是，它把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制度划上了等号。而且，社会主义的崩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被看作是“与极权主义的决裂”，而当今俄罗斯罪恶的资产阶级制度则被看作是“民主制度”。这几乎等于说：以前我们生活在被奴役、贫困和无知中，如今才成为自由、富裕和幸福的人。对极权主义的谈论是那样不厌其烦，那样孜孜不倦，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政治学教科书不谈极权主义，便不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了。
“苏联极权主义”成为正好用来吓唬“新俄罗斯人”子女的法宝：说什么它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独裁，向社会灌输单一的学说，是自古就有的一种不道德的制度，完全蔑视人；是亚洲专制主义与激进思想理论的混合物，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未来，向群众发出激昂慷慨的号召，执行对外扩张方针，有大国主义野心，相信在一个国家领导下的世界革命能够胜利推向前进。
在科学上，猫就是猫，二二得四是明显的真理。但是在政治上，往往不是这么回事。这是词语混乱，神话可以说成现实，教条可以奉为经典，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不足为奇。
西方思想家精心设计的宣传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民主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但是，巴黎公社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竭尽所能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是参与对国家的管理。而且，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确实保障了最主要的人权——劳动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宠爱的、徒有其名的参选权），并且为保障其他权利做了大量工作。
国内外许多政治学家不愿谈唯一的一种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毫无用处），而喜欢谈纯理论的“一般极权主义”如何如何。
谈论的方法很简单：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相提并论。于是阶级斗争与种族仇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通过制造“敌人形象”离间各国人民、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共产主义与反共主义全都混淆了。而且在这方面国内的政治学家较国外的政治学家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大多卖力地从劳改营问题所渲染的苏联现实中去寻找极权主义的事实。其实，现在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犯罪犯法行为比30年代还多。
当你读一些令人厌恶的政治学著作时，你会深信：这些著作说到底是在培植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对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支配各国人民命运的自由无关的一切事物的仇恨。其实，资产阶级本身的专政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它往往表现为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极权主义”一词来自意大利文“totalis”，意思是“全部”、“整个”、“完全”。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实行全面控制。1925年，墨索里尼第一次使用这一政治术语来表征他的政治运动。我们并不反对将它用作法西斯制度的同义语（诚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大谈种族主义国家，而闭口不提法西斯主义，但是德国的国家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并无二致）。
在西方政治学中，“极权主义”一词是在40～50年代西方发动冷战时使用开来的。在我国政治学教科书中常引用以下著作：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F.A.Hayek）的《走向农奴制度的道路》（1994）， 美国政治学家阿伦特（H.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以及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克（C.J.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 ）合著的《极权主义专政与独裁政治》（1956）。这些著作将极权主义看作是一种对人民进行全面控制的警察制度，靠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来维持其统治。
引用最多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耶克的作品。海耶克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中的“公共福利”、国家和集体利益同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最高价值观念的个人目的和个人志向对立起来。
1944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局已定时，海耶克便看到社会主义思想对西方的威胁。用他的话来说，30年代，许多英美学子从欧洲学成归国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有一点他们绝对肯定，就是他们憎恨自由主义。
然而，自由主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思想家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海耶克开始说服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可以结合起来的人。从原则上说，民主与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一回事，虽然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在“安定”时期是以民主的形式实行的。
海耶克发出一切警告，告诫西方国家不要采取中央计划之类的新举措。他认定，由国家制订中央计划必然会限制个人自由和走向专政。他声称，凡是实行规模宏大的计划的地方，必然产生专政，因为需要暴力和强制才能使人们服从上面强加给他们的计划。而民主则妨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而成为发展计划经济道路上的绊脚石。
海耶克第一个将极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相提并论，他把集体主义理解为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一种方法。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目的（两者的目的大致相同，都宣称是发展社会福利，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等等），而在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是自由放任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方法。不言而喻，海耶克这里说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
在海耶克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话题，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西方政治学家赋予这一术语以超历史的、抽象的涵义，使之成为一种无需解释的定式、思想代码和印记。
为西方政治学家帮腔的是我国政治学领域的“立法者”们。我们面前有一本布加乔夫（В.П.Пугачев）教授主编的教科书《政治学原理》第二册（莫斯科，1993），这是许多教科书当中的一本。其中一章的题目是：“极权主义与独裁主义”。鉴于其他此类教科书的解释大同小异，本文只引用该书的观点。
首先，该书作者为“苏联极权主义”找到了历史基础，并将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并非社会主义者而是均产主义者的卢梭都列入其中，卢梭关于国家表达全体公民意志的思想被一切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奉为圭臬。
其次，为了保持“平衡”，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G ·索列尔和W·桑巴特等人都被尊为极权主义的鼻祖。 既然作者的明显意图在于“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一锅煮”，所以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科学发现：“（苏联）极权主义思想这一流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乃是要求普遍平等”。真是典型的折衷主义。我们倒要问问：即使从自由主义立场上来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价值观的天平上平等被贬低到这个地步？
作者感到现有的词汇不足以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下定义，居然创造新词：“作为极权主义基础的集体主义机械论世界观（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作者注）是工业社会和国家权力主义（显然，后者是介乎“国家主义”（Этатизм）与“国家权力主义”（Этавизм）之间的东西——作者注）的产物”。
貌似科学的故弄玄虚不仅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反而把人搞糊涂了。作者提请大学生们记住，“社会发展观中的末世论和空洞僵化的（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作者注）倾向”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突出特点，它“被全人类的道德准则所否定，其本身服从于政治目的，因而实质上正在烟消云散”。
读着这本书，总让人猜疑，是谈法西斯主义呢，还是谈社会主义。其实，反共分子的不可告人图谋正在于此。请瞧混淆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获得民众支持，它（极权主义——作者注）宣布某一阶级、民族或种族优越；将所有的人一分为两二，划分为自己人和异己。同时必定找出一个外部或内部的敌人对立面：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敌对民族等等”。
对于这种人，人们常说他们是比国王本人还要保守的保王派。他们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注定要灭亡的制度。这是一种萨莫耶德人（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蒙古人，这里指落后的、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译者注）社会，不能进行有效的创造，积极的经营管理，主要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前积累的资财和对绝大多数居民的残酷剥削而生存。极权主义是一种不能顺应环境，进行深刻的质的革新，及时注意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封闭社会。它的适应能力仅限于意识形态教条……极权模式的社会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原理和否定市场、竞争、个人自由之类人类文明成就的基础上。该制度破坏人们积极进取、勤勤恳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动力，削弱主人翁意识，培养规避劳动义务、横行一时的权力宠儿，滋生坐享其成的社会依赖心理。它从骨子里敌视人文主义文化和道德，与个性发展、个人自由和创造以及尊重人格水火不相容。”
“苏联极权主义”论的国内信徒有没有什么独到见解呢？有的，在对“中央集权经济”的解释上有其“独到之处”，这种中央集权经济，纳粹德国实行过，苏联也实行过。一些作者高谈阔论，说什么我们的国有制违反罗马法，与个人财产所有权相矛盾。
这不过是故弄玄虚的学究式争论，因为所有制（占有财富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个人所有制、个人占有劳动所得，社会主义从不否定这种所有制。它否定的是私有制，或者说使一个人可能剥削另一个人劳动的资本。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证明过，国有工业产权（所有制）不如私有。说到生活水平，大家有目共睹，1991年以前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比当今俄罗斯的高几倍（平均实际工资高5～6倍）。
如果政治学是为全社会服务的话，它就是科学，如果它只为一个统治阶级服务，那就是政治宣传。每一个政治学家都知道，正如古代罗马法律学家早就教导的，在政治上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对谁有利？
西方政治学家喜欢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之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发明。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从科学观点来看是不能成立的。生物学表明，并不存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科学从未证明，智力、社会和政治才能的差别是由遗传差异决定的。人作为有智慧的生物，本质上有别于世界上其余的生物。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不是肉体上的生存竞争，而是不断积累和世代相传的文化，文化之得以传递，不是由于生理遗传性，而是通过语言、学习和个人发展。这种最完善的适应方式使得人能够成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而不是客体。
然而，传统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是怎样的呢？法西斯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的死敌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资产阶级只有当民主不威胁到它的统治阶级地位时，才承认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岌岌可危的非常情况下，资产阶级便不惜牺牲民主。这种事态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贝当的法国（1940～1944）、葡萄牙（1922～1974）等等都是。
法西斯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但不是在正常发展的一般条件下，而是在深刻的和全面的危机时期，所谓深刻的、全面的危机，指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心理的危机，这种危机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重要特点难以一一列举，现举其荦荦大者：践踏民主权利和自由，领袖崇拜（“领袖原则”），认为领袖仿佛是“民族精神”及其“历史命运”的化身，垄断组织与国家融为一体，好战的反共主义加上假社会主义蛊惑宣传，对种族主义者认为“不合格的”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扩大“生存空间”）。法西斯主义将社会与民族等同起来，并将民族与国家等同起来。
希特勒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是暂时停止执行魏玛共和国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纳粹分子践踏了西方标准的民主。在法西斯第三帝国，分权的状况结束了。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两个月，经过“清洗”的国会通过了一项授予政府非常权力的法令，从而使自己丧失了对执行权进行监督的可能性。这只是开始。从1934年起，内阁实际上已经不开会。元首的指示就是法律。希特勒本人自命为救世主。他宣称：“我从不犯错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历史意义”。
1933年7月14日，纳粹党被宣布为德国国内唯一允许存在的政党。所有的民主政治派别，如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民族党、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国家党，一律被解散。
希特勒分子开始实行所谓的“一体化”——消灭其他一切地方自治政治机构和民主机关，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其口号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纳粹党在政治系统中的垄断地位，由于1933年12月通过的一项《保障党和国家统一》法令而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党的职能与国家机关的职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936年，警察直接隶属于党的保安处（党卫军）。1936年1月26 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官员必须进行宣誓：“我宣誓忠于领袖，服从领袖！”
1935年1月15日颁布了一项关于帝国公民的法律， 将全体公民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帝国公民”，即享有政治权利的阿利安裔德国人，第二类为非阿利安裔“帝国居民”。同年9 月通过了《保护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法令》，禁止“帝国公民”与犹太人结婚和同居。此外，同年纳粹分子剥夺了所有吉普赛人的公民权利，并在随后几年内实际上将他们消灭了。总的来说，从1933年到1936年，德国颁布了大约250 项种族主义的和反犹的通令和守则。
法西斯帝国建立了骇人听闻的暴力机器。其主要基础是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希特勒掌权时，党卫队的人数为4000人，到了1937年，已超过21万人。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建立几套警察机构，因为只一套机构独裁者感到不放心。1933年在普鲁士建立了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它同所谓的“保安处”一起将触角伸到整个德国。每家工厂和每所机关都安插有秘密情报人员。每5所房子有1个告密者。相互怀疑和相互监视达到空前的规模。
希特勒分子在集中营里消灭了1100万人，其中600 万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纳粹主义的惨无人道在于，其整个哲学建立在不仅消灭阿利安民族的“敌人”，而且消灭无法治愈的患病的德国人的基础上。1933年起，德国实行为“不健康分子”强制绝育的措施。1945年，希特勒还下令将所有患肺结核病的德国人统统消灭。
纳粹主义决不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相反。希特勒的计划是建立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以免受到世界市场波动和震荡的影响，并为执行对外扩张政策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就是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它是一种极权主义。现代法西斯主义通常不采取极权主义形式，不用武力掌握政权和取消议会，没有（至少西方国家没有）半军事组织。但是从传统的法西斯主义武库中还保留有狂热、极端民族主义、反共主义、蛊惑人心的社会煽动和暴力。
“一般极权主义”论，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政治学家、《德国法西斯主义》一书作者加尔金（А.А.Галкин）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指出的，是“在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人士当中，在传统的民主议会机构与其极左和极右翼反对派的尖锐对抗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忽视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作者注）诸如价值观体系的完全互相排斥和宗旨的对立这样的本质差别”（注：А·А·加尔金：《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根源、特点和表现形式》，载俄罗斯《城邦》杂志，1995年第2期第9页。）。另一方面，用加尔金的话来说，西方政治学家并不把“许多拉丁美洲和其他的极右独裁政权”包括在极权主义之中。“这自然大大减少了这种观点的内涵”（注：А·А·加尔金：《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根源、特点和表现形式》，载俄罗斯《城邦》杂志，1995年第2期第10页。）。
只有政治上缺乏素养和天真幼稚的人才会看不出“极权主义”一词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
美国国防委员会第一批指令之一，就是1947年12月14日中央情报局关于进行“心理战”的指示，“心理战”应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军事行动的前奏。1978年解密和第一次公布了美国国防委员会1948年8月18 日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的目的”。
该文件称：“我国对俄关系的主要目的有两条：第一，将莫斯科的实力和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第二，根本改变俄罗斯当权政府执行的对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换言之，我们应当形成一套自动保障机制，保证哪怕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表面上对我们友好的制度（1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2）经济上严重依赖外部世界；（3）对主要少数民族没有很大的控制权；（4）不设置任何“铁幕”之类的东西……”， 在具体情况中谈到：“毫无阻碍地从外部进行思想渗透”。
另外，在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指令中谈到：“我们应当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使民众背叛苏维埃”。该指令提议“在苏联制度内部播下破坏的种子，以迫使克里姆林宫至少改变这种政策”。
想不出比“极权主义”一词更好的“心理战”工具了。根据一条著名的宣传原则，谎言重复百遍，人们便会信以为真。
“苏联极权主义”正是一帖使人昏昏然的麻醉剂，让我们的公民不去注意犯罪猖獗、大多数人一贫如洗的丑恶现实。用科索拉波夫（Р.И.Кооолапов）教授的话来说， 关于斯大林对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说法，“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目的是让人们习惯于黑暗倒退和卖淫嫖娼，习惯于穷人流落街头、富人花天酒地，习惯于劳动者被剥夺财产和权力，习惯于失业，习惯于发不出工资，习惯于听从美国操纵”。
这样玩弄术语是有政治目的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不能够脱离诸多社会特征来加以评述。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当政时，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我国实际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传统。然而，民主（尤其是表面民主！）的缺点是一回事，完全践踏民主（像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专政时那样）是另一回事。如果希特勒和斯大林像某些政治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丘之貉”，他们干吗不能联起手来瓜分世界，而要彼此进行殊死的搏斗呢？
苏联的政治制度曾带有某些专制主义的特点，其实，许多国家都有这些特点。直到80年代末，社会主义各国还保存着专制主义的性质，这显得落后于世界社会政治生活趋于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但是社会主义的革新，并没有实现，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反共势力从暗处走到明处，他们的过火表演破坏了人民对改革的期望。
西方政治学家使用“极权主义”一词，建立了一种超越“法西斯主义”概念的虚假模式。同样，不存在纯粹模式的“民主”。因为，第一，民主可以是资产阶级（西方类型的）民主，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二，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可能会偏向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
如果说西方对“极权主义”一词的兴趣时冷时热的话（例如， 在1968年美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里，极权主义被称作“不科学的概念”），那么，对于国内的“新浪潮”思想家们来说，它已成为破坏我国许多同胞至今仍然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可替代的助手。欣赏“苏联极权主义”论，就等于嘲弄我们祖国的历史，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将我国历史同劳改营联系起来。
纵观西方各国，无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论其真实面目如何，而历史上有战争、革命、反革命、恐怖与和平发展时期。反人民的意识形态花招，寿命是长不了的。被反共主义弄昏了头的自由主义崇拜者们不应该忘记，按照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没有一种思想被认为是官方思想。
摘自俄罗斯《对话》杂志199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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