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差距、非对称要素流动与全球贸易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差距论文,非对称论文,贸易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全球贸易失衡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理论界经常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失衡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逆差则主要发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持续性贸易顺差，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持续性贸易逆差，构成了全球贸易失衡的核心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要大幅减少全球经济失衡而不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就必须通过汇率变动，调整贸易和非贸易商品的相对进出口价格，核心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与欧元区国家一起令本币相对美元升值。①这种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将贸易失衡简单地归结于汇率水平的高低，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中国为例，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累计升值约30%（张二震和戴翔，2012），但在此期间，尤其是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却是有增无减：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225.5亿美元，但是到了2008年已迅速攀升至2954.6亿美元，7年间增长了约1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4.41%。
不可否认，全球贸易失衡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出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正是源于全球贸易收支失衡的放大效应，换言之，也可以说全球贸易收支失衡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根源上具有一致性（Obstfeld和Rogoff，2009；Blanchard和Milesi-Ferretti,2009; Portes,2009）。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贸易失衡的总体状况有所缓解，但是这种“缓解”更多的是来自于全球贸易的萎缩，即失衡是在2009年全球出口贸易额大幅减少23%的情况下的一种程度上的减弱（Amity和Weinstein，2011）。危机后，全球贸易失衡仍将是一个困扰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难题，而弄清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是一切理论分析和出台纠正失衡政策的前提。实际上，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主体特征，即贸易顺差国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贸易逆差国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似乎已经向我们揭示发展差距对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本文力图以发展差距为研究视角，从理论和经验分析层面，对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成因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文献回顾
自19世纪8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国际金本位制度开始，全球贸易失衡就一直在全球经济的“崩溃”或“调整”中反复出现。正如Bordo等（2004）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包括当前仍在持续的全球贸易失衡在内，全球已经出现了6次贸易失衡，即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共出现过3次，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又出现了3次。就二战以来出现的3次贸易失衡而言，第一次全球贸易失衡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结束，第二次全球贸易失衡则在日元的大幅升值和美元的贬值（或者说“广场协议”的签订）中得到了解决，而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仍在继续之中。就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成因，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Bernanke（2005）等从美国的角度研究全球贸易失衡，认为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外，即过去十多年来全球的过度储蓄所致，确切说，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度储蓄所致。在美国经济和美元地位的强势引力下，储蓄过度流向了美国并造成了利率下降、美元汇率上升，随之引发股市泡沫和房地产价格飙升，从而在财富效应作用下导致美国过度消费。Hubbard（2006）、Park和Shin（2009）等持有类似观点。与之相对应，Chinn和Ito（2007）以及Dooley等（2004）则认为，相对于储蓄过剩而言，投资不足是造成新兴经济体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而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方面看，高财政赤字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国内学者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在研究中国贸易失衡时则深刻地指出，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出发，将贸易失衡完全归因于储蓄剩余、投资不足或者消费过度，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恒等式本身并不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必须深入到微观机制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全球失衡问题，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从国际分工的视角阐释全球贸易失衡的微观基础；另一类是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的视角对全球贸易失衡进行解释。卢锋（2006）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其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加工、装配以及制造等环节，从事加工贸易是发挥其自身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而加工贸易又必然形成一个中间价值增值问题，因此其必然结果就是贸易失衡。张海燕和宋玉华（2009）的研究也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及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两种贸易模式，即“美国贸易模式”与“东亚贸易模式”，而全球贸易失衡正是这两种模式冲突的必然结果。Voon和Kueh（2000）、Jones和Kierzkowski（2005）、柳剑平和孙云华（2006）、高莉（2009）、邢予青和Neal（2011）等，则用事实数据证明了，微观层面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收支失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Ogaki等（1995）从金融市场差异角度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发展的完善程度对储蓄具有重要影响，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巨大差距造成储蓄倾向存在巨大差距，进而促成了全球贸易失衡。Hubbard（2006）的研究认为，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助长了政府财政支出过度扩张，从而引发了贸易收支失衡，Philippon（2008）、张天顶和李洁（2008）、祝丹涛（2008）、Broer（2009）、雷达和赵勇（2009）以及韩剑和李林艳（2012）等人均持有类似观点。Kumhof和Ranciere（2010）进一步认为，虽然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但由于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较为完善，从而可以为中低收入者进行融资消费，因此消费的减少会低于收入的减少，从而引发逆差；相反，由于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市场不完善，中低收入人群无法通过融资增加消费，更多的产出只能通过“出口”寻求出路，从而引发顺差，这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Lebarz（2011）与Bluedorn和Leigh（2011）也持有类似观点。此外，还有研究从发展中经济体人口红利角度（Feroli，2003）、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变化角度（Ferrero，2007）以及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角度（Gruber和Kamin，2005）探讨了全球贸易失衡的原因。
从现有文献来看，从南北发展差距和要素流动角度对全球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间接地观察到南北发展差距、要素流动与全球贸易失衡的关系。例如，就针对中国持续性的外贸失衡问题而言，牟新生（2007）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导致中国持续性外贸顺差的重要原因，而加工贸易的80%则是由外商直接投资（FDI）完成的；桑百川和李林元（2009）的研究也指出，FDI的大量流入是造成中国外贸失衡的重要原因；张二震和安礼伟（2010）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中国通过利用FDI的方式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梯度转移，是造成中国持续性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总结诸如此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资本等要素流动对贸易失衡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在南北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FDI的流入是资本等流动性相对较强的要素对劳动等流动性相对较弱要素的追逐所致。
现有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成因，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该说，当前全球贸易失衡是众多因素促成的结果，从不同国家来看，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作用，既有直接原因，又有间接影响，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甚至包括体制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在众多的促成因素之中，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是造成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所在。虽然这一观点在学术界的探讨中已有涉及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间接认识，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理论分析仍显不足，更缺乏经验层面的检验。而本文就是力图在这一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三、发展差距对全球贸易失衡影响的理论假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商品和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技术障碍和制度障碍大大降低，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这突出表现为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资料显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从1980年的5489.36亿美元迅速攀升到2010年的204082.57亿美元。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搭配和组合，要素跨国流动性的增强使在世界范围内组合优势要素进行生产成为可能。不言而喻，发达经济体在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上具有优势，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在简单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上具有优势。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等要素进行组合，便成为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如果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无强弱差异，那么优势要素的组合，应该可以同时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然而，不同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差别很大，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强，而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流动性较差，这就使得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对流动性较差生产要素的追逐。换言之，发展中经济体源自劳动要素禀赋等低成本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劳动力流动时就已指出：“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与之类似，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论述劳动工资时也曾指出：“经验现象表明，大多劳动者通常而言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带着已成的习惯而置身于异国政府和法律之下。”可见，不同生产要素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流动性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发展差距情况下，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为了保护本国工资水平不至受到劳动力要素流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发达经济体对劳动力要素的跨国流动通常也会实施较为严格的限制，而这一要素正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优势要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不同经济体间的发展差距是导致全球要素非对称流动的主要原因，其最终结果便是全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基地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并由此奠定了全球贸易失衡的产业基础。这一现象可以由图1和图2清晰地看出，即各类国家的外资净流入与贸易收支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由此，我们提出了假说1。
假说1：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要素非对称性流动，使得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制造业基地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而生产基地的转移为之后贸易流向的失衡奠定了基础。
制造业基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加速了生产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产业发生转移之前，全球主要产出集中在发达经济体集团内部，而对产出的消费，或者说全球主要需求也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集团内部。在全球要素非对称流动的作用下，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虽然使得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供应能力增强，但是产业转移并没有使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提高到相应水平。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尚有14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2005年，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贫困人口较之1981年时至少增加了1亿；而且，目前全球有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其所在地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的国家和地区。南北收入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严峻事实，意味着全球消费仍然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内（周宇，2011）。换言之，南北发展的巨大落差，导致发展中经济体需求不足，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而难以借助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使得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产生全球贸易失衡。由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在全球生产或者说供给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南北收入存在的巨大差距必然导致需求仍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集团内部，从而造成全球贸易失衡。
当然，根据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H-O）贸易理论框架，要素流动的限制是不会导致贸易失衡的。即使当要素完全不可流动时，商品的国际贸易仍将完全替代要素流动，从而均衡结果与要素能够流动时完全一致。因此，依据相同的道理，当劳动和土地要素不能流动时，富有这些要素的国家将通过出口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的商品，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换，从而未必出现贸易盈余。但此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前全球贸易失衡是难以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得到全面准确解释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伴随着要素尤其是资本流动所带动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当前全球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传统分工模式下为最终产品价值实现而进行的国际交换转变为确保全球生产的正常进行而进行贸易。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贸易问题已不再是商品间或商品和要素间的简单交换问题，必须从全球生产或者说日益全球化的供给角度进行新的认识。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生产和消费相对变化的结果，这一点正是本文分析全球贸易失衡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在传统的分工模式下，横向贸易（horizontal trade）更多地表现为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互通有无”或“各取所长”式的商品交换，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贸易应该是平衡的，这也是传统国际经济理论所强调的；但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下，纵向贸易（vertical trade）更多地表现为全球生产中的一个“流转”环节，而当全球生产能力出现转移但并未逻辑地出现相一致的消费能力变化时，便会产生贸易失衡。这或许是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失衡的本质。
基于以上分析所得出的基本假说，下面我们将运用有关统计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对其逻辑上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测度贸易失衡：一是“贸易不平衡度”，即贸易差额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二是贸易差额占当年该经济体GDP的比重。本文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同时采用这两种测度方法，即选取各经济体进出口差额与同期进出口总额之比（NX1）以及与GDP之比（NX2），作为测度贸易失衡程度的指标，以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2.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上文的理论假说，我们选取两个解释变量和四个控制变量。两个解释变量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和国际直接投资净利用指数；四个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抚养比差距指数、金融发展差距指数、经济增长率差距指数以及贸易开放度差距指数。之所以选取上述六个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解释变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失衡的主体特征就表现为，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从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流向来看，与全球贸易失衡相伴随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流向与全球贸易失衡在方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就整体而言，出现持续性贸易逆差的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要多于其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额（IFDI）；而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则要多于其对外直接投资额。这一点其实也正是本文提出上述理论假说的现实基础。因此，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YG）和国际直接投资净利用指数（NF），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首先，分别计算样本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的均值水平，分别作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准值，然后再用发达经济体中各样本经济体的人均GDP减去发展中经济体的基准值，用发展中经济体中各样本经济体的人均GDP减去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值，作为经济发展差距的替代变量；②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即各样本经济体各期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额（inward FDI）与对外直接投资额（outward FDI）之差，也可称之为净外资利用额。
（2）控制变量。正如文献回顾中所指出，现有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全球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人口红利的影响，也有源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发展差距的影响，还有可能来自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影响。此外，本文认为，与全球贸易失衡有关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贸易开放度。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只有开放才会产生所谓全球失衡问题。所以，从这一意义来看，贸易开放度也可能会对全球贸易失衡产生影响。因此，为了相对全面地考虑现有研究所指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本文在分析过程中纳入了人口抚养比差距指数（DR）、金融发展程度差距指数（FL）、经济增长率差距指数（GR）以及贸易开放度差距指数（FD）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口抚养比的计算，我们采用一个国家（地区）中人口年龄结构处于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而人口抚养比差距指数的计算方法，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的计算方法类似。针对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测量，目前尚无统一的方法。本文借鉴Lebarz（2011）的测度方法，使用银行信贷与银行存款之比作为测度金融发展程度的替代变量，而金融发展程度差距指数的计算也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的计算方法类似。经济增长率即采用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差距指数的计算也与上述类似。贸易开放度指数使用现有文献中惯用的外贸依存度进行测量，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经济体GDP之比作为测度变量，其差距指数的计算也与上述类似。相关变量的设定及其描述性定义见下页表1。
综合以上分析，并且考虑变量NF和GR可能产生的滞后影响，我们构建如下基本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09年跨国面板年度数据对上述计量方程进行估计。考虑到经济体在贸易失衡方面的代表性及数据可获性和连续性，本文共选取24个经济体作为样本。③这些经济体的GDP数据及人均GDP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进、出口贸易数据、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额以及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GTAD Statistics）;人口抚养比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金融发展指数中采用的银行信贷与银行存款之比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提供的金融发展与结构数据库（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Database）。依据表1的变量设定及其计算方法，利用上述数据来源，计算后所得到的各关键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2。
五、检验结果和分析
在对计量方程（1）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先对计量方程（1）中各序列之间的单位根过程及其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以明晰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从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计量方程（1）各原始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序列平稳。
各序列协整检验采用的方法是Pedroni（Engel-Granger Based）检验法，其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上半部分是以NX1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协整检验结果，下半部分是以NX2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协整检验结果）。从表4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各统计量至少在5%的置信性水平下显著，即Pedroni检验认为模型（1）中各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考虑到本文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研究，因此，对上述计量方程（1）进行估计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首先，以进出口差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作为贸易失衡替代变量（NX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a）所示。
考虑到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作为基础变量，依次加入其余变量进行回归。在表5（a）的估计结果中，第（1）列是仅将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YG）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贸易失衡存在着显著负面影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的设定可知，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或者说增大一个单位时，就会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出现1.88E-06单位的顺差形式的贸易失衡，或者说相应地发达经济体就会出现1.88E-06单位的逆差形式的贸易失衡。第（2）列是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NF）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后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这一结果意味着，国际直接投资净利用水平的上升，反而会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或者说缓解贸易逆差，即对贸易失衡似乎具有平抑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假说似乎呈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表中第（3）～（8）列的回归结果，是在计量方程中依次纳入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滞后一期变量、人口抚养比差距指数变量、经济增长率差距指数变量、经济增长率差距指数滞后一期变量、金融发展差距指数变量以及贸易开放度差距指数变量所得出的回归结果。容易看出，纳入上述各变量后，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变量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变量对贸易失衡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滞后一期（NF（-1））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的变化，对贸易失衡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具体而言，就是指发展中经济体前一期净利用额的增加，会带来下一期贸易顺差的增加，与此相对应，发达经济体前一期净流出额的增加，会导致下一期贸易逆差的增加。可能的解释是：当期投资的变化，例如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增加投资，往往会带动母国机械、设备等产品出口，因此在当期可能表现为对贸易失衡具有缓冲作用，而投资所带来的生产效应及其后的贸易“返流”，会加大贸易失衡效应，并在滞后一期时显著地表现出来。由此，本文的假说1和假说2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即以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表示的非对称要素流动同以发展水平差距指数表示的国家间发展差距，对全球贸易失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更确切地说，跨国公司以FDI形式推动的全球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使得全球产出能力在区域格局上发生了名义相对变化，从而奠定了全球贸易失衡的产业基础。在这一新的分工形式下，为确保全球正常生产所进行的贸易，在流通层面必然表现为失衡。举例而言，与早期跨国公司将某产品生产和消费均定位于A国的情况相比，如果现在该产品部分生产转移至B国而消费市场仍定位于A国，那么，为了确保全球生产的正常进行就会表现为B国从A国进口100美元的中间投入品，组装加工后以105美元再出口到A国消费市场，由此必然表现为贸易上的失衡。而当全球生产或者说供给层面的名义变化，在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情形下未能形成与消费需求相一致的变化时，必然带来贸易的失衡。对此，我们可以将上述例子中的5美元失衡或者说价值增值部分进行进一步分解加以明晰。犹如前文所述，全球生产能力的转移往往伴随着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所以，从GNP的角度来看，上述5美元的价值增值部分并非全部归B国所有，因为A国投资了B国，A国将参与5美元价值增值的分配。因此，不论其分配机制如何，A国参与分配后B国所能获得的真正价值增值部分或者说收入就会少于5美元，比如说来自A国的跨国公司分得2美元后留给B国的只有3美元。此时，即便B国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其消费需求和能力的提高相应地也只有3美元（此时我们暂不考虑B国是否真的会完全将赚来的3美元用于“进口消费”，此处姑且假定情况是如此，下文将再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由此可见，全球生产能力的转移使得B国的生产能力提升了5美元的水平，而B国的消费水平并未相应地提高5美元而只是3美元的水平。这就是理论阐述中所指出的生产能力的变化并未带来消费能力相一致的变化，也是贸易失衡的本质。
当然，上述“故事”可能并没有到此结束，这是因为，稍稍复杂的一点情况是，如果来自A国跨国公司将其获得的2美元分配额仍然“留在”B国使用，那么此时加入到全球生产流转环节的国家B，会在对A国的“净出口”中获得5美元的收入，而这5美元是A国对B国的负债，也即是B国持有的A国资产，那么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可能自然会问：为什么B国不使用“净赚”的5美元进行进口呢？只要B国用赚来的5美元进口A国产品，两国贸易依旧会平衡而不会出现失衡。④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一方面，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即出口和进口并非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同时进行，而是彼此分离，因此我们很难确切预知一国从“净出口”中所赚取的收入是否一定会立即以进口的形式“消费”掉；另一方面，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主体来看，最终还是以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参与人为主，而企业和个人进行的国际贸易，则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或其他动机所进行的一种自发性交易。因此，从自发性交易的角度来看，我们更没有理由预测，企业或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一定会将从“净出口”中赚取的“收入”用于进口。换言之，在分工演进和全球生产变革的大背景下，融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自发性交易的一个首要结果就是生产者可以获得增加值和额外收入，即表现为“失衡”，而依靠自发性交易却很难保证获得的“增加值和额外收入”一定会被用于进口从而实现贸易“平衡”，特别是在存在发展差距进而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此外，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由自发性交易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最终会“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宏观层面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依靠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性交易难以实现贸易“平衡”的情形下，宏观层面的国家“干预”，比如出台鼓励性的进口贸易政策以及实现进口贸易的便利化等，可能会对贸易“平衡”起到有效的调控和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应该担起贸易“再平衡”的“重任”。
至于其他的控制变量，人口抚养比差距指数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贸易失衡具有显著影响，或者说这一结果证实了发展中经济体人口抚养比指数较低，由此导致人口红利对全球贸易失衡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差距指数对全球贸易失衡没有显著影响，但滞后一期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具有10%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意味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贸易失衡还是具有促进作用的。金融发展程度差距指数的系数估计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这一点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发达经济体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为消费融资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不然，由此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全球贸易失衡。至于贸易开放度差距指数，回归结果显示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将进出口差额与同期GDP之比作为贸易失衡的替代变量，然后对计量方程（1）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5（b）（见下页）。比较表5（b）的结果与表5（a）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关键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显著性及其影响方向上并无实质性改变，二者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唯一出现较为显著改变的，就是贸易开放度差距指数的系数估计值，在表5（b）中具有了显著性影响。当然，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对被解释变量的设定上。因为将进出口差额与同期GDP之比作为贸易失衡的替代变量时，与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可能容易产生一定的相关性。我们知道，在当前要素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作“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由于“两头在外”的特征较为明显，由此带来的进出口总额迅速扩张的同时，贸易差额可能也呈逐步扩大之势，从而两者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变化趋势。至于其系数估计值为正，主要是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总体偏小，所以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由此计算出来的贸易开放度会稍微偏高，因此这种影响方向就表现为正。当然，反过来从发达经济体进行理解也是同样道理。
总之，以进出口差额与同期GDP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同样验证了本文理论假说1和假说2的正确性。
当然，上述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约束问题，也就是面板数据模型所通常面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产生的不良影响，本文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在采用广义矩方法进行估计时，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即为滞后一期的贸易失衡变量（识别性检验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与前述研究思路保持一致，表6（a）（见下页）和6（b）（见第13页）的结果，是分别将变量NX1和NX2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所得的结果。
表6（a）的估计结果与表5（a）的估计结果相比较，容易看出，所得结果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唯一值得注意的变化也仅仅在于贸易开放度差距指数的系数估计值上，即在采用广义矩估计结果中，该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了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表5（b）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将进出口差额与同期GDP之比作为贸易失衡的替代变量，然后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再对计量方程（1）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6（b）。比较表6（a）和表6（b）的估计结果，二者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本文最为关注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全球贸易失衡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在滞后一期上对全球贸易失衡也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提出的假说1和假说2再一次得到了较好验证。
六、简要的总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贸易失衡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主体特征，即全球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而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两类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两者之间具有巨大的发展差距。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了发展差距对全球贸易失衡影响的理论假说，并通过计量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逻辑一致性检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发展差距对全球贸易失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发达国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中经济体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共同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衡，并表现为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而顺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对全球贸易失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只不过这种效应具有滞后性。此外，从其他影响全球贸易失衡的因素来看，其实质都可以归为南北发展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要素非对称性跨国流动这一根本原因。例如，就人口抚养比差距指数而言，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红利对贸易失衡具有促进作用。而所谓的人口红利，从本质上来看，还是由于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从而导致消费难以有效扩大，产出的增长主要还是倚重于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从而对贸易失衡具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巨大发展差距的存在，所谓的人口红利才会转化为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优势，从而成为吸引发达经济体跨国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再比如，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显然是与经济体总体发展水平进程密切相关的。
既然南北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是造成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那么，治理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就应注重进一步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这就要求发达经济体应该践行全球“包容性”增长理念，给予发展中经济体更多的帮助和扶持，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当然，尽管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南北发展差距的严重不平衡，但是作为全球贸易失衡的焦点——中国持续性的贸易顺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发达经济体造成冲击，这使中国面临着显著的外部压力。因此，中国进一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必须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为此，适度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实施进出口平衡发展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此外，正如前文分析指出，在难以依托自发性交易而实现贸易“平衡”时，国家的宏观“导向”可能就显得异常重要。国内学者张汉林和李杨（2012）指出，进一步调整进口政策的目标和功能，对推动国内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只是从新的视角对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做出尝试性探讨，旨在抛砖引玉，因此其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①理论假说尚停留在定性论述的层面，如何构建起更为清晰的诸如传统的投资—储蓄理论模型，从而使得理论假说的推演更具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②全球贸易失衡的促成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包括一般和特殊的影响因素，如何能够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从而扩大理论解释能力，也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③以国际直接投资的净利用指数难以表示全部非对称要素流动。比如，FDI的流动不仅仅是一个资金问题，通常会带动技术、品牌、管理、营销渠道、制度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动”。因此，如何选择一个或多个更恰当的反映非对称要素流动的指标，是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注释：
①IMF:Bilateral Surveillance over Members' Policies Executive Board Decision.June 21,2007,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7/pn0769.htm。
②采用这一方法测度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显然仍有不太合理之处，但是由于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两类”经济体的发展差距，因此，从经济体的“大分类”上来看，这一测度方法大体可以反映其发展差距水平。此外，由于各样本经济体的人均GDP并不相同，因此，以某一类经济体中各样本经济体的人均GDP减去另一类经济体的“基准值”，其结果之间的差异性仍然“保留”了单个样本经济体在该类经济体内部的相对发展水平差距。
③这24个样本分别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文莱达鲁萨兰国、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等13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以及波兰、葡萄牙、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卢森堡等11个发达经济体。
④我们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在此部分提出的极具启发意义的问题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