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缘文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地缘战略就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①地缘文化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文化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要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就必须明确认清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明确辨识中国的地缘文化挑战，并明确界定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和手段维护中国地缘文化利益的战略选择。本文首先考察中国的全球地缘文化空间、亚洲地缘文化空间和周边地缘文化空间，进而将三个层次综合起来概括出中国地缘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再提出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可能选择。
一、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与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
冷战结束不仅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而且改变了地缘文化格局。两极对抗的终结使意识形态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文化的重要性得到了相应提升。虽然冷战结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改变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改变了中国在全球层次上的地缘文化空间。
亨廷顿根据历史学家的既有研究，并结合冷战后的最新发展，确认了6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2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②从地缘格局来看，西方文明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美国无疑是其核心国家；中华文明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国家；日本文明以日本为唯一成员和核心国家；印度教文明主要分布在南亚地区，以印度为核心国家；东正教文明主要分布在欧洲独联体地区，以俄罗斯为核心国家；伊斯兰教文明的地理分布最为分散，跨越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大片区域，但缺少核心国家；非洲文明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缺少明确的核心国家；拉丁美洲文明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同样缺少核心国家。
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不仅在地缘分布上有差异，而且存在着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相对来说，当今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其他文化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美国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不仅引起了非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弹，而且也酝酿了西方内部的文化分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文化的传播被看作一种文化殖民或文化帝国主义，因而遭到了强烈抵制。遍及全球各地的反美主义就是其他文化抗争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实现自身文化复兴的重要表现。其中，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表现最为突出。但正如美国人已经注意到的，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众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以及其盟国”。③如果说美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欧洲化到美国化再到国际化的过程，④那么西方文化的发展则经历了从欧洲化到国际化再到美国化的过程。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事实上正在演变为美国中心论。2001年“9·11事件”之后出现的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⑤甚至使很多学者预言“大西洋联盟的死亡”和“西方的终结”。⑥伊凡·克里斯蒂夫甚至认为：“‘9·11’标志着非对称性时代的来临，也使美国世纪突然终结”，而“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很可能将被称为反美的世纪”。⑦
中国文化虽然与世界大多数非美国文化一样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和边缘地位，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兴势头。通过广泛开展文化教育交流，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举办各种中国文化节活动等，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国家形象得到了较大提升。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受欢迎的程度明显呈现增长态势。中国不仅成功树立起了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良好国际形象，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念。乔舒亚·雷默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概括为“北京共识”。⑧中国最近几年倡导和推行的很多价值观念，如“新安全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谐世界”等，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声望。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国形象的下滑和中国形象的提升表明两国的软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⑨乔舒亚·柯兰奇克把中国的软实力外交称作“魅力攻势”，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改变世界。⑩
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和文化的复兴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国际化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在全球层次上，中国文化的发展空间很多。从地缘角度看，主要包括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地区、欧洲独联体地区。这些地区虽然都有各自的独特文化，但相对来说，本土文化的主导地位不强，并因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扩张而呈现一定的边缘性。当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和东正教文化试图反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时，它们一方面需要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需要借助非美国文化的力量。同时，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都有一种不断由民族化、本土化走向国际化、世界化的内在诉求，这种诉求也使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变得必不可少。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相对可接受性为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拓展潜在空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相对来说，在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北美和欧洲地区，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较弱，它们至多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次级空间。
二、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与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
相比较而言，冷战结束对亚洲地区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欧洲地区的影响。亚洲地区的地缘文化格局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多元特征，但是亚洲文化在冷战后实现了总体复兴，不同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因此改变了中国在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上的地缘文化空间。
亚洲的典型特征是多元文化共处。在亨廷顿所确认的8种现代文明中，6种主要文明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亚洲地区，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只有主要从政治地理角度界定的2种可能的候选文明，即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在亚洲地区没有存在。另外，大概除了西方文化，其他不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存在都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它们在不同地理区域上的分布使亚洲文化形成了明显的多元格局。与北美、拉丁美洲、欧盟、独联体、非洲等地区相比，亚洲不具有文化的单一性，而且不存在主导性的核心文化，多元文化之间具有鲜明的多极特征。但是，亚洲本土文化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共性，它们能够在一个地区长期共存，并在冷战后实现了复兴，甚至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亚洲价值观。
日本文化的重新“亚洲化”，中华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的再度崛起，伊斯兰文化的扩展，共同构成了亚洲文化的复兴。亚洲多元文化的复兴都是在实现现代化、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都带有一定的反美主义色彩。它们反对西方价值观，强调各自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并凸显亚洲多元文化之间的共性。正如亨廷顿所论证的，“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11)文化相对主义和亚洲价值观就是这种文化共性的具体体现，并因而成为亚洲文化复兴的重要代言。文化相对主义和亚洲价值观既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也包括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并为印度教文化所接受。作为亚洲价值观的主要倡导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是儒家文化的代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来自伊斯兰文化圈。虽然马哈蒂尔在讨论亚洲价值观的时候，主要提及的不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而是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但他强调的明显是二者之间的共性。
在亚洲多元文化复兴的总图景中，中华儒家文化的重新崛起是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东亚各国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强调使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儒家文化圈得以再现。不过，这种再现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历史上，儒家文化圈曾以具有鲜明等级特征的朝贡体系、华夷秩序为主要形式，其形成的过程是中华儒家文化的不断外化，即由内而外、由核心到外围的扩展。然而，如今再现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却不是对传统朝贡体系的回归，虽然中国依然是其核心，但在这个文化圈内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等级性，而是变得更为平等，其形成过程更多的是中华儒家文化由外而内、由外围到核心的不断复兴。它不是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影响力，而是来自于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吸引力，形成于东亚各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祛魅。如今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虽仍然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为共性，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各国文化的融合。因为各国文化在彰显儒家文化共性的同时，并未丧失其自身的个性。(12)
“大中华儒家文化圈”的再现以及其中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重新确立，既得益于文化圈内各国经济上的互补与互赖，也得益于中国文化在亚洲地区的相对优势地位。虽然在全球层次上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仍处于相对弱势和边缘地位，但在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上同日本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具有比较优势。中国文化不仅是“大中华儒家文化圈”的核心，而且对日本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在亚洲地区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对亚洲各国经济的带动与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之间又形成了某种良性互动，这无疑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推广和扩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大中华儒家文化圈”的再现构成了中国在周边层次上地缘文化空间的重要特征。在亚洲地区层次上，日本文化圈、印度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都是中国扩展文化影响的潜在空间。这些文化圈内的文化虽然都有别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但它们与儒家文化之间都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并在反击西方文化入侵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不论在强化各自文化独特性方面，还是在回应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方面，这些文化都需要借助儒家文化的力量。相对来说，在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南太平洋地区和以东正教文化为主的中亚地区，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较弱，它们至多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次级空间。在周边层次上，“大中华儒家文化圈”是中国地缘文化发展的首要空间。从地缘空间的特点来看，中国文化对邻国的影响，东边大于西边，南边大于北边。中国南、北、西三个方向上的周边地区，都是中国推广文化影响力的潜在次级空间。
三、中国地缘文化的主要挑战与威胁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构成了中国地缘文化空间的三环结构。在每一环上，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威胁。有些挑战和威胁是某个层次独有的，有些则是所有层次共有的。
首先，中国地缘文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中国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和“逆差”。(13)中国在全球层次上对欧美文化产品的依赖最为严重，其次是亚洲地区层次上对日韩等国文化产品的依赖，再次是周边层次上对港澳台地区文化产品的依赖。换言之，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从周边层次经地区层次到全球层次呈现逐级递减的基本格局。从地缘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魅力首先体现在周边层次上，“大中华儒家文化圈”就是明显的表征，其次是在亚洲地区层次上，再次才是在全球层次上。但即便在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之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挑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
制约中国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圈在全球层次上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面前经受着十分严峻的考验。(14)中国目前可以向世界传播和推广的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
其次，西方文化霸权扩张对中国文化的严重冲击。在各种外来文化中，对中国文化最具破坏性影响的首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及其以“民主”和“人权”为借口打压中国的做法，不仅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而且是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直接威胁。除了在政治文化方面，美国的文化扩张在大众文化方面也对中国文化构成了严重冲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霸权扩张和话语霸权，给中国文化界造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导致和构成了‘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在中国的现实存在。这种现实存在所构成的文化威胁，普遍地存在于从观念形态到产业形态的各个文化层面。”(15)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并不是暂时的挑战，而是一种长期性、战略性的威胁。它根植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霸权战略。(16)虽然中国文化不是美国文化殖民的唯一对象，也不是美国文化霸权的最大受害者，但相比其他文化，美国文化的霸权扩张却是中国在全球层次上面临的最大威胁。
再次，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文化都与美国文化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都有发生冲突的可能，甚至与美国文化同属西方文化的欧洲文化也不例外。上文提及的全球反美主义浪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文化冲突的多元性。世界其他主要文化都以美国文化为反对对象，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轴心—轮辐”式的文化关系结构。美国文化作为“轴心”既对处于“轮辐”上的其他文化进行扩张和殖民，又遭到了这些文化的强烈反弹，因此构成了多元冲突链。其中，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属于西方文化内部的冲突，程度最低；日本文化、印度教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和非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程度较低；东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程度较高；程度最高的是伊斯兰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17)尽管非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竞争，但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
从地缘空间的角度看，中国地缘文化面临的主要冲突威胁是全球层次上的。中国文化最有可能发生直接冲突的对象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而在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上，中国地缘文化并不存在类似的威胁，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或其他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很小。
最后，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跨界文化认同的发展。亚洲不同文化在反击美国文化霸权扩张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然主要根源于美国的文化殖民，但它的排斥对象却不仅限于美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甚至包括西方文化之外的任何异己文化。虽然在全球层次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地区也存在文化民族主义，但对中国文化构成直接挑战的主要是亚洲地区层次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即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
与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兴起的还有中国周边层次上跨界文化认同的发展。其中，“大中华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由于中国文化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是一种积极有利的发展态势。其他方向上的跨界文化认同在给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潜在空间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它们包括：在中国北部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在西部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在南部以印度教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这些跨界文化认同并不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而且因文化民族主义而对儒家文化具有某种排斥性（中国文化本身的民族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排斥性），因而会削弱中国文化的内在向心力和外在吸引力，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力量所利用。
四、中国地缘文化的战略选择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必须肩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不仅要致力于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文化环境，而且要致力于使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确保中国以全面的大国身份跻身于世界舞台。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加强自身文化的建设，更需要从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上着手，针对不同地缘文化空间上的具体挑战和威胁，规划自己的总体地缘文化战略。
第一，加强中国自身文化建设。中国文化要消除现有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就必须整合其内在的不同元素，形成既具有独特个性又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文化内核。为此，中国必须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确立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整合传统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理论创新，提炼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念。中国现在积极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即属此类价值观念。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应以“发展、稳定、和谐”为普世价值，构建中国的软实力。(18)
内部的文化整合必须与外部的文化吸纳结合起来。中国文化要提升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必须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学习世界其他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文化在借鉴其他文化时，必须坚持“拿来主义”与“本位主义”相结合，避免要么全盘照搬要么彻底摒弃两个极端倾向。(19)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一强，还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战略高度，以此作为消除文化“逆差”、抵御外来文化冲击、全面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第二，参与全球地缘文化互动。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战略性威胁，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抵御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破坏性影响，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避免与美国文化发生直接碰撞，以防中国文化被美国看作敌对文化，避免可能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中国不仅在反对压制文化多样性的美国文化霸权的意义上，而且在学习其他文化优秀成果、加强自身文化建设的意义上，都需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必须尊重文化多元，并加强文化合作。
中国文化要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强势文化，还必须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全球层次上拓展潜在的地缘文化空间。“没有文化方面的考虑，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是有效的”。(20)这一战略选择要求中国通过推动政治价值观的国际制度化，设定体现文化指向的政治议题，参与政治话语权的竞争等，从文化的角度正确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
第三，推进亚洲地缘文化整合。实现文化整合并不是要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同质性”。(21)亚洲地区层次上的文化整合应以整个亚洲为基础，以解决亚洲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为目的，以彰显亚洲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理念为指向。这就要求中国支持最具亚洲文化特色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亚洲价值观，并致力于挖掘亚洲地区更多的文化“同质性”，发展亚洲的共同文化财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
中国要推动亚洲地区的文化整合，借助亚洲文化的力量，必须在利用亚洲文化“同质性”反击美国文化霸权的同时，努力消除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中国应首先从我做起，破除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对亚洲整合的阻碍。中国文化应充分发扬传统儒家思想一向秉持的“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对亚洲地区的异己文化进行包容和接纳，承认亚洲存在多种文化中心，不能惟我独大，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这一战略选择还要求中国致力于从文化角度不断改善自身的国家形象，彰显中国的“国格魅力”，(22)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文化传播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
第四，巩固周边地缘文化空间。中国文化要成为世界优势文化，除了要在全球层次上积极参与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在亚洲地区层次上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之间的整合之外，还要在周边层次上变地缘劣势为地缘优势，巩固周边地缘文化空间。中国文化要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大中华儒家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必须深化同文化圈内各个成员的密切合作，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减少中国文化的内在局限性和脆弱性。这一战略选择要求中国必须致力于解决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促使两岸之间的文化同质性能够在塑造两岸集体身份认同方面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它还要求中国在“大中华儒家文化圈”内改革、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缔造新的文化认同。
对于其他方向上的跨界文化认同，中国应像在亚洲地区层次上对待其他文化那样加以对待，接受这些跨界文化认同的合理存在，与之和谐共处，并充分加以利用，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与亚洲地区其他文化之间沟通整合的桥梁。这一战略选择要求中国必须从推动亚洲地区文化整合的高度，包容和接纳周边层次上的跨界文化认同，充分肯定这些跨界文化认同在促进中国周边自然经济区域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应积极推进中国文化与各种跨界文化认同之间的和谐发展，并藉此增进中国文化与东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以及亚洲地区其他文化之间的广泛合作，把这些跨界文化认同当作中国推动亚洲地区层次上文化整合的中介。
注释：
①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③Peter Peterson,"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Foreign Policy,Vol.81,No.10,September/October,2002,p.77.
④倪世雄、王义桅：“试析美国文化从欧洲化到国际化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8期，第50-54页。
⑤Russell Berman,Anti-Americanism in Europe:A Cultural Problem,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2004,pp.31-54; Timothy Ash,"Anti-Europeanism in Americ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3,2003,pp.32-34.
⑥Charles Kupchan,"The End of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90,No.4,November 2002,pp.42-44; Ivo Daalder,"The End of Atlanticism," Survival,Vol.45,No.2,Summer 2003,pp.147-166.
⑦Ivan Krastev,"The Anti-American Centur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5,No.2,April 2004,pp.5-16.
⑧Joshua Ramo,The Beij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⑨方长平：“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21-27页。
⑩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1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05页。
(12)参见费正清等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赵启正：“文化振兴是实现强国之梦的必需”，《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10-11页。
(14)韩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第103-107页。
(15)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第114-122页。
(16)参见刘海军：“浅论美国文化霸权”，《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9-24页；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第62-67页。
(1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1页。
(18)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36-42、59页。
(19)参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
(20)罗伯特·布鲁姆著，北京编译社译：《美国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5页。
(21)王晓德：“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及其实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27-31页。
(22)李智：《文化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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