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指数: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测度_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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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0)02-0050-08

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数量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但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看重的是数量规模扩张,偏重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而始终把产业结构变化排除在增长源泉之外。究其缺陷的根源,在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竞争均衡市场的前提假定,即资源在产业间长期保持有效配置,各产业平衡发展(Donald J.H,2001)[1]24-25。毫无疑问,这种假定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而且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对于我国目前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已经成为能否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与此相关,如何衡量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进行合理的测度?仍然是经济学界一直没有解决、并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本文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优化的层次性出发,通过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一种新的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指标——协调指数,为解决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测度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

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在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基本上持一致肯定的态度。例如,Fan等(2003)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就证明了结构调整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大家认识到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一种常态,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体中还有一部分潜在的产出没有被激发出来,存在要素使用的低效率与不合理问题。由此,需要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并对优化效果进行测度。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探讨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和设计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史忠良(2007)[2]64-74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过程。产业结构优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结构效益优化,即结构演进过程中由于协调化而产生的结构效益的不断提高;二是转换能力优化,即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化过程。苏东水(2008)[3]227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间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前者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的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后者主要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合理化的核心是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高度化的核心是技术、制度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创新使用。

其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进行测度。方甲(1997)[4]67提出的结构效益指数①,是用来测度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综合指标。不过,结构效益指数是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出发,体现不出产业之间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体现不出结构调整的产业变动效果。再从其表达式来看,并没有剔除其他要素对产出的影响作用,只是把高度化与合理化的综合效果归于合理化单方面的作用。邬义钧(2006)[5]76-77在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和战略目标之后,提出了三种指标,分别是:附加价值溢出量、产业高加工化系数②、结构效应链。这三个指标主要是针对工业增加值而言:附加值溢出量和结构效应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型作为计算标准,从而失去了作为测度指标的意义,只能从理论上加以理解;高加工化系数虽有计算公式,但是其偏向于第二产业,不能测量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效果。此外,宋锦剑(2000)[6]92-97从统计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调整做了较全面的探讨,并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测度指标。李博、胡进(2008)[7]87-89从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寻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提出了基于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结构优化测度方法。薛白(2009)[8]112-115以要素配置结构变革为桥梁,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提出了判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体系。

以上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和效果的测度,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理论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使得优化效果的测度缺乏理论基础,也导致了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测度体系尚不全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层次性认识不够,因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测度需要建立在理论分析之上,才能提出较为合适的测度指标。鉴此,本文将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理论基础入手,来合理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

二 产业结构优化的层次性分析

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导向是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更好地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产业结构优化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简单地说,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度化的核心是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创新使用,而合理化的核心是产业间的协调程度;第二,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优化,而合理化是产业结构效益的优化;第三,转换能力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即通过自发技术创新或引用新的技术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而结构效益优化主要是产业之间、产业内部的协调程度优化。从以上三个方面可见,产业结构优化是具有层次性的。

再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高度化属于微观的产业结构优化,而合理化属于宏观的产业结构优化。一般而言,首先出现的是产业高度化。在单个产业或行业内部,通过产业技术变革,改变该产业的生产方式,会导致产业的扩张与收缩,并进而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此时的高度化打破了产业间原有的相对均衡状态,由此各个产业或行业会发生结构调整,从而又导致产业的合理化。此过程中高度化与合理化交织在一起,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新的产业结构就呈现出来,达到在更高层次上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状态。随着技术的变革,新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又将被下一次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打破,进而在更高的协调程度上达到相对均衡。因此,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景象。

李博(2008)[7]、薛白(2009)[8]都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可以通过大道定理表现出来。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层次性关系和区分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认为,应该对大道定理进行拓展,根据拓展后的大道定理才能更好地分析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假定:①现实的产业状态是一种相对均衡状态(即使存在严重的不协调),高度化更多的是微观层面,单个产业的高度化通过生产函数的变化来反映;合理化属于宏观层面,产业的合理化表现为整个经济体在一条综合性生产函数上进行生产。②单个产业的高度化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并逐渐影响到其他产业,所有的产业也同时进行合理化的调整,逐渐使得整个产业间的协调程度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在这两个假定的约束下,可以用图1来粗略地表达以上所阐述的内容: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会改进原有的生产函数,所以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可以从生产函数的改变来反映,对于高度化所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测度,就转换为对生产技术提高方面的测度。此种优化效果的测度相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比较易于把握和测度。目前学术界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效果测度,都侧重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效果进行测度,很少有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优化效果进行合理的测度。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太多,想剔除其他要素而只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而对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内涵并没有做过多的探讨,并把两者的优化效果统一用总的产出增长来表达,从而忽略了两者对经济增长不同的促进作用。

三 模型构建与协调指数的提出

(一)产出结构与产业结构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克拉克三次产业结构划分法,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和比例关系和国民经济的要素禀赋、市场结构、技术水平等众多影响因素有关。因而生产函数构建,必须考虑到影响产出的各种因素。不过,在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对于产业结构大多是采用各产业的年终产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笔者认为这种表示方法更多的是表示产业的产出能力,应该称为“产出结构”。产出结构并不涉及产业之间的协作关系。产业结构应该反映出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产业结构表示方法。根据刘伟(2002)[9]14-15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作出以下推导:

先考虑不同产业结构对生产影响的函数

(二)协调指数

从广义上来讲,任何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相对数都可以称为指数⑤。从经济学对于指数的运用来看,指数是用来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指数的构建要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严格以数据可获得性为前提,遵循系统性、客观性、简明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测度,可以引入协调指数来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分析,我们知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核心是协调问题。协调指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测度,肯定要联系到总产出的变化。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证明,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是相互需求的,其中一个部门的扩大再生产与另一个部门对该部门的产品需求有密切的联系。同理,三次产业之间的发展也是相互制约与相互联系的,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肯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总产出。

产业结构优化中结构效益的优化指的就是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在总投入、三次产业产值以及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只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变动就可以影响到总产出,从而产业结构的好坏就凸显出来。把本经济体的三次产业的产值放到另一个经济体内进行运作,就可以得出一个新的产出,然后与自己的实际产出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说的协调指数。产业结构优化与否,可以从两种产出之比中显现出来。

所谓协调指数,指相互联系的两个产业经济体之间的产出数值对比所形成的相对数,是用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一个指标。协调指数大于1,说明产业结构向着优化的方向调整;协调指数小于1,说明产业结构向着劣化的方向调整。优化与否具有相对性、动态性的特征。协调指数的具体推导步骤如下:

第一步,提出三个基本假定。

(1)假定短期内某个生产领域技术进步是一个常数。总体上看,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时期或快或慢都存在着技术进步。但是,各行业、各领域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一致的。虽然我国在许多方面技术进步显著,但也不能排除在某个时期、某个行业技术进步停滞。并且,技术进步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国际技术先进国家比较,我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更是相对停滞不前。因此,本文假定一个短期内不存在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简化了模型的分析。技术进步为常数,生产函数就不会发生变化,从而排除了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2)假定三次产业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产业门类。根据国际公认的三次产业分类法,把不能纳入第一、第二产业的所有行业,都归入第三产业。

(3)假定总投入以及三次产业的总产值不发生变化。这可以排除其他要素对于总产出的影响,可以确定引起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只可能是产业结构的协调程度,而不是生产要素投入或者技术变化而引起的,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四、对协调指数的实证分析

(一)案例选择与猜想

广佛同城化对于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将引起珠三角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功能的改变,进而引起珠三角新一轮的空间规划调整。同城化可以看作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强制性手段,所以选取广佛同城化作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来分析同城化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作三个猜想:

(1)如果同城化对两个城市来说,使它们各自的总产出增加,则可以说这是一个产业结构优化成功的案例。因此,可以继续加快同城化的进程。

(2)如果同城化之后,一个城市的产出是增加的,而另外一个城市的产出是减少的,即使总产出之和是增加的。这表明同城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其他的调整方案来逐步完成产业之间的对接等问题。

(3)如果一个城市产出的增加小于另外一个城市产出的减少,说明同城化进程中存在着重大阻碍,因而同城的推进还需要等待时机。

(4)如果两个城市的产出都减少,那么将没有任何动力、也没有必要去促使两市同城化。

假定广佛同城化之后称作“广佛城市”,三次产业产值来自于广州市和佛山市的三次产值的水平加总。根据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得到一个广佛城市的经济增长函数,然后把广州市和佛山市的历年产值放到广佛市的生产函数中就得到新的产出Y[*](广州)和Y[*](佛山)。从而可以得到E(广州)和E(佛山),此指数可以测度出同城化使两市产业结构优化与否。

(二)数据来源

搜集广州市和佛山市1993-2008的各产业产值和总产值,数据不需要经过任何修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假定中已经说明短期内不存在技术进步,而在此假定广州和佛山在这15年间的技术进步有限,还不足以改变其生产函数。所以,可以把广州和佛山历年三次产业产值和GDP的数据对应加总,就得到虚拟的广佛城市的三次产业产值和GDP的数值,如表1:

(三)建立模型及其结果分析

我们以模型(5)为基础,经过整理得到计量经济模型:

以上结果显示各种指标的检验均过关,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根据以上提出的新的产业结构表示方法,得出广佛城市的产业结构系数为0.0158:0.4912:0.4771,所以广佛城市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将近50%,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基本与第二产业持平,第一产业的贡献微乎其微。对于广州市和佛山市来说,这种新的产业结构对他们是优化还是劣化了呢?引入协调指数进行测度。

把广州市和佛山市各自三次产业的产值带入到该生产函数,得到广州市和佛山市经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之后各自的Y[*],再与各自历年的实际Y对比,得到各自的协调指数E的大小。经过计算,结果如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广州市来说在1993年到2000年之间E是大于1的;从2001年到2007年E小于1并逐渐减少。对于佛山市来说E不稳定:1993-1997年E小于1,1998-2004年是大于1的,2005-2007年又小于1。从2000年开始,广州市和佛山市各自的产业发展并没有为同城化而进行产业结构的互补性调整。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同城化对于两市总产出的影响,我们从同城化对于两市总产出的影响来计算,有如下结果见表3。

表3中广州和佛山的数据分别表示同城化之后的Y[*]减去Y,再把两者的结果加总,如果是正值就说明同城化对于两市来说是增加总产出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如果加总后为负值,说明同城化使得两市产业结构趋于劣化。根据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从2001年开始一直是负值,而且其绝对值呈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目前同城化对于两市的产业结构具有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广州与佛山两市的产业结构同构性程度比较严重,同城化并不能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虽然从长远发展来看,同城化可以作为两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手段,但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看两市的同城化进程还面临着诸多阻碍。

五、结论

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是指在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各个产业的生产率上升不同或者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同,导致各产业发展速度出现差异化,产业间优势地位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将出现新的调整。在技术水平稳定后,各产业的发展速度有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产业结构的自身调节机制来实现,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不断提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应尽可能的激发产业协调效应,当技术进步将原来的产业相对均衡状态打破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呈现出来。为了更好地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的测度变的尤为关键。测度之后及时发现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够高度化还是产业结构不够协调,从而有利于制定出正确的产业发展政策,促使产业结构朝向最优的方向发展。具体说,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四个结论:

(1)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是两个层次的概念,高度化属于微观层面,合理化属于宏观层面。一般情况下先发生高度化,再经过合理化之后为更高层次的高度化提供基础,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景象。

(2)各产业的年终产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一种反映产出能力的产出结构,只有反映产业间的协作关系的相对数即协调指数,才能更好地反映产业结构的内涵。

(3)协调指数主要是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协调程度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进行测度,也就是测度产业之间的协作效果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影响。

(4)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看,广州市和佛山市的同城化进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两市产业结构的同构性,是两市同城化的最大阻碍,两市政府应协调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的互补性调整,才能逐步推进同城化。

注释:

③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出量具有相对性,所以可以用一条坐标轴来表达。

④m代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种要素组合。

⑤从经济学概念上来说,指数是同种经济因素的两种不同数值之比。

⑥模型(5)不管是数据的来源还是回归分析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引自刘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⑦回归模型中估计参数下面的数分便是相应参数的标准差和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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