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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普天同庆、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来回顾一下香港文学的发展概况，展望一番未来的前景，该是一桩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往往有着不少的差错和误解，在此，我也想借本文作一些必要的澄清与辩正。为行文之便，我干脆提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解答，从中，试图简略勾勒出一幅香港文学全景图来，供大家鉴识。
（一）
“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没有文学”。这一粗暴武断的评判，在内地不少文化圈子里一直流传着，它先入为主地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于香港文学的认识和研究。香港果真如此吗？还是以史为证：
香港地处珠江口外侧，包括香港本岛及九龙、新界，共1095平方公里，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最新考古发现，香港已有4 亿年地质历史，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中国人在香港生活和开发的史实记载。
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前，香港虽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可也已有些旧体文言诗文出现，香港新文学诞生的标志，可以定为1928年“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伴侣》杂志的创刊。它虽比内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晚了近十年，很明显地仍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冲击和影响。1927年，鲁迅应邀在香港发表了两场演说，一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是《无声的中国》，这无疑是对香港旧文化起了一个催枯拉朽的作用，香港新文学从此逐渐发展起来。
三、四十年代可说是香港文学的开拓发展期。这二十年，尽管经历了抗日战争（香港曾被占领三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但由于香港的特殊环境和广大作家们的勤奋努力，香港文学日见成熟，并取得相当可喜的成就。
《伴侣》这只燕子只飞了一年，但却带动了《铁马》、《岛上》、《小齿轮》、《今日诗歌》、《红豆》、《春雷半月刊》等一批更具新气息、新思想的文艺刊物出现。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文学开拓者有张稚庐、黄天石、谢晨光、侣伦、张吻冰、岑卓云、刘火子、李育中、陈育灵等。平可（岑卓云）的《山长水远》首次将香港工商界各色人等的升降沉浮写进长篇小说，颇有醒世骇俗之效，且又有浓郁的香港都市风味特色，是部很有份量的作品。此外，老一代本土作家舒巷城、夏易等也有不少佳作问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侣伦的《穷巷》和黄谷柳的《虾球传》这两部长篇小说。它们被誉为当时香港文学的“双璧”。
侣伦被称为“香港文学拓荒者”，在香港新文学史上，劳绩最大，成果最丰，尚无人出其右者。他原名李霖，1911年出生于香港九龙。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做过政治宣传工作，后回香港，便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1988年病逝。他创作甚丰，长篇有《恋曲三重奏》、《欲曙天》、《特殊家宝》等，中短篇集有《三颗心的男子》、《都市风尘》、《佳期》、《寒土之秋》等，散文集有《红茶》、《无名草》、《落花》、《紫色的感情》、《向水屋笔语》等。
他的代表作，也是香港文学史上一部“丰碑”式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穷巷》。小说写了穷巷里一群小市民的穷困生活和悲苦命运。他们有靠爬格子卖文为生的穷作家，有穷愁潦倒的教书匠，有孤苦伶仃沦落风尘的弱女子，有流落街头巷尾的收买破烂者。他们素昧平生，可同病相怜，共同命运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穷家”。小说歌颂了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善良、真诚、友爱和不屈的奋斗精神，也批判了形形色色势利小人的自私与凶残的可恶本性。作品成了战时战后香港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矛盾。作品构思精巧、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还能注意内心世界的刻画，可谓难得的文学珍品。
黄谷柳的《虾球传》，写了流浪少年虾球闯荡江湖，从一名黑社会的“马仔”，历尽艰险，逐渐醒悟，最后成长为一名革命的游击队员的故事。作品人物真实可信，没有脸谱化和标签化的痕迹，充分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虾球成长的曲折道路，黑社会坏蛋鳄鱼头在某些地方所流露出的残存人性，都深刻地显示出人性的矛盾多面。作品的地方色彩十分浓烈，正如茅盾所评，它“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夏衍还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大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三、四十年代还曾出现过内地作家两次大批南下香港的特殊情况。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土大片沦陷，唯香港在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尚属一块净土，大批内地作家逃亡至此；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许多左翼作家为躲国民党的迫害，暂避于此。这两批南下作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成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只需看看这数以百计的南下作家中的部分名单，就知其影响和意义了：许地山、肖红、曹聚仁、叶灵凤等，他们长期定居下来，直到走完生命旅程；茅盾、夏衍、戴望舒、肖乾、杨刚等，他们定居相当长时间，并且创作了很有影响的作品；此外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胡风、徐迟、端木蕻良、周而复、欧阳予倩、施蛰存、林默涵、杜埃、陈残云、袁水柏、戈宝权、郁风、楼适夷、叶君健、骆宾基、吴祖光等等，他们常来常往，活跃于香港文坛。这一大批著名作家一起加盟香港文坛，无疑对于繁荣香港文学创作，提升文学品味，推动新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茅盾的《腐蚀》、肖红的《呼兰河传》、许地山的《玉官》以及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臂》等一系列诗篇，都是这段时间在香港创作的。这些作品，都可称作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类拢萃的杰作。”（《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
五十年代，随着大陆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香港文学界又出现了一个双向对流的现象。大批左翼作家，重又回归内地，而另一大批对新中国不了解，或有误解甚至怀有敌对情绪的作家又流向了香港。这时海外敌对势力还设什么“亚洲基金会”，掀起一股“绿背文化”新潮，资助一些反共作品出笼。当时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反共文学作品，就如颇有才华与声望的张爱玲，也参与了“绿背”的大合唱，写下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样的反共作品。但是，尽管“绿背”反共浪潮声势逼人，可另一股反“绿背”浪潮，也与之对峙而起。唐人的《金陵春梦》、宋乔的《侍卫官杂记》、曹聚仁的《万里行》、《北行小语》、《北行二语》、《人事新语》，以及何达的诗，叶灵凤、吴其敏的散文，还有《文汇报》文艺周刊、《文艺世纪》、《海洋文艺》等新发表的大量作品，使香港文学又显出另一派生机。
六十年代后期，大陆处于“文革”动荡之中，香港左翼文艺也受到极大影响，陷于瘫痪沉寂。然而，另一番相映成趣的文学景观出现了：一方面，严肃文学走向了现代主义，刘以鬯的实验小说，西西带有魔幻的神秘小说及戴天的诗，李援华的戏剧引人注目；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出现了新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热，金庸、倪匡、亦舒文坛三大怪才，风靡一时，不可一世。不过，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并行不悖，互不干预，似有“百花齐放”的风范。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香港文学和内地文学一样，又复苏振兴起来，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新时期。
新老本土作家，新老南迁作家，同台献艺，而新一代本土作家和南迁作家尤为出色。如第二代本土作家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张君默的《模特儿之恋》、叶娓娜的《看星星》、彦火的《醉人的旅程》、吴煦斌的《猎人》、小思的《承教小记》、胡燕青的《惊蛰》、黄国彬的《吐露港日月》、羁魂的《趁风未起时》等，均为上品佳作。他们的作品大多在香港本土色彩中，注入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新一代南迁作家，大多是70年代先后来香港定居的，他们的共同情怀是怀乡爱国，富有内地的社会政治意识较浓的特色。颇有社会影响的作品有白洛的《暝色入高楼》、东瑞的《夜夜欢歌》、《夜来风雨声》、陶然的《天平》、陈浩泉的《香港小姐》、夏婕的《天山梦》、李碧华的《胭脂扣》、林湄的《泪洒苦行路》、陈娟的《昙花梦》、温绍贤的《绿印人》、吴正的《上海人》等，还有张诗剑、傅天虹、王一桃、黄河浪、春华等人的诗和夏婕、华莎等人的散文。另外，还有从台湾来的老诗人余光中的诗，施叔青的香港故事系列，严沁的言情小说和从东南亚归来的老诗人犁青的《深情处处》、《犁青山水》等几部诗集，也颇有影响。
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12月19日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定。从此，香港进入了九七回归的过渡期，香港文学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香港作家一反过去的“政治冷感”，转而对社会政治、香港前途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一批九七题材的问题小说涌现出来。较为典型的有学院派作家梁锡华的长篇小说《头上一片云》、刘以鬯的《一九九七》、白洛的《福地》、巴桐的《雾》等，值得称道是勤奋多产的财经小说作家梁凤仪写出了系列长篇小说《归航》。全书六卷：《日落紫禁城》、《西风逐晚霞》、《篱下的岁月》、《沧波万里风》、《深情似往时》、《冲上九重天》，逾百万字。前三卷可谓历史小说，后三卷为现实题材。小说通过杨、钱姓六代人的家族变迁， 较深刻地反映了香港150年历史沧桑，有鲜明的历史纵深感与时代精神，是一部宏扬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的小说。此外，还有王一桃的长诗《中国》、《香港火凤凰》、犁青的《北京大学广场》、《站在石碑上的老人》、张诗剑的《可香，你这娇灵的女孩》等诗篇以及曾敏之、梁锡华、夏婕、岑逸飞等人的散文，对九七回归作了不同角度的审视和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香港新文学已有70年的发展历史，基础雄厚，成绩斐然，而且，“香港是人才荟萃之区，已拥有一支文化素养较优的作家队伍，创作力量不弱。”（曾敏之语，《文艺报》97.2.6）所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没有文学”，实在是无稽之谈。
（二）
“香港文学大都是粗制滥造的、低级庸俗的通俗文学，品味不高，档次低下。”这论调在某个方面来说，不无道理。香港这个金钱社会，号称自由职业者的以卖文为生的专业作家，也多为专栏作者，没日没夜地爬格子，一日写作以万字计，抢时间，赶速度，不及精深思考，无暇精雕细刻，也少深广忧愤，开阔胸怀，故难免有粗制滥造的肤浅之作；而另一方面，把写作当商品生产，得考虑市场需求，故不得不迎合社会最广大的小市民的低级庸俗趣味，文章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不惜耍弄噱头，甚至玩低级下流游戏，来吊读者口味。这种通俗读物，在香港的确泛滥成灾，是有损香港文学声誉的。
然而，并非所有香港通俗文学都是如此。应该承认，香港通俗文学的主流还是积极健康的，而且还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准则。
香港通俗文学主要有三大块，即新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和言情小说。其主要作家是香港三大怪才的金庸、倪匡和亦舒。可以说，他们在这三方面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包括文化品味和水平的高低，无论在大陆或是台湾，都绝对属于第一流，直到今日，也难有人超越的。
金庸号称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他50年代后期染指武侠小说，至70年代初期封笔，前后创作了15部38册武侠小说。除较短的《越女剑》外，他取其余14部书名的字头，组成一幅对联：“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记）天（天龙八部）射（射雕英雄传）白（白马啸西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仇录）神（神雕侠侣）侠（侠客行）倚（倚天屠龙记）碧（碧血剑）鸳（鸳鸯刀）。”
金庸的新武侠最大特点在于突破了过去武侠小说的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模式，在劫富济贫、扶助弱小、申张正义、除恶抗暴的传统武侠行为中注入了爱国为民、直面人生、关切社会的新侠义精神。而且，他还善于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如在《鹿鼎记》中，借清朝康熙皇帝的政治生活，讽喻当今社会当权者的争权夺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说出：“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这样。”这话该是多么犀利而又深刻呀。难怪人们称之为“政治寓言”、“成人童话”。金庸的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人情风俗等，他善于将史实与艺术、武侠与奇情、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悬念有机结合起来。他所塑造的韦小宝、郭靖、乔峰、令狐冲等典型人物形象，性格丰满真实，可谓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突出贡献。
金庸学贯中西，博学多才，他精通琴棋书画、天文地理、佛道儒学、秘芨剑经、气功脉道、中外历史，读他的作品有如读一部大百科全书。而他的语言又清雅纯洁、神韵俱到，有画的传神、诗的意境。现在，在华文世界已出现不少“金学”研究机构，把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作为一科专门学问来研究，足见其文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此外，在新武侠小说中，还有始作俑者、与金庸及台湾古龙同为三派掌门人的梁羽生。他从54年试笔至83年封笔，创作了35部155 册武侠小说，约二千万字。他的作品在宣扬侠道正义中充满着乐观主义，属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家。
倪匡是一位多产高质的作家，30年来创作了上百部文艺作品。其中以卫斯理为笔名所写的科幻小说就有65种，还有以原振侠为名的系列科幻小说及大量武侠小说与专栏杂文。
倪匡的科幻小说，科学含量并不高，更突出的是幻想性与故事性，再加之人物性格刻画的成功，能以一种独特的夸张手法，用极其简练的几笔勾勒，就将人物个性凸现出来，如《失魂》中的鲁大发、《心变》中的辛开林、《虚像》中的阿拉伯女郎以及《迷藏》中的王居风等，所以，他的作品在香港读者中最受欢迎，他的书几十年来畅销不衰，排行屡居榜首，是香港文坛第一大红人。
倪匡学历并不高，57年23岁时才从大陆来港的，曾当过工人杂役。但由于他勤奋好学，才华横溢，从报社记者入手，逐步走上专业作家道路上来的。看他的作品，仍见其有较扎实的文学功底和语言能力，但往往因写作速度太快，文字难免有粗疏欠修饰之处，构思也偶有漏洞与不周全。
亦舒是倪匡胞妹，原名倪亦舒。她55年从上海来港，就读苏浙小学，16岁即在文坛露面，17岁已被称为香港一大才女。亦舒的言情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她跳出了一般缠绵绯恻、卿卿我我的粉色爱情故事的窠臼，她是思辩型的作家，她能直面人生，勇于探索知识女性的心灵奥秘，从反映她们对爱情的追求、爱情的失落和爱情的痛苦之中，思考爱情的出路，提出自己的爱情观和妇女观。小说《我的前半生》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与亦舒大多作品一样，这是一个爱情悲剧，小说主人公涓生与子君，与鲁迅《伤逝》中的人物完全同名，有意思的是，鲁迅曾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一文中表示，娜拉出走后，前途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去。而亦舒在小说中的回答却是：不回去也不堕落，只要摆脱男人的依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亦舒完全是一名现代女性的姿态，她的爱情悲剧的处方，应该说，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医治有效的良方，较之70年前的鲁迅时代，已前进了一大步。
亦舒小说文字明快、简炼、节奏感强，富于辛辣讽刺的特色，她对人物的刻画，善于揭示灵魂，一针见血，对社会的抨击也毫不留情。她不喜欢细腻描绘刻画，多用戏剧的对话手法，对话颇有个性，生动形象深刻。因而，她的小说，不仅深受香港读者欢迎，而且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世界都备受推崇，可谓当代言情小说第一人。
此外，还有岑凯伦的言情小说，她与亦舒的爱情悲观情调截然相反，她是爱情乐观主义者。她的主角，男的大多是英俊好帅的白马王子，女的则是美丽温柔的白雪公主，不过，她更看重内在的美与灵。她的爱情故事，总在几经波折之后，真正的内在的美终获胜利，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充满现代生活气息，富有人情味和人道主义思想。基调是健康的。当然，她与亦舒一样，视野不够开阔，作品模式化的弊病也在所难免。
还有一位走红香港的上海出生，来自台湾的女作家严沁。她的爱情故事不同于亦舒的悲观，岑凯伦的乐观，而是一个个爱恨交加，富有戏剧性和浓烈感情色彩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冷峻悲剧。由于作品主观性强烈，故事情节紧张生动、出人意料、扣人心弦，而文辞又老到犀利有锋芒，在读者中也往往能引起极大的关注。
纵观香港通俗文学，可以看出，其主流积极健康、通俗而不庸俗，甚而至于颇具高雅品味，已达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较之大陆与台湾，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某些方面，已居领先地位，如金庸的新武侠小说。所以，笼而统之地说“香港通俗文学品味不高、档次低下”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更何况，香港还并非通俗文学的一统天下。要知道，还有相当一批文学界、学术界的仁人志士，他们在为严肃文学的繁荣发展，几十年辛苦笔耕，已取得了一批令人可喜的硕果。尽管在商业社会，他们的成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提到应有的文学高度来给予真正价值判断和定位。然而，他们并不气馁，在当前回归的大好形势下，他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他们的创作更加勤奋了，相信香港严肃文学定将会与通俗文学比翼齐飞。
早在50年代，就有一批老南下作家在严肃文学园地里埋头耕耘，颇有成就有的徐讦、徐速、李辉英、司马长风、海辛、金依、高旅、董千里等。徐讦被批评家璧华称为海外中国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一个”。他50年到港，新创作的《盲恋》、《江湖行》可谓他在港的代表作。《江湖行》六十万字巨著，人物繁多，结构宏伟，生活面十分宽广，作品通过“我”飘落江湖的线索，非常细腻生动地写出了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社会从政坛显要、商业大亨到江湖侠客、土匪汉奸、舞女妓女各色人等的众生相，较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与黑暗。然而作品中也流露了作者的一些消极厌世的悲观情绪。
徐速曾被选为香港现代十大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在港创作的《星星·月亮·太阳》在香港、东南亚一带影响很大，作品写了三位美丽、善良、坦荡的女性，都爱着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她们彼此不仅没有嫉妒，反而互相同情谅解，甘愿自我牺牲。小说情节安排精巧，婉转动人。作品歌颂纯真高尚的爱的奉献精神，很受读者欢迎。当然这似柏拉图式的爱情观，又掺有东方“缘分”的宿命论，既显斧凿之痕，也未免略有陈腐之嫌。作者后期的《浪淘沙》三部曲，更是他创作的高峰。作品在《当代文艺》连载六年，使刊物销数猛增，可惜只写到百万字，他便撒手尘寰，最后由他夫人张慧贞续完。作品最有影响的是第一部《媛媛》。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几个身分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进步青年欧阳世明、交际花媛媛、日本军人佐藤和日本善良女性贞子。作者没有把他们脸谱化，而是在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抗敌斗争中生动具体地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因而更显真实可信，此书应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在严肃文学园地里，还有一批追求现代主义艺术，大胆实验，勇于创新而又成绩斐然的作家。60年代，香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腾飞，城市现代化步骤加快，要求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和更新，这就为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大举渗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于是，鼓吹现代主义的刊物《新思潮》、《好望角》应运而生。《香港时报·浅水湾》文艺副刊还提供了发表现代主义作品的园地。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崭露头角，他们有岑昆南、王无邪、卢因、文楼、金炳兴、李英豪、林燕妮、张义、蔡炎培等。一群西方留学的学子戴天、也斯、叶维廉、施叔青等，以及老作家刘以鬯，本土作家西西、李援华等加入了这个行列。
刘以鬯号称“实验小说”作家，1918年出生于上海，他从14岁读初中时，加入“无名文艺社”，至今，活跃文坛已有65个春秋。48年来港，在港创作也达40周年。他也曾写过大量通俗小说，他以为那是为换稿费，“娱乐他人”的，而所写的严肃作品才是“娱乐自己”。他的实验小说就是“娱己”的严肃文学，也是他成就最高的部分。他的艺术追求一是新技巧、新手法；一是探求人物“内在真实”。
《酒徒》是刘以鬯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63年出版，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酒徒》写的是“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求取继续生存”（刘以鬯《酒徒》·序）的故事。这个知识分子是个酒徒，也是个职业作家，他有心创新，从事严肃文学创作，可被生活所迫，改写武侠小说，而又由于怪异武功写得不够，失去市场，又不得不改写黄色小说。他对现实不满又不能干些改变现实的工作。他借酒浇愁，放荡堕落，愈陷愈深，终至不能自拔。小说通过这个酒徒日渐堕落的描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现实社会的罪恶。《酒徒》在艺术上也颇有成就，它在意识流技巧运用上十分成功。酒徒时醉时醒，意识时而朦胧时而回到现实。时序交错，意象交叠，把人的思想、性格、回忆、梦幻交织在一起，充分表现了酒徒的精神压抑、郁闷，思想的迷乱、矛盾和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不满。作者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他不太使用直白的话语而爱刻意雕琢，用诗的语言，营造意象，或散文化抒情，或哲理性议论，还常用排比句，无标点符号的长句型等，使小说的意蕴更加丰厚，艺术张力更加伸延。
还应该提出的是，一批在高校任教或在报刊出版部门任职的专家学者教授们，他们得天独厚，生活待遇可说是超过欧美，而又有充裕的时间潜心读书研究，从事创作，再加之学识渊博，语言文字基础雄厚，所以，他们在香港文坛独树一帜，形成引人瞩目的学院派作家群，他们勇于向通俗文学挑战，力图为严肃文学的发展辟出一片新的领地。他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相信终将形成大气候的。
学院派作家创作群中有梁锡华的《独立苍茫》、《香港大学生》、也斯的《三鱼集》、《岛和大陆》、黄国彬的《吐露港日月》、钟玲的《轮回》、《美丽的错误》等，他们的作品虽难免带有书卷味、学究气，但笔力雄劲，思想深广，意境开阔，不少属于香港文学的精品。
梁锡华，香港评论界称之为“重量级作家”。由于长期在校任教，他的校园生活题材作品尤为突出。《独立苍茫》是他成名作，美著名学者夏志清称为“才、学、情三者兼顾的当代才子书”。作品与钱钟书的《围城》一样都是描写大学生活的，又都是采用幽默、嘲讽的笔调，显然是受到其影响。但梁对书中主人公肖、陈、聂三位博士大都是肯定赞扬的。尽管他们各有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酸腐、势利、木呆的陋习怪癖，但也显出他们有理想、重情义、人正派、办事精明、耐心忍让；专心学业、忠厚踏实的可贵品质。作品通过描写他们在爱情婚姻上的波折，反映出人生的艰辛、世事的沧桑。作品文词老辣，文白相间，格调高雅，对人物的心理、情感的描写细腻入微，韵味无穷。有人评说，艺术上可以直追《围城》。
《香港大学生》与《研究生溢记》可谓姐妹篇，人物贯通，地点前是香港，后是加拿大。前者主要揭露香港学校的黑暗面，后者却以热情的态度，正面歌颂了海外留学生们刻苦学习、相互友爱、打工奋斗的精神，从中看到了新一代学子前景和希望。
其实，梁锡华的散文、杂感写得更多，其影响与成就远胜于他的小说。夏志清认为他的散文“篇篇可诵”，“不滞、不黏、明丽动人。”老作家蔡思果说他是“散文界灿烂的一颗星”，“才学之高，发挥的流畅，运用文字的力量之强，在在都是散文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也远超过别人。”因篇幅有限，在此不可能一一评介了。
此外，学院派学者型作家中还有一大批精英，如也斯、小思、黄思彬、黄继持、黄维梁等，他们大多小说、散文、诗歌及评论样样都能，件件都精。可以预言，未来的香港文坛，他们的影响与作用将愈来愈大，也许将成为主潮。
如此观之，“香港文学品味不高，档次低下”的说法，极不全面公正。应该说，就其主要的代表作家作品而言，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严肃文学，其文化底蕴很深，文化品味甚高，档次也在上乘之列。
（三）
“香港已经回归，未来香港文学的前景如何？还能持续多元化的自由发展吗？”回答是肯定的。
从上文所述香港文学70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当今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势，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给香港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全面的稳定的发展。香港《基本法》第三章第34条作出了明确的保证：“香港居民有进行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而文学发展的规律正就是创作自由，香港多年所形成的文学多元化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创作自由，权力机关不能干预文学创作，而只能给予资助扶植。相信近年新成立的香港艺术发展局，定将延续下去，也定能有利于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其次，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定将更加密切，文学领域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定能促进和推动双方创作与评论事业攀登新的高峰。内地是香港文学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就像保证提供水、电、气和蔬菜、肉类等副食品一样，内地也可做好香港文学的后勤服务。巨大的图书市场，亿万的文学读者，对香港文学有无穷的诱惑力，而大陆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必定大量流入香港书市以及学校等文教部门。回归前，仅1994年内地来港文化交流的就有272批3400多人次， 香港作家到内地访问的则有37批，共300多人次。 长江文艺出版社与香港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香港作家作品系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与香港作家联合会也合作出版了紫荆花书系十卷。相信回归后，这种交流与合作必将更加活跃频繁起来。再加之学术交流、讲学、文学评奖、研讨，两地文学事业无疑将得到很大的促进，将达到共同的繁荣兴盛。
再者，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得以发展的三大支柱——学校、社团、报刊，现在在香港尤为稳固、坚强、壮大。香港报刊及图书出版物，按人均的占有率居世界首位，这为文学耕耘提供了充分的园地，而文学社团在以前几乎没有，80年代回归过渡期，作家自觉地组织起来了，先是87年有香港作家协会成立，但成员复杂，倾向右翼，近年来已有改善，与内地有友好往来。88年香港作家联合会成立，创会会长曾敏之，现任会长刘以鬯，回归前夕，会员猛增，成为香港文坛最为活跃，素质最高的文学团体，此外，还有香港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香港文联）、香港笔会、香港文学促进协会等，他们为保障作家权益，推动香港文学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保证工作。
香港的学校体制是比较完整严密的。回归以后，不会变化，然文科的教材，从小学到大学，略有改变，除去了带有殖民色彩的内容，增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内容，这对青少年们打下坚实的中国语言文学功底十分有利。这也是为未来的香港作家进行的有效文化素质教育。应该说，过去某些香港新生的本土作家的水平不算高，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代中国文化素质训练不够，功底不深之故。现在局面改观了，未来就大有希望。还有一大批学校的学者专家教授型作家，他们有丰厚的物质待遇作保证，不需为“稻粮谋”而烦恼，又有志于献身文学事业，他们所从事的严肃文学创作，定将在香港辟出一个新领域，创造出一片新的文学世界，未来执香港文学牛耳者，庶几在兹也。
最后，香港是国际大都市、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之一，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就给香港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用武之地。商场风云，变幻莫测，风流人物，大显身手，大都会的大题材，可以产生大手笔，大作品，也可以撷取小浪花，小篇章，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并驾齐驱；现代派与写实主义竞相争奇斗艳，加之，香港是中国联系世界各地华文作家的一个桥梁和中心，香港更能吸取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经验，促进香港文学的繁荣发展。可以预见，回归后的香港文学，在多元化的自由发展道路上，将会攀登上新的高峰，更创更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