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评价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世界性的历史伟人，伟人对伟人的评价由于非凡的角度和深度，因而其影响也就非同凡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邓小平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历史的要求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一生中多次评价过毛泽东。著名的“三落三起”，就与邓小平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思想有关。但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最集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也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了困境。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因为当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深入下去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四人帮”赖以活动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然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究竟该怎样对待？应该怎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途，与这个问题紧密相联。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老路，即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条是邪路，即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一条是新路，即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正确评价毛泽东成为关键问题，科学评价毛泽东成为历史的要求。
老路是走不通的；邪路是一条死路；走新路又十分不易，科学评价毛泽东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它的艰巨性在于：
第一，历史上看，如何正确对待党的领袖人物，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人们不会忘记，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丢掉了斯大林，也丢掉了列宁，不仅给当时的苏联造成了思想混乱，而且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不仅对国内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绝不是简单对个人的评价，它还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达到科学认识并形成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如，评价毛泽东不能不涉及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很多人把毛主席的每句话当作真理。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意味着反对毛泽东思想，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决定的，而是在长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如，评价毛泽东要涉及到冤假错案的问题。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必须纠正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失当，会由纠正冤假错案发展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是很危险的。再如，评价毛泽东要涉及到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关系。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当时，国内少数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西方人士把批判“四人帮”说成是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第三，党内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思想混乱和不同的认识，很难统一。一方面，在众多老百姓心目中，毛泽东已经由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变成神化了的人物，对毛泽东的评价要考虑到他们的感情，使他们能接受；另一方面，“文革”中受过打击、迫害的一些人对毛泽东抱有偏激情绪，说了过头话。社会上也确实出现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对此，一些老同志表示了担心和忧虑。
第四，对毛泽东的评价会产生国际影响。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表现出热切关心，不少西方国家还以此作为风向标，观察我国道路的走向并据此作为制定对我国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慎之又慎。
由于评价毛泽东的任务极为艰巨，也由于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存在着“左”的认识和右的错误，因此，完成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完成科学评价毛泽东的艰巨任务，而是继续肯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抛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使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并没有马上走上重新奋起的新路，而是陷入了步履艰难、两年徘徊的僵局。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全会依旧没有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十一大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许多人不再讳言毛泽东也会犯错误这个事实，但对毛泽东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是什么，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依然分歧很大，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还未能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认为或希望中共搞“非毛化”，彻底否定毛泽东，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同时，党内和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到错误思潮影响。这表明，科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1]“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2]
历史伟人的贡献往往表现在解决艰巨的历史任务上。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呼唤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历史把科学评价毛泽东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任务。他通过两个关键步骤完成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任务。一个步骤是支持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打破“两个凡是”的藩篱奠定思想基础；另一个步骤是领导全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基本完成拨乱反正。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1年《历史决议》通过，完成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用了5年时间。这表明，科学评价毛泽东进而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团结统一，是很不容易的。
科学的评价 英明的远见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3]邓小平是严格根据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来评价毛泽东的。他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4]
在邓小平看来，肯定毛泽东的功绩，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是为了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党的历史，而且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他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5]
（二）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
如果只肯定毛泽东正确的东西，还不足以解决当时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也不能迈开前进的步伐，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事实。所以邓小平又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进行批评，但要做到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这就是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坚持的两条原则。
那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呢？
第一，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也会犯错误，而且错误还不小。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智慧。邓小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6]
第二，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说，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错误。这些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但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
第三，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抹黑、给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的。”[7]
第四，“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8]
第五，要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毛泽东的错误被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用“四人帮”，毛主席也是要负责任的，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第六，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在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时，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党和国家具体制度中的一些缺陷，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分析毛泽东的错误，不是把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而是着眼于历史背景，从制度上找原因，这折射出他的深邃眼光和理论视野。
（三）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把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邓小平把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划入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进而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这就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扫除了思想障碍。因为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
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把科学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列为最核心的一条。他说：“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9]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有功，也有过，而且功大于过，这个结论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平常，然而当年谈何容易!面对当时教条主义和全盘否定毛泽东这两种错误思想，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历史高度评价历史人物，把毛泽东放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衡量，既勇敢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又顶住因此而纷至沓来的种种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的确需要大智慧、大胸怀!
总的看来，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看错误，更看功绩，把毛泽东放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去考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无论在被打倒时，还是在复出以后，乃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始终如一，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一以贯之。
邓小平之所以能科学评价毛泽东，决不是偶然的。
其一，他拥有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革命阅历，特别是善于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列为这一代。他还说，自己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10]邓小平在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思想，这既包括继承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和勇于纠正错误的传统，也包括继承毛泽东科学评价斯大林的方法。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一次讲话中，还赞扬邓小平在全党倡导按辩证法办事。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英明的远见和清醒的大局意识。在“文革”期间同样受到批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说道：“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11]黄克诚的话道出了邓小平的心声。邓小平深知，对毛泽东的评价，同评价党的历史、开创国家未来紧密相联，在这样的问题上，必须高瞻远瞩，清醒坚定。对此，他精辟地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12]正是英明的远见和清醒的大局意识赋予邓小平过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其三，邓小平有着崇高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文革”结束后不久，尚未复出的邓小平不顾个人安危，明确反对中央负责人抛出的“两个凡是”，又一次承受巨大压力。他的女儿毛毛这样回忆邓小平：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委屈，但在父亲的心中，对于毛泽东，始终是敬重的。这种敬重，不是那种浅薄的服从，不是那种盲目的崇拜，更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附和。邓小平还说，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邓小平在两次遭到毛泽东错误批判的情况下，对毛泽东的评价依然客观，对毛泽东的敬仰依然如初，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
重大的意义 宝贵的启示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意义表现在：
——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党的历史，维护了党的形象。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恢复了历史的原貌。因为，毛泽东这几个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也不只是毛泽东的一生。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篇章，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现实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历史的延伸和发展。一个否定自身光荣传统的党是没有前途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彻底否定自己的历史，就会丧失执政资格，无异于自己打倒自己。相反，邓小平肯定毛泽东，肯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维护了党的形象，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一些共产党相继失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巍然不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依然巩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凝聚了人心，凝聚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是一座丰碑，毛泽东的名字、思想和精神不仅仅与现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已超越意识形态的范畴，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像挂在天安门，实际是树立了国家的象征，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我们党作出的《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历史，提出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这既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使人们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又结束了思想混乱，通过解放思想达到了统一思想，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建设。
——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自他对党执政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思考。今天，我们在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时，喜欢用“改革开放以来”这几个字来描述。“改革开放”这几个字看起来很平常，然而提出来却很不容易，这是邓小平在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时经过反思才得出来的。邓小平发现，毛泽东的错误固然与他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则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由此出发，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对于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贡献，先后会晤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作过客观的评价：“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勇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13]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不仅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我们处理今天一些思想理论问题也有宝贵的启示。
启示之一：既要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又要维护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地位。
历史和现实表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现在，国内外还有少数人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有的由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到反对中央权威，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事实上，外国人把维护杰出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与维护国家的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华盛顿是美国的象征。拿破仑是法国的骄傲。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被挂在总统椭圆型大厅外长廊的墙上，法国许多重要场所和建筑物以历届总统的名字来命名。不能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过错，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他们的崇敬，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也启示我们，要从党、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领袖的威信和党中央的权威。
启示之二：要处理好坚持毛泽东思想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邓小平在《历史决议》通过后，始终强调要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不动摇，坚持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4]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5]苏东剧变表明，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多么富有远见。
但是，有了邓小平理论之后，少数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了困惑。有人提出，既然邓小平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那就可以不要毛泽东思想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这个体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即前承马列主义，后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但继承不是重复，发展不是代替，毛泽东思想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价值，此其一；其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套理论体系，而且是一面旗帜。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方向，它昭示着一种思想信仰、一种民族精神；其三，我们既要讲新话，又不能丢“老祖宗”，因为丢了“老祖宗”，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逃脱不了枯竭的命运。历史表明，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习马列主义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同样，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习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
启示之三：要从科学体系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要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论断指导着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邓小平理论形成后，江泽民提出要把邓小平理论当作科学体系看待。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后，胡锦涛也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就是说，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到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中去理解，而不能抽去它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要从整体入手，而不能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从个别词句出发肢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能把它片面化，同时，又不能把它庸俗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科学体系。因此，也不能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凝固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万古常青，就在于它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在于它在与时俱进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如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也表明，只有从科学体系上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篇末，讲一个历史实事。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对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评价，同时也对自己作了一个评价。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16]是的，他一生“三落三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他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尤其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科学公正，而自己却不居功、不诿过、不突出自我，这体现了他的崇高风范和磊落情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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