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现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进路——从动力学机制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力学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世纪初亚历山大（S.Alexander，1920）、摩根（C.L.Morgan，1923）、布劳德（C.D.Broad，1925）和斯密特（J.C.Smuts，1926）等一批英国学者提出早期突现论哲学以来，在复杂系统突现论及其哲学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生争论，现在这一争论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了。它不仅涉及到诸如突现的界定、突现的性质、突现的规律等复杂系统突现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有关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以及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在“问题丛林”之中转换一种进路，从“突现的动力学”角度来研究复杂系统突现的机制，以期使讨论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问题转换：从静态的突现研究到动态的突现研究
复杂系统科学出现以前的突现问题，特别是英国突现学派提出的突现问题是静态问题， 即从静态的观点来探讨突现性质的表现以及突现性质与作为它的依随基（subvenient）的组成性质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突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所谓突现就是高层次的事物整体所具有而其组分所不具有的且事先不能由此加以预测的特性。例如生命之于无生命的物理化学特性、心灵之于神经细胞的生理活动，就是一种突现。早期的突现主义者看到了整体与部分的区别，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whole is more then its parts）或“整体优于它的各部分”（whole before its parts），其典型的例子是心理学上的格式塔变换。然而，他们只承认突现是一个事实，至于为什么有这个事实则不甚了了。他们研究的前提是那整体已经存在，其任务只是研究它与部分有何区别及联系。
由于通过对一个系统整体所包含的组分的行为分析，不能演绎地推出和明确地预见到那使人惊讶的整体的突现性质的新奇现象，英国早期突现主义者便宣布突现性质本身的出现是不可解释的，因为如果能演绎地将它解释就不是突现了。这种表面上的悖论阻碍了他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亚历山大的一段话是这种态度的代表：“突现质（emergent qualities）的存在，正如一些人说的，是一种狂野的经验事实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我宁愿这样说，是研究者必须以一种‘对自然的虔诚心’来加以接受的东西，它无可解释”。（Alexander，pp.46—47 ）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经验主义的态度：我看到它，我以一种自然崇拜的态度接受它，描述它，关于它的由来，我不去探究，也无需去探究。
可见，静止地看待具有突现性质的整体与它们组成部分的关系，将突现性质看作是一个永远不能打开的黑箱，对突现采取一种完全经验主义的、自然崇拜的态度等等，这些就是早期研究者对突现的观点和方法。当然，早期突现论者这样做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当时尚未发展出一套复杂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数学工具和计算机技术，人们还无法深入探讨突现形成的机制及其哲学问题。
经过20世纪后半叶系统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对混沌、元胞自动机、遗传算法等的研究，我们对突现问题的探讨已经可以并且必须进行问题的转换了：从突现如何表现转变为突现何以可能，从研究突现的静态特征转变到研究突现的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只有分析突现的动力学，即分析突现形成的动态过程，我们才能把握突现的基本特征，从而搞清楚应该如何定义突现，如何考察突现的机制及意义等等。
对于突现性质和突现机制到底应如何进行动力学的研究？我们认为，需要按系统分类分析几种不同复杂系统的类型，结合自组织等复杂系统理论来动态地考察它们相应的突现性质与机制。范冬萍、张华夏在《论系统的分类系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从一般系统到复杂适应系统的外延上的包含关系的序列：一般系统
开放系统控制系统自组织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对于复杂系统而言，有三类系统（即自组织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和多层级具有中央控制的系统）的动态机制需要分别进行研究。
二、混沌边缘上的自组织
自组织就是初始的独立组分间相互作用而导致一个全局的相干模式（Pattern），即空间、时间或功能的构型（configuration）的自发的创生过程。 普利高津和哈肯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自组织都进行过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我们只是从自组织的动态过程中，来分析宏观突现特征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形成及其机制问题。
1.突现是一个由独立组成元素经局域的相互作用进行到全局组织秩序的自发过程普利高津研究自组织过程的案例是贝纳德卷筒（Benard rolls）。哈肯研究自组织过程的案例是激光和磁化。磁化可以作为从无序的微观结构到有序的宏观构型的典型而通俗的案例。在一块铁的磁化过程中，开始由于温度比较高，作为铁的组成元素的基本磁体即磁旋，在热运动的冲击下混乱而无序，磁力相互抵消，宏观的铁块在磁性上相互对称，各向同性，整体上没有磁力。随着温度的下降，热骚动减少，各磁旋不可忽略地影响它们的邻域磁旋，若干个磁旋会指向相同方向，这就是所谓局域相互作用。通过自组织从局域性相互作用进展到全局性的相互作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所有的环节都紧密相联，所有的磁旋都整齐划一地排列指向同一个方向。知道其中一部分磁铁的南北极，便可以预测整块磁铁的南北极，因为已有一个宏观的规律形成了。
由此可见，突现是一个从组成元素的局域相互作用进展到全局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越过某个临界点（分叉），全局性的新性质、新规律就会出现，这就是突现的产生。之所以被称为突现，那是因为全局的整体序相对于组成部分的局域相互作用来说具有不同的构型（整块磁铁的南北极）、不同的行为规律（磁化规律）、不同的结构功能（用于指南针、发电机、吸铁器等）。新颖性突现是由全局性的组织产生的，所以不能还原为局域的相互作用。同样，在贝纳德卷筒中，其宏观液体的旋转方向和群体运动这些特征在独立水分子的局域运动的描述中根本不被定义也不能定义。这就是英国著名系统科学家切克兰德（P.Checkland）所说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描述语言，“单层次的认识论和单层次本体论都是不可能的”（Checkland，p.98）。
2.突现是通过涨落、分叉而达到整体有序的过程复杂系统突现出现的特征是非线性的，它的形式表达一般是非线性方程，其方程的解常常有好几个。这在实际的自组织过程中就意味着系统有若干个可能达到稳定构型或稳定的宏观模式。
正因为这个过程是自组织而不是他组织，所以就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构型或模式被预先规定。在磁化的过程中，磁旋将向哪一个方向作出整体排列是不确定的。处于临界点上的磁体，可能有好几个不同方向的局域性的磁化组织出现，但哪一个将在竞争中获胜，占据统领全局方向的地位，是非决定性的和不可预知的。在临界点上，某一个偶然的涨落因素如果使较多的几个磁旋朝某一方向整齐排列，会导致其邻近的磁旋也跟随它进行排列。这个方向越占优势，跟随者越多，而跟随者越多，这个方向也就越占优势，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直至所有资源用尽，形成一个自组织突现的新构型、新模式。此后，负反馈转而会占支配地位，使新构型、新模式成为自我稳定的新结构。按系统动力学的观点，这就是系统的状态轨线落入一个特定的“吸引子”中。或者说，在几个可能的吸引子中，这个吸引子在竞争中取胜。这种因涨落而导致发展的分叉结果，可以看作对系统的发展作出了一种“选择”。但“选择”本身也是随机的，正如普利高津所说的：“系统将如何选择？这里有一个不可约化的随机因素，宏观方程无法预言系统将取的路径，转向微观描述也无济于事，（因为对流层顺时针旋动还是反时针转动）对它们没有任何区别。”（普里高津和斯唐热，第207页）
从突现形成的自组织动态过程看，突现性质显然具有不可预测性的特征。即使具备了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完备知识，我们也不可预见到整体所具有的突现性质，这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人类认识的界限问题，而且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即复杂系统自组织动力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性质。
3.突现与“生命出现于混沌的边缘”对复杂系统突现性质出现的条件的新近研究成果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复杂系统的突现出现于混沌的边缘，生命的出现就是这样。
混沌与上面所说的由环境引起的涨落不同，“它是决定论系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内在随机性（inherent randomness）。”（郝柏林，第41页）在这里系统的方程不含随机项、随机系数或随机初始条件。但混沌学的研究表明，这种方程在某个参量的特定变化范围里，它的解或结局像掷骰子一样，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它对初始条件极度敏感，最后无序地进入“奇怪吸引子”中。德国哲学家Achim Stephan 对于这个成果所产生的突现的哲学意义作了如下评论：“这最精确的科学似乎又将我们带回到突现论的出发点之一。……对决定论混沌的考察却表明存在这样的系统，它们可以产生原则上不可预测的结构，因而可能展示结构突现行为。”（Stephan，pp.77—93）
表明这个混沌行为的典型方程就是逻辑斯蒂迭代方程：x[，n＋1]＝λx[，n]（1－x[，n]）。随着参数λ的变化，系统行为将出现下列四种不同的状态：（1）当0≤λ＜1时，系统是稳定有序的，不论初始条件x[，0]为何，系统状态最终收敛于0。（2）当1≤λ≤3时，系统仍然是稳定的，系统最后收敛点即稳定不动点q=（λ-1/λ）。（3）当3＜λ≤1+
时，对于任意初值x[，0]，随n→∞，迭代序列无限趋近于ε[，1]，ε[，2]，ε[，1]，ε[，2]，……，即系统出现周期2解，当X＞1+时，随λ的增加，系统出现倍周期分叉解，即2→4→8→16……。（4）当λ＝λ[，∞]＝3.56994……时，系统进入混沌区。 研究表明，具有丰富的整体突现的相对稳定的构型，显然并不存在于（1）、（2）这两个僵硬平衡、过分有序而只能用决定论来加以描述的区域中，也不存在于完全不稳定的混沌区，即区域（4）中。它典型地存在于区域（3）。这一区域既不过分远离平衡态，以致于它的组织不能形成，或即使形成也随时有立即瓦解的危险；也不过分接近平衡态，以致于失去多样性陷入静止的平衡或定态中。这就是巴克（Per Bak）所说的“自组织的临界状态”（Bak，p.16）和朗顿（C.G.Langton ）所说的“混沌边缘的状态”（Langton，p.1）。 而近年来有关元胞自动机的研究则完全证明了这个区域分类，以及突现与生命产生于混沌的边缘。
三、适应性的约束生成过程
以上我们概括了自组织科学对突现机制研究的几个要点。它表明：在系统中，相对简单的组成元素以相对简单的有统一描述的规则进行相互作用，从局域的相互作用扩展到全局的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过程中，在混沌边缘上会形成丰富多样的复杂性的整体稳定构型。它通过随机的、分叉的、正反馈的道路形成，选择落入某个吸引子，又通过负反馈使自己稳定下来。在这里作用就是约束。联系与作用越多，稳定性便越大，自由度就越小，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受约束的生成过程。自从美国圣菲研究所及其他学者将适应进化和选择引进自组织研究，创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以后，对复杂系统突现动力学的一般模型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自然选择与系统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通过在混沌边缘上的涨落、分叉和自组织，系统会从组成部分的随机运动中创生出各种多样性的宏观构型。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组织构型都能存活下来，这里有一个外界环境的选择过程，混沌边缘上有相当丰富的宏观构型可供选择，那些能适合环境的构型能稳定、保持和生长繁殖，而不适合的构型则会在环境的选择压力下瓦解。当代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进化的系统理论，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理论推广到解释一切突现现象中去，包括各种物质结构层次的突现，生命大分子的突现，生物有机体内部器官（如大脑）、功能（如认知）、性状与行为的突现，生态系统的突现，科学、技术、文化和经济系统的突现，等等。这种广义的进化论或广义进化机制有两个基本要点：
第一，自发的多样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spontaneous variation）。这里的多样性指的是存在着宏观构型种类的多样性和同一种类的构型在结构功能、行为性状上的多样性。系统的突现类型越多，其中包含适应环境的类型的概率就越大，从而进化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而某类系统的结构功能、性状行为的多样性和变异性越大，它就越能对抗环境的干扰，从而被环境选择的概率就越大。人体的免疫系统之所以能对付从环境中入侵的各种各样的病菌病毒，就是因为人的淋巴细胞有足够的多样性和可能的变体，当特定病菌病毒入侵时能选出某种变体加以复制以专一对付入侵者。控制论创始人之一W.R.艾什比曾提出必要的多样性定理以说明系统要适应和控制环境、对付外来干扰，必须有足够的多样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则说明这种多样性与变异能自发地产生。而复杂适应系统的组成元素，即行动者（Agent），则能通过对环境进行建模而具有多样性适应能力。
第二，系统的选择保存原理：系统构型不同的突现体，各有不同的对环境的适应性。这里所谓适应性就是它的生存概率，用适应度F（x[，i]）来衡量（x[，i]表示第i种x突现体），则有：
F（X[，j]）＝∑[，j＝1][n]P（x[，j]→x[，i]）△t[，i]－∑[，j＝1][n]P（x[，i]→x[，j]）△t[，j]
其中i，j∈｛1，2，…，n，｝P（x[，j]→x[，i]）为x[，j]转变为x[，i]的概率，P（x[，i]→x[，j]）为x[，i]转变为x[，j]的概率。△t[，i]表示x[，i]的平均寿命。该公式为比利时学者F.海里津提出（Heylighen，p.1），其中第二项和△t[，i]的因素是我们根据艾根的超循环理论中的“选择的力学”对这个公式的修正和补充。（参见艾根和舒斯特尔，第24页）
所谓选择就是系统的变异体或突现体的多样性在环境的压力下的减缩过程。这个过程使一些不适应环境的系统突现体、可能性与替代方案被排除，这就是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理。
复杂系统突现进化还必须有一个保存与传播的机制，使适应环境的被选择的变异体或突现体能保存下来，传播出去。这对于生物物种来说，是一个遗传机制；对于生命大分子来说，是一个复制机制；而对于社会系统来说，则通过人类的语言、学习过程、文化传统、科学规范等“文化基因”来实现。对于现在称之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机制，前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坎贝尔（D.T.Campbell）将它概括为：“盲目自发的变异与选择的保存”（Campbell，p.42）。
2.适应性行动者的建模与学习过程 复杂适应系统是具有建模和学习功能、从而适应外界环境的自组织系统，以及由这些系统作为元素（被称为行动者）组成的系统。对于这类系统来说，系统不但具有突现的性质，而且这些突现性质是自主地进化的。
自然选择将复杂系统推向混沌边缘，选出其最适者。但这些系统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或行动都是最佳的或最适的。特别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许多系统行为将变得不适应于环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环境来决定哪些行为是最适的。其代价是使那些具有某些不适应的行为的系统有崩溃与毁灭的危险。于是，复杂系统便发展出一种建模的功能。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建立有关环境的内部模型（modal）或图式（schema），以这些模型或图式来决定它们的行为，并在行为的反馈中检验和修改这些模型，以这些模型来判断其可能行为的适当性或适应性。这些模型事实上就起到坎贝尔所说的“代理选择器”的作用。或如波普尔所说的，以其内部模型的更新或更替来代替这些组织的崩溃或毁灭。圣菲研究所M.盖尔曼和J.霍兰等人都详细研究了适应性行动者的这种建模功能，并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模拟这种功能。霍兰指出，适应性行动者在从外界环境获得信息（刺激）到它对环境做出反应并改变环境的适应性行动之间，有一个以内部模型来处理信息的过程，这个内部模型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用符号串来表示的规则组成。这些规则的形式表现为“如果……则”的法则：“如果x则y”、“如果y则z”等等。内部模型中有足够数量的这些规则，选择这些规则连成一串，如果导致行动的成功则这些规则的适应度提高，否则其适应度下降。于是他给内部模型的各组成部分即诸多的规则，分派不同的适应度，创立了“传递水桶算法”（bucket brigade algorithm）来计算这种适应度。这就是一种学习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或计算机自学习理论。进一步，他又模拟生物遗传过程，将这些符号串看作是染色体中的基因序列，看作是可交配（即交换符号串中的某些符号）的和可以突变的（作为规则的符号串的某些符号发生随机改变）。这样，适应性行动者的内部模型中的规则便有了一个创新和进化的过程，内部模型便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这套方法即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传递水桶算法与遗传算法不但在实践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而且在理论上阐明了适应性行动者的建模与学习机制，以及复杂适应系统突现的内部进化机制。有了这个机制的分析，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复杂适应系统的突现所出现的新奇和意外现象层出不穷。
3.复杂性与突现的受限生成过程 圣菲学者将适应性行动者的内部适应和学习模型进一步向一切复杂适应系统推广，试图建立一个理解复杂系统突现现象的普适理论。霍兰等人发现，突现现象的产生，复杂适应系统的许多永恒的未知性和新奇现象，比如在棋类游戏中的各种新棋局，神经网络中的识别、记忆、同步、层进等新突现功能，都起源于它们的组元，即都是适应性行动者依照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进行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霍兰将这一过程叫做受限（或受约束）生成过程（constrained generating procedures）。其意思是说复杂适应系统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状态空间，是这些简单规则在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约束了这个状态空间。而这些简单规则，包括基本规则和补充规则，又会在适应性行动者的学习过程中发生改变或重新组合，于是“任何受约束的生成过程都表现出涌现特性”（霍兰，第139页），造成千变万化的突现现象。
这种受约束生成过程主要有两个要点：第一，从特定功能的观点看复杂适应行动者，它是一种“机制”或实现一种机制。它起到一种转换函数的功能：将某种输入和行动者的状态转换为输出或下一个时刻的行动者状态。这个转换函数或机制对应着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则或各种行为的“游戏规则”。它相对说来是简单的，但它迭代地不断对过程发生作用，其效果则是复杂的。第二，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基本机制不止一种，它是一个集合。这些机制相互联结或形成一个网络时，就获得了一个受约束的生成过程，突现与复杂性便由此而产生。这个联结表现为某个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另一个机制的输入。有不同的联结和相互作用就有不同的突现现象的输出，当这种联结甚至这些机制因学习与适应在过程中发生改变时，就明显地看出由此产生的突现现象和突现性质是不可还原为系统组成要素的基本相互作用及其原初的初始条件的，因为这些初始条件、 边界条件和界面函数在受约束生成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预期的变化。受约束生成过程正好说明突现以及突现不可还原性的生成过程。机制组成受限生成过程，受限生成过程之间又可组成高层次的受限生成过程，由此层层叠加，组成了受限生成过程和突现的层次结构。
四、多层控制的元系统跃迁
前面所述的复杂系统突现的动力学机制只限于没有中央控制的自组织适应系统的突现机制。不过上节第2 点已谈到了复杂适应行动者通过内部建立模型以适应环境及其变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内部模型更能与真实环境相适合，就不可避免要发展出一个分离的子系统（例如神经系统或大脑），这样自组织的范式就转换为集中控制的范式。关于这类系统的突现机制，美籍苏俄学者V.F.图琴和美国学者W.鲍威斯用创立的元系统跃迁和多层级控制理论作了较好的论证。
1.元系统跃迁 所谓元系统，就是由被控系统S与控制者系统C'组成的新系统S'。这里S通常有一种方法复制自己，所以S是一个系统的类。C'代表一种控制机制，控制S[，i]的功能与繁殖。S'是一个新的系统，创造了一种新的活动类型和作用方式A'，叫做倒数第二层活动。因此，元系统具体可定义为S'＝C'*（S[，1]＋S[，2]＋…＋S[，n]）。
所谓元系统跃迁，就是由S转变到S'，即S→S'，或
S→S'＝C'*（S[，1]＋S[，2]＋S[，3]＋…）
其行为方式的跃迁为：A'＝A的控制。
这里S'和A'都是一种突现：新的行动者的出现和新的行为方式及行为式样的出现。图琴指出：“一个元系统跃迁是新控制层级的突现，常常伴随着先前存在的许多系统的整合”。“一个元系统跃迁是一个物理过程，是一个创造新的行动者的特殊类型的行动。我们将把这种行动称为一种突现。行动者进入存在，又走出存在。有一个哲学上的老问题：怎样区分简单的（量的）变化和真正有新事物突现的情况？即突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理论里这个直觉性的要领被形式化为一个新的行动者进入存在了。一个行动可以导致新行动者的突现。”（Turchin，1999，p.22）
图琴用元系统跃迁的概念解释了几乎所有的单细胞生物通过元系统跃迁成为多细胞，再进一步通过多次元系统跃迁而专门化，成为组织、器官、有机体。人类大脑的突现、个人组成社会、军队的出现等等，都是元系统跃迁的结果。在《科学的现象》一书中，图琴揭示了生物与文化进化的元系统跃迁之主要阶梯，从器官的表观运动到人类文化的运作：对位置的控制就是运动，对运动的控制就是应激性（简单反射），对应激性的控制就是反射，对反射的控制就是联想（条件反射），对联想的控制就是人类思想，对思想的控制就是文化。这样图琴便称进化最重要的事件是元系统跃迁，它是“进化的量子”，而进化是元系统跃迁的“量子阶梯”。
2.倒数第二层分叉增长规律 图琴指出，子系统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它们进化发展的终结，我们不应该想象这些系统S[，1]，S[，2]，S[，3]……在控制装置C'突然“从上面”产生之后就会大量繁殖。相反，当子系统A[，i]的数目仍很少时控制系统已初步形成了，这是自然选择与试错法唯一能够起作用的方式。在控制系统C'已经形成并有大量子系统S[，i]繁殖的情况下，在这过程中无论A[，i]还是C'都精确化，并得到改进。只凭子系统C'的控制结构的出现，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子系统S[，i]就迅速增长并在同类系统中占支配地位。当C'被证明对有机体具有优越性时，即它被自然选择上时，元系统才从系统中分枝长出并迅速增长。这就是图琴所说的倒数第二层分叉增长规律，这个规律可以看作是元系统跃迁的动力学。由于这种发展，系统便不断增加自己的控制层次。鲍威斯指出，这种有中央控制的复杂系统一直发展出“强度、感觉、构型、转换、事件、关系、范畴、序列、程序、原理、系统概念”（鲍威斯）等十一个控制层次。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中央控制比起一般自组织系统的分布式控制有许多优点，然而某些层次上的中央控制也必须建立在分布式自组织控制的基础上。例如宏观调控的中央控制必须建立在分布式控制即市场自动控制的基础上。当然，我们的人体有一个司令部，这就是中央神经系统的11层次控制组织。但是指挥部又是怎样被控制的呢？如果只承认中央控制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控制指挥部的指令来自“心智中的心智”、“脑中脑”，这就是所谓“小精灵”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中央指挥部”有一个分布式的自组织功能，这就是神经网络的分布式的自组织控制。
五、结论
我们通过转换突现问题的研究进路，力图从科学和哲学上对突现作动态的把握。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于复杂系统突现的特征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突现就是复杂系统所具有而其低层次组分所不具有的整体性的非线性特征，它不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颖性，这种新颖性是不能从其组成部分及其局域性的相互作用中加以预测的，也不能演绎地还原为前者。一个具有突现性质的系统是一个新的行动者，它对其组成部分有下向的因果关系。
我们进一步通过对复杂系统中的自组织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和多层次中央控制系统的突现机制的研究，试图从动力学角度对复杂系统突现的机制进行探讨。它的基本思路涉及到：复杂系统的可能性状态空间，对状态空间的约束，涨落、分叉与混沌边缘，通过正反馈和负反馈而达到某种吸引子，即适应性自稳定状态并形成构型与模式，通过选择而达到合适的进化，等等。本文概括的复杂系统突现的动力学机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上述理念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