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与发展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逻辑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9-0190-06
政治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就全球范围而言，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应该是各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政治发展实践的产物。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初步成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在政权制度上，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城乡社区，实行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政治现代化模式既有别于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话语大相径庭，是完全中国化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一道路，本文在考察其形成演进轨迹的基础上，阐述了它的现实特征，并描绘了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未来发展取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轨迹
政治发展道路也是历史的。从历史进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看到这一道路经过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的探索与实践，有着自身的演变形成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一)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或者模式问题的探索，严格意义上讲，自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已开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开始思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架构了。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适合的，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P135-136)及至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再次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P147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曾很大程度上照搬苏联模式。1955年底，毛泽东察觉苏联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就在党内首先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3](P69)1956年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事件被揭发出来后，毛泽东说：“要引以为戒”，“老房子不尽如人意，需来一番改造了”。[3](P23)此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问题的充分暴露。毛泽东开始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书本当教条，也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十大关系中有四对涉及民主政治建设，围绕这些关系，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其中许多见解成为长期指导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方针。比如，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几个党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3](P34)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有过正确审慎的探索。但颇为遗憾的是，他未能坚持住这一正确的方向。反右运动开始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遭到挫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初步形成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邓小平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重新予以思考。早在1979年3月，他就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P3)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不断深化，其间遇到了政治体制的阻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始突出。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从1985-1987年上半年间，他多次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P176)并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4](P164)一方面，邓小平极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同时，邓小平对中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有着充分的认识，对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方法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邓小平一直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不确定性，邓小平着力倡导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江泽民坚持了邓小平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政治发展理论和主张。江泽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中：一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是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能否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五是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六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5](P144)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此次会议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在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上论断，事实上已从宏观层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轮廓基本形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完善和发展
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在争论中继续推进并不断深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解放思想，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迈向了更高的台阶。在改革、稳定、有序的状态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立法速度加快、质量提高、过程公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权入宪，提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想和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包括：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新命题；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发展人民民主的新举措和发展党内民主的新办法，等等。
这一系列新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民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特征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和实践找到的正确道路，具有世界上其他政治发展模式所不具备的现实特征。充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特征是正确把握并坚持这一道路的关键所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脱胎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生态系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脱胎形成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当中。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在经济基础以及政治文化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由此使得中国政治发展之路根本无法全盘遵照西方民主化的路径而必须重新设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经济体制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客观地讲，目前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国家对市场的功能替代还较为常见。这一“市场经济体制”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有较大距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原本两者就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市场经济的不完全性，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另外，就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而言，民主意识的缺失，仍为不争之事实。中国具有两千来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除极少数情况外，中国政治形态一直无多大变更，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的支配。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6](P187)这无疑是洞悉中国政治文化要义的精辟之见。民国初年，“美国政治学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期间曾经指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法制，个人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7](P210)邓小平在谈及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时也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8](P332)以上所述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不足，给了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以很大的制约，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呈现出明显的渐进性特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特殊的动力机制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遵循着自身的演进逻辑，具有自己的动力推进机制。从其动力机制的特点来看，呈现出由政府主导与危机推动相结合的特点。
政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来。简言之，政治发展就是国家控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状态、格局和趋势。目前，我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无论是改革发生时，抑或改革进行中，“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始终未能触动。由此决定，中国最初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一场“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在这种改革过程中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政府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独立地制定并实施改革方案。由于政府在改革问题上有实力决定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路径的选择自然地要屈从于政府的理性和权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消长变化，单纯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显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危机推动开始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2003年的非典危机后，危机推动的动力模式在中国政治发展领域渐趋明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自身特殊的演进规律
走政治改革与政治建设相结合的道路，通过政治建设来巩固政治改革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突出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基本上沿袭的是革命时期的“先破后立”的思维取向。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试图以此指导思想来规划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图景，以至于最终爆发“文革”那样的政治灾难。政治革命条件下，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是惯常的一种形式。但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显然不适合于政治建设。如果在政治建设条件下仍然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就无疑会造成一种既无新体制又无旧体制的政治真空。旧的体制业已破坏，新的体制却无从建立，到头来最终还得恢复以前所破坏的，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导致循环重复建设。这种做法，表面上说是推进政治发展，其实质却与政治发展背道而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政治发展领域开始了伟大的转折，表现在认识领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思维方式的确立。一般来讲，在政治建设时期，显然要以维护现有政权为目标。因此，在具体操作层面，必须要充分利用固有的政治资源并不断发掘出新的政治资源，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以巩固现存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俞可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呈现出“增量民主”的特征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增量民主”的表述，也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特殊的演进逻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未来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观选择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中国政治发展领域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必须进一步确立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理念
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的目的问题。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政治发展同样面临政治发展的目的问题。政治发展道路在“以什么为本”这一根本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区分一种政治形态是否进步的根本标志。资本主义之前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是以神为本，人们主要从虚幻的神灵中获取政治的价值与动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使社会发展进入以物为本的阶段，金钱主宰政治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无法超越的藩篱；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进入以人为本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以人为本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根本点上说，我们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极其广泛的经济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演进逻辑，就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调整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完善，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得以实现。就这一演进逻辑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必须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始终，要成为不断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线。
(二)必须探索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发展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结构日益多样化，社会阶级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人民内部利益要求复杂多样，利益矛盾日益增加，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凸显。在此情况下，必须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转变。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控制，即实现法治。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
(三)必须培育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伦理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政治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伦理的异化。政治领域中大量存在的腐败现象，政治行为中的低效率等负面的东西，带给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对法律的不尊重，对道德的亵渎，对诚信的鄙视。导致这些局面的深层原因，主要还在于政治伦理建设方面的问题：一是利益分配环节明显的欠公正，群众正当的利益没有很好地得到保护与满足，没有体现公平与正义。二是基于民主政治体制不完善情况下的政治伦理缺失。部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有的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极大地破坏了自身形象，恶化了干群关系。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践中比较迫切的任务，除了加强显性的法律制度建设之外，相对内隐的政治伦理建设也还任重道远。
(四)必须构建适应网络时代的民主政治发展机制
当今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截至2009年1月，中国网民已突破3亿人，而且还在以每月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增长。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激增，以及网络的开放和自由特性，使得网络成为表达民意诉求的重要平台。可以明显看到，网络的巨大影响早已透过社会，渗透到政治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领导者的思维和理念。不仅如此，网络还正在向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以及政府治理等各方面渗透，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增添了许多鲜活的内容，进而催生出所谓的“互联网政治”。“互联网政治”的基本内涵是指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实际上是行使民主权利，其性质就是民主政治，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和新途径。中央党校的沈宝祥认为，“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日益丰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新表现。“互联网政治”让“提问与答疑”成为一种有效的舆情机制。领导人上网了解民情，政府上网公开政务，公民上网表达意见，互联网上的“政治互动”不仅改变着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日渐深入地改变着现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互联网带来的政治生态转变也正深刻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构建适应网络时代的民主政治发展机制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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