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传记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理论反思
从欧阳凡海的半部鲁迅评传算起，迄今已有60年了；如从王士菁的第一部全本鲁迅传算起，也已有整整半个世纪。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众多的鲁迅传，形式日益多样，内容逐步充实，水平明显提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又不能不承认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传主鲁迅相称、达到世界传记文学高水准的鲁迅传。
我们不能不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反思其中的原由。
反思原由之前，我们需要先想一想鲁迅本人究竟希望人们怎样去写他的传记？这样，就自然回想起前文引述过的鲁迅赠给增田涉的郑板桥那两句诗：“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其实就是鲁迅对后人提出的告诫，告诫人们在写作他的传记时一定不要采取盲目赞颂的谀墓的态度，而要作入木三分的深刻、精辟的科学批评。实际上，真正有识见的文化伟人对后人都作过类似的要求，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就对准备为他作传记的人说过：“有一天你会替我作传记，你要说老实话。无论你怎样写，都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都要放进去。……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它们不真实。我国许多的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等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注：转引自朱文华著《传记通论》第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这不禁令人想起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所讲的一个人死后见到自己的墓碑过谀因而躲避的自白：“墓前忽见一巨碑，缡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象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居于此。……”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俱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俱存，诳亦何荣？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这个故事正表现了有识之士对谀墓之风的憎恶。鲁迅也倾吐过这种耽心：“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陷入文人最“值得悲哀”的境地（注：《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因此，为鲁迅这样的伟人作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谀墓，坚持求真。
其实，西方传记学早在18世纪就已完成了从谀墓到写人的现代转变。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传记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总是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仪表举止笨拙滑稽，并且无不被描绘得尽善尽美。他们作传的目的就是为了颂扬，所以必然为尊者、贤者、亲者讳，把传主塑造成理想的完人。这种谀墓之风，被鲍斯威尔扭转了。他所开创的近代传记重在表现特定时代环境里的人生，完全用写实的方法，如实地暴露传主的缺点，还传主的真面目。对此，麦考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道：“如果荷马是第一名诗人，莎士比亚是第一名戏剧家，德莫西尼士是第一名演说家，那么，鲍斯威尔便毫无问题是第一名传记家了。”（注：转引自朱文华著《传记通论》第8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因为这种传记学的现代性转变是与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转变，传记学就不能算是走上了现代的科学轨道。
相比之下，中国传记学的现代转变实在来得太晚了，就鲁迅传记学史来说，是80年代才开始有所觉悟，90年代才出现比较明显的成果，但还很不圆满。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的进程实在是太缓慢了。然而，要推出科学的、现代的、全新的鲁迅传，把鲁迅研究提升到真正成熟的科学境界，就必须加速这个进程。
除了加速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的进程之外，就鲁迅传记学来说还有必要反思以下有碍水平提高的原由：
一、主观与客观。“写出我心中的鲁迅”——这一口号从80年代起就在鲁迅研究界叫得很响。由于鲁迅传是对鲁迅生平、著作和一个时期鲁迅观的比较全面的反映，所以鲁迅传记作者对这一口号更为热衷。确实，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鲁迅，每一个鲁迅传记作者实际上都是在描画“自己心中的鲁迅”，没有主观色彩和个人特色的鲁迅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容许主观随意性的泛滥。现象学认为：呈现在我们意识经验中的事物是现象，不是事物的本体。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和主观想象，而只是以卓然独立于外的静观态度和恬然澄明于内的平静心境反省自己呈现出来而显示给我们的“现象”，从而尽力还原近于真相的本体，达到相对的客观性。以此推理，“自己心中的鲁迅”是呈现在我们意识经验中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不是鲁迅的本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必须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和主观想象，冷静地反省呈现于“心中”的“现象”，尽力还原近于真相的鲁迅，达到相对的客观性，而不是从主观需要出发，对鲁迅进行任意的改造与歪曲。鲁迅传记学史的实例充分证明：从一时一派的政治功利出发杜撰的鲁迅传，即使出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之手，也只能成为扭曲之作。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必须永远记取的。
要克服主观随意性，达到相对的客观性，还必须善于从鲁迅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思考，避免以现在的标准苛求鲁迅。不同的时代，对鲁迅有不同的阐释。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这种创造必须是符实的，不能是臆造的。阐释学之父——狄尔泰认为：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产物靠“重新体验”或“设身处地”、即想象你在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下，作为你研究的那个历史人物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会有什么喜怒哀乐。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倒向共产主义一边，如今我们应该进行一下“重新体验”，“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在当时当地做出这种抉择的心理动因和时代条件，不可按照现在的情况持简单的否定态度。
二、史料与文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搜集、积累，鲁迅的生平史料应当说是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了。当然，并不是说史料工作已经到头了，事实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不仅鲁迅本人的生平史实需要进一步挖掘、考证，鲁迅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的背景资料更加需要大力搜集、整理，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的鲁迅传有一个厚实、宽广的基础，开出一派崭新的天地。但是，无论怎样说，鲁迅的史料终究比其他现代文化名人详备、丰富得多，写好新鲁迅传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将丰厚的史料熔炼成完美的文本。
鲁迅传记学史的诸多实例充分证明：仅将鲁迅的有关史料作为长编详尽摆出，无论怎样齐全都不会写成功的。西方传记学的现代转折，也在于纠正了维多利亚时期传记那种因受考证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堆砌材料、繁征博引、篇幅冗长的弊病，要求传记作品“清晰简洁”，去掉所有多余的东西，而不遗漏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传主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和发展过程。西方最杰出的传记作家斯特拉屈在创作《维多利亚女王传》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一反以往传记作品为帝王歌功颂德之风，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把高高在上、凛凛不可侵犯而又有七情六欲的女王，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来写。用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描述女王性格的形成过程，又用其余篇幅反映传主性格形成后的活动情况。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的事件上，由此征服材料，把各种材料融汇成易于被读者接受的形式，熔铸成了给人以强烈印象又和谐统一的文本。从鲁迅传记学史上也可以寻出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林辰先生说过：“研究一个伟大的人物，有些人往往只从他的学问、道德、事业等大处上着眼，而轻轻放过了他的较为隐晦、较为细微的许多地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文章，有时会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的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目、真精神。因此，我们在知道了鲁迅先生在思想、文艺、民族解放事业上的种种大功业之外，还须研究其他素不为人注意的一些事迹。必须这样，然后才能从人的鲁迅的身上去作具体深入的了解。”曹聚仁先生非常赞扬林辰先生的这个见解，特地在《鲁迅评传》中加以引述，并概括为“观人于微”四字，其义就是强调要注意发现那些内在的反映传主性格特征的细微处，予以凸现，不要仅把眼光放在那些外在的表面轰轰烈烈却不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现象上。细读唐弢先生未完成的鲁迅传第一、二章，就会感到他正是深悟此理并刻意去做的，然而有些年轻的作者则尚未悟出此道而仅在贪大求长，不注意把握和刻画鲁迅的性格。
而要在鲁迅传记写作中做到取材适宜，成功地把握和刻画鲁迅的性格，凸现鲁迅思想、作品的精髓，就须努力站到理论的制高点上，将鲁迅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尽览眼底、囊括胸中，磨砺出一种锐利的穿透力和巨大的整合力，从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凝聚点上淘洗、冶炼史料。既不能离得过近，将目光沾滞在眼前琐事上，使得笔力分散，缺乏概括力；又不可悬得过高，看不见那些典型的事例，使得笔下过虚，空泛无力。譬如看一只大象，离得太近了，可能只看到一只腿，甚至厚皮皱折中的蚤子；离得太远了，又会看不清，或者只看到一个黑点。
还须进行精心的艺术构思，建构起新颖独到的艺术框架和委婉多致的抒写路径，将观察、思考的结晶提炼、熔铸成精美、和谐的文体。
另外，还须讲究笔调，锤炼语言，叙述、议论、抒情搭配得当，传主的称谓最好是“鲁迅”，特别是发表《狂人日记》之后更是这样称谓为好。
三、写传与研究。鲁迅传应当是一定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所以鲁迅研究学者在研究到相当程度时往往都有写作鲁迅传的欲望，鲁迅传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研究特点，而且表现了一定时期鲁迅研究整体的水平。反之，鲁迅传也往往反映了作者和一定时期鲁迅研究的整体弱点。例如50年代的鲁迅传都不可能对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有所反映，80年代的鲁迅传有所反映正是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和思想观念有所突破的表现。而直到90年代末期，所出的鲁迅传对鲁迅在学术领域、特别是金石方面的成就涉及甚少以至不敢涉足，也正是当前鲁迅研究学者缺乏这方面学养的反映。而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文学家的学问根柢的重要支柱之一正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金石学的深湛造诣。据鲁迅博物馆张杰先生说：“鲁迅收藏的石刻拓本四千余种，六千余张，保存至今。另据报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至百年校庆共藏石刻拓本一万余张。两方相较，可知的石刻拓本收藏之富。”（注：张杰《鲁迅与“罗王之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又据叶淑穗、杨燕丽所著《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记载，鲁迅对古钱、人俑、古砖等物的收藏也异常重视，深有研究。鲁迅对金石学的研究是贯串一生的，对他的知识结构、个性心理、文化趣味、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等都有浓郁的浸染与深刻的影响，如果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缺乏应有的研究，怎么能反映鲁迅的全貌呢？所以，随着这一空白的填补和鲁迅在学术成就的进一步研究，以后的鲁迅传一定会出现新的面貌。
八、新路设想
著名鲁迅学家吴小美先生在展望鲁迅研究新路向时这样说道：“随着新的研究格局和体系的形成，新的描述语言的确立，一部总结新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令我们‘陌生’并惊喜的语汇写成的《鲁迅传》或《鲁迅评传》将会问世。这可能是一部充满深刻的时代苦难和心灵伤痛的伟大天才的传记，也将是未来鲁迅研究的又一个‘热点’。”（注：吴小美《开创“鲁迅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局面》，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这一预言本身就是令人鼓舞的， 在新的鲁迅传问世之前，不妨让我们作一下新路的设想。新的鲁迅传会是什么样的呢？这难以想象，不过我们可以先看看世界传记文学的最高水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最近我细细品读了奥地利大作家施蒂芬·茨威格的几部传记，不觉为之倾倒，联想起许多有关鲁迅传记写作的问题。
茨威格在《三大师》（注：《斯蒂芬·茨威格人物传记系列》：《自画像（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精神疗法（梅斯梅尔、玛丽·贝克尔、弗洛伊德）》、《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西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本，本文引用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与魔鬼搏斗》。）一书引言中说：“这些文章不是入门简介，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因为高度的凝练，所以每篇文章便只能写出我自认为重要的东西”。什么是茨威格认为的重要的东西呢？他在《自画像·司汤达》中说司汤达“只关心一件事，‘塑造他的性格’，将他的性格，他的精神面貌更鲜明地塑造出来。”以致“对于灵魂以外的东西记的如此之少，没有任何数字，日期，事件和地点”。这其实也正是茨威格传记写作的要领，他把人、人的精神和灵魂当作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全力表现的主题，把不同精神类型的作家分成不同的组合，同一组合的作家又细分出不同的特征，用刀刻一般的笔力去精心雕塑，使其显现出鲜明的个性，令人永难忘怀。例如《与魔鬼搏斗》一书，就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不同寻常的作家分为同一精神类型，认为他们是被“恶魔”所控制的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不安分的生命的躁动，终于在与“恶魔”的搏斗中倒下去。所以，全书都集中笔力以饱满的诗情、深邃的哲理描述这三个人物的这种共同的精神历程，同时又突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荷尔德林壮美，克莱斯特精湛，尼采深刻。然而，书中对传主精神以外的东西却记的如此之少，生活迁移中的日期、事件和地点几乎略去不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茨威格的笔法粗略，而是说他善于取舍，善于抓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最能反映人物精神特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细节，大胆舍弃那些貌似堂皇重大、实则空洞无物的形式。譬如写尼采时，对他的家乡和生活迁移地几乎没有提及，而在第二章《双重画像》中对他寓所里的环境、家具、什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从而突出了尼采室内没有一束花、一件装饰品、甚至一封信，只是一个人数小时孤独地坐在那里写作的个性特征。精雕细刻地描画传主的肖像、特别是眼睛，是茨威格的一大特长，像对托尔斯泰目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的刻画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另外，茨威格还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区别和突出传主的性格特征，例如以信奉圆满生命享受的歌德反衬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的生命躁动，通过与王尔德、托尔斯泰、歌德的比较凸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恶魔般的厄运所锻造、变灾难为福祉的病态的天才。而最根本的还是传记写作的态度问题，茨威格坚决反对粉红色的粉饰和黑色的诋毁，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分析。他为玛丽·贝克尔这个基督教科学派的女创始人作传时，既揭示了这个女人凡俗、病态、专横的本相，又精辟分析了她得以成功的历史条件与个人的天才因素。
由此我又联想起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这篇著名的传记仅有两万五千字，还有近五分之一篇幅是贝多芬书信和同时代人回忆录的摘引，然而却产生了巨大的震憾力，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传世之作。个中原因何在呢？
我以为首先在于罗曼·罗兰和茨威格一样抓住了传主最主要的东西——贝多芬的灵魂和精神的核心，内心世界中最本质的要素——从苦难中挣得欢乐。该传着力刻画的贝多芬的第一个苦难就是耳聋，这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致命的；第二个苦难是失恋，这对于一位渴望真挚爱情的艺术家来说也是致命的；第三个苦难是穷，无法维持生活，却又迫于面子忍耐硬撑；第四个苦难是彻底的孤独，没有家庭与后人，寄一切希望和慈悲之怀于他的侄儿，侄儿却不争气，使他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最终，写贝多芬在贫病交困中孤独地死去，所有财产和作品仅换得极其微薄的金钱。在步步紧逼地写出贝多芬的苦难的同时，又步步深入地写出他为世界创造的欢乐。苦难愈是深重，欢乐愈是巨大，对人内心世界的震撼力也愈是强烈，传记以极短的篇幅爆发出极大的能量，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另外，罗曼·罗兰也像茨威格一样，善于在最能表现传主精神个性的细节处作文章。例如以浓重的笔墨写贝多芬与歌德在君王公卿面前的不同态度：歌德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毕恭毕敬地致礼；贝多芬却背着手，望最密的人丛中撞去，因为他认为：“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注：《傅译传记五种》第146页，三联书店1983年11月版。）通过这一细节， 贝多芬倔强之极的精神个性极为鲜明地凸现出来了。罗曼·罗兰和茨威格这两位世界一流的传记作家就是这样以超凡的大手笔，用最少的笔墨写出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最高水平的传记。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传记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应当感到羞愧，至今为止，不仅没有出现一部堪与罗曼·罗兰、茨威格传记作品相媲美的鲁迅传，就是整个近代传记领域都未能产生一部达到世界水平的作品。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其实，中国是具有悠久的传记文学优秀传统的。司马迁的《史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传记史上都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充溢着这位“倜傥非常之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与浩然正气，为什么两千多年后的今人，反倒不如古人了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尽封建专制压榨、禁锢之后，患上了软骨病，失去了“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从而也丧失了浩大的气格与艺术的个性。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可能攀登世界高峰、恢复历史传统呢？
所以，要催促全新的达到世界水平的鲁迅传出现，首先必须恢复“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培养浩大的气格，锻铸艺术的个性，写出堪与罗曼·罗兰、茨威格作品相媲美的短传。既然罗曼·罗兰能以两万五千字铸造出贝多芬，茨威格能以数万字雕塑出司汤达、托尔斯泰，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十万字左右的篇幅熔炼出一位全新的鲁迅呢？胡塞尔在临死前两个月曾说过：“人不应该念念于所经历的琐节”。生平事迹在哲学家心目中如过眼烟云，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激动人心的思想历程。当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一次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课程上，介绍他的生平说：“他生下来，活着，又死了。”接着就是开始讲述他的哲学思想了（注：转引自易杰雄主编的《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第407—40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在思想家看来， 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在其领域是否成功，全看他的思想历程是不是深远。在荆棘丛生的思想之途上跋涉，才是思想家最有意义的一生。思想家的一生，就是思想经历的一生。据说有人曾问大雕塑家罗丹究竟什么是雕塑，罗丹答道：雕塑就是把一切多余的泥砍去，而留下最必要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鲁迅的生平琐节略去，写一篇完全描述鲁迅精神历程的传记呢？当然，对于那些能够突出鲁迅精神特征的细节绝不能放弃，而要施以浓墨重彩，但对于那些只能成为过眼烟云的细枝末节，则必须舍弃，绝不可一叶障目，因小失大。如何才能做到取舍得当、轻重适宜呢？这就要看作者是否具有高气格、深眼光、大手笔了。
自然，仅有短制还是不够的。罗曼·罗兰说过：他除了为贝多芬写这支短篇颂歌之外，还预备另写一部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专门性的渊博著作。那么，对于鲁迅来说，写一部严格的学术性、系统性的鲁迅评传或者鲁迅传论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经过近一个世纪、特别是近20年的努力，鲁迅研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填补了很多的学术空白，然而已经出版的鲁迅传没有一部能够比较充分地予以反映。鲁迅传应该是一定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及时总结，是一定时期的读者从新的视野全面了解鲁迅、认识鲁迅的便捷途径，因此我们企望反映新的鲁迅研究成果的新版鲁迅传尽早出现。这种新版鲁迅传不能仅仅是短篇的普及性的读物，而应该是宏篇巨制型的全面、系统、深刻、扎实的学术性评传。这样的评传，只要确有水平，内容充实，观点独到，就不必担心卷帙浩繁，字数庞大。三卷、五卷都可以，一百万、二百万不嫌多。事实上，由于鲁迅思想、作品内涵的深邃，复盖的巨大，线索的复杂，篇幅过小是难以囊括，难以说清的。仅从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来看，就可窥豹一斑，已出版的诸多鲁迅传不是浅尝则止，就是一字不提，这样就很难展现鲁迅早期思想的全貌，也很难溯清鲁迅思想的本源，而要弥补这一缺憾，讲清这五篇论文的要旨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没有十余万字是断不可能的。再有，鲁迅在学术上的造诣极深，要比较全面地评述他的学术成就，字少了是不可能的。例如仅金石学一项，恐怕就必须有足够的篇章才能说清，何况其它更为重头的项目呢？
除了全面、系统的大型学术评传之外，还可以写侧重一个专题的单线性学术传记。例如专门评述鲁迅学术历程的传记，或者专门描述鲁迅文学创作道路的传记等等。只要确有新意，确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就可以大胆去写。
还可以采取比较评传的体例，写一写鲁迅与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的比较评传，也都是很好的比较课题，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卓有成绩的工作，还可以写出更为深入的专著来。
文学体裁的鲁迅传也大有可为，戏剧、电影、电视剧、小说、诗歌等等十八般武器都可畅开运用，但是必须讲究艺术，严加锤炼，不可粗制滥造，徒有其表。例如采取长篇小说体裁，不可重蹈资料长编式的覆辙，满足于从生到死、平铺直叙，而应该反复提炼，精心构思，巧妙布局，淘洗语言，制成真正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