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联的解体——论大众意识的神话与定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罗的海论文,苏联论文,定势论文,大众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罗的海国家”是一个充分特定的概念。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这几个“ 波罗的海国家”都具有各自非常重要的特征。比如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除了自1920～ 1940年所称“资产阶级国家”的短暂的20年期间，它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作为自身国家组 织的经验。而立陶宛(立陶宛大公国)多个世纪以来却一直是欧洲的强国之一。宗教的差 异也使天主教徒的立陶宛人与邻国的路德新教徒相区别；在语言的差异上，拉脱维亚人 和立陶宛人属于波罗的海语系，而爱沙尼亚人属于芬兰乌果尔语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的土地还在13世纪之初就曾被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占领，受到过德意志文化的极大影 响，因此早就溶入了西欧发展类型。立陶宛更多地则是处于其斯拉夫邻国波兰和俄罗斯 的影响之下。在好几个世纪里，古斯拉夫语乃是立陶宛大公国的官方语言，立陶宛大公 国的所有基本文件都是用古斯拉夫文撰写的。这并不奇怪，因为立陶宛大公国的组成部 分中有不少斯拉夫领土，其面积甚至超过了立陶宛的本土部分。
而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是传统的海洋国家，渔业一直是居民的重要职业之一， 而立陶宛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立陶宛加入苏联后才获 得了出海口。与自己的邻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同，立陶宛一直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 国家。直到今天，在立陶宛的国内总产品中，农业品的比重一直高于邻国，而且堪称富 足有余。在当时的苏联，这是有利的一个方面。立陶宛共和国的领导层善于在莫斯科面 前建立一个工业薄弱的共和国形象。在当时，这样一种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特权以获得投 资来发展国民经济。正是这样，立陶宛才比波罗的海其他两个国家更多地从苏联当局那 里获得了物质上的好处。
但是根据立陶宛人自己的观点，他们最可宝贵的民族品质还在于，同自己的邻国不一 样，他们能够不顾情面地限制苏联其他地区而来的移民潮。在这一点上，1956年立陶宛 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的一项著名决议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项名为《关于共和国小城市 的发展》的决议，极大地限制了全苏意义上工程项目在该共和国内的建设规模，与此相 应也极大地限制了移民潮。在维尔纽斯、考纳斯、克莱彼达、沙乌利亚伊、帕涅韦日斯 等大城市，大型企业并不多，而在一些小城市里，其工业的发展也是依靠共和国自己的 劳动力。所以，立陶宛乃是苏联人中最单一的共和国之一。由于其领导层的这样一种灵 活的政策，至1991年8月苏联解体时，立陶宛人竟占该共和国居民的81.6%。在这一方面 就与其邻国大不一样，在爱沙尼亚，当时的爱沙尼亚人占该共和国居民数的63.5%；而 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人只占该共和国居民总数的51.8%，刚刚过半。正是由于如此情 状，在很多方面决定了这三个国家在获得主权以后对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上的不同调门。 假如说立陶宛能够轻易地为其领土上的所有居住者提供获得国民身份(所谓“零点方案 ”)的话，那么，爱沙尼亚特别是拉脱维亚对非法定种族的国籍出台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对过去的苏联 时期以及对现在的经济形势的评价总是各不相同。
波罗的海的民族对自己的故土具有一种特别深情的眷恋，这在苏联时期就曾造成某种 口实，从而不无讥讽意味地用“庄稼汉”这个词语来评判这种品质。从这层意义上来看 ，在波罗的海的民族之中，爱沙尼亚人无疑算是定居程度最稳固的民族。其疆界以外的 爱沙尼亚人团体少之又少。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爱沙尼亚人团体的出现都是由于特别的 情况，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苏联制度的被迫乔迁，其中许多人曾站在德国一 边，还有那些担心斯大林的镇压会再次出现的人。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故园乃是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民族的基础价值之一，这 一价值反映出一个人对于故土、家乡和先祖的眷恋。爱沙尼亚人的这种与自己的故土的 有机统一的感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对其而言要想扯断这种联系需要经历太多的考验。 所以，爱沙尼亚人曾带着极大的惊恐和警惕承受了那些轻松地离开自己父辈们的土地的 外来人在自己土地上的大批出现。大海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限制了移民的大门。但另一 方面，大海也是其生存保障的源泉，从而也挽留住沿海的居民不至于外迁。所以，同斯 拉夫民族不同，当土地亏虚时，斯拉夫人总是很轻易地迁移到新的、往往更加肥沃的土 地上生活，而波罗的海的民族只能被迫学会在自己的物产稀薄的沼洼地上继续生活。自 然，这就养成了他们对生活故土的深情眷恋的心理机制和相应的民族的世界感知。
这三个波罗的海民族的民族心理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苏联时期各自对中 央推行的政策上具有的那些差异。如果说爱沙尼亚人保持着某种躲闪退避的话，一方面 表现出无限的忠顺，而另一方面在对中央的认可上又不表现出特别的希冀，那么对拉脱 维亚人来说，这种认可则具有优先的价值。拉脱维亚的领导层一直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 和可靠性，以博取莫斯科的好感，当然，这种努力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拉脱维亚人总 能正常地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里加也被官方认为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首都所在 。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以强调拉脱维亚与两个邻国的不同。据1989年的统 计数据，在这个共和国内，管理机关中的俄罗斯人比拉脱维亚人超出一倍多(6.4%与3%) 。
如果说在爱沙尼亚人中党员的比重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最低的话(爱沙尼亚人不愿入党 ，因而只得降低入党要求)，那么在拉脱维亚人当中正好相反，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 最高。而且，爱沙尼亚人还被许诺了很多东西。如果说波罗的海沿岸是苏联的一个最少 感觉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地区的话，那么相比自己的邻国而言，爱沙尼亚在这个意义上 则拥有其他附加的优惠，所以在这里的日常生活中就较少地觉察到苏联的权力。只有在 爱沙尼亚，对一个党员来说，其父母才可以在英国居住，而党员本人也可以定期出国探 亲。在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当地还能在国家艺术宫举办P.法尔克的画展，而在当时他 已是一个遭到半禁止的画家。还在20世纪70年代，在《爱沙尼亚共产党人》杂志上就登 载过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当然，这时编辑可以征询作者的意见，该文只是在爱沙 尼亚文版中刊登，而不在俄文版中刊登，是否同意。在塔尔图大学，1967年在全苏最早 开设列宁格勒教授B.亚多夫的课程，后来又出版了社会学教程。还在60年代末，当时已 失宠的A.索尔仁尼琴就在爱沙尼亚写下了自己著名的《古拉格群岛》一书。N.布罗茨基 在流放后也于1976年去了爱沙尼亚，在那里发表过几次公开演讲。
在苏联时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最高，而爱沙尼亚又是最好的国家， 人均消费品数量超过立陶宛，也多于拉脱维亚。虽然不大但受到关照的爱沙尼亚曾经是 苏联政权的一扇橱窗，而这个共和国的一扇橱窗便是著名的冠名为基洛夫的渔业集体农 庄，它是苏联惟一的还在70年代就实行真正经济核算的生产组织。无数的外国客人被带 到那里参观，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至于立陶宛人，他们则在对联盟中央的关系上实行了最灵活也是最有成效的策略。这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并不太起劲关心莫斯科高层职务的变动，但又力求在各“兄弟”加盟 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中保持那种可以接受的亲和与热情。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应对 ，还因为立陶宛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心理上来说算得上是一个与斯拉夫非常相近的民 族。他们比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更能理解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情绪较为洋溢，头脑 较为机敏，波罗的海民族固有的那种德国式的认真严谨，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表现得不 是那样固执。比如，当时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乡村居民们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彼此很难区别 。
立陶宛人还以高度的尚武精神而著称，他们比波罗的海的其他民族更有效地抵御了条 顿骑士团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陶宛的爱国者们(“绿色兄弟会”)也比其 他人更持久地(直到50年代中期)与苏联军队发生过对抗。1999年秋立陶宛民众对保守党 政府为使马日基阿伊石油公司实行私有化而同美国威尔亚姆士公司达成一笔肮脏交易的 抗议，也表明了立陶宛人善于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果，这次不受欢迎的交易使保守党人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几个月后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执政的保守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141个席位中只获得9席!
在苏联的框架内，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一直被作为一个整体——“波罗的海 沿岸”，在苏联人的大众意识中，它同时又是西方文明的前哨阵地和最安全的地区，当 然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度假圣地和合理生活方式的典范。
在经济计划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亦以多种成分的生产结构而与其他地区不同：很发 达的农业、特有的动力、多门类的工业、装备精良的港口、稠密的交通运输网络，而更 主要的是，与苏联各其他加盟共和国相比，居民的生活水平最高。按工业、建设和农业 的苏联标准来看，波罗的海沿岸都属于最好的地区，不管是产品的质量、劳动生产率， 还是在生产文化方面。波罗的海沿岸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所分配到的全苏计划订单 ，总是在国内市场上享有不断提升的要求。当然，同世界标准还有差距，但在苏联却是 向前发展的一个高质量的平台。联盟领导层在某些方针中也很善于利用这一情况，第一 ，由于投资产生的效率较高，在这里可以更快地获取利润。所以，从经济上来说更适宜 在这一地区培养新的生产能力，比在苏联的其他地区能更快地形成生产效益。正是由于 这一原因，这三个共和国才在化肥、农业技术、燃料、从国外购买的饲料种籽以及良种 牲畜等基础配额体系中获得了优势。而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即现的成果：粮食丰收，牛 奶增多。第二，在苏联时期，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是一个推行经济试验、实行新的经营 管理方式和应用各种创新产品的一个理想的、无可替代的演习场。到80年代末，这三个 共和国的每个劳动人员都成了这个大国国民经济中独特的“试验生产”的能手，而这三 个共和国的领导们对于领导各种实际的试验也都具有驾轻就熟的把握和能力。至改革之 初，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就已经集聚着一股巨大的革新潜能。
此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存在一些将当地的不同民族联合成某种特殊的种族文化集 群的更为深层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生成主要地是同近3～4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相关。这也 已成为位于几个大国之间乃至处于文明边界的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这块土 地上的居民具有的那些品格中，最首要的是为了生存所需，而其中有许多的东西与俄罗 斯人的品质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较少地袒露心扉，也不够真诚和直爽；在他们的行为 中，占主导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性；不是豪放，而是节制和谨慎。在这里，共同性和全 体性全然为个人至上而让步。但是除了严守纪律、勤俭节约、认真仔细和关注细节以外 ，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人的主要之点，还在于他们在政治上并不轻信、幼稚。难以想象的 是，哪怕是这里一个最“愚昧无知”的农民，也不可能因为大众媒体的强大攻势，就会 在本国的议会大选中随意投这个党或那个党的赞成票。甚至连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俄罗 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意识也并非总是固有的那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成了波罗的海民族 所有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大众意识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份。这就是一种品格，不具备这 样的品格也就谈不上任何种群的保全，更不用说是某个数量不多的种群了。
波罗的海各民族一个共同的促进团结的属性，还在于他们深切地尊重知识、文化和教 育。在这里，知识界享有极大的尊重。对有教养的同胞所采取的尊敬和爱惜的态度，严 格地将这些民族与俄罗斯人相互区别。
但是，将波罗的海民族与苏联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属性，是在他们的 精神中具有西欧的价值。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法律和伦理的影响，以及德国占领者对他们 长达7个世纪的统治，使这三个共和国的民族与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苏联其他民族具有 显明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表现在对待诸如奉公守法、协商精神和 责任义务等一些价值观的态度上。在这些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中，上述几点都是基本价 值。换言之，对法律法规、合同协议和正式文件的尊重，在这些民族的代表者们身上已 深入到基因之中。这些品质在国内战争时期被布尔什维克分子充分地利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没有什么军人比拉脱维亚的军人更为可靠。国内外许多史学家都认为，如果没 有“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取得政权。波罗的海民族的代表们有 时总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成为自身过于迂腐的苛求精神的牺牲品。比如，按照过去集 中营中的一些囚徒们的说法，同其他的囚徒不同，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总是表现得 过分诚恳、认真。当狱吏不在的时候，对于同狱其他人提出的“抽支烟歇一下”的提议 ，总是回答一句话：“规则是怎么说的?”他们几乎总是执行规则，然而也因此比古拉 格的其他一些受害者更经常地由于衰竭过度而死亡。
正是这样的品格，连同高度的组织性和对日常生活方式的严格要求，才为这些民族在 苏联其他居民的眼中造成了“苏联的欧洲人”的名声。而在他们这一方面看来，包括俄 罗斯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代表们恰恰正是一些“不特别客气的”、“不奉公守法的”人 。
波罗的海民族的民族心里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一些较小民族具有的心理。 在人际关系中，这往往就会孕育着误解乃至冲突。比如，在回答波罗的海民族于改革年 代对俄罗斯人提出的有关1940和战后时期斯大林实行镇压的责难时，曾提出过下列文件 ：你们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俄罗斯死的人肯定比你们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更多 。类似这样的抚慰逻辑令人信服地刻画出大小民族之间的差异。而这对一个较小民族来 说显然成了一种侮辱和恶意。
相对那些较大民族的代表们而言，一些较小种族的代表们，也有着不同的种群自我保 护机制，包括深刻的民族自我鉴定意识。旨在最终使各民族和人民溶为一个统一的“历 史共同体”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俄罗斯种族的民族传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在苏 联民主变革的最初时期就已得到显露。这些进程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顺利地获得了一个 称号：“唱歌革命”。这是由于这些民族的集合或游行更像是唱歌节。拉脱维亚人、立 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喜欢大量上演自己的节目，几乎每个人自幼就都能作词作曲。俄罗 斯人当然也希望能在自己的集会上唱歌、跳舞，可是，除了《喀秋莎》之外，俄罗斯人 几乎再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民族歌曲，而如果说有的话，也很少有谁能记得。从这一方面 来看，这种反差给人以强烈的、也很难堪的印象。也许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人虽然有很 多的集体主义，但很少有自己的民族团结。不管怎么说，就团结凝聚的水平而言，波罗 的海民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人。
至于说到在这三个共和国里经常举行的那些唱歌节，可以认为，在后来的民主进程中 ，它们便成了一种强大的团结和组织因素。作为一种全民族的节日，除了为大众创造出 五光十色、鲜活多彩的演出场面，它还有利于培育国民行为的团结素养。由各地区、各 团体选派的合唱团多达2.5万至4万人，根据现场预先指定的位置，在15～20分钟之内进 场完毕，秩序井然；而大约8万～10万名观众也是在数小时之内到达现场，从不发生毁 坏树木花草的现象，也不会随地乱扔垃圾，也不会给城市交通带来困难，更不要说在活 动期间会发生什么小流氓的行为了。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唱歌节的活动内容。苏共中 央和共和国党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代表们，对所有的活动安排进行过审查，也仔细 地留心演出的节目，结果很满意，因为所演唱的那些曲目都是歌颂列宁和党，歌颂共产 主义和苏联政权等等，而这些正是当时党的仪式所要求做到的。而那些负责审查的代表 们对后来的演出审查放松了警惕，因而就出现了一些情况：演唱的歌曲都是有关自己的 国家和世世代代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有关他们的不平常的遭遇和生活方式，有关 他们对自身、对自己的传统的尊重以及对那块土地的热爱，等等。而实际上，正是这些 才是唱歌节的最宝贵的部分，也正是这些从感情上影响着所有的国民，并提高了他们的 民族意识。这样说，波罗的海国家的唱歌节，除了作为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而取得了党 的机构的极大满意之外，还是国民社会意识的一所优秀学校，其成功开设已经瞒过了党 的职能机构的注意。
在这块土地上，由于政治条件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共同的生存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抗 击强权占领者(瑞典人、丹麦人、波兰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的共同任务，都在一定的 形式上团结了这些民族，并迫使他们的领导人在紧急情况下一致行动。这在80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是经济的继而是政治的主权运动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1989年秋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就苏联宪法第6条进行历史性表决一事就可以作 为一个例证。宪法第6条确认了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甚至还否定了反对派这个概念。 在参加表决的立陶宛代表团的37名代表中，赞成取消该条款的有36票，占97.3%；爱沙 尼亚代表团的36人中有32人投赞成票，占88.9%；拉脱维亚的40名代表中有32人赞成， 占80%。挨次下去是亚美尼亚，33人中有20人赞成，占60.8%；俄罗斯的588名代表中有3 19人赞成，占54.2%；格鲁吉亚63人中有34人赞成，占54%；白俄罗斯55人中有28人赞成 ，占50.1%；摩尔达维亚的34人中有16人赞成，占47.1%；乌克兰164人中有73人赞成， 占44.5%；吉尔吉斯的40人中有11人赞成，占27.5%；哈萨克斯坦的70人中有12人赞成， 占17.1%；阿塞拜疆的46人中有5人赞成，占10.7%；塔吉克斯坦的41人中有4人赞成，占 9.8%；土库曼斯坦的33人中有3人赞成，占9.1%；乌兹别克斯坦的77名与会代表中只有1 人投赞成票，仅占1.3%。上述所列的数字和比例，明显地反映出了作为一个苏维埃国家 ，其民主潜能在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分布。就其实质而言，这也反映出了苏联在其解 体前夕居民在政治上的成熟(亦可称为国民的自我意识)程度。这就是为什么说几次代表 大会在发展分立主义情绪方面起了独特的催化作用。作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代表 们，对他们来说，对苏联亚洲部分的概念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书面的和抽象 的东西，而现在他们终于才看到了全部的严峻现实。
在俄罗斯代表中，反对取消第6条的代表均来自于中部的黑海流域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 ，也就是数年后成为所谓民主新俄罗斯的“红色腰带”的那些地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在有关取消宪法第6条的最终表决时，俄罗斯代表团的立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 代表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实际上它可以保障这种极权制度的法律地位是保留还是终 结。但对于苏联人的大众意识来说，这个事实已经处于次要的地位，它在人们的历史记 忆中已经毫无保留，已经被另一个更加鲜明、记忆更加清晰的事实所取代，这就是波罗 的海沿岸国家代表们的团结和协商一致的行为。
他们的民族精神在代表大会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三个代表团的行动体现了高 度的整体性。他们的出发点是，作为几个人数最少的代表团，波罗的海人不可能经常地 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因此认为，他们的基本活动重点应该放在几个委员会的工作之中。 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就按照各自的职业类型、公务性质等分开行动，从而使活动充分高 效，对于共同的文化、演讲的才能、接触谈话的技巧等，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们与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们一起在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 的几次大会上定了一个调子。他们在跨地区议员团——苏联的第一个民主议会反对派— —的工作中也有积极的表现。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B.帕尔姆就进入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机 构。
波罗的海三国代表们积极的议会活动，而更主要的是这三国民众的团结，在大众意识 中形成了一个广为流传且坚定不移的神话，似乎他们正是苏联解体的主要罪人。这种神 话自有其产生的土壤，那就是指作为苏联成员的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某些艺术作品中， 对此表现出普通的认可，而且在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他们总感觉有一种“ 外人”的味道。而最为主要的是，这种神话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负面背景，正是在这一负 面背景下，俄罗斯的官员们在苏联解体后的年代里，处理其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 关系的。当然，众所周知的是，社会的偏见总是为政治家们无效的行为用作辩护理由的 。苏联时期的群众性抗议示威绝对不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始的。而政治独立的要求 ，也就是脱离苏联的要求，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里并没有提出过，这些要求 的提出那是后来很迟的事情。在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只提出过关于对国民经济 实行非集中管理的要求，这些要求被证明是正当的、正确的。而有关实行加盟共和国民 经济核算的建议，也就是开放市场经济的要求，正是为了寻找走出中央计划和调控经济 的死胡同的出路，这些要求也都是出自于国家进化发展的逻辑本身。组织和管理国民经 济的行政命令体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办法，并且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器。在联邦 国家的条件下，出路只有绝对的一条：实行非集中化管理，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这 也是能使国家得以保存的极为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1992年俄罗斯最终也正是 这样做的)。不仅社会上具有独立思维的那部分人士，就是广大的民众也都已产生这样 的意识：别无其他出路能挽救联盟的存在。当时社会上表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实行 坚决变革的情绪。
根据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倡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88年11月成立了一个有关中央和 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和权力分配的委员会(“塔拉塞维奇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提出了一 个新联盟条约的设想。波罗的海三个代表们坚定地认为，必须签订一个新条约，而且这 一点有其不可辩驳的法律理由：这三个共和国虽未签署1922年关于成立苏联的声明，但 它们加入其中的事实在当时已经得到联盟领导的正式承认。
这样，到1989年初，苏联已呈现出一片大好的社会政治形势，不管是向市场的过渡， 还是发展联邦制国家，形势都极为有利。当时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所坚持的新联盟 条约的签署，不仅有利于实行已经到来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而且也有利于保全一个统一 的国家。
在包括波罗的海地区民众在内的苏联人的大众意识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坚信苏 联的政治能力以及这个国家的坚不可摧。当然，在波罗的海地区民族的大众意识，更多 地是在民族激进主义政治家们的意识中，总是存在一种民族独立的理想，但他们懂得， 这离当时的现实还太过遥远。类似的民族渴求，在较小民族的民众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理想仅过了一年，到1990年年中便开始了实现的进程，其实，联 盟领导在外交和内政的实施中，许多的不管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或是战役上的漏洞，都 已经暴露无遗，而且显现出政策的不配套和对日益发展的改革进程的滞后。只是很多年 以后，才在一些科学文献和公开出版物中出现了许多材料称，国家已注定要灭亡，也不 可能对它进行改革，解体已经注定，等等，等等。可是这些解释都是事后才做出的，是 在事情发生之后啊!这就等于是这样一种无益的思维范式：假如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接下去就是论述：这是应该发生的。除此以外，随着岁月的流逝，任何事件都会被 一层时间的斑迹所覆盖，渐渐地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淡薄，而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在大众 意识中又会得到强化。所以，过去了10～15年之后，甚至都很难想象，假如不是这样， 另外又会怎样。
不过当时，也就是1989年初，在苏联的国内外，包括那些最有权威的和最不妥协的苏 联制度的批评家们在内，没有谁，也不可能推测，这个制度在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 如果说作为一种推进进程的历史确定不能作出假定的话，那么作为研究历史的一名社会 学家就应该在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势时，仔细地考察事件发展的所有可能的方案，评价社 会政治这场戏剧的这样或那样一幕的概然性，并且意识到，在历史上并不只是可能性更 大的选择就必然会实现。1917年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任何必然的先兆(如果说的话，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职业品德)。承 认这种先兆的存在，实质上也就是全盘地否定某个个人的历史作用，也就意味着一种绝 顶的谬论。自1987年始，联盟的领导总是落后于急速发展的社会政治进程，总是当事情 的尾巴，总是错失了主动。在苏联发生解体的前3～4年内，他的工作风格就是等待观望 、无所作为。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主要的改革思想家A.H.雅可夫列夫，在 苏联解体的数月之后也承认说：“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明确的 立场。他希望保持平衡……这一点是令人悲哀的。”
使人坚信不疑的是，历史的车轮总是完全吻合于社会的规律而向前推进的，而不是大 众意识中所领会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遗产，就像20世纪所表明的那样，历史的车轮 先是从一边向另一边“倾斜”，然后停止不前，再向后倒退，这再一次地使人信服，社 会的生活比人们所创造的理论要丰富得多。
事件的发展从客观上讲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缘由。而最有效的阻止离心倾向也是最现实 的可能之一，便是加快签订新联盟条约。但是这必须在1988年底1989年初完成，最迟也 不能迟于1989年5月，接着就会陷入政治上的窘境。5月末，局势已经不怎么好了，因为 人民代表大会已开幕，而且是全程电视转播，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特别是波罗的海沿 岸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心态。而且，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上述所提及的 那位科学家院士B.帕尔姆于1989年6月15日甚至还在该阵线的机关报上发表题为《论多 样式的统一》的文章，论述保持联盟的必要性，但就此也指出，“为了保持联盟的存在 ，它就必须进行改组。”
那么，新联盟条约有怎样一些明显的有利之处呢?
第一，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这份文件后，同时也就使自己在苏联组成结构中 的地位合法化。这也就自动地引起西方立场的变化，因为西方从未承认过这三个国家于 1940年加入苏联的合法性。这也就会遮掩影响苏联国家稳定的一个最令人头痛和最脆弱 的一个问题。
第二，签署新联盟条约本身是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主动倡议。是他们自己 向中央提出来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条约”，因此，对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当 时的政治领导，对联盟中央，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第三，签署了这份文件，就可以将一些经济领域的问题、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正如前 述提到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代表们在“塔拉塞维奇委员会”里所坚持的那些东西 )移交给各共和国去处理，联盟领导就可以卸掉这些加盟共和国内部的紧张关系这个包 袱，打掉地方民族激进分子手中的那几张王牌，从而极大地减少“地方上的压力”。“ 我们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军队，但求你们不要妨碍我们的经营”这在当时是波罗的海沿岸 几个国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第四，将会结束居民的观望等待，最终开始实际上而不只是口头上的(3年多来人们已 经对永无止境的关于改革的空谈感到倦怠)经济改革。
但是，当时的联盟领导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由于拒绝签署这个新条约，从而使波罗的 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也强化了那些超级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激进主义 分子的立场，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威信，结果引起了分立主义的大暴发。就实质而言 ，拒签新条约就等于将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实现妥协的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在很多 方面也就注定了联盟的命运。在政治上层(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居民之间、在宏观与 微观之间，都产生了太大的、悲剧性的裂痕，从而使单一种族的团结在这样的条件下更 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给这种种族团结提供了更大的力量。
这时，中央又千方百计地加深了这一裂痕。比如，在1989年8月底，中央级报纸上就曾 刊登过苏共中央的一篇声明：《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状况》，其内容和语言都因 袭了停滞时期的风格，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所有政治力量一无例外地给予了否定的评 价，包括三个共和国的政府和党的领导、人民运动的领导人以及各种不同派别的社会团 体。
莫斯科的这份文件没有征求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同意，因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愤慨。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同联盟领导不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所持的政治态度比较微妙，但他 们很清楚，假如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民族的性格，那么他们将注定失败。可是中央看来是 错估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及其进程，也错估了这三个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的力量配置。 此后很快，局势便发生了不可阻挡的变化。
这样，看上去似乎有悖于大众意识已经形成的概念；提出现实办法以维护联盟存在的 倒是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而相反，中央政权倒是做了一切加速其解体的事情。只 是在两年半以后，联盟领导人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且企图予以纠正，并表示 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强烈愿望，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当时，国内的局势已发生急剧的 变化，大众意识也发生了质的改变，此外，新的更积极的窥视政权的政治上层也已经形 成并趋于成熟。后来，著名经济学家、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M.布龙施泰因曾 写道：“假如不是俄罗斯的上流社会有如此之想，那么任何力量也不可能使苏联瓦解。 ”
联盟领导人估算还有时间进行谈判后，又使自己犯了一个更加愚蠢的错误。1991年1月 13日在立陶宛首都竟诉诸实力压力，向维尔纽斯派出了军队……
看来，联盟的领导人也没有低估人民的力量。在那些领导人的历史记忆里甚至还保留 着1863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起义的印迹。而立陶宛又毗邻波兰，而且对“波兰团结精 神”的思想和实践有深切的体验。此外，同波兰一样，立陶宛的教会势力极为强大，而 邻国路德新教的影响力并不很大。教会正是反共主义的一贯的催化剂。1991年1月13日 事件所引起的政治共振又使局势更加趋于白热化，也使联盟领导的威信日趋下降，以至 于中央所发出的一切指令在全苏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会遭到立即的全面的反对。
社会上持民主主义情绪的一部分人已经感受到对早期改革的威胁，维尔纽斯街头的坦 克被看作是对即将到来的镇压的警示，也是对莫斯科可能发生政变的预演。19世纪60年 代在波兰事件出现并得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支持的口号：“为了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 看来重又会响起。俄罗斯社会对维尔纽斯事件的反应完全是出乎当局的意料之外。
社会上较为保守的一部分人还在维尔纽斯事件中看到了又一个表明当局无力驾驭局面 的佐证。所有这一切都彻底地表现出当局的软弱与无能。最后，八月叛乱终于成为一个 原因和理由，于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至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
公正地讲，必须强调指出以下这一重要的因素：作为占全联盟人口最多数的俄罗斯人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感到过自己的利益受到妨碍，尽管在全苏就消费水平来说，除两个 中亚国家以外，差不多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超过了俄罗斯联邦。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 的氛围中，新的民主俄罗斯开始了同波罗的海独立国家的相互间国家关系的进程。在俄 罗斯人的大众意识中，这时已最终形成了前述已指出的对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的稳固的概 念定势：他们是苏联解体的祸首(他们是第一批脱离苏联的)，而对俄罗斯的领导人而言 ，开始产生继而又不断得到强化的乃是对这三个邻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成就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