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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261—303），字士衡，官至平原内史，后世又称陆平原，是西晋文坛一颗巨星，钟嵘誉之为“太康之英”。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一是文学理论，二是散文，三是诗赋，本文专论其散文（包括骈文和韵文）。
一
中国文学史上的骈文，产生于汉魏之际。当时不少文章对偶已经常使用，典故不时出现，但从整篇文章看，仍以排比为主，行文命意不一定双行，往往三四个同样结构的句子连翩而出，散句随时穿插转换，以单行之气运排偶之文，尚未讲究属对之工整，用事之繁富。至于音节之和谐，乃自然形成，非有意为之。到了陆机，骈文基本格局才正式成立，所以，他被后世学者认为是骈文的奠基者。
《豪士赋序》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关于此文写作时间，房乔在《晋书》中说：“齐王熵既诛赵王伦。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熵不之悟，而竟以败。”依此，当在永宁元年（301）以前。
全文共170句，序文152句，赋本身仅28句，为五比一弱。这种情况赋史上罕见。肖统《文选》和李兆洛《骈体文钞》都只选序，而略去赋，可见他们都把序看得比斌更重要。
序文以说理劝谏为主，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立德”与“建功”这两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出发，剖析前者“存乎我”（主观努力），而后者“系乎彼”（客观条件），结论即时势造英雄，以见功之不足矜。第二段，讲人的才智各有局限，那些“挟非常之功”的庸夫，若无自知之明，必招天怒人怨，难免祸患。功高位重之地，实不足居。第三段，从人主与大臣的关系进行论述，列举历来大臣权重，必招致主上猜忌。圣贤处之，且遭疑谤，况矜功怙位者乎。第四段申言势过宠盛，若处之无道，事穷运尽，祸至常酷。第五段奉劝及时引退，全身远害。全文用层层剥笋的方法，从人生哲理和历史经验逐步展开，由远及近，文思缜密，陈义深切。其名为赋序，其实是谏疏，只不过没有采用奏议文体而已。
为了避免批逆鳞，触犯骄王，作者托为劝谕“豪士”，并使用大量典故，都是大臣有功而受帝王疑忌的历史事实。这些不仅仅是修辞的手段，而且也充当说理的证据。深刻的教训就包涵在事实之中，不待详说而意已自明。这种直接以典故行文，内容赖典故来表达的现象，陆机之前尚不多见。
从句法看，152句中有115句是对偶句，散句只起提问和关联作用，其中也有排比，如四个“×莫×焉”，是为了加强文章的语调，长气贯注，雄深有力，与单纯的铺张有所不同。对句之中，不少上四下六结构，如：“存乎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物者，丰约唯所遭遇。”“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有24句之多，在魏晋文章中较为突出。但与南朝骈文之纯用偶句相比，仍然夹以单行，而且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参差不一，保持着魏晋文章的流宕之气。
清人方伯海评论说：“篇中将功不可独专，位不可自擅二意，夹行到底，宏论崇议，有上下古今之识，有驰骋一世之才。”邵子湘说：“文体圆折，有似连珠，舒缓自然，自是对偶文字之先声。”（《评注昭明文选》）王文濡说：“俯仰宇宙，抗怀古今，神厉九霄，气凌千载。因题抒肊，借古证今，侃侃而谈，言言有物而哀痛之情，萃于字里；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南北朝文评注读本》）
《荐戴渊疏》是更为典型的骈体。戴渊，字若思，少年时行为不检，有游侠之风。约在元康六年（296），陆机由江南乘船返京， 行李很多。戴渊带一伙人拦路抢劫，他本人不动手，坐在河岸一把交椅上，指挥众人，进退有方。陆机在船上见状，对他说，你有如此才干，怎么也来当劫贼呢？戴渊顿时触动，扔下宝剑，归顺陆机。后来陆机写了这封信，向当时执政的赵王伦推荐他。只用寥寥数语，不到二百字，便把其理其人其事讲得清清楚楚。
开头两联虚写，说明良材得其所，方能尽其用，贤主与人才相互需求，接着用两句散语点出戴氏其人，再转入实质内容，介绍戴氏才干品德，是文章的主体。然后推论任用的效果。结尾希望赵王伦“垂神採察”，勿以人废言，轻轻一笔收住。总共27句，只有五个散句，其余全是对偶，且有不少双句对，工整圆熟，且多用成语，又不露痕迹。
如果比较同样是举荐文的名篇——孔融的《荐称衡表》，可以看出汉末与西晋的不同风格。孔表以四字句为主，设喻引类，比古道今，气势充沛，文采飞扬，既有汉赋善于铺陈的特色，又能味出一些骈偶气息。陆疏则四五六字句兼用，文字简约，清隽有味，结构紧凑，要言不烦，与赋体文学有所不同。后来东晋桓温有《荐谯秀表》，章法句法皆仿效此疏。
陆机上述两文虽不押韵，但都富于节奏感，读起来快慢疾徐，抑扬顿挫，悠然有味。陆机之时对声律尚无自觉认识，但他在《文赋》中已经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所谓“音声迭代”，就是文章语词的读音高低轻重不断转换，使之具有旋律感和音乐美。上述两文完全达到了这种要求。
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序言里，我曾经说过：“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于景祥先生认为我说得晚了，并举出其前的曹丕、曹植、徐干、应玚、刘祯、吴质等人的一些作品为理由（注：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6期。）。我所谓“正式成体”，指的是具备了骈文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的基本特征，出现了公认的写作规范性的代表作品。曹植等的文章，或散句多于骈语，或排比多于骈偶，对仗还不够工整，散行的气息犹浓。如果从广义讲，可以认为是初级阶段的骈文。然而六朝及以后标准的骈体文，应该是陆机《豪士赋序》式的，并不是曹植《求通亲表》式的，二者的界限和发展轨迹是看得出来的。
钟涛博士在其新著《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一书中提出：“虽然魏代散文已发展到高度骈化阶段，对句、用典、藻绘几种骈文形式要素都在文章中有突出表现，但魏代未有一篇比较典型的骈文出现。他仍然强调“骈文初成于陆机。”（注：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第7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所举例子就是《豪士赋序》和《荐戴渊疏》。这个论断有助于我们了解陆机在骈文史上的地位。
二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史论，是陆机散文成就的重要部分。
《辨亡论》上下篇，作于太康末年（288年以前）。 《晋书·陆机传》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功于江表，深慨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其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处处学贾谊《过秦论》。陆云《与兄弟平原书》说：“《辨亡》已是《过秦》。”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上篇历述吴国兴亡之迹，而重点在兴。开头从孙坚讲到孙策，虽然简单概括，却也有声有色。主体部分颂扬孙权，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善于用人为主要经验。所列举文臣武将达四十五人，句法显然模仿贾谊。结尾部分说：“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势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更是酷似《过秦论》。下篇可分三大段，首段具体介绍孙权如何“推诚信士”，“量能使器”，连举十几个例子。中段着重描述陆机之父陆抗平定步阐之乱的功绩。末段总结兴亡之由。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最重要是人和。着重从正面立论，而对于孙皓如何暴虐，以致尽失民心等等，并未揭发和谴责。方伯海说：“按吴所以亡处，未极究极言之。陆氏吴之世臣，不得不为国讳恶，容不得反覆痛快也，只以结论悠然不尽出之。”（《评注昭明文选》）
《辨亡论》形式虽仿《过秦论》，思想内容并不相同，作者身份背景尤异。贾谊与亡秦没有感情瓜葛，他可以冷静地思考分析，无所顾忌。而陆机则不然，既不能亡怀于故国，又不能开罪于新朝。一方面肩负着总结教训的历史使命，另一面不得不时刻注意适应现实的政治环境。这样两难的矛盾，被他巧妙地统一起来。述孙权之兴，包含着无限缅怀；记孙皓之亡，流露出深沉哀叹。尽量不虚美，不隐恶。跟贾谊纯客观的心态是判然有别的。所以，我认为陆机这个题目比贾谊更难做。
稍后，有干宝《晋纪总论》，亦是总结西晋灭亡的教训，而内容更丰富、深刻。影响它最直接者就是陆机。
上述三篇文章，风格都有共同特点，即气势恢宏，铺张扬厉。贾谊以朴茂雄健取胜，陆机以凝练深沉见长，干宝则识见精到，析理周详。句法能上能下，贾多用排比长句，滚滚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陆多用骈偶短语，层波叠浪，井然有序。干则骈散并驭，引古鉴今，事理兼赅。贾擅于文辞，干长于史才，陆兼而有之。孙月峰评《辨亡论》说：“全规模《过秦》，宏畅不及《晋纪总论》，而练透过之。”又说：“逐句看尽工细，第整段读去，觉气不雄劲，乃觉碎。”（《评注昭明文选》）《辨亡论》确实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人名就显得太多。
《五等论》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利弊。自秦汉至隋唐，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而且总是和时政密切联系，魏晋尤为明显。
曹丕立国，禁锢诸王，不让他们参政，甚至对正常的姻亲往来也进行限制，于是很快形成大臣专权、帝室孤立的局面。有鉴于此，魏宗室曹冏于齐王芳即位不久（正始四年）作《六代论》向当时执政者曹爽建议，恢复封建诸侯旧制，未被采纳。后来，曹氏政权终于被司马氏蚕食而取代，因此《六代论》被认为卓有远见而受到重视。梁肖统编《文选》，特意选录，历代评点家赞誉颇多。其实《六代论》观点是不足取的，作者错误地总结了周祚之所以绵长，秦之所以短促，两汉之所以覆亡的历史教训，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封建宗室。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过，曹冏毕竟敏锐地察觉到曹魏政权内部存在分裂和孤立的危机，他站在维护本阶级最高利益的立场，主张加强和提高宗室的地位，以对抗日益扩张的司马氏势力，其用心是无可厚非的。
《五等论》则不同。此文作于晚年，是陆机投靠西晋王朝，逐渐受到重用，并深深卷入诸王之间的政治纠葛后所作。晋武帝建国伊始，即大封皇族，一次封二十七人为王。不久，全面恢复五等诸侯制，其本意是希望诸王屏藩帝室，结果造就了一大批野心家。司马炎一死，很快爆发八王之乱，闹得不可收拾。封建制的祸害，应该说是显而易见了。然而陆机却在这个时候，起劲地鼓吹封建如何如何比郡县好。至少在客观上是为跋扈不臣的王爷们篡国夺权寻找历史的理论根据。其观点和方法虽然与《六代论》相同，其动机和效果比曹冏更不如。尽管这篇文章技巧高明，“词锋英伟，波澜壮阔”，个别论点不无道理，然而基本倾向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其后，晋人刘颂，唐人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都曾发表有意见。至柳宗元《封建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苏轼《秦不封建论》）。柳宗元，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对封建、郡县二制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它们的出现并不以某个帝王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势”——即历史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而且事实证明郡县制确实比封建制优越。这就有力地批驳了历代保守分子念念不忘复古倒退的错误主张，从理论上揭露了世族士大夫“世食禄邑”和唐代藩镇割据等现象的不合理。所以，《封建论》历来受到高度评价。
当代研究者王毅指出：“陆机在自己一生中都苦苦地思索着历代统治者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封建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并试图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他这种对本阶级长远利益的责任感和思辨精神是当时那些流连光景的文人们根本无法企及的。”但是，“就其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能力而言，陆机只是一个侏儒。在这方面，他完全没有可能望及三国时代那些具有远见卓识而又脚踏实地的思想家、政治家的项背。”（注：王毅《陆机简论》，《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他所举例证即《辨亡论》和《五等论》。香港学者陈恩良为陆机辩解说：“盖此时诸王放恣，……非封建之义，实乱政之源。……因为《五等论》以寄意，……其实赞语即所以为规，贬言即所以为喻。”（注：（香港）陈恩良《陆机文学研究》65页，香港广华书局1989年版。）从陆机原文似乎看不出这层意思。
三
陆机的文章中，有一些句式整齐而且押韵，非诗非赋，属于广义散文中的韵文。
《吊魏武帝文》是陆机的名作，其评价历来不一。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篇说：“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张溥《汉魏百三名家集题辞》说：“士衡才冠当世……文悬万载。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北海（孔融）以后，一人而已。”今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分歧主要在于序文与吊文是否区别对待。
全篇共205句，序92句，骈散相间；吊文108句，全部是六言韵语。篇幅各半，而精采部分在序。
序文立论新颖，陈辞委婉，行文流宕有致。首段六句，交待见曹操遗令而叹息之由，为文章的缘起。次段是对生死大限的解答。用主客问答方式，可能受汉赋启发。尽管曹操是一代雄杰，但在死亡到来之际却无可奈何。“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此处所感慨的问题，是汉末以来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其实质即生命价值的发现和评估。陆机所揭示的平时的“雄心”、“壮图”与临死前的“弱情”、“哀志”相矛盾的悲剧，后来成为许多吊古之作的基调。第三段以夹叙夹议手法，转述遗令中一些琐事。陆机明确表示，不赞成曹操临终前持女指季，分香卖履，婆婆妈妈的有如庸夫，丧失了应有的明智。“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余，而得乎亡者无存。”此二句言命尽而神无余，身亡而识无存。“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求与违，不其两伤乎？”亡者所求，指曹操遗令衣裘别为一藏；存者所违，指曹丕兄弟竟分之。所以说“两伤”，把曹氏父子一并批评。末段进一步阐述作者的观点：“悲乎，爱有大（指生）而必失，恶有甚（指死）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这是比较通达的看法。方伯海说：“叙事间以议论，岭断云横，不使粘连一片，浑雄深厚。不特拍肩陈思，直可揖让两汉，真晋文之雄也。”（《评注昭明文选》）王文濡说：“奸雄末路，振古如兹；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此文初以一问一答放厥词，继以随叙断抒其意。深情惋恻，发其永叹。寄托缠绵，杂以刺讽。吊古之文，斯为杰作。”（《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南朝陈沈熵《经通天台秦汉武帝表》，显然受陆机影响，只不过全用骈体，不再分吊与序了。
吊文的部分内容与序文有些重复，诚如刘勰所说未免有些繁重板滞。开头突出曹操生前的武功，推崇备至。中间写他归自关中，病死洛阳。二段皆为序文所未及者。然后写临终前的遗令，较序文概括。末段渲染死后的凄凉，是文章重点所在，出于作者想像：“陈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宣备物于虚器，发哀音于旧倡。矫戚容以赴节，掩零泪而荐觞。”可谓情景交融，完全诗化了。胡国瑞先生说：“曹操的这一遗嘱，确表现了以他这样一个人物所不应有的痴愚。吊文即着意描写铜雀台中婕妤妓人在他死后按照遗嘱进行的活动，虽充满悲伤气氛，却对死者无所补益，只是苦了关闭在台中的一些女性，使人感到他的这一遗嘱多么荒谬可笑。作者在这方面特意多着笔墨，当因其既富于诗意，又具有讽刺意义。后来许多诗人以‘铜雀台’或‘铜雀妓’为歌咏主题，都是有着同感的。通篇看来，序文轻快，而吊文沉着，各自适合其本身的风格要求。序文句法灵活疏畅，犹有建安余风。而辞语修炼凝重，表达意思较曲折，已不似建安文章之易读了。”（注：胡国瑞《论陆机在两晋南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1994年1期。）
《汉高祖功臣颂》为肖统所欣赏，被选入《文选》。开头小序列举汉初功臣三十一人官爵姓名，然后以四言韵语赞颂他们的功德盖世，每人多则二十几句，少的仅四句。或一韵到底，或不时换韵。如写张良，先介绍他正确的分析观察力和料事如神的本领，然后概括其历次功绩，最后写他功成身退，弃绝人事。是一篇“美盛德而述形容”的短文。赞韩信长达28句，一上来就说：“灼灼淮阴，灵武冠世。策出无方，思入神契。奋臂云兴，腾迹虎噬。凌险必夷，摧刚则脆。”以精练的语言，概括地刻画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重要的战斗经历，以及对汉高祖的忠诚。在继续记述彭越、黥布之后，总结说：“元凶既夷，宠禄来假，保大全祚，非德孰何？谋之不藏，舍福取祸。”替他们吸取教训。对张耳、卢绾、韩王信三人也有所肯定有所批评。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说：“陆机积篇，唯《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认为既然是颂，就不宜贬，否则不合颂体要求。这种看法未免胶固。对古人作全面评价，比一味颂扬是更难能可贵的。孙执升说：“品藻诸臣，无漏意，亦无溢词。硺句如秦碑汉篆，工劲苍老，自有精气存乎其间。”陈螺渚说：“篇中由相而将，由谋臣而辩士、死事，大职其要，小职其详，各如其本量而止。有典有则，不漏不支。”（《评注昭明文选》）李兆洛说：“此士衡所谓文繁理富，意必指适者也。优游彬蔚，精微朗畅，两者兼之。”谭献说：“有变化，有顿挫，可谓跌宕昭章矣。神完气足，意内言外，不刊之文。”（《骈体文钞》）
在陆机之前，东汉班固有《十八侯铭》，赞汉初肖何等十八功臣，皆四言韵语，每侯八句（唯陈平四句，疑有阙文）陆机显然有所借鉴而又加以扩充。其后，东晋袁宏有《三国名臣序赞》，共二十人，皆四言韵语，每赞十来句不等。此文评价公允，褒贬得当，颇受后人推重。何焯说：“赞胜士衡《高祖功臣颂》，序亦激昂，晋代之佳者。”（《评注昭明文选》）李兆洛认为其“神彩壮于士衡。”谭献则以为“浑穆不逮”而“持论尤优，特堂宇遂狭耳。”（《骈体文钞》）香港学者陈恩良说：“其结构笔调，（与陆机）大致相类，序文笔锋放纵，似乎略优。”（注：（香港）陈恩良《陆机文学研究》22页，香港广华局1989年版。）我以为说哀序优于陆是对的（陆序仅是名单而已），至于赞颂本身，恐在伯仲之间耳。
四
历代学者对陆机散文总的评价，是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也有所批评。
与陆机同时的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但也向他指出，“人之为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文章传》）意即以才学为文。东晋孙绰说：“潘（岳）文浅而净，陆（机）文深而芜”，“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所谓“排沙简金”即瑕瑜互见之意。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文不制繁。”《溶裁》篇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体性》篇说：“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所谓“芜”，是指语言不够省净。所谓“情繁辞隐”是指运思不够简练，而语辞有欠明畅。
稍后，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则全面肯定：“陆士衡，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晋书·陆机陆云传论》评价更高：“观乎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骏迈。文采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明月之县光；叠意迥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意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所谓“深而雅”，“博而显”，乃是对前人的反驳，这与唐初讲究辞藻重骈轻散的文风有关。
宋以后评价稍低，叶适《习学记言》说：“自魏至隋唐，曹植、陆机为文士之冠。植波澜阔而工不逮机。植犹有汉余体，机则格卑体弱，虽杼轴自成，遂与古文隔绝，至使笔墨道废百年，可叹也。然机于文字组织之间，特有其功，虽古今豪杰名士者，亦有所不能。”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七说：“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指散文）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两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至梁陈，专攻对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叶、沈等人处于散文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所以对陆机在骈文史的作用不予肯定，反而极力贬抑，这是有欠公允的。也有人持相反意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说“排沙简金，兴公（孙绰）造喻；子患才多，司空（张华）叹美。尚属轻今贱目，非深知平原（陆机）者也。”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香港学者陈恩良针锋相对地说：“世谓士衡文章过于繁蓐，但此实为时代风气，与自然之趋势使然。”“文章之由朴而华，亦犹人事之由简而繁，物质之由粗而精，为自然之趋势，进化之公例。”“士衡为文，精于谋篇，使首尾贯串，段落分明，善谐音节，使抑扬顿挫，疏朗有诵，工于用笔，使笔姿活跃，生动传神。更有劲气为条干，警策为提空。无蒙混之迹，去除言之词，确能清新相接。谓之‘情繁辞隐’，恐非笃论。”（注：（香港）陈恩良《陆机文学研究》77页，香港广华局1989年版。）胡国瑞先生说：“他的各类作品，读来俱觉磅礴闳肆，痛快淋漓，亦不觉有何繁芜之累。所谓‘深芜’，实属非当。至于今人每以‘内容空虚’或‘形式主义’目之，更是门外皮相之谈，绝不足与言陆机。”（注：胡国瑞《论陆机在两晋南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1994年1期。）
上述诸家，见仁见智，各有所持。
我以为，全面地看，陆机散文既有重大成就，但也有所不足，其艺术性高于思想性。他的写作技巧很高明，对仗讲究工整，结构务求细密，行文富于气势，引征渐趋繁密，较之前人，艺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以致后代不少学者把他作为散文史上新阶段的开创者，这正是他的主要贡献所在。但是无可否认，陆机散文决非没有缺点。当代学者穆克宏指出：“文辞过繁确实是陆机诗文的一个通病”，“深而芜”“这两个特征的形成”，一方面是受辞赋和文学作品骈俪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陆机十分重视文章修辞的结果（注：穆克宏《刘勰论陆机》，《古代文学理论论丛》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符合实际的判断。若从思想内容而论，陆机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人生观（诗赋尤有反映）等等，可议之处甚多，水平的确不算高。连充分肯定其散文的张溥对其为人也多所批评，说他“身事仇讐，而欲高语英雄，难矣”。赵王诛死，机囚廷尉，未能从此脱身，“复恋成都活命之恩，遭孟玖青蝇之谮，……其谁戚哉！”王毅说他是“侏儒”、“琑屑”、“鄙俗”，未免太低，说他不能望其前辈如嵇康、阮籍之项背，实不为过分。陆机观察到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见《演连珠》等文），可是自己终于没有跳出牢笼，以致不能自免而被冤杀。他对现实有所不满，经常感叹，却不敢大声抨击和尖锐批评，而是乞怜求全。他的文章比起《大人先生传》《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锋芒实在差得太远。钟嵘《诗品》把陆机列为上品，不少学者认为太高，宜在中品。倘若有人作《文品》，我看陆机恐怕是中等偏上而已。当然，如果将其诗赋创作，文学理论，《诗经》研究合而观之，则应该承认，陆机仍然不失为魏晋时期第一流的文学家。
收稿日期：1999—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