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中的溢出效应检验
蔡东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 PPP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实现方式，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也间接具有“溢出效应”。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0～2017年PPP及基础设施数据，对其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PPP模式下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TFP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进而本文提出今后要发挥私人资本在电信等科技领域的相对比较优势，以PPP形式发挥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同时沿线国家也要推进城镇化建设、完善市场制度环境等，为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
〔关键词〕 “一带一路” PPP 基础设施 溢出效应 制度环境 外部性效应
引 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的简称，自我国于2013年提出以来，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亚、北亚、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等65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开放跨国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建设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约束，也面临巨量和内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因而通过私人资本的参与、实行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下文简称PPP)成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优选择。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PPP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践，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PPP方式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也间接具有“溢出效应”。
正如早期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生产性支出和投资，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新古典主义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中提出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概念，认为基础设施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为私人资本提供必要的互补品，并将其对其他生产单位产生的影响理论化，提出外部性的概念，认为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庇古进一步区分和发展外部性与溢出效应理论，将基础设施为其他生产单位带来利益的外部效益称为外部经济或积极溢出，将带来损失的外部效应称为外部不经济或消极溢出。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市场交易中没有被包含的额外成本与收益即为溢出效应，这奠定了溢出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影响。
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指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或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的现象，将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的部分称之为溢出效应。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来源于其本身的公共物品特性，基础设施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其直接或间接为经济主体所用，并且基础设施通过为其他经济主体、市场环境提供扩张与竞争的方式，影响经济主体的生产率[1]，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例，互联网使用价值会随用户数量递增，私人单位从互联网节点中获取个人收益的同时也在为互联网数据库提供数据内容，在开放的数据库环境下成为社会收益的一部分，形成所谓的“网络溢出效应”。而互联网是电信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其他电信基础设施如手机等基础设施边际成本会随使用者数量增加而递减。
黑鹰山磷矿点虽然属于一小型磷矿床，但是矿体比较集中，磷矿石颗粒大，埋藏不深，交通方便，易采易选，且重稀土三氧化二钇含量较高，因此在圈定矿体时适当降低了其圈矿品位工业指标。用含w(P2O5)2%作矿体边界，矿体平均品位不低于4%，共圈出5个矿体，另外还圈出表外矿体4个，而每一个矿体则由多组含磷灰石团块、团脉状、脉状体组成。其矿体特征见表1。
具体而言，早期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关注于基础设施影响行业内的社会收益率、产业生产率变化，如电信基础设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ICT)等方面对企业生产效率带来的溢出效应。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对溢出效应的研究转向区域间、不同行业间的效应扩散，关注点聚集在了FDI、区域聚集等扩张与竞争方式上。跨国投资、外国资本流动不仅受投资目的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影响，其本身具备的知识、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客观上也成为一种公共物品，对投资目的地的产业及行业生产效率间接形成溢出效应。有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通用技术(GDT)的传播，通用技术领先者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将其经验、先进设备等转移到工业化落后国家[2]；Roller和Waverman(2001)通过对OECD发达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信息基础设施不仅能降低成本，同时也能从经济多个部门产出方面增加企业绩效[3]。并且网络经济学认为信息基础设施具有特殊的“外部性”，不同于其他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网络外部性能够直接提高私人部门决策单位的决策质量，降低部门间、个体间的搜索成本和生产成本，能够加强技术扩散和创新，由此产生显著的“网络溢出效应”。
基础设施也从交易成本、迁移成本等方面对行业、产业聚集造成影响，客观上形成聚集效应，空间上形成溢出效应。王晓东等(2014)将空间效应视作溢出效应，对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间效应展开分析后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在国内的空间效应明显，并存在滞后效应及地区差异[4]。张光南等(2014)基于可变成本函数和外部性因素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由于其研究对象为国内基础设施，在同一制度、社会经济等条件下，基础设施向临近地区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然而对于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不同的体制、社会经济或文化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溢出效应有待检验[5]。如东北亚区域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俄罗斯、蒙古仍沿用1524毫米宽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多采用1676毫米阔轨；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多用窄轨，比国际标准的1435毫米窄235毫米甚至更多。因此对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为国内或FDI等方式下不同国别行业内的研究。
考虑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外部需求的冲击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影响，本文对各国TFP 的计算结果分为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对WDI数据库，“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1990～2017年数据计算后得出的各国TFP 值如表1所示。
1基础设施外部性效应的理论模型
由于溢出效应来源于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基础设施通过其公共物品属性带来的外部性特征对产出产生影响，因而在产出模型中，将基础设施投资看做是影响产出的中间投入品。在此本文将一般性的产出模型设定为：
手表受到冲击或震动力的方向，大致可分为三种：轴向的、径向的、侧向的。关键在于防震座和托钻之间是斜面配合的角度(大约呈45度角)，它可以产生滑动位移。当防震碗沿防震座斜面移动时，防震弹簧被迫隆起变形，同时吸收了来自摆轴的冲击能量。下一步，将是摆轮轴榫尖下端比粗的部位和防震基座孔的内沿相碰击，摆轮轴这个部位直径比粗，它能够承受得住的。就是通过弹性的弹簧片，使得脆弱的轴尖在碰撞中上下左右都有了移动的空间不至于发生折断和塑性的变形。防震器仅仅保护的是摆轮像头发丝般的轴榫，来自所有方向的受力(包括轴向和径向的冲击力)基本上就是靠这样来形成保护。
(1)
其中，Y 为最终产出，I 为基础设施投资存量，K 为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L 为人力资本，M 表示基础设施形成厂商产出的中间投入，将其看作是基础设施投入的函数，以表示基础设施对厂商产出及其他产出变量的外部性。A (I ,t )为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效率函数，因此该生产函数能够随产出函数的外生变化而移动，进而可以表示规模报酬递增、不变或递减，并且由此效率函数反应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即对总产出的溢出效应。
由模型可以看出：(1)基础设施存量I 的改变影响到厂商中间投入变量M (I )，这些中间投入变量如公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行业产品降低厂商成本或产出，进而影响到产出函数F ，从而提升产出Y ，即基础设施发挥出市场中介效应(Market-mediated Effect)；(2)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到希克斯效率项A (I ,t )，从外部性层面提升产出效率、降低成本进而提高产出。假设希克斯效率函数为非线性的，则产出函数为：
(2)
其中A i,0 表示初始产出效率，λ i,t 表示外生的生产率变迁，γ i 表示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并假设其不随时间改变，只随个体改变，具有个体效应。
小苗的活动较为旺盛，因此成活率较高，在进行反季节种植时，如果没有特舒的要求，不急于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绿化效果，应尽量选择小苗木。其次，在选择苗木时还应尽量选择在近两年或一年已经移植过一次的苗木，移植过且成活的苗木都已经长出新根，且新长出的细根多是集中在树莞部位，具有这种根系的苗木对土壤的适应度高，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小，在反季节种植中成活率较高。
本文关注的基础设施的外部溢出效应，即γ i 的估计，通过Solow(1957)中计算索洛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方法得到，其中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即：
TFP i,t =Y i,t /F [K i,t ,L i,t ,M (I i,t )]
(3)
政府一般性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两方面的作用：自身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经济活动具有挤出效应，对经济资源配置造成扭曲和效率损失；公共服务等支出对经济增长、经济活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结果表明，沿线国家中政府一般性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中的溢出效应，从侧面证实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16]。
子弹抛撒、飞行到落地的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子弹落点散布。所以在计算弹道时,加入干扰因素能使计算结果更符合实际,为此建立阻力系数和子弹落点随机模型。
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提升要素生产率，相反，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可以改善和完善基础设施存量，即二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是导致参数估计有偏的重要来源。本文采用面板GMM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具体包括一阶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由于面板GMM本质也是工具变量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差分变换也能较好减弱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lnTFP i,t =lnA i,0 +λ i t +γ i lnL i,t
(4)
等式右侧γ i 即为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而TFP 可以通过索罗余值进行计算。
(5)
按照Solow的处理方法测算左侧TFP 。索洛将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产出中除去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后的增长贡献部分，因此将产出增长率减去经产出弹性加权后的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品增长率的余值即可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当假设投入价格与边际产品成比例时，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等于相应的成本权重，因此式(5)可以通过已有的数据将TFP 计算得出。将TFP 代入式(4)便可计算出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
电休克治疗是所有抗抑郁治疗中，有效率和缓解率最高的治疗，70%-90%的患者病情有改善。因此，难治型抑郁症患者可考虑使用电休克疗法。电休克疗法对一些严重抑郁症患者特别有效，可作为初始治疗方案。ECT治疗的副作用包括认知损害和遗忘等，一般在治疗结束后恢复。因此，电休克疗法整体上较为安全。
2 TFP 的测算
根据传统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定，假设规模经济不变，则生产函数为：
(6)
由于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各个国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以及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时对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难以区分，因此本文中资本存量统一为总资本存量
因而，最终生产函数为：
(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达65个，并且大都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发达国家或国内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其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不仅决定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潜力，更直接决定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因此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0～2017年PPP及基础设施数据，对其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以期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
3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材料开采基地，能源基础设施不仅方便了能源的开采和运输、降低生产和物流成本，同时也能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加工、利用效率，对能源周边行业产生溢出效应。另外，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基础设施加快了信息、知识、技术的传播，降低技术成本和门槛，从需求层面加快、加深了市场一体化程度，实现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PPP模式下的基础设施不仅从资金层面广泛调动私人部门资源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从资金、人力资本等方面也提升了各种资源的效率。
本文通过式(8)和相关数据来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和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lnTFP i,t =∝+β lnTFP i,t -1+γ lnI i,t +σ lnX i,t +f i +ε i,t
状态2 随着iP(t)不断流入压电电容CP,导致VBA增加,当VBA≥|VTHP|时,MP1导通。由于节点B与输出节点VOUT短路,所以VBA的增加导致了VA的减少。当VA≤0时,比较器CMP2的将输出高电平,使得MN2导通,使电路进入状态2。在状态2中,MP1和MN2都导通,因此电路形成输出回路。由于滤波电容CL的值大于压电电容CP,iP(t)将主要流入CL。
(8)
其中因变量为经对数化处理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经济增长中除去资本、劳动力解释部分的索洛余值。由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一定程度惯性，因此在解释变量中包括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形成动态调整模型，并用来控制初始条件对TFP 的影响；I 为关注的基础设施变量，包括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PPP模式下的基础设施项目数量。为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简化起见，本文借鉴Balazas等(2009)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衡量方法，将各种能源转化为电力产量占比，从电力产量角度反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状况[6]。本文对自变量电信基础设施cel 的设置，以每百人中移动电话使用者数量比重衡量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通过PPP项目数量测算PPP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
杨译：“‘Abject Apologies', is it? Retorted Paochai, You two are the ones well ver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so of course you know all about‘abject apologies'—that's something quite beyond me.”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期 TFP 均值
数据来源：根据WDI数据库计算整理。
民国时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发展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其发展也不外如此，卡内基其人及其图书馆捐助活动随着美国图书馆思想的传播被全面介绍和宣传到中国。
X 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存量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贸易总额、开放水平、人口密度、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产业结构；固定资本存量(k_fe )是指当年国内形成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人力资本水平(human )以与年龄对应的受教育人口比例，即总入学率来表示；贸易总额(trade )以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示；开放水平(FDI )以FDI占GDP比重表示；人口密度(lnpop )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且取对数处理；政府支出占GDP比重(govern )指政府一般性最终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产业结构(indus )表示从事服务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此外，本文引入2008年虚拟变量d 08以验证基础设施建设及要素生产率是否显著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为描述各个国家或地区间异质性，本文也引入地区虚拟变量region ，以各个国家或地区所属各个洲来描述，数据包含国家涉及六大洲，因此包含5个地区虚拟变量。
4实证结果及分析
4. 1可能存在的经济计量问题
在对实证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之前，需要对数据可能产生的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逆向因果问题一一论证。
影响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虽然本文已较为详尽地将宏观与微观因素列入控制变量中，但仍有一些不可观测或难以量化的因素会影响到要素生产率，如制度、气候等因素，进而有可能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对于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采取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并尽可能详尽地加入可能影响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虚拟变量，以期通过面板估计中的差分等处理方法避免不可观测遗漏变量问题。
对于测量误差问题，本文数据均采自世界银行子数据库，其中PP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PPI数据库，其他变量来源于WDI数据库，保证了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此外，已有相关文献采用基础设施投资额度量化相关基础设施，然而基础设施投资额度并不能区分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因此以投资金额代表基础设施存量会带来系统性测量误差[7]。因而，相对于投资金额指标，基础设施实物指标能克服公共投资带来的问题，并且对于本文研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基础设施存量和消费量更能反映出此领域基础设施实际消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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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取。称取样品约5.00 g（精确至1 mg），置于50.0 mL离心管中，加入10.00 mL乙腈-水（80∶20，V∶V） 混合提取液，涡旋30 s，超声提取20 min，离心，取上清液5.00 mL，加入10 mL乙腈饱和的正己烷去脂，取下层清液备用。
表2 基础设施外溢性实证分析结果
续 表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为10%、5%、1%显著性水平下统计值显著。
4. 2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列出模型估计的实证结果，两种估计方法都通过了自相关检验AR(1)、AR(2)和过度识别检验。由于Hansen统计量与Sargan统计量相比更加稳健①，本文采用Hansen统计量验证得出，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由计量结果可以看出，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PPP模式下基础设施对TFP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能源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吻合，能源基础设施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能缓解能源聚集区域周边贫困现象[8]。2008年虚拟变量不显著，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能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可能与沿线各国能源产业结构在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从侧面也反映出能源基础设施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能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具有时滞性，并且能源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决定了其带来的“资本效应”与“溢出效应”的对比[9]，因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长期、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是决定其发挥溢出效应的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也显示出显著的溢出效应。据2016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②显示，“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③基础设施指数均值为0.421，略高于全球193个国家均值0.371，除去发达经济体12个国家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指数仅为0.18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还有所差距，但回归结果仍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沿线各国显著减少了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虚拟变量显著为负。因此，随着“一带一路”的开展、更多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将会显著提高。
PPP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2008年经济危机对PPP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为负，但在系统GMM估计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随着“一带一路”的开展，越来越多私人资本将加入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从溢出效应系数来看，能源基础设施、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估计系数较小，从已有的文献来看，Hulten等(2006)对印度高速公路、电力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也进行了估计，其对印度1974年、1985年和1993年高速公路和电力基础设施对制造行业溢出效应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其边际溢出效应为0.02～0.09，均值为0.06[10]。刘生龙和胡鞍钢(2009)对中国1988～2007年能源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进行了估计，其结果显示能源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溢出效应为0.05[11]，鉴于中国基础及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性，进行横向对比，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边际溢出效应的估计虽然较小，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可能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程度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较低。据2016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④显示，“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平均人力资本指数为0.69，低于全世界133个国家平均值0.836，将“一带一路”沿线12个发达经济体剔除后其平均人力资本指数为0.61。因此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有待挖掘，这也是今后“一带一路”战略中应予以重视的方面。
外国直接投资(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统计结果高度显著，Mac-Dougall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FDI在一般福利效应中的技术外部性对经济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从总量上扩大了经济规模，并且从经济结构上提升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实力。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也证实了FDI对各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溢出效应。
对外贸易方面，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只有系统GMM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FDI带来的“溢出效应”不同，学者对贸易带来的“溢出效应”存在不同解释，有学者认为贸易的溢出效应与国家发展水平有关，贸易双方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则溢出效应越显著[12]；也有学者认为贸易的溢出效应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13]。因此，贸易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依赖于经济开放、贸易方式和对象等因素，“一带一路”的开通有利于沿线国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同时对外贸易、FDI也往往伴随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三者形成良性互动，加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证实了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密度的溢出效应会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并且溢出效应只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另外这种溢出效应呈U型[14]。因此对于沿线国家人口密度的溢出效应可能解释为其城市化率不足导致的人口分散。据2015年数据表明，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率不足4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且1978～2015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速为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9%[15]。从行业角度来看，沿线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价值链初级阶段，处于溢出效应U型第一阶段，未能发挥出人口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Y =A (I ,t )F [K ,L ,M (I )]
将式(3)代入式(2)可得TFP ，考虑到关注的溢出效应为非线性，将代入后公式取对数后可得：
马克思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1]616而这些在进行理论抽象时所“撇开不管”的“矛盾”，却是人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一步一步地经历其形成、发展和解决的全部过程，因而这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人类生活现实中社会发展取向的偏离，人与社会及自身的协调严重失衡，产生人类困境和生存危机，就是忽视个人之为个人的特殊性、具体性和独立性，就是离开个人的发展空谈社会，实际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5 结 语
本文从基础设施外部性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外溢性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验证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对经济增长起到如何的作用。
通过将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及PPI数据库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0～2017年的数据进行GMM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以及PPP形式下私人资本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和显著的溢出效应。与预期相反，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人口密度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溢出效应，结合沿线国家实际情况，本文得出其原因可能是其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城镇化率较低导致人力、人口相关变量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不显著。除此之外，回归结果还显示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一定影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整体金融环境对投资效益的传导机制。
部分民间投资者不讲诚信，对招商协议及项目恰谈中承诺的投资和设施（特别是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建设不落实，对建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不治理，工程项目不仅未能改善生态环境，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项目区水土流失。部分投资者在经济林建设中野蛮施工，对地块周边植被及原有水利水保设施损毁严重，项目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部分投资者只图作业便利，在中药材种植基地采取顺坡起垄整地，地块内水土流失严重。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本文研究结果证明能源基础设施、电信基础设施以及PPP形式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仍处于比较分割状态，以铁路交通为例，沿线国家铁路铁轨标准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其沿线国家铁路轨宽标准多达3种以上，为物资运输、流通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为其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挥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提供较大空间，也因此为今后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以下政策含义：
(1)目前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能源基础设施还处于粗放、落后的发展阶段，如巴基斯坦的能源供应系统仍不能满足国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所需[17]，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2010～2020年仅亚洲地区跨境能源项目缺口多达1000多个，并且沿线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水平也严重影响到其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进而影响到能源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以及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18]。而本文回归结果显示，沿线国家目前具有的能源资源比较优势以及目前所具备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已经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因此今后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私人部门参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比较优势，通过更合理、高效的能源基础设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环保的能源使用方式。
(2)本文采用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溢出效应。我国《“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互通效率低的情况制定和规划出“一带一路”信息化顶层设计，不仅如此，国内企业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使得我国电信、互联网技术等ICT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具备了相对比较优势。因而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加大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引导国内高科技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投资建设，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对提升贸易效率、降低贸易信息成本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3)推进沿线国家城镇化建设，发挥人口聚集效应，加强和完善市场制度环境建设，为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市场和制度基础。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低城镇化率也反过来制约其产业结构优化，并且对基础设施聚集效用、使用效率造成负面影响。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其使用效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低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低下显然会导致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低下、降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等负面影响，进而降低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回归结果也显示，人口密度因素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入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线国家人口聚集度、城镇化率等市场基本面，人口聚集既是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也是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人口、市场作为市场潜力的基本要素，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发挥私人部门投资溢出效应的潜力。因此，今后沿线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PPP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城镇化建设，完善市场环境、产业聚集等制度层面，为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培育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
注释：
①本文结果使用Stata软件Xtabond2命令，由于此命令中Sargan统计量与Hansen统计量二者可以相互替代，故结果中汇报二者是等价的。
②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egovkb/en-us/Data-Center.
③一带一路沿线共64个国家，由于数据缺失原因阿联酋、巴基斯坦等国家不在统计之列。
④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egovkb/en-us/Data-Center.
参考文献
[1]张睿,张勋,戴若尘.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1):88～102.
[2]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3]Röller L H,Waverman L.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Simultaneous Approac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909～923.
[4]王晓东,邓丹萱,赵忠秀.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与Feder模型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4,(4):173～174.
[5]张光南,洪国志,陈广汉.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制造业成本效应[J].经济学(季刊),2014,(1):285～304.
[6]Égert B,Kozluk T J,Sutherland D.Infrastructure and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J].2009,50(3):355～364.
[7]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J].经济研究,2010,(3):4～15.
[8]赵雪雁,陈欢欢,马艳艳,等.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6):1115～1126.
[9]王自锋,孙浦阳,张伯伟,等.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区域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4,(2):118～135.
[10]Hulten C R,Bennathan E,Srinivasan S.Infrastructure,Externaliti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Study of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6,20(2):291～308.
[11]胡鞍钢,刘生龙.交通运输、经济增长及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空间经济计量的结果[J].中国工业经济,2009,(5):5～14.
[12]于燕.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贸易伙伴国行业层面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4,33(4):44～51.
[13]尹今格.技术溢出、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单部门理论模型[J].商业研究,2015,(5):106～112.
[14]杨本建,黄海珊.城区人口密度、厚劳动力市场与开发区企业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8,(8):78～96.
[15]张辉,易天,唐毓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新型全球化格局[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3):201～217.
[16]Mitchell D J.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Growth[J].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05,1813:1～18.
[17]谈飞, 赵莹,王豹.制度因素对我国能源类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8):1139～1144.
[18]郑新业.新发展理念下的“一带一路”倡议[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4):109～138.
Spillover Effect Test of PPP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Cai Dongf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PPP is an important realiza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the Belt and Road”,and the interconnection of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but also has“spillover effect”indirectly.Based on the PPP and infrastructure data of the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Road”from 1990 to 2017,this paper exa-mines and analyz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its infra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under the PPP model.Thereafter,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ountries should play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private capital in the fields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and play the infrastructure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form of PPP,and then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At the same time,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should also promote urbanization and improve the market system environment,then create market 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participat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PPP;infrastructure;spillover effect;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external effect
DOI: 10.3969/j.issn.1004-910X.2019.05.016
〔中图分类号〕 F283；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发展与全球公司构建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6YJB025)。
作者简介： 蔡东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 史 琳)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ppp论文; 基础设施论文; 溢出效应论文; 制度环境论文; 外部性效应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