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不良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试论论文,倾向论文,不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就是追风向，赶潮流，趋热点，社会上政治，经济领域中搞什么，各种学科的理论研究就套什么。这种研究省力得很，只要把社会上流行的口号、名词术语拿来，在本学科名词术语前置或后缀即成。如图书馆界，在过去“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里，“图书馆是阶级斗争工具”，围着政治运动转。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商品经济，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图书馆又成了“经济实体”，要建立什么“图书馆市场”，等等。有些事情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市场经济之说时，本来就是图书馆一定要做，一直在做，或本来就应该做，而因种种原因尚未做的，现在硬加上几个市场经济的经济名词，就下个“必然”，“只有”，“才能”，“唯一”之类的结论，于是就成了“新理论”，“新观念”，“新意识”，于是乎被某些人认为一直无所作为，没有出息的图书馆学理论就有了“新的突破”了。
比如图书馆要适应社会需要，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这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喊，早已在努力实践的“传统”话题。可是有人这样说：“建立图书馆市场机制，将有可能保证图书馆主动适应社会需要，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加上“市场机制”四个字，于是“传统”就成了“新观念”，“新意识”，然而，“新”在哪里呢！
比如，强化情报职能，为上级领导部门决策，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信息，研究不同类型读者，有针对性地提供适用信息，满足不同的需求等，也是自改革以来天天在喊，司空见惯的事，而且有不少图书馆已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努力，取得了成绩。可是有文章提出，只有建立“图书馆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图书馆必须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竞争机制”，图书馆才有“活力”去这样做。
比如，对图书馆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开展在职培训，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建立优化的图书馆工作队伍，这也是关于图书馆队伍建设和图书馆人才学研究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非得说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才能如此这般。
比如，图书馆应有自身工作的驱动力，要有内部机构的协调和组织能力，这是图书馆管理机制所必须有的功能，也非要说“一个健全的图书馆经营机制”才具有这些功能和活力。
比如“对图书馆来说，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用户群，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是图书馆产品生产过程中应循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我们在图书馆学教科书里早已熟悉得很的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吗？偏要说成是“图书馆产品生产过程”。
凡此种种，犹似用别人的名字来叫自己的孩子。这种在我们早已熟悉的东西上堆积上几许时髦的词汇，俨然成了“新理论”、“新观念”。如此不伦不类的新包装，实有哗众取宠之嫌。
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发现规律，总结经验，指导实践，解释、解决由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指引、推动学科发展和事业建设，提高工作水平和效率，而不是为既定的方针政策作注释，找理论根据，造舆论，作宣传（专门的政策宣传是另一回事，不能同学科理论研究混同），抹煞本学科的特点，附就既定的方针政策。方针政策必然是有针对性、阶段性，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人为性，不一定符合社会实践，必须有根据社会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过程，乃至完全否定的事也不少见。方针政策不具有普遍性，不是永恒的，为既定的方针政策作注解，是我国理论界的一种通病，结果使理论成为一种无原则的东西，可随着方针政策的改变而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真理，这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图书馆随着政治形势，方针政策的变化，今天是这个，明天又是那个，独独找不到图书馆自身的影子，似乎只有否定自身的存在，依附于他人图书馆才有存在的价值。固然，理论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中也有一条实践性原则，但这种注解，滥套方针政策的做法，并不是理论结合实践，也不是实践性原则所要求的。这种做法只是起到理论研究为既定的方针政策作论证的作用，理论成为政治的奴隶，理论研究失去了独立性，严肃的科学研究变成庸俗不堪，失去了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研究不能随着方针政策转，看风使舵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再说，理论研究是探索，发现客观规律，而不是人为制造规律。前者是辩证唯物主义，后者则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如果说，“纵观十年来图书馆的改革，无论是在观念的改变上，还是服务工作与管理方法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究其原因，概是理论研究落后，学风不严肃，理论研究没有能指导、引导改革实践，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理论研究也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太多的结论，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为什么？”一些贴标签式的所谓理论解释，群众不能接受。所以，现在要把我们的理论研究从单一思维定势，从附炎趋势，拉郎配，贴标签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诚然，从科学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认识，当代社会科学同整个科学发展趋势相一致，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高度纵合，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比较学科，元学科不断涌现，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也日趋丰富，科学方法多元化，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研究方法互相吸收、引进、移值、综合，但我们在上面所举出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现状与此不同，另当别论。
移植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所谓移植，就是将现有的科学理论，方法或手段运用于正在探索的课题中去，或是将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另一个学科研究中去，渗透整合产生新的学科、新的理论。打一个也许是不确切的比喻，这是一种化学的方法起一种化合的作用。而当前在用经济学理论，如商品学理论，市场学理论，研究图书馆学中有一种现象，却是一种初等数学中的加法：经济学名词+图书馆学名词＝经济学图书馆学名词。这种新名词既不是经济学的又不是图书馆学的，是一种畸形怪胎。因为这不是一种科学方法的移植，没有经过一番渗透整合的过程，只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几个经济学名词而已。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一大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也不能例外。但是，在引进、移植、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要注重理解、把握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实质，真正把这些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应该把其当作一种现成的模式往研究对象上套。我们看到现在有些论著充满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粗看起来色彩鲜艳，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中多是一些结论，只有“然”没有“所以然”，而这些结论除了用新的概念，术语装饰、重述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再是在引进，移植，借用一些理论和方法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本学科的特点，使其在本学科中具体化特殊化，或者说是同化，这里切忌“拿来主义”，而是要作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一些“传统”的服务项目和方式方法，凭一枝生花妙笔可以不断的花样翻新，适应某种需要，这些都不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如在谈一般的读者服务工作时列举的是这几项；提倡特色服务时列举的还是这几项，总结优化服务经验时列举的仍是这几项；在强调强化情报职能时列举的又是这几项，当雄心勃勃要开发信息产业时列举的同样这几项，乃至在强调用户教育时列举的仍逃不出这几项；到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热快把人热昏的时候，将这些项目加上经济学名词术语，修饰一下，又成了人们必须接受的“新意识”“新观念”了。出现这种概念，以学风论，不严肃，凭小聪明取巧，就方法论，简单化，拿来就用，贴上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下，就难怪我们的理论上不去，难怪一些实际问题老是解决不了，难怪人家怀疑图书馆学是科学。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认真、严肃、负责的，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严谨的学风是一个人成为学者最起码的素质，做学问专图省事，找冷门，投机取巧，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此类文章写得再多，也会被人嗤之以鼻，既不利于学术，又毁了自己的声誉。过去曾有人写文章骂一些人写文章为了赚稿费，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现在看来骂得不无道理，似乎确有此类人混在我们的“专家”队伍中。
最后再谈两点意见。第一、治学必须严谨，有沙里淘金精神。在科学的园地中，孜孜不倦耕耘，才会有丰硕的成果。治学不是经商，投机商不是真正的商人，更不能把投机商作风带到学术研究这一神圣的领域中来。要立说，先立人。要当学者，不要当文抄公。第二、要重视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①印度学者拉姆、纳斯沙玛也说：“一个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由于应用了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②不必作任何解释，就可以从这两位学者的话中体会到科学方法对科学成功的重要作用。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的概念。”③这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一致。对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方法。如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现代科学两者综合、渗透的趋势，并不是取消两者主体的存在。其次，不同深度的研究内容，要求有不同的方法，深层的开创性的研究，就要求有复杂的，多样的难度大的方法；研究内容浅显，说些人云亦云的话，拾人牙慧，写些应景文章，官样文章，媚上文章，新八股文章，那几乎是不要什么科学方法，只要有剪刀和浆糊就可以“做学问”了。象现在从图书馆学研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那不是科学方法，也不是科学方法的借鉴、移植、渗透，那只不过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我们图书馆学理论的贫乏，缺少我们自己的开创性的理论，恐怕就与我们研究方法的简单与落后有关。最要紧的是要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
〔收稿时间：1994-12-29〕
注释：
① 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
② （印度）拉姆、纳斯沙玛·社会科学方法论，英文版，第11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7页。
以上(1)-(3)转引自：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页，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