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183;德姆塞茨论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民论文,政党论文,关系论文,哈罗德论文,德姆塞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运用经济方法研究传统的政治学问题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特征，其中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一直是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突出问题。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是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政党与选民关系的研究既渗透着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等一系列理性选择理论，同时又用新的眼光进一步发展了对政党与选民关系的研究。本文重点介绍哈罗德·德姆塞茨在《潜在公用性、不可分割性与政治竞争》（注：H·Demsetz.Amenity Potential,Indivisibilities,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Edited by J·Alt and A·Shepsle.Repective on Posotive Political Economic.Ca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 144-160.）一文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党与选民关系的主要方法和观点。
一、政党与选民关系的研究前提和假定
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中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哈罗德·德姆塞茨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假定展开了对政党与选民关系的研究。
哈罗德·德姆塞茨在文章中隐含的假定正是公共选择理论最著名的理论假定：人类社会的两个市场分别是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需求者）和政党及其候选人（供给者）。无论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中，人实际上主体都是“经济人”，即有理性、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实际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党纲领或政策。正如1957年唐斯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注：Downs,A.,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1957.295.）唐斯认为，政治家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最大化，政治支持最大化可以使他上台执政或竞选连任，这种政治支持最大化具体体现为获得选票最大化。政治家和执政党所追求的只是能给他赢得更多选票而不是失去更多选票的那些政策。哈罗德·德姆塞茨正是用“经济人”范式既分析了经济市场上业主、经理、员工及消费者的行为，也分析了政治市场上政党内部人员、外部人员及政党的行为。
哈罗德·德姆塞茨在文章中另一个假定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著名假定。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个政党的党纲就是政党的产品，实际上是一揽子公共物品，它与投票人的偏好有直接的关系。在竞选过程中，为了力争更多选票，取得竞选胜利，政党及其候选人必须在竞选纲领中允诺为大多数选民提供他们所希望的公共物品。至于这些公共物品的内容如何，就取决于竞选纲领是单纬度还是多纬度，选民的偏好是单峰值还是多峰值，是正态分布还是非正态分布。哈罗德·德姆塞茨集中关注的是选民偏好与政党的关系，正如他在文章结尾出指出的那样，“自然，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商业市场份额就可能反映这样的事实，政治偏好的变化要比经济偏好的变化频繁和剧烈得多。我知道无法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假定而不是相反的假定。很难提出一个关于偏好的普适性理论，不仅在理论上令人信服，而且具有显著的实践应用性。我将这个任务留给将来。”
虽然哈罗德·德姆塞茨采用的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关注的是选民的偏好，但是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突破了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中的一些环节，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并非完全同构，政党与企业并非完全一样，政治候选人与企业投资人也不一样，政党内部人员与企业的内部人员更不一样。这实际上是对唐斯理论的批评或补充。当然，哈罗德·德姆塞茨在文章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假定，比如他提出，“我们假定代理成本为零。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代理成本对政治过程没有影响。但如果突出了代理成本，议员就能够曲解内部和外部投票人的利益，所以这里我不想讨论任何代理成本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二、哈罗德·德姆塞茨对政党与选民关系的研究内容
1.研究的主题及主要的观点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他在文章中所关注的是当代政治经济学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即民主制度准确代表投票人利益的程度。他概述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民选议员虽然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很大，但这实际上准确代表了投票人的利益。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比他们按比例占有的投票人数字更重要，所以这种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政策并非都是中间投票人最偏爱的政策。正如在经济市场中富人所占的私人产品多于穷人一样，有组织的集团在政治市场中也占有大部分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投票人的权威性在政治市场中实现同消费者的权威在经济市场中实现一样有效——投票人能够有效地控制民选议员的个人偏好。另一种观点认为，民选议员的政治行为完全有可能摆脱他们的投票人的偏好，从而偏离他们对投票人应尽义务的承诺，倾向于自身意识形态偏好而不是投票人的偏好。但由于代理成本的原因，致使民选议员即便在他们背离了投票人的偏好之后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
哈罗德·德姆塞茨提出第三种观点：议员没有充分代表投票人的利益，但这种背离不来自于代理成本。他认为第一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关注内部人员——议员所在的政党，那些认为议员完全公正地代表了投票人利益的人实际上是把投票人都看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成分。而第二种观点以代理成本为解释理由则也难以成立。如果突出代理成本的原因，那么民选议员就能够任意曲解投票人的利益，从而掩盖了他们背离投票人利益的真正原因，所以哈罗德·德姆塞茨在这篇文章中“不想讨论任何代理成本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哈罗德·德姆塞茨提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他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并非完全同构，人们完全有理由把消费者看成外在于企业的部分，但是不能把投票人都当成政党的外在部分。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投票人与政党的关系，因为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具有不同的潜在公用性，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产品的可分性完全不同。
2.对政党及政党内部人员的认识和界定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政党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和特征。同典型的企业相比，界定一个政党的性质要比界定企业的性质更加困难，从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来看，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政党或自由主义政党，它们同美国现在或历史上的政党也完全不一样，同其他国家建立的政党更不一样。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两党的相似性要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两党更倾向于寻求同一选民群体的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追求最大多数的支持而不管选民的阶级、收入或思想，两党都声称代表了联系松散但包容性极强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要求。
从政党的起源来看，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表现。在英国，有些旧有的政党起源于议会本身，这些议会集团本身通过组成一个多数集团来证明自身重要性。他们并不想有意使自己有目的地代表大多数人口；后期产生的新的英国政党，比如工党，主要产生于议会之外并主张代表大多数外部的投票人；有些政党单纯追求某一个问题诸如银币铸造问题、土地租金的税收问题，也有追求整个社会重构的激进革命党。
究竟如何认识政党呢？哈罗德·德姆塞茨提出了自己对政党的界定，他认为政党就是为竞争政治职位和影响政治决策进行持久合作的人构成的组织。这些人要么是为了期望获得政治职位、要么是为了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政策，从而为政党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按照哈罗德·德姆塞茨的界定，议员并非一个政党的成员，因为他们没有为政党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政党的雇员，诸如打字员，也不是政党的成员，因为他们并不关心政策的制定。那些在形式上处于政党之外，但是却因为喜欢它的政策方针而坚持为该党提供智力或财政支持的人，要比那些议员或漠不关心的雇佣人员更称得上是该党的重要的内部成员。哈罗德·德姆塞茨关于政党内部人员的界定是理解他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观点的基本前提。他认为之所以民选议员没声代表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政治市场主体与经济市场主体不完全一样，政党与选民关系并非等同于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政党变动纲领的成本高于企业变动产品的成本，等等，都在于这种内部人员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源、地位、影响力和偏好。
3.政党与企业的异同比较——潜在公用性(Amenity Potential)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同构，在经济市场中适用的原则在政治市场中也完全适用。但是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政党与企业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相似性决定了经济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适用性，其差异性则对政治竞争中的一些现象具有特殊的解释力。
哈罗德·德姆塞茨指出，经济市场的运转与政治市场的运转有相似之处，经济市场在各地寻找商品，鉴定它们的质量并使它们适合消费者的需要；政党的功能也可以看成是寻找候选人、鉴别候选人、提出竞选纲领并最终将他们拿到市场上赢得选票。一个政党的生存和成功依靠的是投票人是否选择它的产品，就像超市的成功靠的是商品能否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企业也有类似政党的地方，比如将工人组织起来，如果没有预期的购买者，也要依赖广告宣传来吸引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或服务。
但是哈罗德·德姆塞茨强调，政党像企业一样寻找候选人、推销候选人和竞选纲领的同时，却还扮演着其他的角色。比如形成统一意志、引导党员信念、最大限度将党员组织起来。而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最显著的不同表现为企业人员与政党人员对自身产品的关注程度不同。投资者、经理、工人这些企业人员关注的是利润和经济收入的最大化，究竟是什么产品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政党人员关注的却是政党的“产品”，即所选择的候选人和政策。所以，政党的领导人、工作人员、支持者能够从政党的目标、纲领、候选人那里直接得到满足。在一个典型的企业中，尽管也有人专门关心某些产品而不关心另外的产品，但是像政党人员那样能够从自身产品中获得满足的情况很少在企业生产的产品中出现，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二者区别既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
从数量上来看，政党人员与企业职工相比更关注自己产品；从质量上来看，在一个典型的企业中，企业人员对产品关注主要考虑企业的就业能力而非产品自身，对政党人员来讲，则关注从产品中直接获得满足。企业人员随时准备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不管顾客是谁。而且企业人员还会为顾客提供自己并不喜欢的产品，甚至那些别人不应该消费的产品。所以顾客是上帝这种观点对企业的重要程度要远高于对政党重要程度。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就在于政党人员和企业人员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人员的利益最大化表现为利润、工资、工作条件，而政党人员的利益最大化却并非这么简明、单纯。其中潜在公用性就是一个影响政党人员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潜在公用性就是政党提供的产品——候选人或党纲所具有的能够使政党人员从中获得物质或精神享受的一种内在的能力。企业产品缺少潜在公用性，所以企业人员并不特别关注自己的产品是什么；相反，政党人员对自己的产品寄予了期望，使产品具有较高的潜在公用性，能够给政党人员带来满足和愉悦。这正是企业产品与政党产品的显著区别，也是哈罗德·德姆塞茨对唐斯的观点进行修整的重要内容。
4.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政党产品的潜在公用性
依据理性经济人假定，典型的企业进行投入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让企业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并把所挣的钱都花费在自己的家庭上。但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实际上有些企业并非这样。有些特殊的企业，比如报纸和非赢利组织，它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里充满着潜在公用性，对这类企业而言，企业家的偏好直接决定着产品的状况。例如，那些报社的投资者，他们办报纸能够直接从自己满意的新闻和消息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如果能够真正改变舆论，他们甚至不惜减少利润。那么潜在公用性究竟是不是联系着利益最大化呢？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如果一个企业通过生产适宜的产品而获得的价值（满足感）也被当作利润来计算，那么可以说这个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同样，如果把挣来的钱花在家庭消费上而获得了效用，那么投资人也能够被看作是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所以，典型企业和非典型企业的区别不在于投资人的行为是否是理性的，实际上二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不在于投资人是否把顾客看成上帝，这两种企业的区别表现在企业家组织资源、选择产品、追求理性目标的方式上。如果一种生产的产品富有潜在公用性，那么投资人的偏好必然有助于理解企业的产品和组织。
哈罗德·德姆塞茨将政党与产品具有较高潜在公用性的企业进行对比，认为政党同这种具有潜在公用性的企业相似，并且政党具有的潜在公用性理所应当超过像报纸这样的企业所具有的潜在公用性。
一个政党的产品包括纲领和候选人。一般说来，政党的最大利益就是获得选举成功，为了实现选举成功，投票人的政治愿望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愿望在政党选择纲领和候选人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政党也必须回应内部人员的要求来决定候选人和纲领，尽管这些内部人员偏好的分布并不均衡，但是他们要比同等数目的外部人员重要的多，所以政党领导人、政党成员以及支持者的政治偏好影响着政党的产出。如果赢得选举，政党必须实现内部人员期望的目标；即使选举失败了，政党也要最大限度实现这些目标。这样，政党实际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一个在纲领和候选人问题上坚持偏向内部人员的政党将减少获得选举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一旦这样的政党获胜，它能最大限度地实施纲领，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其他可能获得选举成功的党。
这种情况下，政党产品具有的潜在公用性成为影响政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因素。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和一些单一问题倾向的政党具有很高的潜在公用性，为了迎合内部人员的偏好就很少考虑赢得外部人员的投票，所以赢得大选并非其利益最大化。例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不会比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更乐意在意识形态上妥协以期望获得政治选举的成功。相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更像追求利润的企业。它们高度看中获得选票和政治职位，它们比意识形态政党及单个问题政党更注重外部人员的影响。但是即使美国两大政党给投票人提供了部分反映着其内部人员偏好的规则、福利、收入分配政策，它们的政治纲领也充满了比企业更多的潜在公用性。所以，政党产品的潜在公用性对各类政党都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和单一问题倾向的小党而言，如果政党能够从欣赏它的政治偏好者中得到资金和工作帮助，给内部人员提供一个表达意愿的平台，即便没有令人瞩目的选举成功，它也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与企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一个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持续地满足外部消费者的要求，而高潜在公用性使政党的生存可以较少依赖取悦于外部人员。
5.政党产品与企业产品的根本区别——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政党与企业的产出物并非同构，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性是政党和企业的明显区别。选举的结果是产生政策和官员，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除了选举所带来的结果之外不能享受任何别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同企业的员工不一样，比如食品公司的员工在努力为公司工作的同时能够享受其他公司的产品。而政党人员则不一样，除了将居住区域与工作区域截然分开之外，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机会选择个人的偏好。不管是否喜欢，他们只能消费这些政治产品。这就是政党产品的不可分割性。
不可分割性进一步使政党人员与政党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如果政党赢得选举，这些人员就必须消费政党的政策。所以，政党人员在赞同政党纲领的基础上为政党工作的努力程度远远高于为自己不喜欢的政党工作的努力程度。经济市场中的商品在这方面的就不一样，政治产品这种个人消费偏好与工作产品之间的不可分性在经济商品中变成可分性，企业人员可以持续消费对手的产品。这样，政治市场的竞争与经济市场的竞争就不一样。在政党中，由于纲领的不可分割性，政党人员的政治偏好与他们为之工作的政党纲领之间有很高的亲和关系，所以有人拿低工资也愿意为自己拥护的政党服务，当然，也有许多人出于这样的原因乐意免费为政党工作。实际上，政党纲领与政党成员期望之间偏差越大，政党成员的工作干劲越小，付出的工资总量越高。相反，企业与它的员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不是这样。企业的员工除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之外，还能够消费别的厂家生产的产品。对企业而言，即便是刚刚成立的新企业，其支持者期望的是成功运营，而并非期望使用他们的新产品。产品的可分性将人员消费愿望与人员可能生产的产品割裂开来。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这种状况与政党和企业使用不同的利益最大化标准有直接联系。公司追求的最大化利益是最大化的生产率，这在工人对企业产品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所以这些产品不管发生内在变化还是外部变化，都不会引起雇员要求较高的工资以维持相同的生产率。政党追求的最大化利益标准并非生产率而是获得政治职位、实现政治纲领，所以当纲领变化时，将不得不重新寻找雇员或提高工资待遇。同样，政党人员和企业人员对利益最大化的标准也不一样，满足政党内部人员期望值的方式是提供其认同的政党产品；但是对企业而言，满足员工期望值的方式不是生产他们认同的产品，而是持久雇用、保证工资以及改善工作条件，除了这种情况，员工很少关心本公司产品的实质是什么。正是因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才使政党和企业的内部关系表现为不同的模式。
从政党和企业的外部关系来看，由于产品潜在公用性和不可分割性不同，二者也不一样。一个企业由于其产品没有潜在公用性却具有分割享用的性质，所以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去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但是，政党的情况不一样，一个政党必须迎合它的内部人员。它越重视内部人员的偏好，越不能为外部投票人提供使他们满意的纲领，所以政治市场中外部人员并非像经济市场中的外部人员那样可以得到满足。这好像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实际政治市场的运转情况并非不能解决，主要表现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从实际来看，无论外部还是内部人员自然不会具有相同的偏好，能够满足外部投票人的需求的政党更能赢得大选。所以，即使任何政党都不愿意改变其内部人员偏爱的纲领，那些内部人员偏好与投票人偏好更接近的政党也会赢得选举。因为，虽然政党的潜在公用性以及产品的不可分割性使政党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投票人身上，但是投票人在既定的选择范围内，会尽量从那些内部人员能够公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身上寻求他们想得到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党的唯一目标是选举成功，它们通过专门设计纲领、选择候选人来努力取悦于投票人，这种平衡模型反映了中间投票人定理，即最终的选举结果体现的是中间投票人的意愿。
第二，假定政党的中间投票人平衡模型没有明显成效，但是如果政治市场的进入条件是宽松的，那么这种困境也能够解决。虽然外部投票人的利益终究不如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如果新的政党能够很容易组成，那些内部人员能够更好地代表投票人利益的政党就会出现。相反，新的政党不能轻易成立，那么这些投票人所期望的执政纲领和候选人与实际出现的执政纲领和当选人之间就会有较大的差距，在政治产品潜在公用性缺失和不可分割性作用下，一部分选民就会放弃投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市场的准入条件就成为关键因素。而在经济市场中，由于企业产品的潜在公用性比较低，而且还可以分割享受，企业要想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期望的产品，准入条件并不像政治市场那样重要。
第三，如果一个政党是单一问题导向而非选举胜利导向，它就会不考虑外部投票人的偏好。在这些情况下实际政治结果与中间投票人平衡模型推导的结果不一样。但是，在政治市场准入条件比较高、只有两个政党竞争情况下，对有些单一问题导向的政党而言，如果其候选人的政策偏好与那些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差距不是特别得大，如果投票偏好的确定性很大，那么实际政治结果与中间投票人模型预见的结果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政治市场是开放性的情况下，候选人必然选择胜利导向或政策导向，这就使他们努力将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当成自己的政策偏好。这种情况将使这些政党的候选人比那些政策偏好同中间投票人不同的那些政党候选人更容易赢得选举的胜利，中间投票人模型还会发生效用。
6.潜在公用性与政党竞争的成本
在考虑投票人偏好的同时，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不能忽略政党进行选举的成本，因为影响中间投票人是有成本的。进行一场政治选举的成本应该同两类人员的人数密切相关——从政党产品中寻求潜在公用性的员工和资金支持者。假定中间投票人具有唯一的偏好而其他投票者的偏好要么在其左边要么在其右边，由于潜在公用性的作用，一个反映中间偏好结果的政党，将会付出较高的成本，因为它必须以牺牲内部人员偏好为代价并寻求最大限度的支持率。如果一个政党内部人员对政党纲领和候选人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必然在政党提供的产品和外部人员的偏好之间产生一种分歧。与企业相比，政党比企业更偏执于自己的产品，因为政党产品的变化对政党内部造成的影响比企业大得多，政党变更产品所付出的成本比企业高得多。所以，变动产品不断适应中间投票人需求的政党要付出更大的竞争成本。
从另一方面来看，组织结构的不同也决定了政党不可能完全像企业那样控制成本。企业的组织基础是产权结构，而政党的组织基础本身就是偏好。即使是在最大化赢得选举职位的时候，在政党中也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具有像企业中投资人的利益那样的地位。所以政党赢得大选的收益一成本比率是很难确定的。政党在改变自身产品时的困难使政党不善于改变自身产品，这已经深深影响了政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方式和标准。而企业具有满腔的热情不断改换产品以满足不可预测的消费者的偏好。企业是投资人占有、可以按股出售的经济竞争实体，但政党不能这样。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某种程度上政党有利益相关者或出资者，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拥有这个党，能够使用这些投资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不能做得太露骨和过分。即便出资再多，政党也不属于某个人，它不具有可以属于某些个人或集团的资本价值，它通过政党特有的组织运行模式进行成本一收益计算。相反，如果政党像企业那样属于个人产业，它们的投资人就会在巨大压力下为公众提供其所想要的。候选人身份将按市场规则出售给标价最高的人，售给那些能够满足投票人需求而获得投票人支持进而赢得选举的人，这种情况下政党纲领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这种企业化的政党使政治变成了推销商品的市场。尽管从理论上看这种政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但是哈罗德·德姆塞茨承认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存在，比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就更像按经济市场规律运行的企业，只不过是在一定的范围还有些隐蔽而已。
三、结论
政党和选举是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主要领域之一。无论是公共选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以及其他的新政治经济学学派，都是在两个理论基础上研究政党和选举，一个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另一个是将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视为同构。哈罗德·德姆塞茨关注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未简单重复那些陈旧的观点，而是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剖析了政治与经济、政党与企业、政客与经理、党员与职工的不同之处及其深刻的原因，从而为理解和研究政党的运行规律、发展趋势、行为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视野。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政治产品的潜在公用性和不可分割性是理解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竞争状况的重要因素。虽然两个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政党产品的潜在公用性和不可分割性，就使政治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标准与经济主体的标准出现偏离，这种偏离使政党在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不能回避内部人员的偏好，相反，内部人员偏好对政党的纲领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党很难说就代表了广大选民的利益。同样，对一些为了竞选而企业化色彩已经很浓的政党，其政党纲领的潜在公用性也发挥作用，表现为内部人员的偏好更加接近中间选民的偏好。但是，政党的发展是否会完全走向企业化，只考虑外部消费者的偏好而忽略内部人员的偏好，哈罗德·德姆塞茨只是认为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并没有进行评价和预测。从潜在公用性和不可分割性对政党竞争影响的论证过程来看，在政党产品丧失了潜在公用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就是说政党纲领完全反映了政党外部人员的偏好，政党才会完全像企业一样运行。那样，政党的性质、组织、行为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党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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