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三大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障碍论文,高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13)04-0050-03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教育机会也大幅增加，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或曰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损害了公办大学的公益性、公平性；日渐回潮的“官本位”和“行政化”，损害了现代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学术性和创造性活力，大学的品质和公信力逐渐出现了问题[1]。与此同时，中国大学不仅遭遇到了社会转型的危机，诸如市场经济、人口压力、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撞，作为“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而且还面临着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大众文化等人类文明整体转型的共时性的挑战，如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智慧去适应变化、迎接挑战。
目前，对我国大学发展最大的障碍有三个方面，或曰三座“大山”：即行政化、定量考核和就业压力。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大学的三类不同主体，行政化直接影响大学校长的领导作风，从而影响着学校的校风；定量考核直接影响着大学教师的教风，从而影响着学校的教风；就业压力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风，从而影响着学校的学风。大学需要行政，也需要科研，更要强调大学生的就业，但是，在这三座“大山”的影响下，大学领导行为过度行政化、大学教师行为过度科研化，大学生行为过度就业化。
一、大学领导的过度行政化
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学术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200年前的柏林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共同体”，因而，大学在实现基本自治的同时，也做到了教授治校。但是，随着大学体量、形态、使命和功能的全面扩大，大学已由19世纪中叶纽曼所赞许的“一群僧侣居住的村庄”演变成为像加州大学这样“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教授学者很难承担大学治理的所有事务，聘任专职和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解脱教授学者的“俗务”并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就成为必然。所以，现代大学离不开行政管理。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有两层意思，一是外部行政化，即来自政府的行政化。在我国，大学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并且每个大学都有其固定的行政隶属关系，领导干部，尤其是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级任命的“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3]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大学还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属物，是政府职能在大学的一个延伸。二是内部行政化，具体表现为，校、院(所、中心)、系都对应有不同的行政级别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的越位、专权。行政权力逐步成为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并管辖、控制甚至挤压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异己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这种“主”、“仆”颠倒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和大学日常的行政管理相比，我国大学的行政化早已不是对大学行政事务的管理，而是一种特有大学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过度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机制。目前大学的拨款制度和使用机制，是将大学和政府机构等同起来。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经费申请和使用上，严重阻碍了大学的正常运转。二是人事制度。大学人事制度和政府机构及其他事业单位基本一致“处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随着高校行政化趋势的增强，必然导致高校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助长了高校职务犯罪的频发[4]。
行政化直接作用于大学的校长(书记)。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精神领导，作为精神领导，校长不仅自己要对大学的发展充满自信，还必须激发大学所有成员的信心，唤起他们对大学理想一致行动的共同信念。然而，高度的行政化使大学校长(书记)始终扮演着一个行政官僚的角色，而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因此，校长(书记)更多地只对上而不对下，和他(她)所在的大学没多少根本的利害，本轮任期后，下一轮在哪任职，他(她)自己也不清楚，这完全是上级行政部门的安排。校长(书记)是一校的最高领导，是一所大学运行的核心和灵魂，他(她)的这种只对上而不对下的工作作风，严重影响着学校的校风。
如前所属，我国的大学作为政府的延伸，其组织结构基本是政府的浓缩型翻版，受校长(书记)只对上而不对下的工作作风的影响，大学内部学院领导、职能部门领导也呈现出日趋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二级学院、教务处、人事处、研究生院、科技处、社科处等部门的领导大都由教授、博士兼任，这一方面使大量的教授学者身陷繁杂的行政事务而荒废专业，另一方面又严重挫伤了专职行政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专职行政人员好不容易熬到要提拔时，学校会突然空降一个教授或年轻有为的博士来出任该部门的处长、副处长，彻底扑灭了专职行政人员的升迁希望。过度行政化像是深埋在中国大学肌体里的一颗毒瘤，全面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
大学“去行政化”，主要在于政府部门不能把大学作为其行政附属机构纳入官僚体系并按下属职能部门那样进行控制。应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厘清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的权责，建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制衡的有效机制，使这两种权力相互制衡，共同服务于我国大学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政府应不断营造宽松、自由、多样化发展的氛围及环境，让大学能够自主、自律，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同时，大学内部也要根除“官本位”的积弊，真正建立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在于身居大学管理高层者的价值取向。对于一个真正献身教育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大学校长而言，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也好，与行政级别完全脱钩也好，应当是无足轻重的。我们期待中国也能像美国那样有一批大学校长成功实现从学科专家到真正教育家的角色转换。这批有思想、有创建，更有建树的教育家的出现，既标志着“大学去行政化”的成功，也可进一步推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去行政化”，进一步调整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
二、大学教师的过度科研化
除了对学校的定量考核外，大学还普遍流行着对教师的定量考核，一般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等方面。高校通过教师绩效考核能有效推进各项战略目标的实现，并获得教师能力、素质、水平、状态等方面的正确信息，及时分析并调整学校管理制度中影响教师绩效提升的因素，保证教师工作的有效进行。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对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大学对教师的定量考核则偏向于对科研指标的定量考核，如每年教师按各自所在的岗位要完成一定级别和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这种刚性的考核不仅滋长了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而且还引发了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等恶劣行径。
学术腐败行为使原本朴实无华的知识变成了一种毫无具体内容的纯粹知识形式，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也败坏了学术界和大学的风气，使学术活动失去了严肃的品格，损害了中国学术界的形象和国际声誉。学术腐败行为一方面源于师德的缺失。大学教师只重视专业水平，而忽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职业特性，大学教师的教风日益偏离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轨迹。另一方面，学术腐败还直接源于大学现行激励制度和聘任制度的缺陷。大学教师的晋升、奖金发放都与发表的论文数紧密挂钩，大学教师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作为自我发展的头等大事，以至于高校教师都流传着一句至理名言“发表是硬道理”。在大部分高校的奖励制度和聘任制度中，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多是一些课时量和较易达成的学生评教的要求，因此教学成为学术工作中要求最低，不具竞争性和挑战性的工作。而科研要求则很具体，大都是刚性要求。有关调查数据表明，随着职业地位的升高，教师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工作中，而“教学”工作的时间比例却随着职业地位的升高而降低。无论是资深的教授和副教授，或是讲师和助教，都认同“在高校混，一定要有科研”这一观点，都不愿意花时间投入教学。
在定量考核和科研压力的逼迫下，老师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不得不学术腐败，不得不“重科研、轻教学”。虽然在“中国制造”的催生下，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已升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和德国。但是，能真正称得上“中国创造”的不多，大多属于低水平重复。在这种教学风气的影响下，大学生的学风也是江河日下，论文抄袭，考试作弊，中国的大学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呢？
要改变学术腐败、“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教风，从根本上还是要不断加强大学教师的师德建设。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师资分类发展改革，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坚持不同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政策，实行师资队伍的分类指导和分类发展。只有通过结构性的优化，才能满足对接国家战略和追求学术前沿的价值统一，才能解决好多目标要求对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挑战。其次，要尊重大学教学和科研统一的基本特征。老师要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分别制定培养方案，并根据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变化，不断调适方案。逐步推行职业准入制度。在美国，要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一般应有5年-7年的“准入期”。中国高校设置一个“准入期”，既有利于看清自己是否适合在高校做老师，也有利于高校看其是否适合在学校工作，对学校和教师都有利。
三、大学生的过度就业化
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高校毕业生数从1999年的90万猛增到2010年的614万，年平均增长19.0%。从国际经验看，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我国也不例外，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高校毕业生的“落实率”在70%左右浮动(2003年例外)，“待就业率”在20%以上，这一比例是非常高的。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昔日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以追求真理、涵养精神、塑造人格、发展知识为己任的知识圣殿，已经被社会的不良文化侵蚀得体肤不正，留下诸多不可容忍的并被社会诟病的问题”。
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大学生学习目标单一，动机不纯，简单地认为，学习就是为了就业谋生。与就业有关的，趋之若鹜，与就业无关的，皆可抛弃。甚至学生以追求就业为由，可以不来上课，可以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要求缓考……对此，家长也能理解，社会也能理解，学校当然也不得不理解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就是一个职前培训所。首先要修够学分，顺利毕业；其次，要多拿证书，如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以及各种资质证书；最后，学一些“处世”技能，以应对千变万化的职场。在这种学习风气的影响下，部分学生学习倦怠，学习积极性不高，不再认可学习的重要性。逃课、不完成作业、迟到早退现象经常发生，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失去了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有些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大学不同于高职院校，因此，大学不应以就业为导向，而应“仰望星空”，培养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和理性主义的科学研究，以引领社会。但是，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学生只图眼前的就业，动摇远大的理想，甚至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能谋得一份工作。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下，非主流文化在校园盛行，而主流文化下沉，严重影响大学的学风。
要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树立良好的大学学风，是需要政府、学校、家庭、企业、社会乃至学生本人共同重视的一个课题。政府应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制度，尤其对于女生和就业中的弱势群体应给予持续的帮助和服务。高校应根据各自学校的优势，突出培养特点，提高就业服务水平，特别是在职业规划、求职技巧、实习实践等方面给予学生更加细致的指导，进一步完善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民营企业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应着力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对大量吸纳毕业生就业的民营企业在政策上给予激励，维护和提高在民营企业中就业的毕业生利益。鼓励、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支持高校毕业生广泛就业，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应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从社会认同、社会理解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专业化指导。高校毕业生应当坚定信念，树立远大理想，更加刻苦学习，勇于创新，制定合理恰当的就业规划，积极主动地通过自身的努力，多渠道实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