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杂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杂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首先是通过文学杂志而得以发表和传播的，而文学杂志的状况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标示了文学的繁荣程度和发展状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文学杂志的状况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了解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情况。本文试图对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有关情况作些考察，以期从一个向来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为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些重要的参照依据。
一
我们通常文学史意义上的“三十年代”，是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权的建立为其开端的。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相应地在文化领域施行了一整套的文化方略，其中包括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宣传媒体，扶持官方文艺团体和推行官方文艺政策等。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文化的措施，国民党企图实现其与一党专政相适应的文化专制主义。国民党的文化控制和文艺政策作为国民党“权力主体”推行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三十年代各种文学杂志现象可以说，基本上是对这样一种生态环境的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谐调或不谐调的反应中而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这些将是我们研究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由于“受控制的传播媒介能成为培养政治信念的有力工具”，因而，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政党自然会利用这种工具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文化。[1](p.66)而且愈是当政治斗争趋于激烈时， 对传播媒介的争夺愈加剧烈。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依靠文化控制（包括控制文化传播媒介）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将自己的政治文化灌输给权力客体，而权力客体自发拥有的各种“反权力政治文化”也必须通过传媒来扩大其影响，尤其是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的甚至也许是唯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正是基于普遍的对传媒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因此，文学杂志的问题，由三十年代的政治背景所决定，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杂志自身的问题。由此来看三十年代的许多围绕着文学杂志的特别现象，也许我们能加深对其现象背后根源的认识。
三十年代，各种杂志层出不穷，1933年到1934年曾被称作“杂志年”。仅1933年的上海而言，就出版了至少二百种杂志，而1934年，仅“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月有两种新的出世”。[2]1934年“自正月起， 定期刊物愈出愈多。专售定期刊物的书店中国杂志公司也应运而生”。据估计，当时“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3]这种三十年代特有现象的产生，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的原因，而绝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价格低廉的杂志格外受读者青睐”，以及“经济的因素导致了杂志的病态性的繁荣”。[4]
当时，就曾有人针对“有的帮闲文人将原因推为书籍定价高而刊物定价低”的论点指出，一方面刊物大盛而另一方面则是“文艺书的单行本却少到几乎看不见”[2]，这是中国的“特别国情”造成的。 这种“特别国情”当然首先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禁书令和图书杂志审查法的推行”。[5](p.250)虽然，人们将三十年代的1933—1934年称为“杂志年”，其实“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这情景是由来已久的”，而到1934年“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6](p.498)由于国民党对书刊的严厉查禁和对图书杂志的苛刻审查，造成出版家营业上的无路可走，“好销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几个现钱”。[3]在1930 年底国民党中宣部向中央递交的审查出版物的“内部报告”中，就曾直言不讳、洋洋得意地讲述进步书籍的出版“渐次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而“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各小书店已咸具戒心，不敢冒险，以亏血本了。”[7]出版家、 书店怕“亏血本”故转而以出版杂志为谋生之道。与书籍相比，杂志要相对灵活一些，在审查中书籍遭禁，出版者、书店便满盘全亏，而杂志则可以用临时撤换一些文章篇目的办法，保住整个杂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十年代杂志便大盛起来，而也正因为1933—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禁书和审查书刊的手段更加严厉，于是“杂志年”遂以形成。
其实，三十年代的“办杂志”之受到重视，还不仅出于出版家为“保血本”的考虑，那时似乎普遍有着办杂志的热情，确实是“想办杂志的人多”。[5](p.250)这原因也正是在于杂志作为公众传播媒介对于各政治派别推行自己的政治文化具有的重要作用。当时就曾有人认为，在“想办杂志”的人中间，很有些是“想借办杂志扩大个人（或他那一派一系）的影响的。”[5](p.250)这种借办杂志扩大影响的人中，自然也有的是“想借办杂志之名而行‘卖身’之实”的，也有的是“借杂志的名目企图和一些游离分子吊膀子的”，[3] 但也有更多的人是以杂志为武器，来传播“反权力政治文化”的。例如左翼文化、文艺界就是如此，他们正是通过办杂志来使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得以最大程度地社会化的。“左联”在“政治文化”上的成功，实在与当时的办杂志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左翼作家们充分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来发表自己的对政治、社会的种种见解，例如，他们抓住当时“中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副刊的政治倾向性，往往可以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在包括《民报》、《晨报》、《中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报》等在内的报纸的文学副刊上用化名写文章。[8]而另一方面， 左翼作家们在三十年代确实在自办杂志上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胡风曾这样回忆起他们当年办《木屑文丛》的缘起：“记不起是哪一个左倾的青年弄到一点钱，要我出刊物。这是三十年代常有的情形。都是出一二期或三四期，钱用完了，刊物也遭禁”。[9]
左翼作家们为办杂志，不仅要付出物质代价，而且还要时时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例如，仅“左联”被国民党查禁的刊物就有《文化世界》、《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学月报》、《萌芽》、《新地》、《拓荒者》、《艺术月刊》、《巴尔底山》、《沙仑》月刊等等。为此，左翼作家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们想出了种种对策，来对付国民党对刊物的查禁，其中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当一种刊物被查禁后，立刻换一刊名继续出版。例如《太阳月刊》被查禁后，于1928年10月改名为《时代文艺》继续出版，但仅出了一期，以后又改名为《新流月报》，1930年1月，该刊再改名为《拓荒者》继续出版。再如， “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刊，出刊五期便被查禁， 第六期改名为《新地》、从第七期起改出《文学月报》。不仅左翼刊物如此，其它各书店、报刊社也是如此地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令巧作周旋。例如“生活书店的刊物被禁后，便立即创办新刊，并用追踪推广宣传的办法，保持销路不衰。一种刊物被迫停刊，请读者结算订费余额的同时寄发新刊预定广告”。[10]据当事人回忆，当年“刊物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换名称，完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当时反动当局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分散特务、暗探的注意，让刊物至少能够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出版、发行下去。这也不妨称之为当年文化战线上的‘游击’或‘迂回’战术。”[11]如此这般，遭查禁的杂志越多，更名再出版的杂志也就越多。
因此，所谓“杂志年”，并非是杂志命运的真正亨通，正如茅盾早在1934年的《所谓杂志年》一文中就指出的那样，“杂志的‘发展’恐怕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以预言：即此所谓‘发展’决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种数的增加。”[3]
二
大革命后，在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的青年中普遍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一种政治的郁积。这种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和排解的渠道，而进步杂志尤其是进步文学杂志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渠道的作用。“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人们“以内心评判、内心体验等隐含形态存在的政治情感内涵”，来“操作着不同的语言、声音、文字”，“迫使它们沿着特定的‘思维峡谷’行走，以致形成特定的思维外在表现形式”。[12](pp.84-85)而三十年代，左翼的、进步的文学杂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它以其内含的政治情感，赢得了三十年代公众，尤其是青年的共鸣，而备受亲睐。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政治焦虑”在对左翼和进步文学杂志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了“审美性置换”。正因为如此，三十年代民众，尤其是青年，对进步文艺杂志的关注，便几乎是空前的。三十年代普遍的阅读期待是与当时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人们的政治心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正是以普遍的阅读期待和阅读需求的形式对文学杂志的生成和发展起着制约和导向的作用的。
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杂志之受到最广泛的欢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一位三十年代的读者回忆：“正当我耽读俄罗斯和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时，也受到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猛烈冲击”。“鲁迅主编的《萌芽》和蒋光慈、钱杏邨主编的《拓荒者》”以及“一大批发表革命文学作品的刊物，如《北斗》、《大众文艺》、《文学月刊》等等”都是很受欢迎的。[13]
不能小看读者的阅读需求对文学杂志发展的制约作用。尤其是三十年代，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下，文学杂志在传播政治文化中有着特殊的作用，统治者当局势必以种种文艺政策来对之加以管制，而正是由于这种文艺政策与普遍的阅读需求相去甚远，因而在事实上它的效力大大受到了削弱。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曾以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扶持官方文艺团体和文学运动，其直接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推出。1930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备司令部的一些政客、军官、特务、御用文人，如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叶秋原、黄震遐等组织成立了“六一社”，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先后在上海发行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在南京发行了《文艺月刊》、《开展月刊》、《流露月刊》等。1930年，国民党中宣部在一份写给国民党中央的内部报告上，就曾很得意地呈报了他们在扶持官方文艺团体、官方文艺杂志方面的功劳：“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于是大家努力提倡三民主义的文艺及社会科学的运动，以谋真理基础的建设，抵制异端邪说之流行。”“现在本党同志和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纷纷组织阐扬三民主义文学的团体，在上海方面有《前锋月报》，南京方面有《文艺月刊》、《开展》月刊及《流露》月刊、《橄榄》半月刊等等的发行，更把这乌烟瘴气，几被赤色笼罩了的中国文坛，弥漫着青白的曙光，使一般迷蒙歧途的青年，得走一条正确的出路，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向前努力”。[7]“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曾以雄厚的官方资金投入为后盾， 在短短的时间内出了一大批印刷、装帧都不可谓不精良的刊物。然而“民族主义文艺”的命运却并不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广大读者的态度，用鲁迅的话说，其种种文学杂志“盖官样文章，究不能令人自动购读也”。[14]尽管“民族主义文艺”在开张时大轰大烈、颇具声势，但因其不是以读者“所珍视的政治思想为基础”的，因而广大读者对其的态度是“漠不关心，或差不多是漠不关心的”。其结果是，才一年多的时间，各种“民族主义文艺”的杂志便纷纷停刊了。
与此相反，左翼革命文学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查禁，但由于广大读者对左翼革命文学作品的偏爱，国民党的查禁令的效力往往因此而得到消解，所以左翼文学刊物是屡禁而不止，诚如茅盾所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的大举‘围剿’，其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了！”[5](p.235)过去，我们在论及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往往忽略了读者需求这一重要因素。何以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左翼文艺的“围剿”反而成了“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的契机？这当然与当时读者的普遍的阅读心理有关。这种心理主要体现为逆反心理。所谓逆反心理，主要是指人们普遍存在着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不满情绪，这就使他们在面对国民党统治当局施行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政府行为时采取一种抵触、对立和违逆的态度，当局以为是的，他们往往以为非，而当局以为非的，他们倒往往反而以为是。这体现在文学杂志的阅读上，便是国民党当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杂志，人们偏偏不读，而国民党严令查禁的左翼革命文学的杂志，人们反倒偏要找来看一看。施蛰存就曾指出过，一切文学刊物，“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要千方百计找来看”。[15]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书刊的查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促成了许多读者好奇心的产生，同时也在无形中为这类书刊做了广告。正是由于普遍的逆反心理，造成了公众对被禁左翼革命文学杂志的旺盛的阅读需求，国民党当局的任何严厉的查禁在这种阅读需求面前都只能是显得软弱无力，这是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1934年召开了全国文艺宣传会议，在其《文艺宣传会议录》中，他们不得不承认，查禁书刊的结果是“愈禁愈多”，“而本会之禁令，反成为反动文艺书刊最有力量的广告，言之殊为痛心”。[16](p.99)
三
文学杂志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文学杂志的能否发展，能否畅销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三十年代，在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影响之下所形成的读者的阅读需求，确实对文学杂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不可抵估三十年代普遍政治文化心理之下形成的阅读需求对文学杂志的制约，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杂志正是在公众和青年们普遍的偏爱中形成“巨潮”的，而许多其他文学杂志便在这种巨潮中开始了办刊上的转变方向。施蛰存在三十年代曾这样谈起自己的感受：当他自办《新文艺月刊》之时，“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是，转变了”。[17]据丁玲回忆，她当时所办《北斗》杂志，经常收到读者来信，来信内容多是给《北斗》提出改进意见，诸如指出编者“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认识”，希望编者“用很大的力量研究社会学”；批评杂志所登载的“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是很坏的作品”；肯定编者“否定了过去而采取一条新途径这是对的”；建议编者在取材正确的基础上还要多“考虑”“在观点正确不正确”，“能不能给读者一种宣传熏染的力量”等等。[18]这些来自读者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杂志的办刊方向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三十年代初，在革命文学普遍受到读者欢迎时，许多新出刊物纷纷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例如王统照和友人于1929年9 月在青岛创刊文学刊物《青湖月刊》时，就因受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影响和推动，为追随时代，除在该刊登载从日文译介的无产阶级作品外，还自己创作了许多描写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作品；再如荒煤编《时代日报》副刊时，也“是高举‘普罗文学’的旗帜的”，“尽管自己水平不高，选稿还是很严的，而且很左”。[19]不仅是新出刊物，就是一些老刊物也纷纷开始转向，以谈革命文学、载革命文学作品为时尚。例如《泰东》月刊就曾在其1928年4月的第1卷第8期上刊出“九期刷新征文启事”， 声称“本期从下期起，决计一变过去芜杂柔弱的现象，重新获得我们的新生命”，同时明确表示要“尽量登载并且征求”“代表无产阶级苦痛的作品”、“代表时代反抗精神的作品”和“代表新旧势力的冲突及其支配下现象的作品”；而且要使“个人主义的，温情的，享乐的，厌世的”作品“绝迹于本刊”。果然在第九期上便出现了钱杏邨、冯乃超等当时革命文学的“当红”作家的作品。鲁迅曾在三十年代初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到，“近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当时杂志中“销行颇多者，为《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萌芽》等”。[20]
杂志的销路与读者的阅读需求直接相关联，因此杂志刊载内容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便直接关系到杂志的能否生存。在三十年代，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杂志其实是很难存活的。例如《文学时代》创刊之始就声称其办刊方针为“在文艺上的立场和理解，除了对文艺本身忠实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更大的苛求”，但这种无倾向性杂志终于因无固定读者群而难以支撑下去，仅出六期便不得不向读者“告辞”；编者储安平在“告别辞”中慨叹道：“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法维持的”。[21]
作家办文学杂志，在其创刊之初，都可能有一整套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但刊物办出后，就必须面对广大读者，必须伴随着对读者需求的理解，刊物总得不断作调整才能真正生存下去、兴旺发达。茅盾曾经说过，“开始‘人办杂志’的时候，各种计划、建议都很美妙，等到真正办起来了，就变成了‘杂志办人’”。[5](pp.199-200)当然， 由“人办杂志”变为“杂志办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来自读者方面的制约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茅盾曾谈到他们办《文学》杂志时，就特别重视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而为了对付国民党当局在审查该刊时的大砍大削，《文学》以连出专号的对策权为应付，于是读者便特别关心《文学》的“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为此《文学》立即登载“启事”，表明“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等等，算是及时向读者进行的一种表态。[5](pp.222-224)
三十年代是一个杂志蜂起的时代，因此杂志本身就面临一个竞争生存的问题，而能否生存也就是看谁能顺应读者的普遍的阅读需求。正因为如此，使得许多文学杂志主办者争取读者的考虑往往超越了他们对同人性质的追求。例如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等人筹备创刊《现代》杂志，三人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在艺术旨趣上都有其一致性，该刊原本是有可能办成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的，但在具体编稿中，他们并未向“同人杂志”的方向发展，而是较多地争取一些进步作家的稿件支持，以至于连国民党检查机关也看出《现代》的背景是“半普罗”的。[ 22] ( p.319)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杂志才成为三十年代的销量较大、 颇有影响的杂志。再如，《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该刊本来政治色彩很淡，其报馆老板为了让《大公报》扩大销路，于是放手让《文艺》副刊去争取青年读者，包括用一些观点与官方对立的文章“来把报纸打扮得‘民间’色彩一些”，虽如此也曾有当局的“‘警告’，‘传票’给他带来过不便，可是带来更多的却是好处”，即报纸销售量的增加。当时的共产党员左翼作家杨刚也正是因老板的这种心理而得以被请进报社作编辑的。[23]又如《申报·自由谈》，是一个有较长历史、较有影响的副刊，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该刊注重趣味主义，多发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但进入三十年代后，其固有的办刊方针与最普遍的阅读需求渐生距离。为了“调和读者兴趣”，于是决定进行改革，拟“时常举行有兴趣的民意测验或悬赏征文，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24]革新后的《自由谈》，以“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主，这很快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拥护。编辑部“每天接到了许多来信”，对该刊的努力“赞许备至”，这使编者“又惭愧，又感激”，从而更坚定了新的办刊立场：“我们以后当益加奋勉，务使本刊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面前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25]《自由谈》曾连载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已连刊一百零一次，但因“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自由谈》编辑“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毅然“停止刊载”，[26]竟成轰动一时的“腰斩张资平”的文案。为了顺应读者的阅读心理，《自由谈》约请了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一批左翼作家为其撰稿，以至于国民党官办杂志《社会新闻》连连发表文章，称“鲁迅和沈雁冰，现在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子了”，刊物“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27]并说改革后的“《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28]“自从鲁迅与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等等。[29]《自由谈》很快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力，不得不在《编辑室启事》中“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30]但又怕失去读者，仍继续采用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件。
上述诸例可以充分说明，报纸也好，杂志也好，决定它们的信誉和销路的，归根到底还是广大的读者。这一点，就连当时的一些官办民族主义文学刊物也看得非常明白，它们为了挽救无人购读其杂志的状况，有时也不得不尽可能采用具中间色彩的作家的作品，甚至发表一些左翼知名作家的作品来招徕读者。例如“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其负责人是王平陵，该刊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津贴，鼓吹三民主义文艺。但为了广泛吸引读者，所以尽可能显示出一种中间色彩，并也不时地发表一些“左联”作家如何家槐、洪深、黎锦明、石灵等人以及进步作家如巴金、鲁彦等人的作品。这样做的结果，确实使该刊吸引了不少读者，但其结果是这一杂志的“民族主义文学”性质也被消解了。
三十年代读者的普遍阅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了办刊者的办刊方针和用稿选择。读者的阅读需求正是通过对文学报刊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对三十年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种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