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储蓄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分析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形成是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战略因素之一。资本形成的前提是有投资活动，而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是储蓄。意愿储蓄等于意愿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Jhingan,1981，第39页）。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储蓄→资本→增长的关系已人所共知。因此，改善国民储蓄状况，提高国民储蓄率，是各国政府所追求的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储蓄率的高低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财政赤字连年不断，国债规模日益扩张，无疑与我国政府储蓄规模每况愈下的态势有直接关系。
遗憾的是，尽管政府储蓄既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经济中令人关注的问题，但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寥寥无几。就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一些研究（郭树清、韩文秀，1991；曹康霖，1996；杨思群，1998），因对政府储蓄的界定不一致，所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为此，本文首先从政府储蓄的界定开始，讨论我国政府储蓄的变化态势。由于提高政府储蓄率的前提条件是改善经常性收支总额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牵涉到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故本文重点分析如下问题：增加政府储蓄是应当增加税收还是削减支出？经济体系将对增加政府储蓄的财政政策作出怎样的反应？政策引致的政府储蓄增加（预算赤字减少）从长期意义上说会提高国民储蓄率吗？政府储蓄的增加会因私人储蓄的按比例降低而被抵消吗？
一、政府储蓄的界定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国民储蓄通常定义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三者之和。按照国际惯例，在经济统计中，政府储蓄是指一般政府部门的储蓄。一般政府部门(general government sector)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省（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保障基金。所以，国外所说的一般政府财政收支也就相当于我国所说的国家财政收支。
政府储蓄是指一般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收入(current revenues)大于经常性支出(current outlays)的余额：政府储蓄＝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其中：
经常性收入＝税收收入+财产收入（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家庭和国外的转让
经常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比如工资和薪金、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即所有消费性支出）+转让（包括对企业的补贴、向家庭的转让如养老金等、向外国人的转让）+公债利息
需要指出的是，同其他部门一样，政府部门既是储蓄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其他部门储蓄的使用者。因此，政府储蓄既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当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大于经常性支出时，政府储蓄就是正值。如果政府储蓄是正值，一方面意味着财政赤字额全部被用于政府投资了，另一方面正的政府储蓄将增加国民储蓄。相反，当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小于经常性支出时，政府储蓄就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从其他部门借债，以便为其收支差额筹措资金，这就是所谓的负储蓄或动用储蓄(dissaving)。政府负储蓄代表一种对其他部门总储蓄的扣除。相比之下，当政府举债为其部分或全部资本支出融资时，实际上从其他部门抽走了资源，但并不表示政府负储蓄。
上述定义的政府储蓄，需要作出进一步说明。第一，政府储蓄与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无关。政府既可以利用发行公债也可以利用货币创造的方法来弥补赤字；也就是说，债务收入只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而不是政府储蓄的资金来源。这显然与我国有些学者（曹康霖，1996；杨思群，1998）将“政府净债务收入作为政府储蓄的重要来源”是极为不同的。第二，在计算政府储蓄时，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之间的区别是关键，因为后者并不包含在政府储蓄的定义中，而前者却包含在政府储蓄的定义中。第三，倘若将折旧基金计算在内，那么，一国国民储蓄总额就称为毛国民储蓄总额(total gross national saving)，否则，就称为净国民储蓄总额。本文不考虑折旧基金，所以，政府储蓄指的是净政府储蓄。
在解释不同时期的政府储蓄变化时，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对政府储蓄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由于政府储蓄是公共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政府储蓄率与财政赤字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储蓄降低会增加财政赤字，而政府储蓄增加将减少财政赤字。因此，对一定时期内的政府储蓄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对财政赤字变化的分析。
其次，一般政府的经常性收支总额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政府储蓄和财政赤字比较大的比例变化。因此，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经常性收支总额及其构成，就表明政府缺乏控制其储蓄水平的能力，政府储蓄率的变化就会很大。
再次，政府储蓄规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共预算对经济发展的自动反应。因此，还应当澄清政府储蓄规模变化的原因，即是自动的或周期性原因，还是相机抉择原因。鉴于大多数税收收入是GDP和价格水平的函数，故政府储蓄水平在经济周期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支付的税收将减少，而支出（如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将增加。因此，经济活动不景气会导致政府储蓄减少。相反，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储蓄将增加，因为财政收入会增加，而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减少。因此，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政府储蓄的变化与所谓的自动的或内在稳定器（郭庆旺、赵志耘，1997）的存在密切相关。
最后，政府储蓄规模的变化还与相机抉择政策相关，所以，有必要把政府储蓄率区分为实际储蓄率(actual saving rate)（包含纯粹的周期波动的影响）与结构储蓄率(structural saving rate)，后者反映了相机抉择财政措施的影响。就收入方面来看，政府的结构储蓄率显然受到财政收入结构中相机抉择政策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收入的结构变化的影响。例如，税收支出增加（税收收入减少）就会使计算出来的政府储蓄减少；在非税收收入来源中，如果对赢利的政府经营企业私有化，因减少了公共产业(public domain)的利润，就会降低政府储蓄率（而提高私人储蓄率）。就支出方面来看，政府支出的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会在长期影响政府储蓄率。例如，对公共融资的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的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就要增加。又如，以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因累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增加了当期的利息支出。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公共资金总量（诸如政府储蓄、预算赤字和公债）的变化最好从中长期角度来考虑。当政府储蓄在一两年中下降时，特别是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时，不必惊慌。然而，如果政府储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下降，这表明公共资金出现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进行财政调整，或增加税收，或削减支出。然而，提高政府储蓄率的财政措施，必须注意到它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
二、我国政府储蓄的态势
如上所述，政府储蓄是国民储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关于企业储蓄的概念，《中国统计年鉴》也没有提供企业储蓄的统计资料，因此，我们只能单独分析政府储蓄的态势。这种分析分为两个角度：一是时间序列分析，即分析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政府储蓄率（政府储蓄总额占GDP比率）的变化情况；二是横截面分析，即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储蓄率相比较，分析我国政府储蓄率的高低。
但是，由于我国的财政统计中也没有政府储蓄的数据资料，故我们只好根据上述国际通行的政府储蓄计算方法，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家财政分项目收支数据进行推算：
经常性收入＝税收收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其他收入（包括外国转让或赠款净额）
经常性支出＝行政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经济服务费支出+社会福利救济支出+补贴支出+利息支出+其他支出
政府储蓄＝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
根据上述推算方法，我们计算出1978～1996年我国政府储蓄率变化情况（见表1）。可以看出，第一，1978～1996年我国政府储蓄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78～1980年平均14%下降到1996年的0.6%，降低了13.4个百分点，年均降低近0.8个百分点；第二，1981～1985年比1978～1980年的政府储蓄率降低5.5个百分点，1986～1990年比1981～1985年的政府储蓄率降低5.2个百分点，而1991～1995年比1986～1990年的政府储蓄率降低2.4个百分点，1996年比1991～1995年的平均政府储蓄率降低0.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政府储蓄率下降的速度是递减的；第三，从1996年开始，边际政府储蓄倾向从负值变为正值，政府储蓄率开始有所回升，这可能是经常性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在1994年税改后增长状况得到改善的结果。
其实，从全球角度来看，各国的政府储蓄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首先，从部分经济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等）来看，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政府储蓄率持续降低：60年代平均为4%，70年代平均为2%，80年代和9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负储蓄率，分别为-0.9%和-0.7%(Robson,1996,198～203)。其次，从部分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韩国、菲律宾、泰国等）来看，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政府储蓄率平均下降了3.2个百分点，分别为4.6%和1.4%(United Nations,1982)。
资料来源：1978～1985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页、第273页、第275页以及第276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1986～1996年数据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第144页和第147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储蓄率状况并不算太差，80年代中期的政府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比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60年代的水平、发展中国家70年代的水平相接近。然而问题是，尽管我国政府储蓄率还没有变为负值，但是，无论是从政府储蓄率来看，还是从政府储蓄占国内储蓄总额的比率来看（见表1），这种下降趋势是持续的、大幅度的，需要政府采取措施，遏止这种态势。
为了找到提高政府储蓄率的有效措施，首先需要找出我国政府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对此，我们从经常性收支两方面进行简要分析。从经常性收入规模来看，近年来，经常性收入中有90%左右是税收收入，故政府储蓄率的下降无疑与税收收入状况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1996年以前，我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持续下降，几乎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与上述同期政府储蓄率年均下降近0.8个百分点相吻合。可见，从收入角度来看，提高政府储蓄率的直接途径是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
从经常性支出规模来看，我国经常性支出增长过快是政府储蓄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普利斯(Please,1967,p.24～32)早在30年前就指出，政府部门的收入与支出均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增长，但后者的增长率高于前者的增长率，因而政府预算储蓄会相对减少，后来人们称之为“普利斯效应”(Please effect)。据笔者计算（见表1），我国政府的平均边际储蓄倾向是：1981～1985年为0.26，1986～1990年为-0.16，1991～1995年为-0.23，1996年为0.07。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的平均边际储蓄倾向出现负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1994年。这说明新增经常性收入不仅没有为政府储蓄提供资金来源，反而不能满足新增经常性支出的需要。这种态势虽然在1996年有所好转，但边际政府储蓄倾向微乎其微，仅为0.07，边际政府消费倾向高达0.93，也就是说，新增经常性收入的绝大部分被新增经常性支出消耗掉。
可见，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储蓄的供给与其需求相比相去甚远，迫切需要提高政府储蓄率。现在的问题是，增加政府储蓄是应当增加税收还是削减支出？经济体系对增加政府储蓄的财政政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或者说，最实质的问题是：增加政府储蓄是否必定会增加国民储蓄？这就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理论分析。
三、政府储蓄与国民储蓄的关系
虽然政府的税收和其他经常性收入构成了收入总流量的漏出量，但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则是收入总流量的注入量。因此，公共预算在整个储蓄－投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Heyns,1995)。
（一）基本的国民核算恒等式
政府储蓄和投资与国内私人储蓄和投资、外国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中推导出来（Soderstrom,1987，第4～5页）。
式中，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Cp代表私人消费，Ip代表私人总投资，G代表政府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X代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包括要素收入），M代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包括要素支付和向外国人的净转让）。
把财政支出区分为两部分，即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
式中，Gc代表政府的消费支出，Gi代表政府的投资支出。私人储蓄的定义式是：
式中，T代表政府的经常性收入（扣除转移支付），把(2)式和(3)式代入(1)式，得到：
因此，政府储蓄总额(T-Gc)加上私人储蓄Sp就恒等于投资总额，即等于私人投资Ip加上政府投资Gi，再加上净外国投资(X-M)。再重新整理(4)式，我们得到下列形式的恒等式：
(5)式进一步表明了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开放经济中，政府部门超额吸收资源（即预算赤字），事后必定需要国内私人部门或外国部门来提供这些资源。第二，在政府部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国内私人部门要提供资源，就必须增加私人储蓄或者减少私人投资。
上述恒等式可以用来区分政府储蓄(government saving)与政府资金储蓄(government financial saving)。在某一部门，储蓄超过投资的余额称之为该部门的资金储蓄。因此，当政府储蓄额(T-Gc)大于政府投资Gi时，政府的资金储蓄是正值，也就是说政府有预算盈余。相反，当政府资金储蓄是负值时，即政府有预算赤字。
马斯格雷夫和P·马斯格雷夫(Musgrave R.A and P.B Musgrave,1989)指出，预算差额亦即T-Gc-Gi（正值或负值）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从稳定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资金储蓄是正值（即预算盈余），将减少总需求，属于紧缩性政策。相反，政府资金储蓄是负值（即预算赤字），表明向收入流中的注入，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当政府资金储蓄是正值时，如果用于偿还债务，将增加私人储蓄，为私人投资提供了资金。但是，当政府资金储蓄是负值时，这表明私人储蓄转变为政府使用。政府储蓄实质上等于T-Gc，表明政府对整个经济资本形成的净贡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用举债方式融资的预算赤字虽然表明的是对其他部门资源的一种吸收，但这并不一定反映的是政府负储蓄。其原因在于，政府的举债资金可能用于投资。只有在赤字总额超过政府投资支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政府负储蓄。第二，用举债融资赤字不一定反映政府的净财富状况变差。原则上只有在政府举债为经常性支出融资时，才会发生政府的净财富状况下降。
（二）理论分析
上述核算恒等式并没有揭示出当某个特定变量变化时所出现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例如，财政政策的变化将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财政赤字（增加支出或降低税收）是主要由增加私人资金储蓄（Sp-Ip为正值）来配合，还是主要由增大经常项目逆差（X-M为负值）来配合？倘若必须以增加私人资金储蓄来配合，那么，是通过增加私人储蓄来实现，还是通过降低私人投资来实现，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相反，预算盈余（降低支出或增加税收）对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或国际收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财政赤字与私人储蓄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财政赤字（政府资金负储蓄）作用的大量文献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而且，很多问题在理论上仍然有很大争论。应当指出，预算变化通过各种复杂的和间接的渠道影响着经济，因而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等的影响不能先验地确定。而且，要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准确回答，至少应当解决以下四大类问题（Soderstrom,1987，第7～12页）：第一，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是如何发生的，包括其融资的方式；第二，产生影响的渠道；第三，经济结构；第四，有关私人部门行为的假定。
因此，政府储蓄与私人储蓄之间关系的性质也是不确定的。尽管对这一课题有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财政赤字影响国民储蓄的程度仍然处于争论之中(Hutchinson,1992)。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探讨政府储蓄对经济的影响时区分了两类方法(Branson,1989;Wachtel,1989)。第一，李嘉图等价定理(Barro,1974)假定政府储蓄与私人储蓄之间具有直接关系。例如，私人部门对减税引起的并由举债融资的财政赤字（政府储蓄减少）的反应是等量增加其自身的储蓄，以备将来税收水平提高。换言之，政府资金储蓄的变化（预算赤字增加）会被私人储蓄的变化一对一地抵消。因此，税收融资和公债融资在对私人支出的影响上是等价的，财政赤字的变化对经济中的总支出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第二，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传统（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在公债融资的情况下，减税因增加可支配收入，从而会提高私人消费、储蓄和GDP。倘若货币供给保持不变，货币市场上的种种压力将导致利率上扬，在一定程度上将排挤私人投资支出。然而，这对GDP的净影响仍然是扩张性的。倘若如此，税收融资和公债融资并非等价。
海恩斯(Heyns,1995)利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IS-LM框架说明了这两种对立观点，旨在分析预算状况与私人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其结论如表2和表3所示。
按照传统观点，从表2中我们看到：第一，政府消费支出增加可能具有降低国民储蓄率的效应，不管它是用税收融资的还是用公债融资的；第二，用公债融资的预算支出增加对国民储蓄率具有负的效应，不管这种支出是经常性支出还是资本性支出，而用税收融资的额外资本性支出对国民储蓄率可能具有潜在的有利效应，但准确效应是不确定的。
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私人储蓄与赤字规模正相关。增加政府支出或者降低税收，导致财政赤字增加，这将使人们增加他们的当期储蓄，其增加数额等于将来税收的预期增加额。换言之，正如胡特钦森(Hutchinson,1992)所说的那样，假定家庭“看透了政府的面纱”，类似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的公司财务中性定理。从表3中我们看到，当无论是Gc还是Gi用公债融资而非税收融资时，李嘉图等价定理比传统观点更有利于国民储蓄率。而且，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只要利用公债融资方式，无论Gc还是Gi，其效应是非负的；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比税收融资更有利于国民储蓄率。
四、增加政府储蓄的财政政策
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增加政府储蓄可以选择三种政策，即提高税收、削减消费支出以及改变政府支出结构。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通过降低Gc或者增加税收来削减赤字的这种储蓄导向的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水平和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按照传统理论或标准理论，削减Gc（伴随举债减少）会使IS-LM框架中的IS曲线向左移动，导致GDP和私人储蓄减少。可是，这只能部分抵消政府储蓄的增加。因此，无论是国民储蓄额还是国民储蓄率都将提高（见表2）。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增加将使IS曲线向左移动，但私人储蓄会下降，其原因有两个，即储蓄曲线移动和GDP下降。当然，政府储蓄会增加，这表明政府储蓄率提高。国民储蓄额和国民储蓄率是否降低，取决于政府储蓄率提高与私人储蓄率下降的相对大小。
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倘若通过增加税收来削减预算赤字（政府储蓄增加），私人储蓄者会立即作出反应，即一对一地减少他们自身的储蓄。储蓄函数的这种移动将阻止IS曲线向左移动。结果，GDP和利率都会保持不变。在可贷资金市场上，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与供给等量减少，因此，国民储蓄额和国民储蓄率将保持不变。同样地，Gc下降（政府储蓄增加）都将伴随着私人储蓄的等量下降，因为纳税人会对公债的减少作出反应。由于IS曲线不会移动，GDP和利率不变，国民储蓄额和国民储蓄率都保持不变。
这些结论如表4所示：当政府或者减少Gc或者增加税收时，传统观点比李嘉图等价观点更有利于国民储蓄率。相反，如上节的结论表明，在政府支出增加的过程中（特别是当用公债融资时），李嘉图等价观点比传统观点更有利于国民储蓄率。
在现实中，实际结果可能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之间，因李嘉图等价定理还未得到普遍接受（Posner,1987，第400页）。的确，大多数凯恩斯主义和某些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该假说依赖于相当不现实的假设。总之，简单的IS-LM模型表明，或通过降低Gc或通过提高税收而减少财政赤字的政策，对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正的影响。可是，降低Gc和提高税收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相等，除非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
第三种政策选择是降低Gc的同时，增加Gi，也就是说，不改变财政赤字的总规模。由于GDP保持不变，毫无疑问，无论是传统观点还是李嘉图等价观点，都认为这种政策会提高政府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因此，基于我们的简单分析，似乎可以看出，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可能是提高国民储蓄率的最有效的途径。
具体到我国目前的情况，这三项措施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在我们看来，这三项政策不仅是增加政府储蓄和国民储蓄有力措施，也正是我国政府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财政调整的重点。
首先，从静态来看，我国目前的税收收入占GNP的比率十分低下，比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低30个百分点左右，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低15个百分点左右；从动态来看，伴随着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该比率一直呈下滑趋势（直到1996年这种趋势才有所逆转），甚至平均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已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力度。因此，提高税收收入比率已不仅仅是增加政府储蓄的问题了。也许有人提出，增加税收会不会减少家庭储蓄从而降低国民储蓄？就目前来看，不会。因为：(1)中国人五千年文化传统，形成了很强的预防动机；(2)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改革的进程加快，更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欲望；(3)中国人（甚至东方人）爱攒钱的偏好一直在起作用；(4)影响家庭储蓄规模的最直接因素是个人所得税，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收入3%左右，就是增加个人所得税，它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储蓄也不会有多大影响。近两年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不断下调，而居民储蓄存款数额却大增（目前已增至近6万亿元）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预期，即使开征存款利息所得税之后，居民储蓄存款仍会有增无减。所以，增加税收不失为一种政策选择。
其次，就经常性支出来看，1985～1996年间，经常性支出占GNP比率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是在全部财政支出比率都下降的情况下发生，不是政府有意识地降低经常性支出。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经常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就会看出问题。在经常性支出中，各类支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国防支出13%，社会文教支出16%，行政管理支出20%，其他支出21%。特别是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的增长过快，为政府通过削减一定程度的经常性支出、增加政府储蓄提供了余地。
最后，第三种政策选择即降低Gc的同时增加Gi尤其适合我国目前的情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我国目前的财政投资支出占GNP比率很低，仅为3%左右；而1970～1990年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率在8%左右(Country Economics Department,1992)。削减消费性支出(Gc)、增加投资性支出(Gi)的政策结论，为我国扭转90年代以来忽视政府投资的局面，应当增加Gi提供了理论依据。(2)这种政策特别适合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即增加财政投资既能扩大内需，又能增加政府储蓄，相对减少财政赤字。(3)我国目前的税制比较落后，再加上经济体制转轨的种种需要限制了税收的增长，在短期内要想大幅度增加税收收入不太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增加税收导致政府储蓄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郭庆旺，1995，第50～51页）。可是，我国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常高，1986～1995年平均为1.2左右（如表1所示）。这表明，我国在近10年间，税收收入的增加不但没有为政府提供储蓄的资金来源，反而因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而吃掉一部分资本收入。其结果，不但必然会减少政府储蓄，而且也可能降低国民储蓄。可见，我国要想提高政府储蓄率，不单要优化税？更重要的是控制政府消费性支出的过快增长。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政府为了增加政府储蓄，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消费性支出和增加投资性支出来实现，特别是后两者可能更有效。这三项政策措施不仅可以增加政府储蓄，也不会对国民储蓄有负面影响；不仅是增加政府储蓄的必要举措，更重要的也是我国今后财政调整的重点；从目前来看不仅十分必要，也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具有很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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