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空间重塑:创新城区的组织联系、运行规律与功能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论文,城区论文,体系论文,组织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7-0076-0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7.011 产业空间载体的形态与特定阶段的产业实质、技术架构有密切关系,是特定时代的人口偏好、文化标准及经济驱动力的产出结果(Brookings,2014)。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新经济与新产业不断成长,推动生产系统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细化,生产组织和生产联系的变化重构了从全球到城市内部层面的空间组织,呈现出传统空间与新空间割裂、融合并存的全新发展模式(李健,2015)。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创新城区重构美国创新地理版图》报告,对美国大都市区近些年发生的创新企业快速向中心城区集聚现象及形成的特定地理空间组织进行研究,率先提出“创新城区”的概念,将其描述为一个集聚研发机构及创业企业、孵化器以及支持机构的城市空间,具备空间紧凑性,公共交通通达性、公共网络分享,知识共享与技术合作,居住、办公与零售混合布局等特性。 早在20世纪末期,创新城区就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实践中刺激创新经济发展的规划手段,与城市旧区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早起源于巴塞罗那普布诺、美国波士顿海港地区改造等。从发展特征看,创新城区受经济、文化和人口等诸多要素影响,保持过去工业区、科学园区所具备的一些元素特征,但更具备现代创新经济需要的相互影响和支持的形式和功能。当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发展的主线,在已初步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时代的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表现尤为明显,形成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杨浦区“创智天地”等不同尺度、不同层次创新空间主体。但创新城区这一全新城市单元的组织模式和发展机制,仍是学术界亟待打开的“黑匣子”,本文试图从创新城区的分类与体系、发展特征与规律、功能识别与组织等角度初探之。 一、创新空间的浮现与研究动态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市场制度复兴,跨国投资日益骤增及贸易壁垒进一步打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获得空前发展。但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区位条件、资源条件、制度条件等都存在着巨大差异,“马赛克”现象(Hirst and Thompson,1996)依然突出,引导更大范围区域重构,由于发展动力和机制日益多元和复杂,不断推动新产业空间出现(Scott,1988)。 1.新产业空间重塑:从产业区到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 对新产业空间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Marshall,1910;1961),强调地方化经济和集聚经济能够带来成本节约、专业化发展、推进交流和促进创新等竞争能力。到20世纪70年代,对第三意大利的探讨(Bagnasco,1977;Garofoli,1983)推进马歇尔产业区理论的复兴,学者重点关注弹性专业化的地方生产组织及本地社会制度文化厚度引发的根植性发展,这种弹性生产和集聚可以推进合作、创新及创新扩散。之后新产业空间研究活跃,重点探讨在不同层级空间和发展动力基础上,劳动分工、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入90年代,波特产业集群理论(Poter,1990)就特定地理空间的生产竞争力进行研究,学术界关注科技创新和创新环境发展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一些激进学者提出区域发展为区域创新活动和创新环境协同发展的结果(Aydalot,1988)。在制度厚实理论基础上,一些区域科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将区域科学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区域创新系统研究(Cooke et al.,1997),其核心观点包括空间接近和产业集群有利于知识流动和知识转化,但区域创新系统必须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环境下,是一种区域制度安排和系统自组织。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还引起学术界对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等综合生产体系的关注(李健、宁越敏,2008),周蜀秦(2010)、苗长虹(2011)注意到这一点并从地方产业升级角度重新建构区域新产业区的研究框架。 2.城市地理空间再构:创新驱动时代对城市空间的研究 在资本驱动时代,经典城市经济学理论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对土地成本的承受能力,形成组织城市空间结构的地租理论(O'sullivan,2000),但到了创新驱动时代,基于案例的研究,发现地租理论似乎已经开始部分失效(李健,2015)。从社会分工细化与交易成本提升角度探讨,在创新时代交易成本开始与地租成本同等重要,但其中的动力机制及如何与城市空间结合,在目前学术界研究中尚为薄弱,需要根据城市地理学和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角度重构研究框架。 目前在对于创新城区的研究中,Thomas Hutton(2004)通过对纽约、巴黎、伦敦等七个全球城市研究发现,在这些城市的内城区出现一些创新产业集群,“构成新经济空间性重要方面”,并依据专业化生产对这些创新集群进行分类。纽约科技大学George Bugliarello(2004)观察“城市知识园区”的出现,总结认为这些城市园区一般围绕城市某个知识机构而发展,一般具有高密度等特性。Richard Florida(2014)为创新地理学提供重要验证,他通过邮政编码和区域编码地图化风险资本的活动,结果表明高技术开发、创业活动和风险投资最近都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 随着创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及就业岗位的增加,空间集聚效应的价值在增加,现有研究表明就业密度的提升不仅能减少资源和商品的消耗,提升劳动力流动和分享,还能推动创新。如英国政府在一项报告中(2006)提出,“尽管信息跨越地理空间传递的边际成本大量减少,但知识空间传递边际成本仍上升……因此对于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部门而言,城市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益依然很大”,地理临近性的意义重大。布鲁金斯学会认为(2014)尽管地理临近不能确保深层合作和思想交流,但地理临近推进了大企业、小分包商、供应商及人才之间的横向关联,向更密集创新空间转型,与“有线、空间分离”合作的硅谷完全不同。 3.创新空间的镶嵌与根植:创新环境与创新文化的研究 在当前已有研究文献中,对创新(城市)城区的研究更多是从提升创新系统的良好运转发展而来,对于空间的认识仍然基于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效应等。阿莫德和利夫研究(2007)指出,宽泛的基础设施、智力劳动者、创新和民主是创新型城市的关键成功因素,此外知识资本运作需要一个很大空间“容器”,并出现在区域中所有领域:教育、研发、交通和通讯、医疗服务、社会系统、能源和环境、文化、艺术和娱乐。Debra Amidon(2003)指出知识型区域应该是一种地理区域,包括“城区和社区”的内涵,由此可以看出,创新空间的概念逐渐向城区化方向发展,即这种空间概念的转型开始向地理空间的镶嵌和根植转型。Feldman(2005)指出,企业成功与区域发展是内生互动的,对绝大多数产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来说,虽然有源源不断的企业创新和产业创新,但由于缺乏创新主体互动性,随着外部经济、技术局势发生变化,“创新孤岛”现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纯粹科技园区内部,缺乏一个互动的良性机制,而以“三螺旋”模型为指导的“三区联动”模式(城区、学区、园区)(李建强、屠启宇等,2007)发展模式则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一现象,这更加能够解释创新在特定空间繁荣的机制。 二、创新城区的分类与空间组织 城市创新空间作为一个空间系统,包括多尺度、多层次的空间概念和涵义,在具体项目规划中,主要包括研究园(Research Park)、科学园(Science Park)、技术园(Technology Park)、科学城(Science city)、高技术密集区(High-technology Cluster)等。城市创新空间是聚集创新活动的物质空间,是以创新、研发、学习以及交流等知识经济主导的产业活动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创新功能区(简称创新城区)。创新城区作为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系统,除物质空间之外,还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活动等要素,必须突出所有创新要素的聚集和互动。创新系统理论(C.Freeman 1987)认为必须强调创新的系统化和网络化,知识配置力比知识生产更加重要,核心是知识流动和创新互动,它决定着创新系统的效率。如果创新空间系统要素欠缺、要素之间流动和相互作用不够,城市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创新城区进行细分研究,并把握其发展内容构成。 创新城区的结构模式与以往的城市空间布局形态一样,都是由特定社会生产组织背景与功能特质所建构。社会生产组织与城市功能的变迁,必然通过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体现,进而引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因此,在创新空间发育中,依据承担创新责任的主要功能区的城市区位、功能配置等因素,划分为中心城区中央智力区、近郊科技园、远郊科学城三类创新城区。根据理想化的模式,这三类创新城区分别担当不同层级创新功能,都是创新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创新集聚区形态。 (1)中央智力区。近些年,在发达国家中心城区出现的创新空间,在知识资本价值日益突出、创新驱动日益重要的发展大趋势之下,保持着地位持续提升。镶嵌于中心城区且担当核心创新驱动的功能,是城市的第二发动机(CBD是担当资本驱动功能的城市核心发动机,即城市金融功能)。这种动态上升可从当地房价变迁(例如坎布里奇)、人口导入(日本筑波)、经济活跃(台湾新竹及北京海淀)等多个方面得到印证。中央智力区是城市区域创新网络的核心节点,该类城市创新空间一般是科研机构和大学校园,与政府、企业等多方参与、相互合作、统一规划、共同构建。中央智力区在创新功能方面以知识创造、研发转化为核心活动,各类支持、配套、衍生要素环境集聚且组合良好,强调良好的社区呼应,充分利用城市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创新活动与金融活动之间的响应充分。区内各类信息与资源机构高度集聚、毗邻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密集区,主体之间横向的创新合作十分发达。同时,基于新兴产业的强劲活力与推动力,嵌入中心城市的城市创新空间甚至成为城市复兴的一种手段,将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发展。 (2)近郊科技园。以近郊科技园区形式存在的城市创新空间通常是规模比较大,包括集中式和分散布局等多种空间形态间,该类创新城区同样强调功能组合及相互间协同互动,但其创新功能更加强调研发、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城市科技创新载体以高科技园区居多,伴随着跨国公司硬(隐含技术的设备、产品)软(纯技术、默会知识)技术扩散,一些重点城市的科技创新载体往往具有外部植入的特色,快速集聚高端的创新资源。在科技园区创新载体中,科技创新发端于制造业,逐渐走向服务业创新与制造业创新的融合,这主要基于创新主体集聚,导致制造业创新与服务业创新在信息、知识及人才等方面产生极强互动作用,制造业与服务业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支持。在具体实践中,多数城市高科技园都属于此类创新功能区,如张江高科、紫竹科学园、东京多摩。随着城市化进程也有逐渐向中央智力区转化趋势,例如波士顿大都市区的坎布里奇、加州的硅谷都经历了由郊外科学园区转化为有更高辐射能级的中央智力区的过程。 (3)远郊科学城。当代城市创新空间布局还出现明显郊区化倾向,该类城市创新空间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产业”或“企业”本身,包括与大学城以及高科技产业园区的互动融合,是一种集合学习、创新、研发、生产等多功能的创新综合体。由于缺乏与中心城市的联系和缺少服务配套,面临更艰难的建设任务。即使进入新城建设成熟期,仍面临着高端服务功能必须依赖中心城区,比如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转化往往仍需要依靠中心城区来实现。该类创新城区一般有较强独立性,有大型生活、商业、娱乐、休闲设施,还有大片的绿地及环境保护区,不但为企业也为公众和社会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娱乐条件,更重要的是为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创新环境的形成创造一个理想景观和氛围,筑波、新竹都是此类的典型。因此,科学城创新城区仍然与中心城区保持互动,在创新活动方面同中心城区往往构成前店后厂的关系,对于整个城市创新与转型的贡献更多是侧重在创新服务方面形成巨大市场需求。 本文概念性地提出大都市区创新城区建设的空间与功能部署:由中心城区型创新城区(中央智力区)—近郊科技园区—远郊科学城(大学城)组成为城市创新空间的基本骨架,配合以点状散布的创意创新产业园/都市工业(见表1)。标签:创新驱动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企业空间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要素驱动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