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口转变已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许多专家学者对我国人口转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许多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本文将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宏观角度，视人口转变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重新探讨我国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及其趋势，无疑这对丰富人口转变理论和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既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探讨人口转变，首先应当确定进程的起点。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史学家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鸦片战争，但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现代化被延误了。而且，在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饱尝内患外扰。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从维新运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主权，到辛亥革命；从军阀混战，到日本入侵；从持久抗战，到内战结束。中国人民风风雨雨历尽苦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有了一个现代化稳定起步和发展的机制，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所讨论的现代化进程，选择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人口转变也是在这个起点后讨论的。
一、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之含义
“现代化”一词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在六十年代以后流行的术语。美国著名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北京大学著名史学教授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认为：“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可以说，现代化是以农业文明转变过程为主线，同时，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在内的一种整体的转变过程。
现代化由于每个国家各种影响进程的因素合力作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罗荣渠，1993）：一类是内生型或早发型现代化，这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的过程，经济与政治权势的转移是非常缓慢的，变革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动荡也是渐次展开的。西欧的英国和法国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第二类是外生型或迟发展型现代化，它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的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俄国、日本以及二战以后大批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属于这一类。
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现代化大国，具有着明显的外生现代化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为：现代化是一个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世界挑战，民族主义意识、时代紧迫性觉醒的情形下，一种自觉地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参与现代化；由于内生现代化国家在前，而外生的现代化国家在后，前者对后者具有“示范效应”。外生型或迟发展型国家可以在科学成果和先进技术上引进、模仿早发展型国家。此外，中国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走在前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示范”影响。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
为了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讨论我国人口转变特点，首先必须搞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各个阶段，从前面的现代化概念出发，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上，和一些与人口转变有关的因素，如城市化、产业构成变动等。下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业化启动阶段（1949年-1967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中国经济走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十分明确我国的中心任一时期党和政府十分明确我国的中心任务，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在借鉴前苏联工业化的模式以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别无选择的。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起步十分落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在不利的地位，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国外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巨大压力。越要尽早地赶上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大工厂和企业的倾向就越明显。“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不仅远远高于旧中国的水平，而且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钢、煤、原油等产量迅速增长。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第二阶段：现代化低谷阶段（1958-1961年）
“一五”工业化的顺利起步，给中国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巨大信心。和所有的迟发展外生型国家一样，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落后的现实迫使这些国家保持或争取更高的发展速度。中国政府在“一五”后期提出的在五、六十年内超过美国，15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在受到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影响之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之中，赶超时间一再缩短，甚至提出了两三年赶英超美的不合实际的口号。工业方面，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农业方面“以粮为纲”，大刮浮夸风。由于指导思想完全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加上苏联背信弃义，和自然灾害，这段时期，工业、农业出现倒退，落入低谷。人口也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农业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而出现第一次逆城市化迁移。
第三阶段：现代化调整阶段(1962-1965)
在“大跃进”时期，国家作为社会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由于在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失误，使我国现代化受到严重的挫折，走入了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了比较清醒的估计。他认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1962年底，国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到1966年，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得到了1957年的水平。而且工业、农业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有一定程度上得取了调整和理顺。
第四阶段：现代化停滞阶段(1966-1976)
“文化大革命”10年，中国的现代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种停滞的状况。这10年工业发展战略基本上沿袭了五十年代的重工业为主的战略，由于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导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失调。在重工业内部、冶金、机械和军工投资占去全部重工业投资的一大半，而煤炭、建材等基础部门长期受挤，交通运输业也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农业生产则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导致农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结构单一化。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很有限，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的矛盾日益严重，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十年中，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使得许多城镇高中毕业生无处分配，出现了第二次人口逆城市化。与其它时期相比，这时期还有两上明显的特征，政治斗争加剧。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心，一切经济建设从属政治，大大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大大地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值取向。另一个特征，是我国对国际环境的错误估计，过分地强调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实施了以备战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在与世界隔离中停滞，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第五阶段：现代化的觉醒腾飞阶段(1978-)
中国现代化在走了三十年弯弯曲曲的道路之后，再一次觉醒，面对着世界的新挑战，终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并且明确确立了我国发展战略目标，对原来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等进行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系统地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四大奋斗目标）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真正获得了新生。在以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化工业文明为主线的同时，中国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想方式，从沿海到西部边锤，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到家庭、个人，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迟发展型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走向了正轨，并且加速着现代化的进程。
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的城乡构成、产业构成变化也“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步履的艰难。城镇人口比重由解放初期的10.6%上升到1957年的15.4%，再上升到1960年的峰值19.7%，随后出现了第一次人口的逆城市化迁移。到1963年，城镇人口比重回落到16.8%，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城镇人口比重始终徘徊在17.5%的左右，中间还有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的逆城市化迁移（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市化伴随工业化的加速而加快，城镇人口的比重由1976年的17.4%一跃为1991年的54.0%；人口的产业变化也同样充满着曲折。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比重从1952年的83.5%降到1967年的81.2%，1958年异乎寻常下降到58.3%，这是“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映照。到1963年，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比重又回升到82.4%。文革十年农业在业人口由1966年的81.4%降到1976年的75.7%，仅降了5.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人口比重明显下降，从1977年的74.4%降到1987年的59.9%，十年降了14.5个百分点。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不仅犯有急于建设现代化中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错误，更有偏离现代化转道，以政治路线斗争为中心的“文革”错误，虽然是不同性质的错误，但客观上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灾难。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道路也蕴含了中国人口变动及转变的曲折，中国人口转变的延误绝非以“错批一个，多增几亿人”所能解释。纵观中国现代化的曲折道路，以下几种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其一，中国现代化是在推翻了封建军阀、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后，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起步的。因此，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赶超与渐进，发展与贫穷等诸多矛盾并存；其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特别在与苏联“老大哥”分道扬镳之后，必然带有一定的摸索性，作为领导和组织现代化的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问题，对现代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一直没有摆脱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其三，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和平建设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五十年代，抗美援朝；六十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军事对抗加剧；七十年代，中苏边界对峙，中越之战等。此外，中国还因为一开始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一直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技术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可见，中国现代化的曲折道路，是内因和外因的合力结果。人口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然也会受到各种影响现代化进程因素的影响，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人口转变特点。
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中国人口转变同样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考察。解放初期出生率、死亡率分别高达36.00‰和20.00‰。中国人口转变是从五十年代死亡率下降开始，到七十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进入八、九十年代低自然增长的波动时期。人口变动随伴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人口转变具有了以下的特点。
1.延误性。人口转变是从死亡率下降开始的。中国人口死亡率自解放后一直稳步下降，从1949年的20‰降至1957年的10.80‰，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人口死亡率降了近10‰，而西欧最早人口转变的国家死亡率降低同样大的幅度花纲了近百年时间。中国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有两个十分显著的因素，其一，建立公有制，消灭了旧社会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分配制度上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生活水平，这一点，与一些未实行公有制的迟发展型国家不同；其二，政府建立了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特别是在中国人口比重大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迅速防治和医疗了一些导致死亡率高的流行病，如霍乱、疟疾、血吸虫等。诚如一些学者认为（失国宏，1989），中国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毋宁说是制度性因素带来的医疗卫生和普及，可以说，从一开始国家政府作为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就介入了中国人口转变。西方传统的人口转变是一种自发状态下完成的，其生育率下降是在死亡率下降到20‰以下开始的。从人口学自身角度来讲，那时期的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已经具备的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一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方向比较明确的时期。不少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深入地探讨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寅初教授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他对我国人口与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矛盾做了具体的分析，这些矛盾表现为，人口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积累资金、工业原料增长，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粮食增产等都有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提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解决办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若使人口因素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就必须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然而，由于随后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不仅死亡率下降的前提不存在，而且思想认识上也出现了反复。现代化进程偏离了正确的转道，至使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人口变化也从非常时期转向正常时期。死亡率从1960年最高的25.43‰降到了1965年的9.5‰，第一次降到了10‰以下。从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并迅速发展。人口节制生育，也再一次被中央政府所认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多次提到了节育。1964年人口普查，人口总数已达723070269人，1966年1月，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认为“三五、(66-70)计划草案提出1970年全国人口应控制在8亿以内是一项艰巨任务，如果继续保持目前28.38%的自然增长率，将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少问题（孙沐寒，1987）。从人口学条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思想认识上，人口生育率转变都势在必行。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使我国现代化进程遇到挫折，思想上也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再一次被延误。人口进入盲目增长阶段，直到70年代初，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和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十分尖锐，控制人口成为不得不为之的时候，国家政府才以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干预”了生育率转变。使出生率迅速下降。然而，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两次转变的被延误，中国人口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包袱。显然，两次生育率转变的延续与我国现代化进程是密切相关，都是在现代化进程偏离了正确的转道时，而失去了良机。
2.急迫性。由于生育率转变的延误致使后来的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具明显的紧迫性。紧迫性表现在中国人口数量已由解放初的五亿多增加到七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八亿多。人口数量在二十年时间里增加了三亿之多，人口数量之多，素质之低，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七十年末，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奋起直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紧迫感日益强烈。这种紧迫感也就表现在人们急于想甩掉人口这个大包袱，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日益显得重要，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人口生育政策上从七十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晚、稀、少”到1978年进一步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又迅速过渡到1980年“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足以可见国家政府解决人口问题的紧迫感。
3.艰巨性。艰巨性表明中国人口转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主要还是因为一是中国人口转变是被延误，二是因为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面对庞大基数的，具有高速增长惯性的人口要迅速实现彻底的人口转变、人口静止，既需要国家政府“干预”的力度，又需要时间过渡。中国人口总量还将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到下世纪中叶才可望控制在16亿左右（朱家良，1993）。解决积累下来的人口问题不是一蹴而就，而且旧问题的解决，还会出现新的人口问题，如老龄化等。
4.强控性，在人口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力之后，为了能尽快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作为领导和组织现代化的国家政府必然自觉地“干预”人口转变，由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使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强控的，尤其是在广大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
5.超前性。这似乎与延误相矛盾，实际上，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育转变。如果说前者是指生育率转变的起始，被延误的现代化进程曲折而延误，那么后者就是指生育率转变的终结相对于被延误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这种超前性表现在人口转变的指标（出生、死亡有关指标）如人口自然率、平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已达到了上中宽裕型等收入的国家水平，而收入水平、社会经济结构都只介于贫困型和温饱型之间，人口文化素质指标也未达到小康型（朱庆芳，1992）。若与英吉尔斯现代化标准10个指标相比，只有反映人口转变的人口自然率和平均期望寿命比较接近，而其它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素质等指标却相差甚远，反映出了人口转变相对社会经济、文化等的超前。实事上，这是与强控性相联系的，做为迟发展型的现代化国家，又走了不少弯路的中国，人口转变超前性是国家政府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自觉“干预”人口转变，变人口包袱为动力的必然结果，是具有中国特殊条件的特殊结果。
6.非稳定性。人口生育率转变的超前性表明了没有紧实的经济文化基础，因此，人口转变必然存在着非稳定性。中国人口出生率八十年代以后的起伏波动是人口年龄结构、初始年龄、已婚生育率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曾毅等，1991）。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三个因素的作用大小也不同，初婚年龄、已婚生育水平的波动说明了人口转变的非稳定性的存在。
7.非平衡性。从全国整体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具有以上的特性。但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生育政策实施的力度不同，而呈现全国各地人口生育转变的不平衡性。实际上，人均收入，妇女教育水平，计划生育等是影响各地人口转变的重要变量。按总和生育率水平划分，1990年全国可划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总和生育率为更替水平或以下，这些地区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江苏，山东和内蒙古，其人口总和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第二类是总和生育率在2.2-3.0之间，这些地区是甘肃、湖南、山西、湖北、河北、广东、安徽、福建、青海、宁夏、江西、云南、陕西、广西、河南，其人口总和占全国人口的55%左右。第三类是总和生育率为3.0以上，这些地区是海南、贵州、新疆、西藏，其人口总和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应该说，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在第二，第三类地区还是有较大潜力的。从城乡两类不同地区的人口生育转变来看，不平衡性也很明显。1990年普查，城市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83，镇妇女总和生育率也降到2.35。而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仍为2.60。可见，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的稳定与不稳定，彻底与不彻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农村的加速现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有效控制。事实上，各地区的人口转变差异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而在缩小。八十年初，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69，最高的是贵州的4.36，与最低上海的1.32的差距为3.04。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31，最高的新疆3.13与最低的上海1.42差距为1.71城乡差距也在缩小。
五、结语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下探讨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不难发现，这些特点是中国这个迟发展型国家独特而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中形成的，带有着明显的迟发展型现代化国家的“烙印”。认清以上分析的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对今后搞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我国人口转变的被延误性和非稳定性出发，人口仍然可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利的因素。因此，国家政府作为自觉参与和领导实现现代化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还必须继续不断“干预”人口，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人口结构，变人口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人口可以交给“市场”，可以消弱计划生育。恰恰相反，中国作为迟发展型现代化国家，在走过了弯弯曲曲的道路之后，清醒的认识到，要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排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经济体制上讲，市场经济更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从人口角度讲，计划生育才能更有助于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所以，国家政府应该也必须“调控”所有不利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其中也包括人口因素。
其次，必须认识到人口转变的实质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结果。人口转变的非稳定性最终是由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来解决的，决非行政“干预”能为之。计划生育工作始终是为加速现代化而服务的。可以想见，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健康等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口生育率转变中的国家“干预”因素将不断减弱，而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将不断上升。人口政策中强调控制人口数量，将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合理人口结构所完善，以适应于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最后，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表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分类实施，分类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地区的人口因素有效地转化为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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