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制衡与选择性干预——对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选择性论文,战后论文,大战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9-09-09]
[中图分类号]D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10-0033-08
一 引言
自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同样从两极结构转变为单极结构。与这种结构转变相对应，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外国际关系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参与这场讨论的现实主义者却一致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应彻底放弃以往的“绝对优势战略”转而采取某种“离岸制衡战略”，后者意味着美国应摆脱冷战期间在欧亚大陆承担的主要义务。①在理论上，现实主义理论家推崇的“离岸制衡”实质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战略，即采取冷眼旁观的方式以便让相关的地区大国承担起制衡区域霸权国的责任，只有当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进行有效承担起制衡的责任时，美国作为一个离岸制衡者才需要介入这场争端中。有鉴于此，“离岸制衡”意味着冷战后美国应及早退出欧亚大陆，以便让相关的地区大国承担维持本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责任，只有当欧亚大陆上再次出现霸权威胁且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有效制衡时，美国才有必要重返欧亚大陆，而一旦达到了制衡的目的，美国则应当再次退出。②然而，与这种预期正相反，冷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非但没有采取“离岸制衡”的战略，反而多次重申冷战后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使目前的单极世界永久化，与此同时，冷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多极世界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美国究竟应追求霸权还是应成为离岸制衡者？这是一个事关美国未来大战略行为及其后果的关键问题。在理论上，当代结构现实主义者彼此间虽然存在着众多分歧，但具体到冷战后美国大战略问题上，他们却一致认为美国不应寻求区域外霸权，但美国历届政府在后冷战时代的具体政策却表明，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当代结构现实主义者的理论预期，对这种在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大战略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结构现实主义者的最典型做法就是从各种国内变异中来寻求解释，而这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贡献，后者在解释二战后美国对外大战略上的代表性成就是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提出的“区域外霸权理论(extra-regional hegemony theory)”。③严格地说，将单元层次的因素纳入到结构理论的做法虽然能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但这么做不仅损害了结构理论的简约性，而且也破坏了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以单元层次因素(霸权动机)来解释美国的霸权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论证也缺乏必要的理论说服力。④事实上，无论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而这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没有预见且无法解释的现象，本文的目的就是指出当代现实主义在大战略研究中的内在弊病，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解释二战后及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及其延续性的分析框架。
二 霸权的两种形式
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性与政策性话语中，“霸权”虽然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但目前中外学者对“霸权”的相关研究还远远谈不上充分，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研究者普遍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和基础缺少明确界定。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有关“霸权”的研究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种是依据“均势论”界定的霸权。另一种则是依据“霸权论”界定的霸权，后者主要包括了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的“权力转移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长周期理论”。⑤除大致相同的理论性假设外(即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体系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国家以理性行为促进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两类理论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它们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及基础的界定完全不同甚至相悖。从严格意义上说，均势论界定的霸权是指“一个强大到足以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成员的国家”，历史上曾出现的这类霸权有：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20世纪后半期的苏联也同样被看成这类霸权，而所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大陆国家，它们一般都是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为首要标志，且主要以领土兼并或直接控制为根本目标。⑥与均势论界定的霸权相反，“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长周期理论”所界定的霸权实质上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霸权，即主要以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及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上(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领先优势界定的霸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类霸权有：荷兰、英国和美国，这类霸权的核心特征是：岛国或半岛状的地理位置，在某个时期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拥有绝对优势的全球性力量投送能力(主要指远洋海军力量)。⑦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历史上曾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霸权国(这类国家也通常被人们称为“领导者国家”)与同一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的主导性海洋强国这两种身份历来是重合的(首先是荷兰，但主要还是英国和美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兼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领导者(霸权国)一般都具有两大特征：首先，这些国家在它们各自的权力周期内都先后采取了必要行动来创建和维持一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次，这些国家曾经领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特性。这类国家可以被更确切地称为“自由霸权国”。单纯的“霸权国”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它们的特性，因为“自由霸权国”意味着它们能够迫使所有其他国家都遵循自己的规则，但历史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⑧从根本意义上说，自由霸权国的主要行为特点是创立和维持一个由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的、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历史上曾出现的两个突出例证先后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和平时期，这些国家会带头提供保证自己领导的体系顺利运行所需的国际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在战争时期，这些国家则又会领导一个同盟来保护自己所领导的体系不受破坏。历史上，自由霸权国为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的努力正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霸权稳定论”的首要关注点。⑨与基于等级秩序和直接控制的帝国相比，历史上的自由霸权国无疑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们之所以特殊，首先是因为它们在海权、远距离贸易、经济及制度上的创新能力；其次是它们在战略取向上全球性，且它们领导的体系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开放性特征。⑩
在现有霸权理论谱系中，对自由霸权国动力机制的最新解释性成果是1993年美国政治学者马克·布劳利(Mark R.Brawley)提出的自由领导者模型，这个模型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解决了现有霸权研究中的两个根本难题：一是自由霸权国为什么愿意接受创立和维持国际秩序的代价？二是自由霸权国为什么要按自由主义原则来组织和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自由霸权国为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及其推行的自由主义原则，从长远看正是导致历史上霸权衰落的首要根源。(11)按照马克·布劳利构建的模型，历史上的自由霸权国之所以在体系中推进自由贸易，究其原因乃是其国内利益和国际能力的体现：首先，自由霸权国必定是体系中最强大的资本密集型国家，自由霸权国之所以对自由贸易原则产生较大的兴趣，不过是它对出口其资本密集型商品和服务之兴趣的副产品。其次，自由霸权国国内的共和政体使它们对国内寻租压力一般都有较强的抵抗力，因而这类国家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将热衷于推进资本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以便中从中获利。最后，在资本富裕型共和政体中，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会游说国家，以求在寻找有更高资本回报的机遇时能够获得帮助，如果该国拥有足够的国际能力，那么它也会在自己的国界以外履行各项传统职能，以确保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成功。从严格意义上说，自由霸权国在创建和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上的既得利益时也包含了它们所必须承担的大战略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有两点：一是保证这些体系的顺利运行，二是保护这些体系不受到破坏。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自由霸权国为确保自己领导的那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及安全通常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创建某些必要且具有足够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二是在相对权力地位上保持足够的领先优势。(12)
三 霸权、均势与国际制度
首先，自由霸权国在创建和维持一个开放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上的既得利益决定了它们必须通过为这个体系提供某种秩序(例如，确保法律责任能够得到尊重、确保贸易关系的稳定、确保投资得到保障等)的方式从而使这些利益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而实现这些目标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起各种在必要时能够予以强制实施的行为规则和行为规范。由于自由霸权国在保障其领导的国际体系顺利运行方面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利益存在互补性，因而这些制度不仅仅是基于强制同时也是基于合作。(13)其次，自由霸权国为推进自身利益必然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这就需要自由霸权国在那些与自身重大利益密切相关的核心地区发挥稳定者的作用。与此同时，自由霸权国为保持体系开放性上的既得利益也决定了它们必须警惕那些推行重商主义或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国家对它所领导的开放性国际体系可能造成的危害，因而除必要的国际制度外，自由霸权国能否创建和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也要取决于它们能否在相对权力地位上保持足够的领先优势，而这点也正是自由霸权国领导地位的根本保证。(14)一般来讲，自由霸权国为保障其所领导的开放性国际体系的运行及安全采取的这两种手段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能够加强自由霸权国对权力的拥有及使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自由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同样也是它所创建的国际制度及其所领导的自由体系不会受到摧毁和破坏的根本保证，正如美国修正派外交史学家戴维·希利(David Healy)所言，“由于控制权力的国家同样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和抱负，因而它们用其中的一者(权力)服务于另一者(目标和抱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15)
由于历史上曾出现的自由霸权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因而除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及海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外，保持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均势向来是它们用以维护自身权力优势的一个重要手段。首先，一旦某个国家取得欧洲(欧亚)大陆的霸权，它同时也将会获得必要物质资源，从而能够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兼有的体系领导者地位发起挑战，而这点也正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领导者总是在针对欧洲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同盟中扮演关键性角色。(16)其次，一旦某个国家取得了欧洲(欧亚)大陆的霸权，它同时也会有能力使整个大陆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保持完全封闭，而后者为保持自己在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上的既得利益，则要求体系中的那些核心区域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对自己及追随者的门户开放。(17)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的相对权力优势一般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欧洲(欧亚)大陆的均势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及海军优势，这两种政策彼此间的联系在于，任何维持大陆均势的实践从根本上说都将有利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保持自己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相对安全。(18)正因为保持欧洲(欧亚)大陆均势直接关系到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的相对权力优势，所以它们历来将试图夺取欧洲(欧亚)大陆霸权的国家看做是自己的头号敌人，其原因在于它们认为欧洲(欧亚)大陆霸权将威胁到它们自身的双重主导地位(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霸权国)，而这点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保持欧洲(欧亚)大陆的均势历来都是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孜孜以求的根本大战略目标之一。
在现代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国家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的相对权力优势历来与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存在着密切的互动联系，而理解这种联系的必要前提，是我们必须确立一种相对开放的均势观。一般来讲，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均势的看法普遍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对均势的讨论往往局限于军事力量和领土安全范围内，然而就均势的范围和效果而言，权力的平衡或失衡不仅关系到国家间的军力平衡和领土安全，而且也会关系到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对国家间的情况以及对国家内部的情况都将会产生重大影响。(19)在理论上，要确立这种相对开放的均势观，并非一定要像进攻性现实主义那样假设所有国家都要力图使权力最大化，这里唯一的假设是，国家需要的乃是一个使它们感到更安全而不是使它们感到不安全的国防社会，即国家虽然不会为追求绝对安全而获得最大权力，但任何国家都会为获得更多的安全而追求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平衡。昆西·怀特(Quincy Wright)曾经明确指出，“几乎每个国务家都认为均势对他人有利但却对自己不利，他们中每个人都愿为能够执掌平衡、确立对他人的霸权、也可能最终建立一个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帝国从而摆脱均势体系”；(20)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也认为，“事实真相在于，所有国家只会对那种于己有利的均势感兴趣，它们的目标并不是权力的平衡而是权力的冗余”，由于国家都是在觉得自己比他国强一点时才会感到安全，因而“理想的平衡也就是那种能够抵消他国的力量，从而使自己能够有充分余地成为决定性力量或决定性声音的平衡”。(21)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力图保持并实施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均势的政策，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力图要寻求超出其本土安全范围以外的更多安全的决定，而正是这种决定导致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即英国和美国)在现代世界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享有权力优势地位。
四 均势、离岸制衡与大战略
保持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的均势不仅是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兼自由国际体系领导者始终都面临的一个根本大战略问题，同时在实现这个目标手段上同样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离岸制衡”和“选择性干预”两种模式展开的。(22)
笼统地说，当代结构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离岸制衡”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欧亚大陆上的事态发展与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安全乃至于霸权毫不相干，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有关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其行为模式将会是“制衡”而不是“追随”。正因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在面对霸权威胁时将普遍采取制衡的行动，因此美国不仅完全能够让相关的地区大国首先承担制衡区域霸权国的责任，而且相关的地区大国采取的制衡行动也将为美国赢得充裕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均势的不利变化，这点也正是“离岸制衡”对美国大战略的真正要义。(23)不仅如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所推崇的“离岸制衡”在现代历史上同样也有其成功的先例：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以来，英国历代国务家和战略家一直都明确地意识到，英国的安全乃至霸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但只有当欧洲大陆的均势处于危急状态时(这种状态一般都是因为某个大国或大国联盟为了将霸权强加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头上所造成的)，英国才会直接出兵干预欧洲大陆事态的发展，但是在和平时期，英国历来是尽力地避免直接卷入欧洲大陆的同盟体系，此举旨在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地用于扩展英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利益，正是这种政策成就了历史上英国持续近两个世纪之久的世界领导地位。(24)从严格意义上说，结构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离岸制衡”虽然不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的历史依据，但这种政策从根本意义上说却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
作为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理论构架中衍生出的结构理论，“离岸制衡”虽然也考虑到地理因素的潜在含义，但由于地理因素在结构理论中只能作为干扰变量而存在，因此其实际依赖的乃是华尔兹提出的均势自动生成论衍生出的有关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华尔兹阐述的均势自动生成论只表明“为什么能够预想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会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最终究竟是否采取制衡行动，不仅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是否发生了严重失衡，同时必须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是否决定需要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25)华尔兹为均势自动生成论确立的这一限制条件，就是使他关于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中会采取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一个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旦相关国家没有采取制衡行动，那么他总可以将此归结为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这也是造成华尔兹以后的结构理论家一直力图将单元因素纳入到结构理论中的关键原因。然而，这种做法的本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因为即使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结构理论仍然无法保证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必然将采取制衡的行动。(26)事实上，由于华尔兹的理论解释的只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因此从这个理论构架中并不能合理地推导出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必然将采取制衡行动的命题，美国政治学家英尼斯·克劳德(Inis L.Claude Jr.)曾经明确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将‘自动生成’的学者实际上也都同意，均势体系中的权力平衡实际上是外交的产物”，而这点也就意味着体系中的制衡行为并不是自动的。(27)
在现代历史上，英国确实在和平时期一直都尽力避免卷入大陆事务，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商业、贸易和殖民事务上。然而，英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不仅是由于岛国地理位置赋予英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还在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战争仅仅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有限战争”而不是“绝对战争”，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技术和人力是有限的，且因为那个时代的战争目标同样是有限的。(28)但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及其他各种相关变化使英国根本无法继续传统的“光辉孤立”政策，这是导致英国被迫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与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的关键。英国之所以在进入20世纪后不得不卷入欧洲大陆事务中，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与宏观地理环境(陆地与海洋的分布)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传统大战略的运行环境。首先，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抵消了岛国性地理位置赋予英国的传统优势，即英国为自身安全所需的防御范围已经不再止于英吉利海峡而是必须向欧洲大陆纵深拓展。其次，技术进步使享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国家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而这点则造成了战争性质的根本变化，即从有限战争转变为某种程度上的绝对战争。(29)这种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大战略运行环境的变化对主导性海洋强国之大战略的根本影响就在于：(1)由于地理政治变迁使大陆均势与海洋国家安全间的联系已变得密不可分，因此主导性海洋强国如果要维持其优势地位就无法继续游离于大陆事务之外；(2)战争技术和战争规模的变化使主导性海洋国家不再有充裕的时间来应对大陆事态的变化，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同样也必须干预大陆均势的发展。
五 选择性干预与美国霸权
尽管二战后的美国基于其洲际规模而不再面临英国面临的那种小国寡民困境，但二战后美国面临着与19世纪后期的英国所面临的几乎同样的挑战：首先，尽管美国是一个远离欧亚大陆且具有洲际规模的大陆岛，“但欧亚大陆的总体资源，包括其军事潜力，一直且仍然将远远地超过美国的总体资源”，因此一旦欧亚大陆的资源被某个单一强国组织起来，那么对美国“将会构成一种在军事上被击败的威胁”。(30)其次，由于海权对大陆事务影响力下降及技术进步使海洋国家可供支配的动员时间大幅度缩短，因而主导性海洋国家若要继续保持自己对大陆均势的操控，就必须准备承担前所未有的大陆义务，这也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31)与英国略有不同的是，对美国来说，保持欧亚大陆强国间均势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地位和安全，而且关系到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和繁荣，因为欧亚大陆上出现的敌对国家对美国构成的最主要威胁并不是入侵，而是在于“随着美国竭力要保护自己不受到海外敌人的侵犯，某种军事暴政将会在美国发展起来”，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民族认同观、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将因此而被迫改变”。(32)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并不一定会采取制衡行动，且技术进步使美国不大可能有充裕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局势的发展，因而二战后的美国要防止欧亚大陆上的区域霸权国的崛起，非但是无法在和平时期从欧亚大陆事务中完全脱身，反而必须要时刻保持自己对欧亚大陆事务的干预能力，而这些实际上也正是支配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之大战略的内在逻辑。
一般来讲，当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所推崇的“离岸制衡”的主要缺陷主要在于：(1)它没有认识到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已经根本取消了“离岸制衡”赖以成功的前提；(2)它没有认识到任何有利的力量平衡实际上都要依赖相关国家持之以恒的塑造，而后者实际上也是“选择性干预”追求的目标。在理论上，“选择性干预”的核心理念认为，即使欧亚大陆上的事态发展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但美国仍然不可能对这些事态无动于衷，而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和平时期美国同样有必要保持自己在欧亚大陆上的存在，以便能够尽可能地塑造那些将会由国际环境发展而导致的最终结果。(33)与强调推卸责任的“离岸制衡”不同，“选择性干预”本质上乃是一种塑造战略，它强调美国须保持自己在欧亚大陆某些重点地区(主要是西欧、东亚和波斯湾)的同盟义务及相关的前沿性军事存在，以便塑造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局势，从而使其不会向着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选择性干预”与“离岸制衡”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强调，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保持在某个地区的同盟义务及相关的前沿性军事存在，那么该国也就不可能对这个地区的事态发展产生出多少实质性影响。鉴于美国不能对欧亚大陆上重点地区的事态发展无动于衷，因而美国必须始终要保持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存在，以便对这些发展产生足够有效的影响。(34)“选择性干预”与美国霸权间的联系在于，它强调美国地位能否保持的关键是美国能否对欧亚大陆主要地区的事态发展产生有效影响，尽管与赤裸裸的霸权战略相比，“选择性干预”更加强调盟国的作用、重视武力使用的选择性以及各种非军事手段的使用，但它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美国在二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
自19世纪后期起，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安全乃至霸权与欧亚大陆主要区域均势间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这也正是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之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重大影响之一在于它促成了美国国家安全观的转变：二战前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孤立主义”在二战后声誉扫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全球主义”共识，这种共识的核心在于将保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西欧和东亚)的均势与美国自身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35)尽管在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并不想在欧亚大陆上承担军事义务，但欧亚大陆均势的崩溃及苏联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很快放弃了最初的想法，而这种转变导致的后果就是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虽然“遏制”最初只意味着挫败苏联控制欧亚大陆优势资源的企图，而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二战后世界中的绝对优势，但遏制战略本身的内在逻辑却很快就使得绝对优势成为美国在二战后世界中近乎必然的选择。(36)简单地说，要保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就必须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这就意味着要恢复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潜力，美国的盟国对此都深怀恐惧，因为没有人能够确保德国和日本将变成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德国和日本的全面复兴也可能会刺激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正是出于安抚盟国及应对各种意外情况，美国不仅向主要工业国提供了军事保证，且通过一系列多边协定和国际制度从而将主要工业国家纳入美国领导下，而这些同样也确立了美国在二战后世界的主导权。(37)不仅如此，尽管美国最初只想要确立对“重点地区”的干预，但保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之均势的目标却迫使美国将自己在二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并且最终成了二战后世界中的霸权国家。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严重依赖“非重点地区”的资源和市场；二是由于美国担心苏联及其所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势力在“非重点地区”的胜利将给主要工业国家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这就意味着，遏制政策实施范围不仅是应包括“重点地区”，同时也应当包括相关的“非重点地区”。(38)
六 结论：美国大战略的延续性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上，二战后及冷战后国际政治发生的结构变化虽然为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其“绝对优势战略”提供了某种契机，但二战后和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实际上并不受体系结构的主导，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大战略的延续性根本就算不上一种反常现象。在冷战期间，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之大战略的重点主要是“边缘地带”(尤其是西欧和东亚)，导致这种做法的根源不仅是由于“边缘地带”是二战后世界(除美国和苏联外)最重要的权力中心(尤其是西欧和东亚)聚集地，更是因为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主导性海洋国家与“边缘地带”主要强国(尤其是英国、德国和日本)所结成的同盟，是唯一能够有效地抵御“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俄国/苏联)不断向外扩张的办法。(39)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非但不可能动摇“边缘地带”在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的大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反而将增加“边缘地带”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这主要是由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的衰落乃是强化了而非削弱了“边缘地带”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即西欧或东亚出现一个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强国)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可能造成的风险，因为恰恰是“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的强国才具有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的能力。(40)这就意味着，冷战后的美国非但不会削弱反而将加强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主要区域的控制，因此，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非但没有将维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的责任推卸给那些相关的地区大国，反而始终将这种责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就是消除相关的地区大国(其中也包括德国和日本)可能具有的发展自主生战略行动能力的动机来阻止多极世界的出现。当然，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延续性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定将采取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美国在现代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创新就是以制度来代替军事力量作为其保持优势地位的手段，而这是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虽然能够减少国家间的不确定性及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行动难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本质上同样也正是一种政治控制的工具，即“制度乃是一种强制和再分配的武器”，它们是政治赢家用来追求自身利益(通常是以政治输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一种结构性手段。(41)
*作者在此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19.
②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176.
③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37.
④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Security Studies,Vol.17,No.2,2008,p.296.
⑤“均势论”与“霸权论”是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重要分支，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吴征宇：《兰克Vs.德约：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0～32页。
⑥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2001,p.40.
⑦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p.220.
⑧Mark R.Brawley,Liberal Leadership,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2.
⑨M.C.Webb and S.D.Krasner,"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5,No.1,1989,p.190.
⑩Karen A.Rasler and William R.Thompson,The Great Powers and Global Struggle 1490-1990,Lexington,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4,p.124.
(11)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439.
(12)Mark R.Brawley,Liberal Leadership,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22.
(13)G.John Ikenberry,"State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rgain," in Rosemary Foot,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8.
(14)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98.
(15)David Healy,U.S.Expansionism,Madison,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p.255.
(16)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London:Chatto & Windus,1963,p.166,p.263.
(17)Walt W.Rostow,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0,pp.54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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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obert J.Art,"The United States,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World War Ⅱ," Security Studies,Vol.14,No.3,2005,p.404.
(20)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759.
(21)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42,p.21.
(22)David French,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London:Unv.in Hyman,1990,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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