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副实斋主”的读书生活
文/梁永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年届七十。虽经常因与新中国同庚而自豪，也常因大半生名不副实而惭愧。记得退休那年，我曾自嘲地作了一首打油诗：衔授少将无战功，不登讲台有职称。未上大学当校长，名不副实大半生。是说虽官至正军、衔授少将，但却没上过战场。没当过教员，却评了个“教授”。没上过大学，却当了“校长”。真是名副其实的“名不副实”。
流坑村西南方向区域，古建筑较稀少，建议政府出台更多优惠政策，鼓励居民搬离古建筑区，整体迁入新居住区，将古建筑区集中进行围栏式保护。流坑古建筑群是由重要建筑和周边的非重点建筑组成的整体，都是古村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不改变原有结构前提下应对流坑古村实行整体性保护，并突出重点，对重点建筑集中区开设参观路线，适当进行功能置换，如改造成历史博物馆，对外展示古村的历史文化资源。
搬进新居以后，我也附庸风雅，给自己的书房起了个斋号，叫“名不副实斋”，自称“名不副实斋主”。但认真回顾起来，能够支撑我完成这些“名不副实”重任的，除了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和刻苦努力之外，也真就多亏了有一个爱好——读书。我读的书很杂，文史理哲，无所不包，但以文为主。无论工作多忙，每天读书至少一个小时，至今从未间断。我读书好较真，遇到生字，必定弄懂。书中有错，也一定用笔标出。即使一个标点符号，也绝不放过。有时兴起，还会在书上注上自己的看法。徜徉其中，乐趣无穷。书，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多少年过去，到卡尔梅克共和国寻访土尔扈特人的踪迹仍停留在计划而未有行动，一拖再拖，唯一原由是时间安排上身不由已。2014年再次提出，经中国边疆研究所阿拉腾奥其尔、新疆师范大学巴图巴雅尔联系，确定2015年5月成行，决定主访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里斯塔，顺访伏尔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还发来了邀请函。遗憾的是，成行前夕又生变故而作罢。好事多磨，心有不甘，加之马大正将至“奔八”之年，可以行动自如的岁月毕竟有限了。终于在2017年4月正式成行。只是原先计划的三人小组，成了马大正和阿拉腾奥其尔两人了，巴图巴雅尔因教务在身，未能同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读书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大量的阅读则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时期为我创造的机会。1966年，我初中毕业，学校要求学生不准离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我就因为家庭出身中农而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摇摆性”的一类，被所有的群众组织摒之门外。我从一个品学兼优的班长变为了没人理会的“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感到非常孤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途经学校的图书馆，见房门虚掩，推门进去，不由大吃一惊。这个小型图书馆由一间大教室改造而成，当时书架东倒西歪，图书散落一地。在离门口不远的空地上，有一堆灰烬，其中有不少燃烧未尽的图书，惨状不忍卒睹。我发现“破四旧”烧书的人工作并不是太认真，大部分书都还“健在”。我立即动手打扫了一下，从地上拣起一本《红旗谱》，在靠近屋角的一个双层床上坐下，一直看了一天。第二天，我干脆把铺盖也搬了进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一件事：看书。好在那时同学们都忙于造反，老师们都应付批斗，没人管，也没人问，我就住在图书馆里读我的书。回想起来，“四大名著”、《中国通史》《红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鲁迅、巴金、丁玲的一些著作，大都是那时候读完的。读书，让我愉快地度过了那个失落与无助的时期，至今回想起来，仍觉获益匪浅。
前不久，我的孩子们在闲谈时忽然聊到铜的化合价，都说记不起是多少。我当即给他们背了一段我自编的化合价顺口溜：“一氢氯，钠钾银。二氧钡，钙镁锌。三铝四硅五价磷，钨六价，甭问人。谈变价，也不难。二三铁，二四碳。铜一二，最长见，还有一七没有算。”孩子们惊得目瞪口呆，我也着实得意了一把。
调到院校工作后，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教务部门工作。我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薄，难以胜任培养教育人的重任。要补上这个短板，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学习。于是，我开始了一场长达七八年的数理化“恶补”。当时恰逢学校开办“大专班”，继而又开办“本科班”，真是天赐良机。我只要有空，就随学员听课，作业就放到晚上去作。因为时隔日久，中学的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于是又找来中学的课本，一边“复习中学”，一边“学习大学”。年龄大了，记忆力减退，但理解能力比年轻人强。有些东西记不住，我就编成顺口溜。那些日子，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加班学习，几乎天天学到深夜。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搬家时看到一大摞当时的英语作业，心中竟萌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通过这七八年的努力，感到收获颇丰，也为我担任学历教育院校的领导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记得一次查课，教员是位博士，讲大学物理。课后我给他总结了五条优点，也指出了四条不足，他心服口服。还一口咬定，说我“肯定是学物理专业出身”。
入伍以后，紧张的基层生活，并没有耽误我的读书。记得一次野营拉练，住在偏远山村的老乡家。在打扫住处卫生时，发现屋顶下方的墙壁上有一个龛台，外面挂一块破布帘。取下布帘，里面尘厚盈指。拂去浮尘，竟意外发现有一套竖排版的“三言二拍”。问房东，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在什么年月放进去的。说你要喜欢就拿走，不然放在这儿也得被人撕了卷烟抽。我大喜过望，赶紧从镇上的小卖部买了许多铅笔和作业本，送给房东的孩子。他们高兴得欢呼雀跃，我也有了新的书读。后来我每到一地，都留心寻找旧书，拉练一个月，竟搜罗了一弹药箱子，我的津贴也花了个精光。那段时间，每晚息灯后，我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到后半夜。因为有些书在那时是“禁书”，有人反映到指导员那里。好在指导员也是个书迷，他说：“你把书放我这儿，要看你来取，看完再来换。”有了指导员这个“后台”，我找书、买书、看书，更加肆无忌惮。只是那些书后来都不知道弄哪儿去了，说不定还有孤本善本呢！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惋惜不已。后来，我调到师作训科任作训参谋，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了，加上参谋业务的需要，我开始阅读一些军事书籍。除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外，《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书，都是在机关工作时读完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习军事理论，钻研参谋业务，研究《兵要地志》，把一本《参谋业务手册》背了个滚瓜烂熟。在军区组织的“参谋六会”大比武中，我荣幸地获得了“亚军”，还荣立了三等功。
根据要求，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020年达到20%，2030年达到30%。目前，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14.18%。
担任院校领导后，整天军务缠身，很难抽出大块时间读书。后来我发现早晨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没人打扰，就把它作为我的“专读”时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为了工作需要，我把读书的方向转向教育理论。《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是我的案头必备。又抽时间阅读了马卡连柯、赞可夫、杜威、布鲁纳等一些世界著名大家的教育理论著作，重读了《学记》，还买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记》进行学习研究。这些著作，对我掌握教学规律，把握指导教学的主动权，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八年院长任期，起到了莫大的支撑作用。
1990年，我正式退休，终于有了大块时间。我把“四书五经”等藏书都翻出来，读“孔孟”，读“老庄”，也读诸如《考工记》《梦溪笔谈》《山海经》《搜神记》一类的“杂书”。一本一本的读，每读完一本，就在末页注上读完日期。我喜欢书法，为了练字，我就一边读，一边用小楷笔抄。既读了书，又练了字，一举两得。退休十年，我抄完了《大学》《中庸》《诗经》《周易》。《论语》就抄了两遍，《道德经》《孙子兵法》抄了三四遍。前年，为了学养生之道，我把《黄帝内经》也抄了一遍。不但学到了知识，书法也大有长进。望着一摞摞的“抄书”，很有成就感，它使我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充实。今年，与新中国同龄的我，又将迎来祖国七十华诞。子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七十岁，是从心所欲的年龄，是进退裕如的年龄。看今日祖国，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波云诡谲的世界，纵横捭阖，从心所欲，驾驶着我们这只东方巨轮，劈波斩浪，正在驶向百年梦想的彼岸！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将继续以书为伴，发挥余热，为伟大的祖国贡献余生。
作者系原装甲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