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马克思主义——欧美学术界劳动过程理论争论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动向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德勒发表了题为《批判管理学的未来: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回归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论文。在该文中,阿德勒提出劳动过程理论应该超越当前的争论,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欧美学者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又一次广泛争论。本文在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介绍阿德勒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将系统地介绍阿德勒的理论观点。第三部分将介绍西方学者围绕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展开的讨论。第四部分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检视这一理论视角,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为什么要“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即“所有制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之后,几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批判,同时,对生产方式的批判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工厂是劳动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组织形式,尽管这种组织形式是有待改善的。这种局面直到1974年布雷弗曼出版《劳动与垄断资本》之后才彻底改观。布雷弗曼沿袭了马克思的方法,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科学管理和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的结合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并且导致了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和技能“退化”。布雷弗曼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被学术界誉为里程碑式的贡献,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着布雷弗曼为技能所下的定义、“去技能化”趋势、工人的客体或主体地位、劳动过程与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联系、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问题等诸多方面展开。
1979年,布若威出版了《制造甘愿》一书。这代表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一次转化。布若威认为工人并不只是受到资本家的强制,而是甘愿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布若威指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追随马克思,经常且太轻易就将受薪劳动者化约为可被操纵的客体、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无力反抗的抽象集合、在资本积累无可避免的趋势下的受害者,或者社会关系的承载者(carriers)、能动者(agents)、支撑者。”他认为劳动过程研究应“将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格还原,挑战了无主体性的主体(subjectless subject)的观念,并强调反抗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①布若威的观点为主体性视角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劳动过程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方面促使劳动过程理论渗透到了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劳工史、劳动经济学、经济史、劳动关系学、商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业社会学、工业地理学、组织理论等等②;另一方面形成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分野:一些学者坚持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理论传统,试图理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以及它对生产组织的影响,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变迁与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提出了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方式、弹性专业化等新的分析范式。另一些学者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是有主观追求的活的个体出发,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工人的“主体性”,将认同、性别、年龄、种族、公民权、国籍等问题引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尽管这些学者承认阶级和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认为阶级附属于或导源于主体性。
近年来,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解构逐渐成为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主流研究动向。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深刻地受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福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后福特主义时代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工人地位的提升要求社会科学对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给予适当的解释。但是,“主体性”理论本身却逐渐成为了对个别工人的社会意识的一般性研究,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日益遵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外的理论方法,日渐偏离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和原初的发展方向。劳动过程研究将关注点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向了认同、主体性、文化、制度等问题。然而,问题仍然存在:阶级的劳动过程在哪里呢?还有余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吗?如果需要研究资本主义,那么应该怎么研究它呢?劳动过程理论怎样才能重获生机?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德勒对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结构主义趋势感到悲哀,他呼吁回归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思路已经失去了生机的时候,阿德勒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观点。他将工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以劳动为中介结合起来,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基础,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看到了资本主义下生产力发展对于工人的进步作用——长期中的技能提高等等。③这或许将引起劳动过程理论的又一次转化。
二、社会化与价值增殖:“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
阿德勒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重塑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他将生产力定义为技术、生产工具、物质资料和工人的生产性设备;而生产关系是对生产力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的客观和主观社会化;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价值增殖的要求形成了一种排斥力,阻碍了社会化的进程。这两种相反力量并存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变迁之中。传统劳动过程理论所关注的车间中的阶级斗争、技能变化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经过长期过程,社会化过程将逐渐形成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客观条件,从而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将发挥核心作用。
1.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化
阿德勒认为马克思在两种意义上定义了生产的社会化:(1)生产力的物质方面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的客观社会化;(2)客观社会化推动了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体现为生产的主观社会化。
第一,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和资本之间竞争的外在压力促使资本家不断进行生产力上的革命,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客观社会化。这既体现为单个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体现为资本的不断积聚与集中。对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促使企业使用更高效率的机器设备;打破地方性的市场障碍,扩大生产资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在整体上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连接起来。分工与协作的扩大也促进了管理的改革,企业不断寻找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劳动的形式。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资本家亲自进行的简单、直接的管理手段被复杂的技术控制(如流水线生产)和科层组织(如泰勒制科学管理)所取代。④宏观上,资本的集中与积聚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弱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提高了生产的有组织性。对于工人来说,单个工人的劳动在整个分工与协作体系中连接为社会的结合劳动,其劳动的社会性质转变为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是社会化的核心。
第二,与生产的客观社会化相适应,资本积累促进了主观的社会化。这一方面体现为工人的技能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为工人政治觉悟的变化。为了实现生产和积累的连续性,资本家需要雇佣能够操作、看护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的工人。阿德勒认为,从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自动化生产线的转变产生了对工人的更高技能水平和更大劳动弹性的需要,因而工人的技能水平并没有发生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描述过的退化,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退化实际上意味着传统手工技艺被新的劳动技能替代。事实上,以劳动复杂性衡量的工人技能水平提高了,而且需要更高技能水平的职业在整个职业结构中的比例也增大了。同时,当企业利用社会结合劳动产生的更大生产力时,工人也将意识到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将激发更大的集体主义行为动机,促进工人联合起来,形成阶级力量,抵抗资本的剥削。当生产力促进下的客观和主观社会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它将突破经济基础的范围,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
2.增殖对社会化的阻碍
增殖的压力促进了劳动过程的累进的社会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化的实质呈现出一种剥削性的形式。阿德勒从资本之间的关系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论述了增殖对社会化的阻碍。⑤
在资本之间的关系上,竞争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可能促使个别资本家为了获得短期收益而放弃长期收益,或系统性地使个别资本家将私人收益凌驾于社会成本和收益之上。竞争既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又可能导致个别资本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破坏业已达成的合作关系,使生产复归无政府状态。
在劳资关系上,管理者可能发现在短期内用机器替代劳动、造成工人的“去技能化”是十分有利可图的。管理者还可能操纵工人之间的合作,造成分化,使横向的专业化退化为不利的竞争,利用隐蔽或明显的等级制度传达强制命令和控制。市场的全球化通过外包制使得较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面临去技能化和失业的威胁。
3.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具体分析
为了支持他的生产社会化与增殖理论,阿德勒从工具、对象、工人和环境四个方面重新考察了泰勒制科学管理和精益生产方式这两种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体形态。在泰勒制和科学管理下,高速钢产生了计算尺,这使得计算出机器工具的最优工件进程和速度成为可能;由于工作的扩展,工人与更广泛、复杂的工作对象相接触,需要加工多样化的材料,并与他人进行协调;科学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相适应的工厂纪律代替了传统车间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计划部门日益重要;对工人来说,更高的生产率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工作中的事故更少,工人有更多的升迁机会,监工的个人权威下降,集体工作经验代替了个人工作,全行业工人形成工会。在精益生产方式下,秒表被用来确定最佳工作方式,并且允许工人做出细微的调整;工人可以对模具更换等工作提出连续的改进意见,这需要工人有一定的技能;结合劳动和对工作方式的调整权力使得工人形成了共同的信念,让工人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一定的自主性。
通过考察这两种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阿德勒提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科层组织既是强迫性的——它强制工人提供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合乎要求的劳动,又是激励性的——它使得工人可以从工作中获益,并对劳动过程拥有负责任的自主权。而此前劳动过程学者(尤其是遵从布雷弗曼传统的学者)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对抗性和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客观带来的社会化趋势。
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吗?
阿德勒对流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批评和他主张“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呼吁,激起了欧美学术界研究劳动过程的知名学者和阿德勒之间的争论。五位学者对劳动过程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其中,英国的德尔布里奇(Rick Delbridge)和汤姆森(Paul Thompson)基本接受了阿德勒的分析范式,但是对具体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评;而英国的奈特(David Knights)、威尔默特(Hugh Willmott)和美国的法拉斯(Steve Vallas)则坚持雇佣劳动主体性的研究思路,认为阿德勒的理论范式本身存在问题。
德尔布里奇认为阿德勒的理论过于结构主义和决定论了,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和劳动过程的发展,雇佣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分化同时发展了。这种分化是工人之间存在着利益、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差别的标志,并不能先验地认为存在着雇佣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超越雇佣工人之间分化的长期趋势。此外,他批评阿德勒过于关注生产,而相对缺乏对流通、交换过程的分析,并且没有足够关注历史中的主体(Agency)。他提出,阿德勒的理论可以通过一个结构—主体相互作用的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Realist Theory of Hegemony)来补充。
汤姆森认为阿德勒的理论犯了与马克思一样的“目的论”错误,即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扬弃”而设定了生产的社会化趋势。汤姆森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既不存在技能水平的提高也不存在退化的趋势,而是实际地发生着技能水平的两极分化。他认为工人劳动的自主性不能作为工作的标尺,因此,工人所要掌握的技能可能只是范围扩大了,水平并没有提高。汤姆森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资合作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对矛盾关系共存是必然的,阿德勒忽略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从而将劳动过程“去政治化”了。
奈特和威尔默特认为阿德勒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的新形式的异化和两极化,从而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化的趋势。对他们来说,“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还原论,因为它没有考察阶级以外的不平等,例如性别、种族、宗教、年龄等主体性上的不平等,而是将不平等仅仅归为阶级不平等。奈特和威尔默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优越性,必须分析工人的主体性,因为工人的主体性是导致针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任何冲突与合作的核心来源——社会化与反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但是它的发生和表现形式确实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恰恰取决于工人的主体性,即受工人之间性别、种族、宗教、年龄等认同的作用。
法拉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不能分析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组织环境的多样性和工人与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从而不能抓住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维度的特殊性。他指出,阿德勒的观点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被相对忽视了。
对于上述这些学者的批评。阿德勒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合理意见,又进一步阐释了他的主张,并给出了相应的反驳。
第一,尽管资本积累不断造成了工人之间的分化和技能水平的下降或两极分化,但这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客观和主观社会化。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以工作的复杂性衡量的工人技能水平都提高了。而短期中职业结构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最低水平技能职业的劳动力比例下降;中高水平技能职业的比例上升;中等水平技能职业中,手工技艺向专门技术转变。
第二,这五位学者显然都受到了布若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对雇佣劳动主体性的关注。汤姆森以布若威的“生产的政治”这一概念对“去政治化”进行了指责。在阿德勒看来,布若威认为生产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任何显著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或者将工人境况的长期改进解释为持续且成功的工人集体意志的结果,或者将其解释为资本家阶级的仁慈。这两种解释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相符合。
第三,阿德勒提出马克思并不是犯了目的论的错误,而只是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未来这种方法本身具有现实的解释力。阿德勒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与工作组织无关,而主要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力量在策略上战胜了社会主义力量,这削弱了工人追求激进改革的动机并破坏了工人的阶级力量。但是,在工人的生活经验上,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扩展认知范围(cognitive horizons)和培养相互协作的行为习惯提高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行动能力。
第四,阿德勒承认自己主要关注阶级,没有关注性别、种族、宗教、年龄等工人的主体性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些方面不重要。而且,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关系。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以复杂、间接的方式调节着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友情、婚姻、收入分配、工人每天的工作体验、认同和价值观。
第五,阿德勒承认自己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比政治和意识上层建筑更为基本的层次,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也不是说上层建筑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至于很难进行简单的分析。但是,这种偶然性只不过是结构化的、不对称的因果联系这种最根本层次的表面现象。
四、再生产、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表现为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的资本积累本质上包含着两种意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物质的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化和增殖对社会化的阻碍都导源于社会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因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殖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⑥，所以“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⑦
在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劳动、技术与组织的恰当结合来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或尽量利用有益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进行连续的生产并最大可能地获得剩余劳动。戈登(David Gordon)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一步具体化为“量的效率”和“质的效率”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投入—产出的物质关系;后者是指一种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提供的无偿剩余劳动，所以对“量的效率”的追求不仅是简单的物质过程，而且是对剩余价值生产效率的追求。单纯的投入—产出关系抽象掉了社会生产关系，而这一物质关系背后的价值关系对劳动过程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与此同时，价值关系成立的必要前提是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控制，这是劳动过程的“质的效率”的方面。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说明资本积累从对以“量的效率”为主的操作效率的追求日益转换为追求以“质的效率”为主的过程效率。⑧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逻辑是如何通过控制实现效率，并且这里的效率最主要地是指价值创造的效率，而控制是资本对劳动过程中雇佣劳动的控制。考虑到社会再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阿德勒“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呼吁显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需要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补充完善: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背景下，劳动过程中工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分化都是资本用来保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连续性的手段。通过以一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资本可以在更大规模上利用结合劳动产生的社会生产力，而“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⑨另一方面，通过制造工人之间的分化来控制工人的生产劳动是资本的惯用手段。“劳动的等级制分工使管理的控制权扩大到最大限度，通过工作分割和职责制使劳动者的责任心获得提高，并阻止劳动者建立稳固的联合组织。” ⑩因此，应该从社会再生产的动态中来理解生产的客观社会化，特别是需要考虑到“分而治之”对劳动过程的影响。(11)
第二，对于主观社会化来说，工人的技能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各个部门具体劳动过程的主观或客观要求。阿德勒正确地坚持了这一研究思路，但是他却相对忽视了工人技能在决定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阶级力量对比之中的作用。尽管工人技能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相对地位,但是,阿德勒没有指出资本的趋势是尽可能地将对核心技能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从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出发,工人技能水平的变化既非线性退化也非线性提升的,而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态,需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进行分析。
第三,关于社会化过程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这一观点,阿德勒与马克思提出的政治道路有所区别。马克思的社会化理论主要是一种所有制批判,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了财富在资本一端的集中和贫困在劳动一端的集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将导致工人作为一个阶级通过斗争推翻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阿德勒则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化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微观”(劳动过程)和“宏观”(所有制)的社会化怎样融合起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五、结语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是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实践的正确认识提出的。阿德勒通过对这一范式的直接应用从劳动过程的微观角度考察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将劳动过程理论从后结构主义思潮重新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生产的相互依存关系。阿德勒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具体化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次,前者指的是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和相互依存关系,后者指的是工人技能水平、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阿德勒认为布雷弗曼错误地将工人的独立性丧失看作了劳动退化的标尺,但是这种独立性被新形式的相互依赖性所取代了,这体现了劳动过程的积极的社会化。阿德勒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下工人技能的长期提高趋势。这种趋势体现为工人职业结构的变化、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培训上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实际上,阿德勒还进一步将文化、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的变化归结为第三种层次的社会化。他指出,知识产权法与它试图仲裁的基本矛盾更加直接地发生了冲突,并且对激进变革的要求激增了。
尽管阿德勒的理论是发展劳动过程理论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我们认为仍然需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尤其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在社会再生产的背景下,工人的相互关系、技能水平都决定于资本积累的短期或长期需要。
注释:
①[美]布若威:《制造甘愿》,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17-218页。
②Chris Smith School of Management,Royal Holloway,University of London,"The Short Overview of the Labour Process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http://www.ilpc.org.uk/ILPCBackground.aspx.
③阿德勒认为以布雷弗曼为传统的劳动过程理论片面地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对工人的消极作用,从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不够全面。
④爱德华兹将这种转变描述为从简单控制向结构控制的转变。简单控制是资本家的亲自控制或直接的等级制控制。结构控制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管理手段,包括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技术控制以大规模生产中使用的流水线生产为特征;官僚控制是一种制度设计,例如泰勒制科学管理等手段。(R.Edwards,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asic Books,Inc.,1979)
⑤阿德勒认为资本家阶级内部的资本关系和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255页。
⑦同上书,第392页。
⑧谢富胜:《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第1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268页。
⑩[美]鲍尔斯、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11)马格林对“分化与征服”进行了细致的讨论。(S.Marglin,"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vol.VI,no.2,1974,pp.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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