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再思考
吴爱丽
(河北农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摘 要] 管理学本土化对于提升中国公共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偏重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和运用，但忽视了当前中国管理实践所出现的问题。中国管理学者要针对中国管理实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推动管理学本土化对管理实践的指导科学性和效能的提升。
[关键词] 管理学；本土化；西方理论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管理学研究理论层出不穷，为了解决各类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管理问题，中国管理学在西方管理学理论基础上，加强本土化的发展。纵观管理学发展现实状况，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参照西方的管理学体系，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批判与继承，特别是在欧美华裔学者的共同努力研究下，中国管理学发展有了比较成熟的格局与框架。从中国管理学的当前的理论格局看，学科发展以及其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不够成熟。管理学理论同质化发展明显，对管理学的学术突破不足，特别是对管理学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等方面缺乏相关联系，此外，在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层面，研究者缺乏较高学术水平的训练，研究者片面运用相对不够成熟的研究方法，无法准确地描述研究对象。此外，中国管理学研究形成的成果在社会上的应用不够广泛，对管理实践问题的解释和指导价值不高。这些方面都应该联系当前社会管理现象，并且有效地推动管理学术水平的提升，促进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发展。
一、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现状
在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对成果进行深入反思，特别是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如何提升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学术价值，这些对其学术行为和成果质量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
（2）技术人员知识老化我国一些基层的兽医工作者，很多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系统培训。而从畜牧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员，多数在县级和较大的乡镇工作，由于缺乏进修和技术更新，知识严重老化。目前，乡镇防疫技术力量薄弱，很难承担繁重的疫病防治工作任务，堵、防、检、控等综合措施的落实，缺乏应有的人员和技术支撑。
从管理学的发展轨迹加以分析，古典行政学理论以及秘鲁布洛克会议之后形成的新公共行政理念，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萌芽的新公共管理主义，都对当前管理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1](P63-67)。中国管理学本土化也是在这一背景产生并发展的，这种背景意味着管理学本土化必然是以国家的工业技术以及信息化技术为主要基础，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不断成熟，这也意味着行政学科与管理科学之间都是以经济基础为主导，以反映经济发展为主要的特征，特别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管理学本土化也受到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公共管理学思潮，特别是这一思潮全球化的过程，对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在转型阶段，中国管理学也面临成熟与发展的关键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发展具有强大的潜力，特别是中国各项行政改革以及管理理论的发展，将促使大量的管理学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的学术成果进行再分析与再研究。但是大多数还是在西方的工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的政治体系，与中国有着明显的不同，欧美等国家大部分采取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西方学者采取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或者三权分立等方式，对公共权力进行划分与研究，在这一政治基础上所形成的管理学知识，与中国管理实际存在一定的不同，特别是其研究的方法与范畴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体系有着明显的区别[2](P1-5)。如果强行用西方的管理学理论进行本土化发展，必然会遇到在解释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问题。
在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个误区，也就是偏重于研究相对流行的理论概念，特别是部分学者热衷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对比较陌生的学科语言，这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虽然有研究者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是炒作管理学观点，理论上的创新相对比较少，对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知识积累而言，是没有积极帮助的。
对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发展而言，要强化对管理学理论的争论和思考，特别是在争论的过程中，逐渐提高管理学的发展成熟程度，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完善与改进，确立起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应有的身份与地位。中国管理学研究缺乏的正是对西方理论以及自身理论研究成果的反思，对过去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要大胆地质疑与反思，同时要谨慎地结合当前管理实践的具体情况，推出新的观念与理论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
一方面，因为管理学研究者对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采取盲目引进的模式，所以经常制造出看起来虽然新颖的管理学概念，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推动管理学的本土化发展。作为管理学本土化过程中的研究学者，应该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进行消化。管理知识是没有边界的，中国管理学发展同样也需要对西方管理学理论进行吸收，但是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必须对这些知识进行吸收，特别是对其积极的部分进行充分学习，避免照抄照搬，对理论移植要坚决抵制，需要和中国管理现实相结合。
二、管理学本土化与“西化”误区之间的矛盾
作业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在全面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作业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势在必行，以作业为载体，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文化品格的形成。
当前，中国大部分的管理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是以分析国外研究现状以及国外的管理学成果为主，或者是采取西方的理论框架包括管理学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管理现象进行剖析。中国管理学体系已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对西方的研究经验进行固化，所以容易陷入到研究误区中，无法推进管理学的本土化发展。西方的管理学体系，已经形成其独特的话语体系，而对中国管理实践而言，理论研究不能够仅仅是直接移植或者对其理论进行加工，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管理实践和实际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索[4](P962-968)。
在中国管理学本土化过程中，对国外政府的管理经验进行吸收和引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也是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的必经过程，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包含西方对社会的认知以及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特别是他们采取的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是和中国具体国情有着明显不同的行政体系。
如果盲目去寻求西方管理理论解答中国管理的问题，并且对西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生搬硬套，这对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发展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会滋生在管理学研究过程中坐享其成的消极思想，无法理论结合实际。在应对这一矛盾过程中，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应该对这种畸形研究模式进行纠正，特别是避免盲目照搬西方的流行管理理论，应该对照中国管理实际，对实践中不符合理论的地方，要探索形成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要坚定对中国政治体系的信心，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推动管理学理论的本土化，切实解决中国管理实践所出现的问题。
三、管理学本土化实质性知识增长困境
从另一个方面看，当前中国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管理研究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管理学者，往往结合自己熟悉的学术背景，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这些学者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模式都有所不同，因此，由此形成的公共管理学术成果也有所差异，这也导致中国公共管理学在本土化过程中一直在理论的引进与纷争里面，无法实现体系的统一[3](P67-68)。
由于中国管理学是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理论发展而来，所以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影响，但是要促进管理学本土化，就必须面对在理论引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矛盾，也就是在研究成果的独立性上，要贴近中国发展实际和社会治理格局的特色，才能让理论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价值。
根据问卷统计结果，分别计算疲劳状态，任务负荷以及加班相关感受平均值及其与疲劳因素的相关性，保留其中与MFI-20和NASA-TLX显著相关条目，再通过检验统计量(Kaiser Meyer Olkin，KMO)检验和Bartlett’s检验评估这些条目是否适用于海员疲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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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学者应该坚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特别是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要结合中国管理现实与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新颖的管理学观点，研究的过程必然是要让理论和实践走到一起，需要促进理论对话与争论之间的反思。
通过四十年来的不断努力，中国管理学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历史贡献，尤其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当前中国管理学本土化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也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差距逐渐缩小。当前中国管理学在研究过程中还处在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管理学本土化上，还需要深入再分析与研究，才能让管理学研究的成果和管理学发展实践之间密切联系起来，让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并且指导管理实践的发展。
四、强化对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
管理学的本土化是要将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特别是要依据中国现实国情与基本社会情况，对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是让理论转变成为工具，逐渐形成特有的知识方式和精神底蕴。在中国管理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管理学理论对学科成熟与发展有着积极帮助，但是在推动管理学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需要让管理学理论和体系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模式，特别是要结合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诉求等，通过本土化发展的管理学理论，实现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建设更加成熟的中国社会。
由此可见，中国管理体系不仅仅是由政府的权威介入，还需要采取合作的方式，推动对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而言，公共管理的创新不仅在于行政机关的道德自觉，还需要通过多层面考虑中国管理对象与管理现实存在的问题。在类似科层制度的废除以及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实现等管理实践过程中，都可以看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创新，关键在于社会与政府行政机关之间的密切结合，对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敢于直视，才能促进管理学本土化以及理论对实践的科学指导。这是需要中国管理学研究者，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管理学理论和体系进行大胆创新与尝试。比如，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等，这些都是在管理过程中具备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在西方等国家中也没有具体管理模式。这也意味着中国管理学者在推动着一类制度的成熟与发展中，必须立足本土化的实际，才能形成具备价值的指导理论，但是关注中国这些本土化特殊问题的管理学者相对较少，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发展中需要努力的方向[5](P182-186)。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特殊的国情需要特殊的管理理论为之服务，需要推动管理学体系本土化与民族化，对中国在管理和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且对其规律性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管理者的决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同时提高社会的治理水平。
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信息的使用、传播、商业利用等相关问题，产生庞大的利益交互，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以及多元化的利益。可以说，伴随大数据时代而来的是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交织的权利类型。纵观大数据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从隐私权范畴探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较多，也有学者提出独立于隐私权创设个人信息保护权的构想，还有在知识产权领域研究数据作品的保护问题等。概括而言，这些权利类型是在隐私权与财产权两种不同的权利语境下界分的，明确权利语境需要对权利属性和特点加以解析，这是大数据保护研究的前提和保障。
五、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从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发展现实背景与基础分析，中国国情和社会形态也有其独特之处，包括中国公共管理部门不同于西方的任期制管理的模式，也需要深入地探索，才能逐渐形成适应中国管理实际的公共管理理论。就中国管理学理论和本土化发展的趋势看，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政绩的考核以及人员选拔等理论的深入创新。在过去中国管理学体系中，侧重于德才兼备的人才考核体系，而对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后备人才的选拔，中国管理学体系仍然缺乏本土化的模式，大部分的组织与人事部门侧重于对其品德的论断与考核，不但缺乏量化基础，而且无法从本质上对人员的综合能力进行全面评断。因此，如何对大量的基层人员与管理岗位之间的匹配，采取科学的量化手段进行情况，并且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是未来公共管理本土化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胃炎发病率逐年上升，其中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部疾病中最为常见的多发病[9]。由于该病症迁延难愈，且反复发作，易引发患者烦躁、易怒等不良情绪，甚至加重病情，给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10]。临床上大多采用西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治疗时间较长，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不明显，长时间服药所产生的不良反应较多，不利于预后的恢复。随着祖国医学的发展，采用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仅缓解了患者的临床症状，还对修复或延缓胃黏膜萎缩进程等具有重要的作用[11]。
二是在对公共决策的决策体系与执行体系的优化上，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发展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公共决策体系极为庞杂，各级公共管理机关都有相对应的决策权，但是上级机关却可以对其公共决策的自由度进行限定，也就是中国决策体系存在断续发展的情况。中国公共决策如果无法实现延续性，则可能对投资者以及人民群众造成极为不好的观感。如何让公共政策少走弯路，避免公共政策出现反复修改等问题，就需要从管理学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中，推动决策机关的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水平，从体系以及机制等方面保障公共决策的延续性，增强投资者和人民群众的信心，让公共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三是在公共管理的广泛调研与大数据运用上，中国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化和信息化手段，但缺乏的是从科学管理体系中探索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管理调研模式。这也就是研究者应该对社会现实状况有更加科学的考量工具，包括采取更具备本土化特色的研究模式，提高调研的真实程度，真正能够根据实践状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让中国管理能够贴合社会发展实际，实现管理的有效化。
[参 考 文 献]
[1]鲍伶俐.空间经济学聚集机制的现实主义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胡笑雨,蔡仲.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理论科学性的辩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2).
[3]郝亚男.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理论科学性的辩护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7).
[4]谭力文,宋晟欣.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分析与再思考[J].管理学报,2015 (7).
[5] 詹一虹,周雨城.中国文化产业的管理问题及优化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17 (1).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3-0088-03
[收稿日期] 2019-02-25
[作者简介] 吴爱丽，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 孙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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