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方法论特点和理论特色研究
余传贵
［摘 要］ 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方法论特点主要如下：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在批判和肯定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分析过程中，采用演绎分析法；在分析前提上，采用抽象分析法；在思想观念上，坚持相对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分析上，聚焦相对价值研究；在逻辑上，存在同世界观矛盾的价值理论。
［关键词］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演绎分析法；抽象分析法；相对价值论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在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和教材中，均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但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何特点，却缺乏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一、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在批判和肯定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
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总是把自己的看法同有争议的理论或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他要清算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其方法是在阐释自己的价值理论之前，首先提出待批判的观点，接着予以驳斥，然后再纠正。例如，他在纠正斯密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上的混淆[1]7、阐释价值与财富的区别[1]232、相对价值的决定[1]8和物化劳动转移等理论[1]17时，就是采取这种方法。有时候，他是先就某种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论证，然后举出斯密等人的错误观点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批判其谬误[2]。例如，地租和租金的区别[1]55等；有时候，他则依据斯密的理论，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深化斯密的理论。例如，李嘉图对价值规律[1]73和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1]60的论述、工资和级差地租的决定，就是完全依据斯密的理论。当然，李嘉图不是盲目地模仿斯密，他有自己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肯定斯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1]9，批判斯密购买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他说：“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1]9在批判的过程中，他扬弃了斯密的非劳动价值论。他接受了斯密对三个阶级（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和两个阶段（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继承了斯密的工资决定、平均利润率和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是，他注入了新的见解，扬弃了“斯密教条”，提出并论证：无论社会性质如何，即无论资本是否积累，劳动都是价值的唯一决定者，三种收入的变动只能影响三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不能决定商品价值——价值在分配之前已经被决定。对于李嘉图明确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最初二章已经包含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已经包含他同那种贯串着斯密整个著作的内部研究方法和外部研究方法的矛盾的断然决裂，并由这种批判，提出一些新的惊人的结果。这两章所以会这样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原因也就在此。这两章在一个简短的篇幅内，对广泛流行和散布的老东西，给予一种批判，并把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安放在一个基本规律之下，并从杂乱分散的现象，把精髓吸取出来。论创造性，论基本见解的统一性，论单纯性，论集中性，论深刻性，论新鲜性，论无所不包的简洁性，这开头两章都给予我们理论上的满足。”[3]
二、在逻辑思路上，采用演绎分析的方法
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采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分析法。斯密从分工开始，而李嘉图则以价值为逻辑起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互关系的辨析开始研究。
李嘉图的逻辑思路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辨析开始，论证价值决定一般，接着演绎分析不同时期即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价值的决定，然后再演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经济范畴——工资、利润和地租与价值决定的相互关系。因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实际上由三个处于不同逻辑层次的理论所构成：第一个层次试图回答什么是价值的源泉；第二个层次试图回答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中价值由什么决定；第三层次试图回答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否决定价值。
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李嘉图认为，应当首先确定分析的对象。因为价值理论由两个不同前提条件下的价值决定所构成：一个是资源稀缺状况下，商品供给没有价格弹性时的商品价值决定理论；另一个是资源充裕状况下，商品供给具有价格弹性时的商品价值决定理论。他认为，经济学关心的是第二种情况下的价值决定。他说：“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1]8因此，他的整个价值理论就是有充分的供给弹性的商品价值决定理论。李嘉图的这个观点与斯密明显不同：在斯密看来，劳动有价值乃是因为资源稀缺，不稀缺的资源是没有价值的。
同斯密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相比，李嘉图比较彻底地坚持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也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他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7]45那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彻底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抽象分析的方法帮助李嘉图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任务和使命，即明确的劳动价值理论。尽管如此，李嘉图在抽象思维的道路上，仍然存在许多谬误，这些谬误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一是他分析了价值量，却忘记了与价值量密切相关的价值实体，不研究价值实体，也就不可能探讨价值形式。从逻辑上来看，这是一个被割断、不完整的思维。他一方面批判斯密的“购买劳动论”，另一方面又拾起被斯密咀嚼过的东西。例如，他说：“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1]7因此，马克思批评他说：“李嘉图应当受到指责的，其实是这样一点，他老是把这个‘现实价值’或‘绝对价值’忘得干干净净，而只是牢牢记着‘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6]98二是他把资本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是却混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把固定资本等同于不变资本，把流动资本等同于可变资本；他甚至把劳动对象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排挤出去；他区别了一般利润率和特殊利润率，却混淆了剩余价值与利润、利润与平均利润；他正确地辩明了财富与价值的区别，但是他不去研究决定“绝对价值”的劳动，不能提出劳动二重性。因此，他必然把生产财富的劳动与生产价值的劳动混为一团。三是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只有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1]34。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相同的经济范畴——价值、资本、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例如，他说：“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这类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1]17显然，他把生产资料等同于资本、把产品等同于商品，把生产剩余等同于剩余价值或利润，反映了李嘉图历史知识的浅薄和逻辑上的混乱。马克思说：“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7]四是在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他没有建立任何的中介和过渡，就直接把抽象的价值等同于生产价格这一较为具体的经济范畴，即在生产价格的意义上论述价值，这就使他难以彻底坚持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没有发现，他的演绎推理已经违背了逻辑一贯性的原则。他从劳动出发，在逻辑的第一阶段坚持劳动价值论，就应当在逻辑的第二阶段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价值决定原理不应受资本折旧率的影响。在演绎推理的第二阶段，李嘉图试图修改劳动价值论，修改他自己提出的工资上涨只能改变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不能改变商品价值的论点和大量的论证。李嘉图在这里出现思想混乱，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第一，他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区别，把生产价格当作价值来论述。就生产价格来说，由于平均利润的作用，生产者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同生产价格在量上是可以不相等的。他不能区别价值与生产价格，自然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第二，当他考虑到工资提高、利润下降，从而生产价格减少时，他在计算上有一个错误，即在减少利润时没有同时增加可变资本或流动资本的量。利润的减少即工资的增加，它同时也就是可以计入成本价格的部分相应增加。若李嘉图没有这个计算上的失误，他就不会放弃“工资增加不会改变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原理。
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只具有相对的彻底性，因为他还保留着一些非劳动价值理论的东西，没有把劳动价值论彻底地贯穿到底。第一，他的价值理论中还保留着非劳动价值论的尾巴：稀缺价值论。李嘉图认为，商品可以分为供给完全有弹性和供给完全无弹性两种类型，对于供给完全有弹性即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来说，劳动决定它们的价值，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8]；对于供给完全无弹性即商品不能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来说，劳动不是它们价值决定的唯一要素，商品价值由资源的稀缺性和劳动共同决定，这类商品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1]7因为“它们的价值与原来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1]8。李嘉图的稀缺价值论不同于斯密的稀缺价值论，不是斯密稀缺价值论的继续和发展。斯密提出稀缺价值论没有背离劳动价值论，他认为稀缺指的是产品不容易生产、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因此其稀缺价值论实际上是劳动价值论的另一种说法。李嘉图的稀缺价值论不同，它与劳动价值论完全无关，他认为稀缺性价值决定于人们财富的多少和嗜好的状况即决定于社会需求。虽然李嘉图试图忽略稀缺性商品，但是却使他的一元价值理论出现了裂缝：一元劳动价值论在稀缺性商品上无效。第二，他批判“斯密教条”，认为价值只能由劳动决定，收入（包括工资）不能决定价值。但是，当他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将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构成比例、资本周转速度和工资变动引入价值分析之中时发现，在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时间（折旧率）不同以及工资发生变化时，等量劳动不能形成等量价值。由于李嘉图不知道他所论述的已经不是原始、抽象层次上的价值，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因此当他把生产价格视为价值，发现价值形成与收入分配已经不可分割时，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对劳动价值论的动摇[1]21。他给麦克库洛赫的信证明了我们判断的正确性。他在信中说：“必须承认，价值这一问题已陷入重重困难……我有时想，我若重写关于价值的那一章，我应当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不是由一个原因而是由两个原因来调节，即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商品送往市场前资本处于静止时期的利润率。也许我将发现，我对这个问题的这一看法与我曾经有过的看法有着几乎一样大的困难。”[9]第三，他把劳动价值论同生产成本价值论混为一谈，以为价值由劳动决定也就是由生产过程所花费的生产成本（劳动＋利润）决定。他说：“商品价值是同所花费的劳动量成比例的。如果马尔萨斯先生认为成本指的是生产成本，那他就得把利润和劳动都包括在内；他所指的也就必然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而自然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一件商品的价格，如果足以偿还生产时从最初到后阶段直到投入市场的一切支出，这件商品就是按照其自然价值出售的。如果这里的说法所表达的，跟生产成本属于同样意义，那么我的意思大体上正是这样。”[10]
三、在分析前提上，采用抽象分析的方法
演绎分析法同时也是一种抽象分析法，上面我们已经做了分析。在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李嘉图在理论前提等问题上是如何运用抽象分析方法来完成他的劳动价值论。
第三，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方法。李嘉图在论述价值理论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辩证的方法，即首先论述价值的本质，再论述价值的现象形态，使整个价值理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他撇开价格因素，首先论述价值或相对价值的决定、价值量的决定和变化规律，在质的规定性上完成价值理论，接着阐述市场价格同自然价格的辩证关系，阐述现实中的市场价格同商品价值的区别、联系和统一。因此，他在完成价值决定理论的分析之后，在新的一章——“第四章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中明确地指出：“当我们把劳动当成商品价值的基础，并把商品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当成决定各种财货在互相交换中各自所需赋予的量的标准尺度时，读者幸勿以为这是否认商品的实际价格或市场价格跟这一尺度——它们的原始价格与自然价格——可以有偶然和暂时的背离”[1]73，因此，完成价值理论后要接着论述价格理论。另一方面，他撇开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这两个条件，首先论述高度抽象意义上的价值决定，然后再引入这两个条件，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蜕变为劳动不是价值决定的唯一要素，即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折旧率、周转速度和工资均能决定或影响商品价值。在这个从抽象到具体即演绎的过程中，他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没有遵守逻辑一贯性的原则。尽管如此，他的分析方法仍然是抽象分析法。
第二，为了简化分析，使研究在纯粹的状态中进行，李嘉图喜欢采取抽象分析的方法，即舍象或撇开某些因素。在这些被舍象或撇开的因素中，多数没有再恢复它们的地位，只有少数因素得到恢复。那些被舍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撇开稀少性。李嘉图知道，有些商品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不能通过增加劳动来增加其产量，如罕见的雕像和图画、稀有的书籍、只能在数量极为有限的特殊土壤上种植的葡萄所酿制的特殊葡萄酒等。但是，“这类商品在市场日常交换的商品总额中只占极少一部分。人类所欲求的物品中，绝大部分是由劳动获得的。……所以，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1]8。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只研究有充分供给弹性的商品价值决定，对于那些不能通过供给来增加产量的商品，则予以舍象。二是撇开劳动复杂度。李嘉图认为，人类劳动的复杂程度由于劳动强度和劳动熟练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关涉的只是相对价值变动的影响，而不是绝对价值变动的影响，因此研究对于不同种类的人类劳动的估价的高低，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此，为了有效地研究商品的相对价值，应当撇开起扰乱作用的劳动复杂度，即“比较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的价值时，我们无需考虑这种商品所需劳动的相对熟练程度和强度，因为它的作用在两个时期里是相同的”[1]16。三是在价值决定分析中，撇开供求关系。李嘉图知道，商品的市场价格同自然价格是完全不同的，它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而波动，发生背离“自然价格”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论述规定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等和这些偶然因素完全无关的因素的规律时，将完全不管这些暂时影响。因此，当我说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任一商品所具有的购买力时，我总是指不受偶然或暂时原因扰乱时所具有的购买力，这就是它的自然价格”[1]76。四是假定货币尺度不变。李嘉图关心相对价值，因此，他到处分析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如何决定。但是，李嘉图知道，在交换价值分析中，货币—黄金的价值会发生变动，若引入变动，相对价值的分析就难以进行。因此，为了简化分析，有必要把货币—黄金视为不变的尺度。他说：“用金银作为一般媒介来估计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时，在实际上并没有感到多大的不便。虽然这种价值尺度毫无疑问是一种可变尺度，但也许没有任何另一种商品比它变动更少。”[1]72五是假定资源具有可替代性。要阐述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论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就必须以资源的充分流动性为前提，而资源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不同形式的资源相互之间可以替代，否则，也就谈不上资源的充分流动和利润平均化。李嘉图在论述工资对利润的影响时说：“显然，制造业者究竟是购买机器还是雇佣工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假定劳动上涨，一百人一年的工资为五千五百镑，这时制造业者就不会再犹豫，用五千镑购置机器来完成他的工作对他说来是有利的。”[1]32资源之间相互可替代性的假定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六是研究相对价值，舍象绝对价值，即忽略了对价值实体的研究（后文有详细分析）。苏联经济思想史专家阿尼金说，李嘉图曾经有过一个计划，即计划写一本《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的专著，由于疾病和早逝而成为一个未能如愿的遗愿[5]。
信息时代下，我国税收信息体系并不完善，信息手段严重滞后，信息共享还需进一步调整，严重影响了监督机制的落实。首先征收单位、财政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对地方收支情况难以及时把控。其次财政体系未设立核算网络，资金预算、支出反映不真实与及时。最后缺乏技术支持，监督工作强度大，资金活动需人工反复检查，工作效率显著降低。如美国会将1.15亿纳税人的纳税资料，按照税务登记号，储存在计算机系统，以便于审计检查与监督管理。
第一，他使用了大量的“如果”和“假定”等作为理论前提，舍弃了许多可能对价值分析起扰乱作用的因素，运用这些“如果”和“假定”，他确立起具有形式逻辑力量的三段论大前提，据此演绎推理劳动价值论的若干问题。例如，他说：“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1]9。
上周谈到了对经销商资信管理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包括搜集经销商资信信息的方法和立经销商分级管理的方法。本周，在这里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经销商资信管理过程中设定信用额度的好处。
在第二层次上，李嘉图演绎分析了具有特殊社会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价值的决定。李嘉图指出，在第一层次分析阶段，抽象了资本折旧率，目的是为了使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在进入演绎分析的第二阶段，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决定时，应当将资本的折旧率和工资涨落引入分析之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等量劳动已经不能形成等量价值，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已经部分失去效用，价值由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应的资本周转速度和劳动量决定，而不是像历史和逻辑起点上的原始社会那样，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决定者。他说，“投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原理，因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耐久资本而有了很大的变更”[1]23，“价值不随工资涨落而变动的原理由于资本耐久性不等以及回到使用者手中的速度不等也有了变更”[1]30。他所谓“等量劳动不能形成等量价值”的含义是：第一，若不同资本有同量活劳动，形成同量的新价值，但是，由于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折旧率（即使有同样的资本有机构成），转移到商品中去的物化劳动量不同，从而不同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量（新价值＋旧价值）不相等；第二，若工资上涨，利润率下降，商品价值（生产成本＋利润）就会下降，从而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改变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李嘉图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试图竭力回避这个问题，即认为工资的变动对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影响力很小，以致可以忽略。他说：“按照所使用的固定资本以及其耐久性的比例，按照商品在投入市场以前必须经的时间的比例，商品价值被其生产中必要的劳动量所支配的一般原则，就有了改变。但是，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商品内容尽管变化多端，除了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量，任何别的原因，其影响总是比较轻微。”[4]显然，这是一种逃避矛盾的行为。
式中，Is为饱和电流，q为单位电荷，V为外加电压，n为理想因子，kB为玻尔兹曼常数，T为开尔文温度.图5(b)插图为加正向电压时，实验所得I-V特性曲线的拟合，其很好地拟合于
四、在思想观念上，坚持相对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
关于第一层次即高度抽象层次上的价值如何决定，李嘉图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不变的源泉，这一规定与社会性质无关（不论是“社会早期阶段”，还是斯密的“资本已经累积阶段”），与劳动的复杂度无关，与劳动生产率无关，与工资的数量无关（他严格地区分了劳动形成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区别），与固定资本的折旧率无关。李嘉图认为：“无论工资和利润怎样变动，无论资本积累发生怎样的影响，只要他们一天的劳动分别继续获得同量的鱼和同量的猎物，那么自然交换率就会是一只鹿等于两尾鲑鱼。”[1]21在这一层次上，他演绎分析了谷物的价值决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和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逻辑起点上的论点：劳动是价值的实体。不过，在这一层次上，由于他要清算斯密的“购买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使得他过分痴迷于对相对价值的分析，对价值实体的分析显得不够突出，或者说，他不太重视直接论述价值实体与价值的关系，尤其是价值形式。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批评斯密的两种错误观点时，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在供给具有充分弹性的商品生产上，劳动是唯一的价值决定性因素。虽然他发现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时，等量劳动不能生产等量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理论困惑，尽管如此，李嘉图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劳动价值一元论，没有提出新的价值决定因素，避免了重蹈斯密的覆辙即提出非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始终坚持收入不能决定价值，不同收入形式量的变化只能影响各自分配的比例，只有劳动才能决定价值的原理。他从抽象的论述一直贯穿或延续到三种具体的收入形式上，论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适用于一切场合和一切时代。正是这一系列的论述，充分证明李嘉图比较彻底地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在第三层次，李嘉图将劳动价值论的原理从价值决定逐步演绎到三种收入形式，回答了三种收入同价值的关系，在这一层次上，他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工资变动只能改变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不能改变商品价值。不过，从逻辑上来看，当他在第三层次上坚持劳动价值论时，他就否定了他在第二层次上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价值决定问题上也像斯密一样是摇摆的，尽管他的摇摆幅度远没有斯密那么大。
此外，学生也可以通过参加各种俱乐部、校内或校际的各种竞赛方式来获得学分，但是有些高校对参加校内的比赛是不给学分的，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中小学的体育课程评价更注重促进学生体育活动的参与性，提高学生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态度和习惯。大部分中小学校把学生的出勤率、着装、体育运动的态度、素质测试作为体育成绩评价的重要指标。而技能的测试并不做太多的要求。
五、在理论分析上，聚焦相对价值论
价值由什么决定，本来可以直截了当地予以论述，但是李嘉图没有这样做，他痴迷于对相对价值即交换价值的研究，或者说，他的兴趣所在是研究商品的交换价值，即探讨两个相互交换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或交换比例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他的价值决定、价值量变动规律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都是通过阐述相对价值理论渗透出来的。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希望读者注意的这种探讨，关涉的只是商品相对价值变动的影响，而不是绝对价值的影响。”[1]16李嘉图沉醉于相对价值研究，这是由他给自己所规定的研究任务所决定的，即把他的著作写成一本史论结合的作品。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所要论述（即批判）的“史”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斯密价值理论中的两个错误观点即“购买劳动论”和“斯密教条”，他希望能够通过批判和纠正斯密的错误来阐述他的主张和理论。为了批判斯密的“购买劳动论”，他一直没有走出相对价值分析这个圈子。
根据药物效果评价试验，目前新型复合驱虫药是猪场寄生虫控制的首选药物，安全可靠，可用于产期驱虫，有效可驱除猪体内外主要危害性寄生虫(猪蛔虫、圆线虫、旋毛虫、结节线虫、类圆线虫、肺线虫、肾虫、猪鞭虫、猪血虱、猪疥螨、蠕形螨以及蝇蛆等)。药物特点，只需口服，即可达到内驱外浴、体内外兼治的目的。其作用特点，适口性好，饲料添加，使用更方便；口服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有效血药浓度维持时间长。驱虫模式更全面，彻底根除猪体内、体外寄生虫及寄生虫之成虫和幼虫，减少猪场苍蝇；安全无害，使用更放心，在推荐剂量下使用对动物无毒副作用，可用于怀孕母畜的驱虫；按时使用，可提高饲料转化率，提高增重，节约饲料。
李嘉图非常清晰地把财富同价值区别开来，他知道，无论是财富还是价值，它们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他没有研究，既然财富不同于价值，那么，创造二者的“劳动”就应当有所区别。实际上，李嘉图距劳动二重性理论只有一步之遥，他已经触摸到了劳动二重性。但是，他放弃了，他对质的研究没有兴趣，因为他太执着于价值量的研究了。马克思评价说：“李嘉图没有适当地区别那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和那体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作为价值基础的劳动，不是任何特殊的劳动，不是任何有特殊性质的劳动。李嘉图不断把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和体现为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混同。当然，劳动的后一个形式，不过是在一个抽象形式上把握的劳动的前一个形式。”[11]李嘉图的这一历史性的遗憾，是与其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相对价值的分析上分不开的，过分关心相对价值量，必然忽略对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这个历史性的遗憾，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他忽略了价值形式，被价值量的分析所吸引；第二，他把抽象的价值形式同价值的特殊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混为一团，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6]97。
对科莱恩新型催化剂的活性的分析中，测试了维持64%的转化率所需的入口温度（T64），且与对标催化剂（见图3）进行比对。如果所需温度降低，则表明催化剂活性更高。
六、在逻辑上，存在同世界观矛盾的价值理论或与价值理论矛盾的世界观
在斯密给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包含许多错误的基本框架之后，李嘉图试图给这个框架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准确的概念与范畴，以便使它能够科学地说明现实生活，即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解释这些问题时，李嘉图所使用的世界观同重农学派和斯密等人的自然秩序观虽有差别，但就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达到“自然状态”这一点来说是基本相同的。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能够融合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因而反对国家干预。李嘉图则强调自由竞争可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1]113因此，他也坚决地反对国家干预。显然，李嘉图的边沁功利主义世界观同他的价值理论是矛盾的。按照他的世界观，只要自由竞争，社会利益就能均衡和和谐。但是，按照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其运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三个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在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后果是地租利益日益递增，而资本利润却是边际递减。在我们看来十分矛盾的现象，对于李嘉图来说是“和谐”的，因为他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工业资产阶级需要充分的自由竞争，以便获取最大化利润，因此，他要鼓吹自由竞争即和谐；另一方面，他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地租上涨，影响资本积累。可见，他的理论同他的世界观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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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David Ricardo's Value Theory
Yu Chuangui
Abstract： The main methodological features of David Ricardo's value theory are as follows：in narrative method，it expounds its own labor valu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and affirming the previous thoughts；in the process of analysis， it adopts deduc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abstract analysis method on the premise of analysis；in ideological concept，it adheres to relatively thorough labor value theory；in theoretical analysis，it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n relative value.Logically，there is a value theory that contradicts the world outlook.
Key words： David Ricardo；Labor Theory of Value；Deductive Analysis；Abstract Analysis Method；Relative Theory of Value
［中图分类号］ F0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2－0028－09
[收稿日期] 2018－12－18
[作者简介] 余传贵，广东科技学院管理系教授（广东东莞，523083）。
[责任编辑：丁浩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