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秩序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们讨论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多少会被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大大出乎人们当初的预料。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体系的权势结构，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重大调整。总之，无论从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还是从冲击的强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已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能够解释的范畴。无论是爆发的深层原因，还是其深远影响，都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关系，本文拟就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第一，当前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及其隐含的重大问题是什么？第二，这些变化和问题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何种冲击和影响？第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第四，当前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有何影响？
一、当前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及其隐含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的主要变化及其隐含的重大问题，往往孕育着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巨大动能，并能够较为深刻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来源。事实上，正是国际体系的某些深刻变化，累积了潜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为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爆发的动因。
1.当前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整体面貌。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界限、结构、规范以及体系组成单位的性质和相互作用方式等基本要素的相关变化的分析，①可以更直观地衡量这些变化，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第一，国际体系的空前扩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当前的国际体系至少在覆盖范围、影响深度和扩展速度三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就覆盖范围来讲，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加入，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正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潜在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国际体系规模的扩展前所未有；其次，就深度而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度发展的相互依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贸易、金融网络的形成。在这个网络之中，贸易、货物、资本、技术、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也急剧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规模和速度。举例来讲，“近些年全球商品出口已经超过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在1913年这个数值是8%，1990年还不到15%”。②全球化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非常弱小的组织、团体或个人也能够充分感到自己的利益与外界密切相关；再次，对扩展速度来讲，这种变化同样令人吃惊。如果说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但新旧世界充分实现这种一体化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和演变。而今天国际体系吸纳“新成员”的速度却明显加快，比如中国从重新加入国际体系到愈益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还不足30年。总之，上述三方面的显著变化，使国际体系的扩展已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一大根本动能。
第二，国际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动。“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方面，一般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权势的基本分布状况及其重大变化，它们在现代尤为突出地表现为强国的数目、规模及其事实上的等级排列，以及表现在强国的兴起、衰落及其力量对比更替两个方面。”③对前一方面来讲，当前国际权势结构变动的首要特点就是国际经济权势结构的多极化趋势。如果说二次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在国际经济权势结构中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那么随着欧洲、日本经济的复兴，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各种区域经济体的兴起，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正在逐步减弱，今天的国际经济权势结构已更多地体现出多极化的色彩；对后一方面来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时代也为一些具备潜在资源和优越条件的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必然机遇，于是在国际权势结构多极化的进程中又出现了显著的权势转移趋势。如果说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权势的衰弱，那么当前的权势转移趋势（世界权势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则明显地带有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原有成熟工业经济体（西方列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在下降，各种新兴力量的作用则不断显现和加强。这些新力量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是发展中大国，如人们常说的“金砖四国”④）、富含能源储备的石油出口国和各种各样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s)⑤。前两者凭借它们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或者资源供给能力，在全球经济供给链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者如同缝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关系网络的能工巧匠，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舞台上左右逢源，翻云覆雨。总之，这些推动多极化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势结构，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
第三，体系组成单位性质的复杂化。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现有国际体系的组成单位正愈发变得多样而复杂。“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即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急剧增生及其作用的显著增大。当前，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唯一重要角色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以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己经登上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舞台”。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国家主权，淡化了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这种影响和冲击在金融市场表现尤为明显，“如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交流活动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迅速发展的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已经把主权国家的监管与治理远远地抛在身后，现在全世界每天有将近2万亿美元跨越国际边界，而这些交易近90%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无关的资金流动”。⑦此外，“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和所有国家各自在功能领域的存在和活动，连同它们互相间纵横交错、形式繁多的合作、抵触和冲突，已形成一个远比过去时代广泛和丰富的世界政治构造——当代全球‘复杂聚合体系’(the 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⑧这一由国际行为体急剧增多、国家权能相对消减以及国际问题大为膨胀而促成的态势，已使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先前时代迥然不同。
2.国际体系巨大变化隐含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往往隐含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它们与上述推动体系巨变的几大动能一起，影响并决定着现有和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当前，伴随着体系扩展、权势结构变动以及体系组成单位复杂化而产生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相互依赖的负面效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往往更多地看到相互依赖的正面效应，却经常忽略相互依赖同样显著的负面效应。换句话讲，国际和跨国交往的迅猛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合作和互惠，随着交往领域的扩大，程度的加深，次数的频繁，也必然会创造出（或至少是潜存）同样多的摩擦和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日益流行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国际体系中，各种行为体并没有因为双赢或多赢而放弃对相对收益的估算和对比，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竞争和争端也大有不断加剧之势。此外，相互依赖已使得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变得愈发复杂，在经济领域，一面是日益紧密的跨国贸易、金融交流，不断加强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面是经济竞争和贸易失衡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国际体系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在政治领域，一面是以安全、军事、战略和外交为代表的传统“高政治”领域的问题依然重要，另一面是以非传统安全、非政治交往为代表的大量新生“低政治”领域问题的日益突显。这些不同领域、纵横交错的新老问题，连同其导致的体系的内在紧张和冲突，大大加强了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第二，国际规范体系调整的滞后。我们对当前国际秩序及其演变的考察，至少涉及四大基本要素及其变动，它们分别是国际权势结构分布、国际体系范围、跨国价值观念体系和国际规范体系。与前三大基本要素相比，当前国际规范体系的变动或调整则明显滞后。首先，国际体系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展，高度发展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政治及其产生的大量新问题都对现有的国际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新规范来解决新问题、维护起码的或更高的秩序稳定。其次，国际权势结构的巨大变动、新老强国的权势转移、非国家行为体的急剧增多，也迫切需要新规范用以调节或校准体系组成单位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习惯、方式或规则。再次，日益增进的国际和跨国交往、新兴强国的急速崛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突出作用，必然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各种新老价值观念的互动、融合、激荡、抵牾和协调，这一进程也迫切需要以共同价值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国际规范做出相应的调整。无疑，现行国际规范体系调整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的紧张和冲突。
第三，全球治理的真空和混乱。全球治理问题与国际规范问题紧密相关，国际规范体系的成熟程度、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和及时性。然而，由于缺少一个能够充分行使权威的世界政府，现有的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不足的。如前所述，在当前全球“复杂聚合体系”下，高度发展的相互依赖、国际和跨国交往的飞速发展、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增生、国际问题的急剧膨胀，都使得“国家的主权和权威正在枯萎，而体系内又没有类似世界政府的替代物去填补全球治理的真空，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混乱。而由此产生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家们是否愿意通过耐心和智慧来和平地而不是依靠暴力的方式来管理这一混乱。”⑨由此可见，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动也清晰地暴露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先天不足和明显缺陷。
这些变化和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冲击，导致体系内各种矛盾的不断积聚和激化，以至最终促成此次金融危机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与美国金融危机
1.国际体系变迁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和影响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冲击和影响下，现有的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趋势愈发不相适应，其内在的紧张和矛盾难以化解。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第一，传统的以“中心—边缘”模式进行划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不能掌控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如沃勒斯坦所言，“资本主义经济从16世纪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每个部分都承担着不同的经济角色。”⑩中心区资本丰富的国家，通常是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那些自然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则构成了这一经济体系的边缘。工业制成品、金融资本流动往往从中心到边缘，而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流动则由外围流向中心。尽管体系的范围逐步扩展至全球，但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运作模式却一直比较稳定（19世纪后加入中心区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然而，今天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其巨大变化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世界经济体系的面貌，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6年联邦储备银行年度经济研讨会上所承认的那样，“成熟工业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和一体化。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生产制造能力比重的提升，19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模式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此外，另一导致这一模式崩溃的重要变化就是资本流动的方向。19世纪处在中心区的英国，能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并向边缘区国家输出资本，但今天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存在着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向其提供资本输出的却是新兴市场国家”。(11)当然，伯南克有一点还没有讲透，即传统的“中心—边缘”两极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具备非常明显的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中心能够通过掌握生产和资金来控制和影响边缘。然而今天，这种非对称的权力关系正在被日益明显的权势转移趋势所打破，中心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逐渐减弱。这种变化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是异常明显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逐步下降。最初它要应对来自中心区日本、欧洲经济复兴的挑战，现在又要同时面对来自边缘区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得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
第二，缺乏调整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导致一个倾斜、不稳定的体系。“尽管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扩散，但它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新生力量实力的增长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上，而不是影响能力上。世界经济权力的天平依然倾向老的一极”。(1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虽然丧失了对世界经济体系支配性的控制能力，但却仍然要保持霸权地位。不难发现，现有的关于经济权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的分配依然不合理。举例来讲，世界银行现有184个成员国中，G7国家占有的投票权高达40%，仅美国一家就有16.38%。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国的地位同样失衡。目前，欧盟拥有IMF32.2%的投票权，美国和日本各拥有17.1%和6.2%，在IMF执行董事会的24个成员中，有7个来自欧盟。(13)不难发现，经济权力分配失衡已经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当前，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及其制度正日渐失去效率和边缘化。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困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方面愈发显得力不从心，新兴经济体对由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制度也逐渐失去信心，(14)这一切都使得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承载着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的混乱，美国维持霸权意愿和能力的显著差距，已导致国际体系内各种矛盾的不断积聚和激化，进而促成各种危机接连不断爆发。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和纠纷日趋激烈，有些争端甚至演化成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在金融领域同样是危机不断。上世纪70年代“石油美元”的再投资造就了拉丁美洲的经济繁荣，但也引发了第三世界严重的债务危机。随后，80年代末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推高了日本房地产价格，直至地产泡沫在1990年破灭，使日本陷入了“失落的十年”。接下来是1997年始于泰国、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货币领域，以美元和欧元明争暗斗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博弈也日趋激烈。在政治领域，因地缘利益争夺、能源及其他资源控制而引发的紧张和冲突同样此起彼伏，战争则是这类危机最极端的爆发方式。冷战结束以来，几场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如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科索沃战争、俄格军事冲突，无一不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部重大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密切相关。
2.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矛盾激化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从国际体系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现有体系内爆发的第一次危机，金融领域也不是危机爆发的唯一领域。因此，此次危机可以说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激化的内在矛盾在金融领域的又一次集中释放。具体来讲，世界经济特别是金融业的飞速发展、国际体系的急剧扩展、国际权势结构的剧烈变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直接冲击了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此同时，后者并没有对这些变化和冲击做出应有的调整，因此，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下，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霸权维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化，并至少通过以下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最终促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美国为了继续谋求霸权地位，必须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军事力量、对盟国的财政支持、对外援助以及与维持国际经济相关的各种费用，这些投入以及有关成本不是生产性投资，相反却消耗其本身不断衰弱的经济力量；(15)第二，一旦进一步扩张在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平衡，那么发展的趋势将是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撑现状的经济能力上升得更快，(16)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直至虚弱的经济力量不足以维持高昂的统治成本时，国家财政不可避免地趋于恶化，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第三，为了解决维持霸权所堆积的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美国就需要推行“美元本位制”来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用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核心的储备货币，这样美国就能够把美元负债输送给主要贸易伙伴，而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或金本位制下那样必须用黄金支付进口，为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17)然而，“美元本位制”的严重缺陷就是纵容美国滥印美元，进而导致全球性的信贷泡沫、美元流动性泛滥，以及前所未有的贸易失衡；(18)第四，全球性的贸易失衡使得贸易顺差国家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为了避免这些资金催生本国的经济泡沫，顺差国家不得不选择将外汇储备中的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债务的投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使美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赤字国变成历史上负担最重的债务国；(19)第五，重新流入美国的资本如同注入银行体系的高能货币一般，催生了美国金融行业疯狂的投资与信贷创造。(20)资料表明，“美国信贷总额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已从1969年的150%升至2007年的350%。信贷为消费提供资金，并大量消耗进口商品，这给美国贸易平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截至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已近8000亿美元。这其中最疯狂、最致命的就是信贷工具呈螺旋式扩散，进而导致无监管衍生品市场的壮大，该市场的规模现已急剧膨胀至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平均近10万美元；(21)第六，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与金融监管机制的严重滞后，(22)导致美国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不成比例的扩张，并最终形成经济泡沫，而当信用创造出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时，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信用断裂，爆发金融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当前金融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惊人能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极度薄弱的现状，也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的全球性。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通过上述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与美国金融危机之间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金融、经济领域（如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等）。在更深的层面，它还涉及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为应对危机所不得不进行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战略的深刻调整。也就是说，此次金融危机也将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1.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
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美国霸权的重大冲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经济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大型金融机构不断破产，巨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接连倒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救市，但仍未能阻止危机持续恶化。当前，金融危机正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萎缩速度显著加快，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正如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陷入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具体的损失尚未明确，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削弱了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能力。此外，此次金融危机也严重破坏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可信度。众所周知，后者历来是塑造美国软权力及其在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23)因此，相对于经济方面的损失而言，软权力的削弱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无疑更为深刻。(2)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的缺陷以及调解的失效。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被认为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促成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的糟糕表现，已使其内部治理结构（权力分配）的公正性、机制效率和管理职责备受争议。(24)国际社会要求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对全球政治治理体制的冲击。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来共同解决问题。当前，新兴经济体对抵御金融危机蔓延、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作用不断加大。全球政治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更具代表性的G20取代了二战后一直垄断世界经济命运的G7，登上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舞台。(25)
2.金融危机对现有秩序冲击的性质和限度
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但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的冲击更多还是体现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原因在于：(1)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在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四个权力结构上，(26)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仍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仍将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软权力在全球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作为现有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美国维持霸权的意愿和能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显著降低。(2)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一度表现得非常活跃，不仅率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在2008年第七届亚欧峰会上，意欲拉拢新兴经济体一起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盟自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欧洲对世界经济支配能力的相对下降。此外，在关键时刻总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一直是欧盟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大软肋。欧盟内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在如何缓解金融危机冲击、刺激欧洲经济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27)美欧在华盛顿峰会达成的共识与欧盟最初的改革期望相差甚远。种种事实表明，欧盟现有的实力仍很不足，无法撼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3)虽然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但其更多是体现为行动能力的加强，而不是影响能力的增大。(28)无论从意愿还是从能力来讲，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国际社会对其实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未来发展潜力的预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国家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治理层面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4)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已使得彻底替换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成本实在太高。从某种程度而言，G20所代表的世界政治经济主体力量，尽管与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存在大小不一的矛盾，但或多或少都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巨大的成本代价、密切的共同利益，使主要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修补现有国际秩序，而不是推倒重来，彻底替换。
3.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机遇与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此次金融危机及其重大影响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变迁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所谓机遇在于：第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维护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稳定及其公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遇。第二，世界各国密切协作、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国际经济规范和制度，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第三，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有效改革，为国际治理体制改革积累必要的经验，有助于为国际社会探索和平变迁机制，促进国际秩序平稳、有序的过渡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当然，在上述机遇面前，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面对多项重大挑战：第一，国际社会能否及时、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恶化与蔓延，遏阻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动用大量资金为银行和重点行业纾困解危，这些救援措施对于防止金融系统信心崩溃是非常必要的，(29)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类似大萧条时期竞争性贬值和保护主义的苗头——无论是欧美银行和金融机构日益明显的金融保护主义（将海外大规模投资转入国内），还是美国最新经济刺激方案中引发争议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以及欧美内部连同其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显著的贸易保护压力，都表明全球性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30)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及时扭转，那么很可能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创，进而逆转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第二，多边主义能否压倒单边主义，约束美国霸权。此次金融危机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对国际社会现有多边主义的一次重要考验。美国虽然同意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显然不会认真考虑创建某种超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约束其主权，无论在原则上有多么可取，美国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保留决策权”。(31)此外，不管是奥巴马击败麦凯恩入主白宫，还是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控制国会，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维持美国霸权）都不会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后布什时代的欧洲与新兴国家来讲，如何让奥巴马维持美国向世界的开放、减少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三，新兴经济体能否真正将手中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将实力变成现实的影响力。从目前来看，至少存在内外两大障碍：首先，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持续发展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出口导向型模式，对外依存度偏高，内需严重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创新能力不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等——此次金融危机也使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其次，西方依然牢牢地保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如果权力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到来而不得不重新分配，那么美国和欧盟希望谁转让得更多一点呢？显然，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具体操作来讲，这种转变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总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否更加公正、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如何把握当前的重要机遇，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的重大挑战。
注释：
①本文对国际体系几个主要部分的界定和划分，主要依据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of Analysis,5rd edi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8,pp.23-24。
②Ben S.Bernanke,"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What's New and What's Not?" Inaugural Speech,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s Thirtieth Annual Economic Symposium,Jackson Hole,Wyoming,August 25,2006,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060825a.htm.
③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④“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2003年全球经济报告中提出，见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 Paper No 99,October 1st,2003,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book/99-dreaming.pdf。
⑤权力经纪人是指超越传统国家间关系的诸如NGO、跨国公司、投资基金之类的机构。鉴于在机构设置、运行方式以及受制于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的特性，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往往被看作是跨国关系、机制关系的中介，而不是多极结构中自主的一极，见Paola Subacchi,"New Power Centres and New Power Broker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4,No.3,2008,p.493。
⑥时殷弘：《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欧洲》2001年第5期，第1页。
⑦Paola Subacchi,"New Power Centres and New Power Brokers",p.486.
⑧时殷弘：《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第8页。
⑨Samuel P.Huntington,"Will You Become Your Own Nation?" Time,May 22,2000,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97022,00.html.
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11)Ben S.Bernanke,"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What's New and What's Not?"
(12)Paola Subacchi,"New Power Centres and New Power Brokers",p.496.
(13)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t/ib/2007/chn/041307c.pdf。
(14)〔英〕奈瑞·伍茨：《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第83页。
(15)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56-157.
(16)Ibid.,p.156.
(17)关于“美元本位制”及其特点的分析，见Richard Duncan,The Dollar Crisis:Cause,Consequence,Cures,Singapore: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2003,"Introduction",p.vii。
(18)Richard Duncan,The Dollar Crisis:Cause,Consequence,Cures,pp.3-4.
(19)Richard Duncan,The Dollar Crisis:Cause,Consequence,Cures,pp.44-53.
(20)Ibid.,pp.118-121.
(21)Richard Duncan,"Bring Back the Link between Gold and the Dollar",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3,2008.
(22)为了鼓励金融业的发展和扩张，美国逐渐放松了金融监管。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此举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但也为日后的金融混乱埋下了伏笔。
(23)Roger C.Altman,"The Great Crash,2008: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9,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90101 faessay88101/roger-c-altman/the-great-crash-2008.html.
(24)Hector R.Torres,"Could the IMF have Prevented U.S.Crisis?" The Japan Times,April 10,2008,http://search.japantimes.co.jp/print/eo20080410a2.html.
(25)Michael Richardson,"Room for Asian Influence in G20 Structure",The Japan Times,November 25,2008; Clive Crook,"Expectations Come Down to Earth",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08; "The G20 Rises to the Challenge",The Japan Times,November 18,2008.
(26)对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世界经济中的四种结构权力的分析，见Susan Strange,State and Markets,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pp.26-28。
(27)Jean Pisani-Ferry,André Sapir and Jakob von Weizs
cker,"Europe Needs a Concerted Fiscal Stimulu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08.
(28)此处权力的划分依据Benjamin J.Cohen关于权力作为自治能力与权力作为影响能力的划分，自治能力也可看做是阻碍他人对自己施加影响的能力，具体分析见Benjamin J.Cohen,"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32。
(29)G20在华盛顿金融峰会的宣言中倡导“市场原则、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是一个积极的方向，但无论是共识还是原则都取决于实际行动的落实。鉴于目前国际社会在后一方面严重不足，潜在的风险依然很大。相关分析可参考Jane Sasseen,"G20 Summit:Little Action,Many Promises",Business Weekly,November 15,2008.
(30)Richard Milne,"Rules of Origin",Financial Times,February 5,2009; Peter Thal Larsen and Gillian Tett,"Consensus on Action Hard to Reach",Financial Times,January 22,2008.
(31)Clive Crook,"Expectations Come Down to Earth",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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