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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一幅刊物的构图谈起
从1987年开始，笔者始终被台湾学者提出的“图书馆哲学”理论所吸引，并且很想拜读高锦雪撰写的《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台北：书棚出版社，1985年），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只读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讯》每期都有一个特别专题，第13卷第1 期的主题是“图书馆哲学”，其中载有高锦雪、沈宝环、卢荷生等诸多学者、教授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读来受益匪浅。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期的封面和封底设计也紧扣学术主题，构思新颖、独具个性。面对这幅由大脑、方框、铅笔和蓝色天空构成的画面，的确能够对图书馆学产生许多遐思。
2 十字路口上的图书馆学研究
自从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廷格（M.W.Schrettinger）首次提出“图书馆学”术语以来，近两个世纪过去了，图书馆学理论已经从一颗幼苗长成一颗大树。然而，它并非一帆风顺，在当今时代，它又一次面临深刻的危机和严峻的挑战。由于图书馆学理论尚处于动荡时期，故一遇风吹雨打，便摇摆不定，时而理论，时而技术，时而具体，时而抽象，因此有必要为其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作为其定位的根基。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图书馆学理论的不规范暴露出更加深刻的矛盾。表现之一是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图书馆学刊物已近百种，据说仅次于文学类刊物，然而学术论文大多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很多图书馆学理论，如文献资源协调布局、图书馆发展战略、图书馆立法等，已超前于图书馆实践。实践严重滞后于理论，增加了理论工作者的失落感，使图书馆学研究陷入低迷，有人甚至错误地认为图书馆工作只有技术，没有理论。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很迅速，仅在80年代便掀起了两次理论研究高潮。然而，进入90年代后，热闹的学术论坛变得有些冷清，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化了潮”的兴起。人们在怀恋巴特勒、谢拉、阮冈纳赞、刘国钧、王重民等图书馆学思想家的同时，也对世界上第一所久负盛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关门表现出无奈。90年代的图书馆学教育也在一片“改名”风潮中被“信息管理学”淹没。随之而来的是“信息大爆炸”，一时间各类学术刊物上“信息”、“信息社会”、“信息高速公路”、“虚拟图书馆”泛滥，仿佛一夜之间中国社会已步入了信息化社会。
面对信息崇拜和信息神话，我们的头脑应始终保持清醒。中国尚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即使在城市，一些人虽然拥有金钱，但在文化上却是个贫困者。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文化事业建设任重道远，信息基础结构仍然薄弱，人均图书、报刊数及电脑、传真等普及率仍很低，许多乡镇还无图书馆。即使是一些大中型图书馆，也面临诸如体制、管理水平、服务水准、专业人员资格等问题。虽然有些图书馆硬件上去了，但人才培养等软件未上去，使得图书馆利用率低下，许多读者甚至对图书馆有一种畏惧和不信任情绪。另外，图书馆待遇仍然低下，人才外流严重。据报道， 北京图书馆从1987 ～1991的4年间，共调出275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71%[1]。 图书馆事业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充分表明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工作任重道远，其潜力尚待挖掘；同时，图书馆工作者的业务学习、理论研究，尤其是提高决策者的专业理论水平都是目前的紧迫任务。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自身，也要摆正位置，既不能夜郎自大，更不应妄自菲薄。
3 图书馆学的根：图书馆哲学
1996年，中国图书馆事业有两件大事值得纪念。其一是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IFLA）于1996年8月首次在中国举行，为此，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图书馆事业的新时代”的社论；其二是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开馆。从此，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中心图书馆。
在IFLA召开之际，由周文骏教授等编著的《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正式出版，该书汇集了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工作者的许多佳作。周文骏教授在“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一文中，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三大问题，即图书馆哲学、电子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方法的普及。他认为，“图书馆事业建设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的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主要涉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及其职能。”其中“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外延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3]。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 它是图书馆学的渊源。这种渊源对于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巴特勒的“图书馆的哲学方法”、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还是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等，均试图摆脱对图书馆的具体描述而深入探讨学科内涵，并将其纳入整个社会系统来建立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不同的分类法也体现着不同的哲学基础。胡述兆教授与吴祖善教授在介绍杜威十进分类法时，介绍了哲学认识对分类体系之影响的一个哲学故事（美国人依杜威十进法排列顺序逻辑系统，编了一个故事）：
原始人类中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必然是：“我是谁？”这是一个与哲学有关的问题，所以用100来代表哲学及其相关学科。
知道了“我是谁”之后，第二个问题是：“谁创造了我？”这是一个宗教问题，所以用200来代表宗教。
对自己有所了解后，就想进一步了解他人，于是第三个问题是：“住在我隔壁洞穴中的人是谁？”这是人际关系的开始，也就是社会科学的问题，所以用300来代表社会科学。
见到隔壁的人之后，又提出了“怎么能使他了解我？”的问题，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所以用400来代表语言。
了解周围的人以后，就进一步想研究天地间的自然现象，这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用500来代表自然科学。
如何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加以应用，这是技术问题，或称应用科学，所以用600来代表应用科学。
人类终日忙碌，总该有点闲暇来作消遣。怎么享受其闲暇时间呢？不外乎唱歌、跳舞或玩耍，所以用700来代表艺术娱乐。
如何用动人的故事和诗歌小说陶冶心情并流传于后代是有关文学的问题，所以用800来代表文学。
人类的所有作为均应有记录，载明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以便后人查考。这是有关历史与地理的问题，所以用900来代表史地。
人类的知识包罗万象，总有一些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或为各类所共有，为使这些资料在分类时有所归属，故用000来代表总类”[4]。
杜威分类法是人类寻找知识线索合乎逻辑的途径，可见，分类技术与其它图书情报技术一样，关系到人类合理、方便地利用它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这是分类哲学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石。离开了它，图书馆学便如无根之树，无水之鱼。图书馆哲学对现实图书馆事业的本质规律进行逻辑推演和理论抽象，成为开展图书馆工作和实践的指南。图书馆技术、业务及应用的诸多方面也无不与哲学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因而，它是图书馆科学的元科学。
4 培养图书馆员的哲学理念
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哲学、文化哲学。发源于图书馆哲学理念的图书馆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它包含有图书馆哲学、图书分类哲学（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就曾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书[5]）、图书馆工作伦理、图书馆文化、图书馆史、书籍史、印刷史、 图书馆美学、心理学以及图书馆建筑史等等。当然，图书馆学尚有许多学科部类，但即使是图书馆自动化和现代电子图书馆等应用领域，也离不开对图书馆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和培养和哲学理念的提高。一个操纵现代化设备的人如果不了解其工作的价值、方向、理念和伦理，就只能算作是一个只懂操作不懂思想的机械劳动力。
正因如此，早在1943年，巴特勒便在《图书馆的参考作用》一文中指出：“有的馆员不喜欢，也不相信理论。他们简单地认为世界需要有效的图书馆工作，而非理论观点。”谢拉批评这种认识时指出：“馆员的培训，一直是一种事务性的忙碌，而没有更多的哲学思索”[6]。 这种重复性的单调的忙碌，常常使一些图书馆员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久而久之便失去信心，从而难以调动其激情和创造性，其结果导致图书馆工作缺少活力和进取精神。可见，图书馆员应当明白他们的职责以及他们与读者和书籍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能有多少潜力可以发挥，他们的不足在哪里。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王金夫先生提出了“文献人”（documentor）的概念[7]，他认为， “文献人”活化的社会价值是由全局性的合理行为决定的，其中存有基本要素与控制机制问题。由于“文献人”在“活化劳动、物化劳动”方面有着更为深刻的涵义，所以这种劳动绝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生存的较低层次的人类劳动。事实上，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
图书馆是什么？从外形上看，它不过是一座建筑物，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许你会将它同展览馆或体育馆等相混淆。即使你登堂入室，你所见到的也不过是一排排放满书刊的书架和桌椅。难怪有人提出质疑，既然有图书馆学，为什么没有展览馆学、体育馆学？楼堂馆所之学很易使人望文生义，限制了人们的科学思维及学术拓展。在这里，必须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来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
图书馆是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知识交流系统而存在的一个文化组织，按台湾学者沈宝环教授的说法，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8]。谢拉在《图书馆哲学》一文中指出：“图书的集合不是图书馆，图书馆也不仅仅是保存图书的地方，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组织，一个系统”[9]。作为一种组织公共系统， 图书馆员应当说是一个知识的再传播者，他需要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道德品质、精神境界和专业水平。图书馆员要有宽容心与热心，要善于沟通，不以自我为中心，并应将读者兴趣的当成自己的兴趣。台湾学者梁君卿在《图书馆员的工作哲学——工作本质与自我充实》一文中[9]，介绍了图书馆员的角色模式， 指出图书馆员“绝不能仅以守门员的心态自居，而应重新考量专业目标，从而建立专业哲学（professional philisophy）”。 图书馆员的专业哲学建立在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上，是对自己价值的自我认定，即图书馆员主体价值的自我实现。
蒋永福先生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一文中指出：“以往我们在图书馆工作和管理中，往往只见物不见人，不重视培养和提高工作人员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10]。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一种人学，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文献信息的相互作用”[11]。从哲学意义上说，图书馆学的确是以人为主体的科学，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意义[12]。图书馆工作者应当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并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13]。谢拉曾经忠告图书馆员：图书馆员应该记住，他们主要是与思想而非物质实体发生联系”。
5 对图书馆哲学的憧憬
有关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在大陆方面尚无系统专著问世，论文也较少，在台湾则有高锦雪教授所著《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台北：书棚出版社，1995年）和赖鼎铭教授所著《图书馆的哲学》（台北：文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出版。有关参考书目可参见周倩如女士编的“‘图书馆哲学’专题论述选目”[9]。
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这个问题，周文骏教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一般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2]。可见，对于图书馆哲学的研究， 既要把握和概括图书馆学理论，更要将它与哲学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生搬硬套，将两者简单叠加，也不能脱离图书馆理论和实践来空谈哲学。总之，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渗透整合的过程。
我们不必急于创建一门图书馆哲学，并提出它的研究对象、性质、范围、内容等形而上学的归纳和推导。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谢拉认为：“作为不断发展的图书馆哲学，应该包括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各种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图书馆书架上贮存着人类创造的记录，而且因为这种贮藏体现着，并能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6]。 沈宝环教授曾谦逊地称自己是个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的徘徊者，然而读了他对图书馆哲学的认识的论文[9]，其朴实自然的文风，不加雕饰的学术思索， 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念。
图书馆哲学呼唤“图书馆精神”的复兴，呼唤图书馆员充满人情味和爱心的职业素养，呼唤充满理性光泽又朴素自然的学术探索，有了这种良好人文环境的图书馆事业，才能在社会这块坚实的土壤上成长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收稿日期：1996—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