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的战略性转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转机论文,冷战论文,时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政治格局及国际关系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极化趋势下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如何，命运、出路何在？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三世界概念的“过时论”、“消失论”，国内部分人士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途亦感忧心忡忡。不可否认，冷战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总体地位，而且由于世界呈不均衡发展、演进态势，整体而言第三世界比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面临更多的难题。但是，冷战结束后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更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战略位移走势，本文从第三世界历史底蕴的积淀到现实机缘的再现，解析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面临的战略性转机。
一、界定本质性内涵，明确内源性动因。
对第三世界概念和本质的理性界定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1952年在《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文中首次使用的。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诞生后，这一概念逐渐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接受，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正式将“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写入其纲领性文件《政治宣言》中。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作了著名的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发言，从此这一概念为国际社会所确认。就本质而言，通常所说的“第三世界”是对战后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总称。这些国家过去都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科技教育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摆脱殖民枷锁后，又都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争取经济独立、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重任。“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处境、共同的经济特征和共同的历史任务，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第三世界。”[①]因此，第三世界既是一个政治范畴，又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一个集历史、经济和政治三位于一体的概念，有着深刻的客观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绝不仅仅是个政治概念。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内源性质的诸多因素，而非外界力量作用的结果。所以不管外界条件发生多大变化，只能对其有所影响，却不能改变其性质。因为“第三世界的概念，不是从两种不同制度的矛盾和斗争中产生的，更不是从什么‘地理政治算术’中算出来的，而是由于组成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曾遭受殖民统治，生产不发达，贫穷落后，并具有一系列共同经济特征。无论发达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什么变化，都不能影响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存在。”[②]由此可见，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第三世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处境，也没有使其共同的经济特征和历史任务丧失。界定第三世界本质内涵的实力对比状况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而谈不上第三世界的“消失”与“过时”。
对“中间地带”地位和作用的客观估价。
当某些人士论及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的地位下降或作用消减时，通常的论据是第三世界往昔的“中间地带”优势的消失。应该看到，冷战时期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极力拉拢第三世界，使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冷战结束后政治意义上的“中间地带”作用消失，这是客观事实。然而，通过深层分析可以看出：所谓“中间地带”的地位并未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实质上的长远利益。当时它们所获得的援助，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援助，对经济发展不起直接推动作用，事实上更多地是美苏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而造成的暂时表象，它们的援助都是有巨大代价、需要回报的。受援国家虽然暂时得到了眼前的援助却暗含着失去长远利益之忧，无异于引鸠止渴。最典型的就是越南、古巴、朝鲜等国。越南在70—80年代虽然得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支持援助，但由于对内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奉行向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出现了侵略柬埔寨等政策失误，造成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内财政入不敷出，连年出现巨额赤字。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90年代外债多达146亿美元。有关古巴的情况，据统计，70年代后苏联平均每年要向古巴提供30多亿美元以上的援助，到80年代初，苏联共向古巴提供20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③]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援助，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古巴的经济实力并未因这些援助得到根本壮大，其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都是偏低的。当时苏联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古巴供应石油，而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蔗糖，这种以政治利益为支点的畸形的双边贸易原本就违反公平交易的基本原则，因而注定是要崩溃的。苏联垮台后古巴陷入一片混乱，能源、食品严重短缺，1990年经济下降3%，1991年下降15%。古巴的情况从特定角度证明只依靠外援，没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最终必将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外来援助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起到根本性、决定性作用。当代世界的发达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是单纯仰仗外援和“坐收渔利”的短期效能就强大起来，第三世界中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的成员也主要是依靠适合本国、本地区实际的正确发展战略而实现经济起飞的，虽然不排除存在一些有利的外部助推因素。另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两极格局解体后，即便第三世界作为美苏两强竞争相争夺的政治、军事意义上的“中间地带”地位已丧失，但随着发达国家争夺21世纪信息经济霸主地位的角逐日趋激烈，第三世界国家转而成为发达国家争夺市场和经济势力范围的“经济战略要地”。
对国家生存原发动力的重新呼唤。
过去由于美苏的牵制和影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丧失了大部分生存自主权，同时还人为地造成它们彼此的对立和冲突。如今“指挥棒”失灵，这些国家反而能够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可以按本国的意志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原则出发，它们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逐渐走到一起来，既减少了因对立和冲突造成的政治偏见和经济损失，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联合自强。东盟在越南调整了内外政策后将其吸收入盟，由于苏联力量的撤出，越柬两国开始从本国利益出发实施内外决策，战争过后两国捐弃前嫌，着手展开正常的经贸往来。1991年两国签订了新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同时越南也调整了与老挝等周边国家的“特殊关系”，印支战场变商场的潜力逐步显现。因此说第三世界过去拥有“中间地带”的优势并非都是福，如今失去这一地位也并非全为祸。
二、继承持久性纲领，完善策略性权宜。
当解析第三世界的命运时，一些人提到由于冷战的结束，不结盟运动再也不能于两大势力中间“坐收渔利”，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第三世界也就随之驾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应明确不结盟运动的真正含义和性质。“不结盟”应看作是一种手段、一种国家的生存方略和艺术而非最终目的。其实质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力求通过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方式和手段实现独立、安全、发展的目标，其宗旨和任务是反帝、反殖、反霸，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谋求世界的平等与公正。透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尚未烟消云散、霸权主义反而变本加厉、殖民主义正在改头换面的强权政治画卷，不结盟运动的上述宗旨与原则显然仍适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现实。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中不结盟运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第三世界最大的政治论坛，不结盟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而任重道远，完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内发动力。对于不结盟国家而言，适应时代要求、调整战略和策略，迅速转变工作重心乃当务之急。这种转变意味着由过去的政治协同为主转到经济协调为主，由日益减少的对抗转为日益扩大的合作。同时还需拓宽视野，目光向内与向外并举，向外旨在寻求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的新形式，向内意在通过明智地利用共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开创集体自力更生的新局面。
为迅速与国际发展大趋势对接，赢得21世纪的生存空间，不结盟运动还应废黜军事战时代“绝对哲学”的观念，灵活施行“间接路线”战略。应该认识到，奉行反帝、反殖、反霸的宗旨并不等于排斥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也不等于拒绝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不等于闭关自守。亚洲“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且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奇迹，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弱，转而变为互相依赖、互相竞争的关系。这一点应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吸纳借鉴。
冷战结束后几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不结盟运动不仅没有象某些人预言的那样自行垮台，反而生机勃发。1992年9月，在印尼雅加达成功地召开了第十次首脑会议，成员国由第九次会议时的101个增至108个。会议通过的《雅加达文告》强调不结盟国家要求建立的是基于和平、安全、经济和社会公正的世界新秩序，其他文件也要求国际社会通过“公开和建设性的对话”建立新的关系。这些调整表明，不结盟运动将更多地采取对话与合作的方式解决债务、援助、贸易以至环保等经济领域的南北问题。到1996年不结盟成员国扩大为113个。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6年9月24日不结盟运动35周年纪念会上表示，现在比过去更需要不结盟运动，因为它建立公正、和平、平等的全球秩序的目标还没有实现。[④]
三、聚合历史性底蕴，迎接战略性转机。
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成员历史上曾是人类文明的母体，为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的国际事务中第三世界更是以人口、领土、国家数量构成国际社会的主体。尤为引人注目的是60—70年代以来它在制约世界战争的爆发、改变联合国的面貌、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世界丰厚的历史性底蕴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而全新的战略性转机必将令其重现昔日的辉煌。
国际局势总体缓和——经济复兴的净土。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强大，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独立和完整，振兴民族经济，构建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尽快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状态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国家间发生激烈冲突、对抗的可能性减弱，谋求和平与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局部地区的动荡和冲突有所加剧，但这是格局转型期必然出现的“冷战综合后遗症”。总体而言，整个世界日益相互依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整体国际环境，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流。这些有利的因素无疑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长期以来，“穷人的战争”成了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条独特的“风景线”，它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贫穷——战争——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也衍生了一系列综合的社会负面效应。如今缓和开辟了解冻的潮流，和平蕴育了停战的基因，第三世界国家原来的一些“热点”地区开始降温或得到政治解决。1989年9月，越南宣布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结束了对柬长达10年的军事占领。阿以在经过了5次战争、40多年的对峙后终于在1991年10月开始了改变中东历史进程的和谈。1993年9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了相互承认的和平协议，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里程碑。此外，安哥拉内战平息，南非废除了持续300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民主政权。
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中的多数国家受外界、他人的约束和牵制，成为大国争夺筹码的可能性趋于降低，卷入冲突和战争的外部因素减少，军费开支递减。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和国际形势的缓和，第三世界国家安全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客观条件均有改善，世界的多极政治格局使得它们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较以前增大。秉乘世纪末的缓和潮流，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模式，第三世界的经济振兴可望出现新的转机。
西西矛盾加剧——策略迂回的机缘。
两极格局解体后，西西矛盾明显上升。表现在政治层面，冷战时代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对抗，有着较为一致的整体利益。冷战结束后，西方集团内部各国转向更加务实的内外政策，目的是确保自身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分歧，同时争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加剧。表现在经济层面，美国、日本、欧盟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也不断凸现。正如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所言：“过去，对于安全的忧虑掩盖了分歧。现在，这些约束已不再存在，政治和经济分歧超越了安全问题。如果两个国家成为盟友主要是由于有共同敌人，那么，当不再有一个敌人把它们联合在一起时，它们就会争吵起来。”[⑤]在这种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应注意观察和分析美日欧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善于利用它们对第三世界的不同态度，巧妙地利用它们的分歧，以收壮大自己之功效。1994年底欧洲联盟制定了“走向亚洲新战略”；1996年3月，亚欧会议成功召开，会议发表的《主席声明》确立了未来亚欧关系的基本框架，这表明欧盟已经绕过美国，独立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政治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征兆。
随着区域经济集团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发达国家为拓展自己的经济空间，竞相把第三世界国家拉入自己的经济集团，如欧盟早已通过《洛美协定》，使60多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自己的“联系国”。德国向亚洲发展的势头更猛，提出“新亚洲主义”为其纲领。美国正计划把中美和南美国家纳入以它为首的自由贸易区。日本则一贯主张“雁行模式”，力图通过这种模式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按发展水平的高低排列在以它为首的“雁阵”之中。由此，成为集团内或外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获取一些资金及技术上的援助，并有可能在全球工业化的充分展开和世界范围产生结构“梯次传递”的有利条件下，凭借“后发优势”去“追赶工业化”，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世界国家仍需警惕并抵制一些西方国家所附加的政治条件。
经济竞争态势加强——战略调整的良机。
从国际战略流程考察，21世纪将是以知识战为主、经济战与知识战交融的时代。置于这种战略态势下，世界各国纷纷力图抢占制高点，国际舞台上的角逐将主要是渗透高强度信息、智能因素的经济角逐。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新格局下必须用“地缘经济学”取代“地缘政治学”，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的角度来处理国际关系。不管人们对此是否首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莫测，经济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赛将是国际竞争的中心内容。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的要求，同时也关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当代世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以贫养富。以贫养富令富者腐败、穷者动荡、结果引发出经济社会危机。”[⑥]我们适逢一个经济日趋一体化、全球化的时代，不解决“一半赤贫”的问题，也难以想象“一半豪富”的命运。诚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一语道破的那样：“世界就象人的身体，如果某个部位疼痛，则其他部位都能感觉到；如果许多部位都受伤，则整个身体就会为病魔所困缠。”[⑦]
综观世界经济领域，第三世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制约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在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及资本积累的外部源泉方面均严重依赖第三世界国家。仅以美国为例，第三世界国家向它提供进口燃料的80%，工业原材料的26%，资本货物的25%和消费品的53%。[⑧]虽然近几年由于遗传工程、绿色革命、新材料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替代能源有所发展，但可以肯定地说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对石油等天然能源的依赖还会非常紧密。有人估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要减少30%，就会使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低0.8%[⑨]，足见第三世界的重要性。亨利·基辛格对此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我们相信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切混乱的同时，也存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的由互相依赖原则支撑的真正的全球性社会的一种不平凡的机会。”[⑩]从长远看，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将逐步朝着相互依存的方向演变，这种演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这需要一个不会很短的过程。
此外，南北关系随时代的发展正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它已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向具有全球性问题的一切领域扩展。迎面而来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粮食短缺、人口爆炸、贫富悬殊、债务危机、恐怖主义泛滥、军备控制失衡、爱滋病猖獗等一系列全球问题，如果没有占世界领土3／4、人口4／5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合作就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发展实践的证明。
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多数国家面对挑战充满了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它们改变了过去那种依靠美苏援助的作法，实行全方位的对外战略，发展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过去依靠苏联援助的越南在越共六大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路线，越共七大后制定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在国内实行改革，对外关系也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1991年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在1995年7月与美国建交，实现了90年代外交的重大突破。迄今越南已同16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10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90年代前半期许多非洲国家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克服各种困难，有的放矢地调整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1994年非洲经济增长率回升，年经济增长率为2.5%左右，比1993年提高了一倍，1995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3%。苏联解体迫使中东一些国家更改过去的外交政策和依照苏联模式发展经济的道路，开始向市场经济倾斜。过去一些亲美的国家也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内外政策。伊朗的经济体制在80年代末出现转轨的趋势，国家鼓励私人投资办厂，将400余家国营小企业通过拍卖、租赁方式转让给私人经营，允许私人进口商品，并引进外资参加战后重建。以色列工党政府上台后，继续推行经济改革，进一步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加紧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在对外关系上，调整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赞成用对话和谈判方式解决中东问题。
第三世界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原来受美苏影响而产生对立情绪的一些国家已酝酿或开始改善关系。如东盟与越南、老挝及柬埔寨等改善了关系，除吸收越南为第七个成员国外，又决定2000年前吸收老挝、柬埔寨、缅甸为成员，实现大东盟的宏伟蓝图。拉美的古巴也调整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与哥伦比亚、智利等恢复了正常关系，其重返“拉美大家庭”的问题也提上了拉美一体化的议事日程。
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APEC已召开过四次成员国首脑会议，协调能力不断增强。西非、中非、东非共同体都已建立。东盟成员国之间和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其全部对外贸易的1／5。这种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内循环能力，减少了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由于经济结构和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加之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近几年取得了经济振兴的显著成就。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预测数字，199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增长速度可达6.0%，接近于1994年的6.2%，保持了自90年代以来呈现的快速发展的势头。1995年其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工业国家的增长率（2.5%）和世界经济平均的增长率（3.8%）。(11)进入90年代以来，在其他地区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东亚地区则是“一枝独秀”，仍然保持了具有活力的增长。从发展趋势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可望步入稳定增长时期，同时其经济自主性和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在增强，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立的增长源。
综上所论，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在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亦呈现诸多战略性转机。我们应站在时代的高度全面审视、客观地解析第三世界面临的不利和有利因素，切忌显现悲观主义和极端主义。既然21世纪正在悄然走来，对构成国际社会主体的第三世界来说，关键要强化忧患意识、建构独立意识、张驰“集体自力更生”的理念，将母体深处蕴藏的巨大潜能开掘出来，因势利导地把握战略性转机，迎接21世纪的全方位挑战。
注释：
[①][②][⑨]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6、8页。
[③]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④]《光明日报》1996年9月26日，第七版。
[⑤]（美）里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⑥]王家福：《21世纪警戒线》，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⑦][⑧]（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⑩]转引自迈克尔·P·托达罗前引书第515页。
(11)参见卢韦：《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稳定增长》一文，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期，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