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关系研究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关系研究

艾雅娜·马木尔汉[1]2017年在《《人民日报》涉哈萨克斯坦报道框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日报》涉外报道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对邻国的报道量,也随之增多。我国和哈萨克斯坦作为亚洲陆地邻国,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关键点,对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关注。我国和哈萨克斯坦一直都有着亲密友好的经济合作的关系,两国经济贸易往来的额度比重占到了我国和中亚的其他国家经济贸易总额的70%以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也是最密切的。因此,涉哈萨克斯坦报道承担着促进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本研究以《人民日报》涉哈萨克斯坦报道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考察其进入21世纪以来(2000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这17年的报道框架特征。利用框架理论的叁个分析取向,深入研究《人民日报》涉哈萨克斯坦报道框架:通过“框架清单”分析取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纪图文结合的报道方式逐渐成为新闻界最受欢迎的“产品”,《人民日报》涉哈新闻配图的叙事功能性强,在读图时代更能激起读者的兴趣。通过“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报道主题也由时政报道,扩展到对经济领域和人文艺术的报道。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外交关系日渐紧密,随之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人民日报》的报道数量与日俱增,主要集中在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和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报道。作为政党报纸,采用了平衡报道的方法,对国际社会和牵涉中国的国际新闻也加以重视。通过“话语分析”取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之后,在新形势的背景下,《人民日报》为吸引更多的读者,使人们更加关注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动态,不断提高新闻话语的叙述水平,构建新闻事实。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涉哈萨克斯坦报道以两国政要、政局报道为主,平衡报道居多,本文在区别分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涉哈萨克斯坦报道应当改进的地方,并提出:合理构建框架,实现媒体互利共赢;丰富涉外报道主题,帮助受众形成多维视角;提高话语表达能力,多渠道建构形象。为涉外报道发挥更好的传播功能提供借鉴。

江秋丽[2]2015年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研究》文中认为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对外战略中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通过俄罗斯的运输线路进入到世界市场;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哈萨克斯坦拥有强大的资源潜力、里海优势和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在哈萨克斯坦居住着有超过400万的俄罗斯侨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发展是后苏联空间国家间合作发展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俄哈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稳固的法律基础之上,有超过200个双边合作条约和协议。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协议是,1992年5月25日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1998年7月6日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永久友好和面向21世纪同盟关系的宣言》。双方在长久的历史传统、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本文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人文领域的合作,探讨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的制约因素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本文分为序言、正文六章和结语等共八个部分。序言部分说明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论文的结构和内容。第一章阐述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合作的必要性。本章分析了中亚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意义,论述了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是双方对外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优先方向。第二章分析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政治合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合作经历了叁个阶段:双方政治关系的探索阶段,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确立阶段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和深化阶段。第叁章论述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本章首先分析了双方在贸易领域的合作,指出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俄罗斯也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中,俄哈稳居首位,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其次研究了双边在边境贸易领域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边境贸易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贸易合作的主要形式,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在石油天然气、核能和电力能源领域的合作规模日益扩大。第四章探讨了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本章在分析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所面临的安全方面威胁的基础上,指出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的具体内容。双方在加强国家和地区安全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交易和非法移民等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第五章阐述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人文科技领域的合作。本章首先分析了双方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合作经历了初级阶段、合作扩大和深化阶段,双边人文领域的合作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其次分析了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合作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领域;最后分析了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重点分析了双方在生物和纳米技术领域、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双方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在共同使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方面进行了紧密的合作。第六章主要探讨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合作的前景。本章首先指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其次阐述了影响双边合作的大国因素,主要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对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合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指出两国合作的未来趋势。结语在对前文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前景进行展望,认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一直都是后苏联空间国家间合作的最稳定和最亲密的典范。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合作过程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战略同盟伙伴关系将继续深化。

朱雄关[3]2016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家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外交战略,是新时期我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布局。当前,随着国际能源局势和地缘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能源海外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一地区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对于保障中国能源供给安全和解决中国能源面临的困难风险地位重要、意义特殊。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加强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严峻形势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非洲、东盟、中亚、俄罗斯等主要地区和国家油气资源禀赋状况、供给能力以及与中国能源合作历史及现状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与这些地区和国家能源合作的前景进行分析预测。通过剖析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能源合作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和大国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对“一带一路”主要地区能源合作前景形势进行分析判断。最后对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加强能源合作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与思考。本文在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能源状况和发展前景,以及在能源合作面临困难和挑战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一是得出了“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未来的油气贸易合作能力前景评估,并根据这些国家的投资开放程度和区位功能,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上下游领域的合作方向和重点;二是针对西半球和北极地区国家油气资源发展前景,从拓宽当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视角,思考并提出了构建能源大丝路的观点,建议国家在“一带一路”路线图中增加北线和东线方向,加强中国与美洲国家和北冰洋沿岸国家能源合作力度;叁是针对当前国际能源秩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能源现状,思考并提出了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建立丝路能源合作机制的观点以及相关的措施建议,使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有力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宛程[4]201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叁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叁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叁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叁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叁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叁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陈娜娜[5]2015年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潜力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历经历史性变化,陷入长期低迷阶段。同时,中亚地区因其地理位置优势及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战略地位及经济地位均迅速飙升。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恢复经济,纷纷寻求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使其成为全球经济体合作的最主要形式,而因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区域贸易,因此,与中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就成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博弈的焦点。在激烈的博弈战中,中国与中亚最具代表力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双边贸易也越来越举足轻重。自1991年底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中国与其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关系,两国的双边货物贸易持续向好,且仍具有一定的可开拓空间。本文首先描述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2014年各自的国际货物贸易状况,并对两国的双边货物贸易现状从贸易规模及增长速度、贸易差额、贸易商品结构和具体贸易产品四个方面做出具体分析,认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双边货物贸易发展态势良好。然后,本文选取两个贸易统计分析指数,即贸易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对两国双边货物贸易的互补性进行研究,结果证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即两国存在进行双边贸易的前提。接着,本文选取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两国的人口数(P)、两国的地理距离、人民币兑坚戈的汇率以及虚拟变量是否是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为自变量,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并运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确立最优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模型方程,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民币兑坚戈的汇率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最为显着。随后,利用确立的最优引力模型方程,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潜力进行测算,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23年中16年的货物贸易基本处于最优状态,但仍有继续扩大的需要。最后,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从区域经济学角度从国家、区域、企业层面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潜力的实现。

陈柯旭[6]2012年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叁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叁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叁,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黄立言[7]2009年在《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文中指出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战略地位凸显。不仅有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也具有丰富的资源价值。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发展并非是一厢情愿的,而是彼此之间都有着各自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需要,因此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发展是两者彼此利益推动的结果。正是因为两国各自的利益需求,促使着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关系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政治关系方面,两国从建交到民主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逐步升温;在经济关系方面,两国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能源合作日益紧密;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不仅自身与哈萨克斯坦建立各种关系,还以北约为依托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军事安全关系。通过美国政府为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关系所做的一系列实际的工作,为未来发展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关系将会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但是在两国关系的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不仅会受到地缘、大国力量、伊斯兰力量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各自内部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对中国的边境安全环境产生不确定因素、对中哈关系的发展产生双重的影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而中国面对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积极应对,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对外交流,提高中国自身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中美在哈萨克斯坦的利益冲突;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利用地缘优势;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关系。

赵晓佳[8]2011年在《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文中认为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崭新时期。全文由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组成,约25万字。导论第一节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节界定本文中“中亚”和“西域”的地理范围。第叁节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上篇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北方与中亚北部原始文化之间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已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第二章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建立起中国与中亚诸古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仍与中亚地区保持了政治上的联系。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一批高僧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第叁章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对西域加强控制和管理,尤其是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中原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诸国与唐朝间密集的人员往来、大量的通贡事实、贡赐物品的丰富反映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宋朝中原与中亚的交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辽契丹人统治中亚,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深刻。2、中亚萨曼王朝和我国喀喇汗王朝所属的中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蒙元时期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创立了欧亚统一的政治空间和民族融合新环境。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1、我国内地与中亚察合台等汗国的往来与交流。2、伴随着蒙古人的几次大规模征服活动,大量中亚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地区,对元代社会和中国民族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与明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并与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六章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与俄属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苏联解体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亚地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与中亚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在此期间仍先后与俄国和前苏联保持了联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新疆与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关系由于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下篇中国与独立后中亚五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保持着高层领导人、议会、政党、政府部门等各层面的频繁交往,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互信不断加深。在政治领域积极的交流合作成为各领域有效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作为近邻,中亚地区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第叁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合作中居中心地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经济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决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中国与中亚地区持久、稳定的睦邻关系来说,文化交流承载着比其他领域合作更重大的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近年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需要有长远规划的工作。第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了多边交流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了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机制和法律基础建设,并在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初步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结语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总体特点,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发展的一些特点作了简要总结,主要观点包括: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封建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宗藩关系为基础、贡赐往来是主要的交流形式。5、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天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中,仍应防止“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应该使中亚国家得到充分的尊重的重视。6、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自古至今一直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地位。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的延续。7、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存在的中国“走出去”的多,中亚“走进来”的少的状况,中国应防止文化交流的单向发展,以免给“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以口实。

王晓军[9]2017年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清洁能源的开发也不断为大家所重视,风电产业在各国迎来了蓬勃的发展的机遇。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激励之下,中国的风电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的风电产业发展遇到了一定的障碍,首先风电装机容量与电网建设不相符,造成严重的弃风限电现象的出现,其次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日趋饱和,我国的风电企业急需开辟国际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的风电市场。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在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支点国家,近年来加大力度引进国外资金和风能技术以对本国风能资源的开发。中哈风电产业合作迎来了良好的合作机遇。本文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的基础和现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合作可以采用的模式以及开展合作的途径,运用定量分析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进行风电产业合作的经济和环境效应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分析国内外包括风电产业国际合作在内的新能源合作的研究现状以及理论基础,梳理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的基础与两国风电产业合作的现状、前景,以及适合两国风电产业合作的模式和方式。其次,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的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两国风电产业合作的。再次,构造风电产业合作指数,以中哈两国GDP、中哈两国二氧化碳排放之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指数、国际能源价格,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中哈风电产业合作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在对经济效应的分析中发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能够有效的促进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而目前双方的风电产业合作并不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分析原因是目前两国的风电产业合作并没有产生很好的效益来抵消我国对于风电产业发展所进行的研发投入,即两国目前的风电产业合作还没有充分挖掘其潜在的获利空间;在对环境效应的分析中发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风电产业都能够起到减排的效果。最后,提出了中哈两国风电产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别克[10]2014年在《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把哈萨克斯坦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20多年来,俄哈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全面发展,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合作不断深化。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对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政策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全文共分叁章:第一章,俄哈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变化,俄罗斯的中亚战略,以及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中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章,俄哈关系的全面发展。主要是研究了俄哈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的全面合作关系。在政治上,在独联体组织基础上,积极俄哈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政治关系非常密切。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不断深化经济合作。在军事上,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欧亚地区稳定与安全方面开展合作。第叁章,俄哈关系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主要是分析了俄哈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对俄哈关系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涉哈萨克斯坦报道框架研究[D]. 艾雅娜·马木尔汉. 新疆大学. 2017

[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研究[D]. 江秋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研究[D]. 朱雄关. 云南大学. 2016

[4].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D]. 宛程. 兰州大学. 2016

[5].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货物贸易潜力研究[D]. 陈娜娜. 新疆大学. 2015

[6]. 美国中亚战略研究[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7]. 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D]. 黄立言. 湘潭大学. 2009

[8]. 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D]. 赵晓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9].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风电产业合作研究[D]. 王晓军. 新疆大学. 2017

[10].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研究[D]. 别克. 吉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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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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