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趋势与趋势_湖南卫视论文

中国电视:趋势与趋势_湖南卫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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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媒介相比,中国电视的发展是超前的,目前中国电视台的数量可以说是世界第一,连媒介管理者有时都说不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家电视台,以至这几年有关减少中国电视台数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研究电视的人都知道,电视台的会多,一方面说明电视台钱多,另一方面反映了年轻的电视媒体充满改革的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电视学者时统宇仅仅根据他一年参加的各种电视研讨会,就写成了一篇回顾电视变革的文章。

中国电视发展之所以超前,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有关。比如中国是最重视家庭的,而收看电视正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过去那种集体收看电视的现象已经极其少见了,现在更多的是家庭内部的频道之争。

虽然报业首先开始集团化,但我还是认为电视的改革速度显得更快一些。电视界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媒介的趋势和动向。因此,我希望对这些现象和模式做一种记录和点评,介乎于微观和宏观之间,可以算是中观的学术短评,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报道。因为我觉得,目前把某些现象和模式写成学术文章,也许还为时过早,毕竟学术观察需要一定的思考距离。

一、湖南电视现象

1998年全国电视界刮起了一股“湖南风”。湖南卫星电视上星后,有两个节目在全国引起轰动,一个是“快乐大本营”,另一个是“玫瑰之约”。这两个节目,一个是纯娱乐节目,另一个是谈话类节目,都在形式上有革新。虽然,“玫瑰之约”节目很像是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非常男女”节目的翻印,但是细看,“玫瑰之约”不是照搬港台模式,而是做了适合内地的处理,比如,港台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偏重搞笑,而“玫瑰之约”的主持人则显得比较大方。

近年来,中国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似乎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是,实际上第一批上星的台并未形成特大冲击,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首批被允许上星的大多是实力较弱的台,让它们上星主要是解决边远山区的覆盖问题。

山东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上星后,对周围省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央电视台的影响。理由之一,是它们给全国观众提供了一种另类选择,也就是说,它们的节目和中央电视台并不发生太多的正面冲突。

1998年,全国所有省级电视台上星后,空中撞车的节目更多了。有学者提出,花这么多钱让那么多台上星有必要吗?正因为如此,湖南电视台大放光彩。

有趣的是,湖南电视台自办的栏目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他们不是全面出击,盲目增加自办节目,恰好相反,是少而精。这是他们异军突起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全面包装。他们突出品牌意识,对频道进行整体包装,因此在电视台和节目之间架设了频道的桥梁。打个比方,节目好像是人的脸,而频道好像是人的气质,光有一张好看的脸,没有修养和个性,会被认为是肤浅。窃以为,湖南电视台打的是一张青春牌,在全国走红的两个栏目都是有青春气息的。从其节目表看,少女少男类的节目占相当比例。考虑到今天电视观众中青少年占有主要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是与青年这个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购买力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湖南电视台的这种定位是很明智的。

湖南电视台在短短几年中由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二流台一跃成为一个在全国省级台中独领风姿的大台,令同行佩服。很快,全国出现了一批类似“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的节目。湖南电视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二、四种模式

我个人认为,在全国电视界中,目前有四种发展模式,湖南可以算是一种,另外还有北京、上海和广东模式。湖南是以频道取胜,它的成熟得力于长沙竞争激烈的电视环境;上海的电视改革中政府调控的比例大,外省卫视很难在上海落地入户,最近才又获准开放了几家;广东是市场因素多;北京是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注重以新闻为突破。

三、电视股份热销

继上海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中央电视台的无锡外景基地组成股份公司上市后,湖南广播电视厅管理的湖南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最近也被批准发行股票上市。股票市场传来的消息是凡与电视沾边的“触电股票”都热卖,那架势直追高科技股票。这一方面说明股民对电视台的信任,因为电视台毕竟都是国办的,属国有,百姓认为不会破产;另一方面,电视这些年发展飞快,影响巨大。从专业角度看,这意味着中国电视传媒的广告和经营部分正在接受股份化。这会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现在的理论是电视媒介的非宣传部分可以上市,但是,电视媒介的宣传与非宣传部分是否可以明晰地分解?这种分解论是否对股民有误导?另外,在舆论监督时遇到官司怎么办?因为,一般来说,上市公司总是希望自己的股票价值稳定,不大起大落,而如果电视台在批评报道中得罪一些大公司,即自己的大广告客户时,追求公正还是屈服利润就成了一对矛盾。

在长沙看到湖南电广股的上市给湖南电视筹了不少钱,有人说至少几个亿。湖南偏农业,不是富省,电视广告资源有限,使热闹的湖南电视不得不借助卫星电视向省外扩展,成为典型的扩张型电视。在长沙郊区,省广播电视厅建了很漂亮的彩电中心,有大型彩色音乐喷泉,还有世界公园。但是听说到目前为止,游人并不多。能否很快收回投资,难说。

四、’99节目克隆热点

1999年可以说是中国电视的节目改版跟风跟得最快的一年。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在全国看好后,各地纷纷效仿。目前全国这种跟风的节目大约有三类:第一是纯娱乐类,以“快乐大本营”为首,有港台味,文艺明星多,观众定位在青春少年;第二类是电视红娘节目,这种节目靠近谈话型栏目,不像北京台过去的“今晚我们相识”那样限于简单的服务,而是强调收看率;第三类是竞赛博彩类节目,像中央台的“幸运52”,这种节目借鉴了国外电视的形式。

总的看,这三类节目都是比较容易模仿的,都偏向娱乐, 所以, 1999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电视的娱乐年。因为,相对来说,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节目都是难以模仿的。

从1999年娱乐潮可以看出中国电视观众的某些心态的走势。电视晚会热有所降温,观众参与意识加强,观众分层愈加明显,争夺青年观众的较量愈加激烈,缺少娱乐因素的文化节目更加难以生存。换言之,电视节目的文化色彩更少了。虽然,愈来愈多的文化人介入了电视,电视却变得愈来愈没有文化了。

五、媒介调查规范化

不久前,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公司和实力媒体开始联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央视索福瑞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媒介调查公司之一,它是央视调查中心与法国索福瑞公司合作的产物。而央视调查中心则是从中央电视台原来的观众调查组演变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最早与西方进行合作的要算是媒介调查业了。央视索福瑞公司从法国引进的是媒介调查的软件。过去中国媒介不重视受众调查,因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当时稀少的读者来信版成了受众反馈的唯一渠道。现在不同了,发行量和收视率成了广告投放的重要依据,而广告又是媒介赖以生存的主要基石。

这些年,中国一下冒出来近1000家各种各样的调查公司。但是,其中有影响的屈指可数,像央视、新生代、人大舆论所、零点公司等,这近20家大牌公司占有了整个媒介调查业收入的80%。这个新兴行业方兴未艾,但是又缺乏规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经过官方或者行业协会核查的报纸发行量,因此,很多广告商对报社自己公布的发行数心有疑虑,而一些媒介调查公司则力求借机让自己的调查数一统天下。

比如央视,它现在的营业收入已经近一亿元,大多来自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出售,由于它背后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所以电视是它的传统地盘,去年它开始进军报纸读者调查。同样是在去年,全国近30家省级电视台状告央视索福瑞,指责它的收视率调查不准,影响了省台的广告投放。事后,央视索福瑞调整了它的省台调查方式,因为当时它只在60多个城市设立了调查点,而省台都覆盖广大农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媒介越发重视受众调查了。

现在,许多媒介的广告部都购买受众调查结果,以便让广告商了解自己。但是,由于各个调查机构提供的结果常常有差异,给购买带来困难。这时,媒介当然要购买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了。所以,一些业内人士呼吁国家应有一个机构来负责核查和公布统一的报纸发行数。发行数也要打假。在这方面,西方国家采用的方式是由一个官方或者行业组织来统一核查报刊发行数,每年公布一次。

六、电视设备更新过快隐含浪费

电视是高投入的行业,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出疑问。但是在这一口号下隐含的浪费却极少有人提起。有消息说,中国约有3000家电视台,即使把最近无线台和有线台的合并因素考虑在内,也有近2000家, 他们3年左右更新一次设备,尤其是摄录设备。据业内人士讲,保守的估算,县级台平均每年用在这方面的钱是100万元,地级台要加倍, 省级台要近千万,中央台则要近亿元,这样算下来,一年全国电视台花在这方面的钱是一亿元也打不住。

在最近的一次会上,一位台长说,我们的一些电视台连模拟转播车还没搞明白,就匆忙买数字转播车,造成这种浪费的原因主要是花国家的钱,花公家的钱。

一位熟悉内情的人透露,全国电视界在设备上匆忙“追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界的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在设备上要跟上国际步伐,使全国电视台不得不跟着换设备,因为全国电视一家人,地方台要在中央台上节目,那么地方台的设备就要与中央台配套。

七、电视界与证券界对话

最近,广电界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应证券界的要求,电视界与证券界计划各出200人进行对话,目的是建立大型电视制作公司。 如果这一计划能得到上面首肯,并且得到实施,那么许多散兵游勇式的小形电视制作公司就会面临破产。

许久以来,社会上的多数游资和闲资在投向电视制作时,不得不与分散的小公司打交道,有些小公司很像夫妻店,结果投资效果很难验证,前期也缺乏可行性方案研究。

这件事表明,证券界有很多游资在寻求投资机会,而电视是目前非常走红的投资行业,在电视上投资既有政治和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应,难怪电视能吸引颇多的社会闲散资金。

八、“零工资”的疑问

近来,一位友人说,他们那里的电台和电视台已经从今年开始实行“零工资”改革,也就是取消基本工资,从零做起,按完成工作量给工资,有点像计件工资和小时工资。这个改革听上去颇为彻底,着眼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方案大胆,反映了广电界注重于内部挖潜。

我的疑问是,这种“零工资”改革是否与劳动法有抵触,从一分钱不给做起,是否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据说有些职工只好长期请病假,因为对他们来讲,休病假时拿的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如果没有基本工资,那么这些职工与短期工和临时工又有何区别?

现在有些单位热心于把新闻条数细化为钱,完成一条是多少钱,但是精神产品能如此量化吗?这种做法和末位淘汰制一样值得商榷。

九、“三足鼎立”的格局

80年代是“四级办电视”,着重覆盖,行政色彩浓厚,大干快上,电视台如雨后春笋,在数量上实现了“大跃进”。随着县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合并统一,90年代开始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和城市电视台三大群体地位突出。显然,目前电视覆盖已不是大问题,上有卫星直播,下有光缆有线,电视台在技术上和理论上已打破了地区限制,现在要讲究的是节目内容和频道包装,是品牌概念,不是简单的能让多少人看到,而是能让多少人愿意看。

今年所有省级电视台上星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大台地位并未动摇,相对来讲,省级电视台与城市电视台的竞争更为激烈。省级电视台在地面受到城市电视台的有力挑战,而卫星帮了省级电视台很大的忙。虽然有些财力雄厚的城市电视台“借壳上市”,就是花钱买有的省卫视频道的多余节目时间,借船出海,但是城市台要想大批上星,目前不大可能。况且现在上星的费用很高,对许多台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有些台即便勉强上了星,也很难下地,因为要想进入各地的有线网,你不仅要交挺多的钱,并且还要有好节目。

最近,广电界一位专家说,广电总局正在研究建立一个电视平台,类似电脑的概念,把中央电视台的8 套节目和所有省卫视台的节目放在这个平台上。这样一来,等于说把现在的电视节目套数基本上固定下来了,方便了老百姓收看,图像更清晰了。

几年前我参加城市电视台研讨会时,觉得城市电视台之间的联合更多的是拾遗补缺,交换一些风花雪月的节目。如今不同了,城市电视台的联手给人一种城市电视板块在崛起的感觉。不久前,一位城市电视台的台长提出全国有些实力强的城市电视台应该联网,并且改变目前免费或者低价让所有省台进入城市网的局面,要多收费,优质优价。他的话反映了现在省台和城市台之间、无线台和有线台之间的市场竞争。

中国各地不仅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也不平衡,表现在电视上就是模式各有不同,有的是无线和有线不分家;有的干脆是广播电视合二为一;有的台长被戏称为“五星上将”,所有台统管;有的是有台无局;有的是有局无台;还有的是只有频道没有台。但是宏观上看,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电视上将是中央电视台、省台和城市电视台“三足鼎立”的局面。省台是个难题,如同省报,因为它要顾及农村。所以省台最新的动向是模仿省报,省报是办都市报,他们是办都市台,河南省电视台办的都市频道颇受欢迎。

十、制播分离容易吗?

现在电视界流行的口号是制播分离,但是在有些电视台,这种做法会不会成为本单位人员分流的形式?在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的范围里,搞完全的制播分离可能性有多大?新闻肯定不能制播分离,而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也不会允许制播分离。那么,哪些节目可以制播分离,目前的说法还不是很清楚。在目前双轨制的环境中,很可能出现的是相对的制播分离,就如同相对的产业化,电视台放权给自己信得过的制片公司,电视台用播出权调控制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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